“哲学的终结”

在关于马克思（Karl Marx， 1818—1883）著作形成背景的讨论中，人们第一次提到了“哲学的终结”。这究竟是什么意思呢？要想将哲学带向终结，其中一种方法就是解决它最本质的问题。黑格尔试图通过克服主客体之间的分裂，给出一套系统的答案来达到这一目标。但是，如果黑格尔的解释是确定无疑的，哲学又该在其中扮演怎样的角色呢？值得注意的是，黑格尔不仅被视作是终极的形而上学思想家，而且还在最近被解读为是一位提供了走出传统形而上学道路的哲学家。后一种看法产生的原因是，他提供了一种替代“上帝视角”的方法，即认为理性仅仅是社会关系的产物这一观点。实际上，不管是正确地提供了终极版本的形而上学，还是展现了已有的形而上学是建立在对心灵—世界关系的本质的误解之上的，这两个版本的黑格尔都可以被看作是终结了哲学。

另一种终结哲学的方法，则是将“终结”视作目标，这一点也许可以通过实现“好生活”这一理念中包含的追求来达成。这么做可以消除因神学信念弱化而对生命意义产生质疑的理由。在这里，好生活的实现可以弥补人类生命中不可避免的痛苦。如果从另一个角度看，像马克思和尼采那样，认为形而上学其实是一种隐秘的神学，那么对神学的攻击就变成了对哲学的攻击。这里的目标其实是一种超越了人类视角的对世界的解释。20世纪的分析哲学有一种与此相关的方法，它试图证明很多哲学问题实际上都是由语言使用中的逻辑错误引起的“伪问题”。这里终结哲学的方法是表明它由许多不可能回答的问题组成，这些问题在逻辑上都不成立。

然而自19世纪30年代对黑格尔哲学的攻击以来，这里提到的大多数版本的观点为什么会成为19世纪德国哲学的特征呢？部分原因是，哲学现在已经变得与政治密不可分了。康德、唯心主义者还有早期的浪漫主义者，并非毫不关心政治：他们至少都支持过法国大革命的某些方面，并且也写过与政治哲学相关的文章。但是，也许是因为德意志各邦对激进的政治观点的压制，他们都没有明确表示过政治活动必然会牵涉到哲学的核心。为什么一种与政治的新型联系会变成讨论的中心，其中一个原因来自由赫尔德、施莱格尔和黑格尔共同倡导的一种认识，即哲学从前以不受重视的方式受制于历史。这种由科学革命、工业化和城市化共同导致的颠覆性改变，意味着那种关于世界拥有稳定秩序的观点受制于历史世界的压力。鉴于新生的资本主义总是伴随着残酷性，对形而上学的怀疑竟然和认为哲学也许导致了社会不公这样的观点联系在了一起，也就不那么令人惊讶了。

图5　卡尔·马克思与《资本论》

“青年黑格尔派”是一个受到左翼思想家主导的团体，其中的成员包括费尔巴哈[1]（Ludwig Feuerbach， 1804—1872）以及青年时代的马克思。他们虽然批评黑格尔，但并不是完全排斥其观点。他们最初的关注点集中在宗教上，但主要目标是进行社会变革。19世纪神学的一个决定性改变是历史以新的方式介入到神学之中。这引起了对《福音书》的历史基础的质疑，而这样的历史基础本来就是极不稳固的。因此，宗教更加宽泛的真理也变得越发令人怀疑，对此有一种回应，那就是宗教的价值也许并不在于《圣经》的字面真理。宗教作为一种维持传统等级制度的控制手段，对于统治阶级来说，它的价值在于其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形式。当改变无望时，宗教可以让生活变得更加容易忍受，所以它也让被压迫阶级能够仍然怀揣着希望。马克思将宗教称作是“人民的鸦片”，他的意思不仅是说宗教是某种让人民昏昏欲睡的东西，也是说它使他们的痛苦变得可以忍受。但是，没有了宗教，许多形式的权威便会失去它们的基础，使得激进的社会变革成为可能。不过，这样的变革在现实中却需要提供一种过去只能在想象中出现的希望。

在马克思生活的时代，启蒙运动中对理性解决问题的能力的信念与对人类生命必然短暂而痛苦的悲剧性体悟两者间的张力越发明显。在那个时代，如果没有宗教，个体便没有救赎的希望，那么唯一的希望只能是个体通过为人类的未来做出贡献而投身人类种族的生活之中。然而，当个人处于痛苦的环境时，这样一种未来的理念能否真正成为其慰藉，并不是肯定的。此外，在19世纪（及自那时以来），个人的自我超越目标往往以为国家的政治目的而自我牺牲的形式结束。

费尔巴哈的策略是，当“教条主义”信念变得不堪一击时，就该挽救宗教的内容。他坚持认为，上帝这一理念的内容其实是一种“投射”，这一点在后来也得到弗洛伊德的应和。对这一点的认识，将会揭示人类是如何通过将自身的最佳属性投射到一个外部来源上而“异化”的：“基督教上帝自身只是人类之爱的一种抽象”，“神学的秘密就是人类学，神在即人在”。宗教批评“就是摧毁一种幻觉……这种幻觉对人类有一种彻底的毁灭性影响”。费尔巴哈在这里使用了一种早期浪漫主义哲学提出的倒置方法，谢林在批判黑格尔时也曾用到同样的方法。从此处唯心主义使心灵成了“主语”，而现实成了“谓语”。在唯心主义中，哲学抽象本应该是最主要的现实（虽然黑格尔呈现其哲学的方式也许会鼓励这种阐释，但这种阐释本身对于黑格尔是否合理，仍然值得怀疑）。当假定的黑格尔式的观念，类似于“国家”作为真正的主语，而个人则是谓语，被用来使一种不公正的封建现状合法化时，上述观点的重要性就变得越发明显了。然而，费尔巴哈坚持认为有感知的人类存在是首要现实，抽象正是从这其中产生的，但这一观点很容易落入黑格尔对直接性的批判中：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没有脱离国家的集体形式的中介，个人权利无法存在。不过这是另一个例子了，在这种情况下，单纯从哲学方面来考虑这个问题，也许会掩盖一种哲学概念的真正意义。而最早揭露这种危险的正是马克思。

异化

在19世纪的德国哲学中，哲学以一种倒置的方式呈现世界这一观点成了讨论的中心。现代性的特点之一正是抽象体系的产生，这对现实世界既有理想效果，也有灾难性的影响。因此，哲学对主语和谓语的倒置的关心，也是具体的社会经济问题的体现。正如某些可以被视作是“意识形态”的观点，例如一些富人坚信穷人都很懒惰，哲学也可以被证明是从其自身概念中的某些并不明显的部分中衍生出来的。哲学的自主性受到质疑的一个明显领域是货币。货币由可以让人们交换的具体物抽象而来，其方式类似于一个词从物的特殊性中抽象出来，使之成为一种概念的实例。货币和物，以及语词和物的关系，都取决于讨论要素的系统性构成：一种事物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它包含在一个各有区别的系统之中，而非因为其固有的任何东西。马克思对此的潜在担忧是，这样的抽象也许会对真正的个体产生破坏性的后果，因为个体本质上是特殊的，但系统却是一般的。当系统的需求凌驾于个体的需要之上时，个体和系统之间的矛盾便为意识形态创造了空间。

马克思的核心思想是，个人行为的集合会引起意想不到的系统性后果。从以物易物到货币交换，社会的本质发生了变化，因为所有东西都有可能和其他东西进行交换。批判性思维必须理解产生这样结果的原因，以便让其能变得更好。在马克思19世纪40年代的早期著作中，他是从“异化”的角度来看待这些结果的。黑格尔已经用这个词谈论过现代性的本质，费尔巴哈也用它来描述人类属性是如何投射到上帝身上的。自18世纪以来，“异化”常被用来讨论现代时期从城市化到工业化的种种问题。它也被用来指代一种在这个世界上流离失所的感觉。这种异化的感觉依赖于和另一种时代的对比，在那样的时代，人们本应感到自己在这世上是舒适自在的。但是在历史上的大部分时期中，人类的生命，用霍布斯的话来说，都是“污秽、野蛮和短暂的”，既然如此，为什么异化似乎会是一种现代独有的现象呢？答案之一是，它与社会流动性的增加有关：只有当人有可能成为另一种不同的存在时，才会感到无法实现真正的自我。另一种答案是，因为人类和自然的关系的改变。但是这种改变其实是一把双刃剑。自然渐渐不再是一种直接的威胁，它因可被控制而变得有利于人类，但在康德哲学中，这种支配所必需的客体化却在人类与自然之间形成了一种令人担忧的鸿沟。

那么，分裂心与自然的决定性因素究竟是什么呢？此处存在着一种预见性的紧张关系，一种是对存在的基本“异化”方式的“本体论”担忧，这使得分裂成了人类生活固有的；另一种是历史性担忧，认为使分裂发生的正是人类活动，这也暗示着，在其他情况下，心灵与自然可以调和。前一种担忧要求人们找到一种对最终无法克服的必然性妥协的方式，这往往会引导人们将艺术看作是对异化的象征性回应方向。后一种担忧则需要一种世俗性的救赎，在这种救赎中，通过人类干预，我们改变了与自然的关系。

马克思在1844年的《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阐述了他早期的异化理论，这一理论比费尔巴哈的人类学概念更加具体。马克思将异化看作是现代工作过程固有的。有时他声称，所有工人的劳动力“外化”都包含着异化：“劳动产生的对象，即它的产品，似乎正作为一种异化的存在，一种独立于创造者的力量，而与劳动对立。”这一概念是朝着“本体论”的方向发展的，而马克思最重要的著作都与此不同：难道每个为其他人创造了产品的人都一定被异化了吗？

但是，马克思早期的作品（其中有许多都是20世纪初才被人们熟知的）确实包含了对劳动的历史形式所带来的文化影响的深刻洞见。试想，一种以制造物质商品为主要财富来源的文化，和一种以信息为来源的文化之间的差异。他的早期著作也继承了谢林的思想，这一点和他后期的著作有所不同。他描述了一种适合人类的社会，这个社会包含了“自然的真正复活，人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实现了的人道主义”。这一点表明，自然资源的开发和认为自然世界不应该仅仅是服从于人类需求的观点，二者之间的平衡有多重要。但在马克思后期的作品中，自然似乎只是被看作人类劳动的对象。而后一种观点实在难以阻止20世纪某些国家，如苏联，完全无视自然世界的独立完整性，往往以满足十分武断的人类需求为名制造生态灾难，这种灾难正是贪婪的资本主义经济的特征之一。

意识形态与商品

马克思成熟的著作《资本论》（第一卷发表于1867年）试图分析19世纪的资本主义机制，这种机制致使在一种为少数人创造更多的财富的经济体中，大多数人还处于贫困状态。这一分析涉及了一种对哲学的批判性立场。在马克思看来，哲学最主要的形式都含有意识形态的功能。精神生产是和生产资料的所有权联系在一起的，因此也和资本主义特有的阶级划分联系在一起。正如他在1845年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说的那样，“统治思想”是“统治阶级”的思想。但是，这并不是说那些宣传意识形态以证明其利益是正当的人，是在有意识地进行欺骗：意识形态可以在无意识的状态下起作用。

如果马克思认为他对意识形态的批判是一种严格的哲学讨论，那么这种批判就有必要就权力关系和生产方式做出全面的哲学解释。偶尔，马克思似乎也确实会朝着这个方向前进，但这又带来了一个重要的问题。《资本论》有时像是对资本主义的一种科学解释，而马克思则倾向于接受如下观点，即了解关于资本主义的科学真理，是实现改变这一实际的政治目标的直接途径。这差不多是在说，社会和历史都受到自然法则的支配，因此也就是在试图证明，为了达成一种更好的社会形式所采取的必要行动都具有自然必要性。毫无疑问，经济因素确实制造了无法回避的必要性：正如马克思所说，一旦出现了一种使得过去的方式显得既—贵又低效的新型技术，它就一定会被广泛地采用。这一历史事实与技术影响社会的实际方式（具有伦理和政治层面）之间的距离至关重要，但是马克思有时却忽略了这一点。他主要通过探讨经济“基础”的模型来处理这些问题，而这一模型又会导致社会“上层建筑”的改变。农业生产到工业生产的转变所带来的影响便展现了他的观点，这种转变加快了封建主义的终结。这一问题在哲学上的重要性，在他对“商品形式”的解释中更加明显。

马克思试图创造出一种客观的价值衡量准则，从而使自己的理论能够符合科学标准。但是，他的价值理论的关键部分实际上削弱了这种特性，并开启了他哲学中对后世德国哲学影响最为深远的概念之一。在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马克思断言，“不是人的意识影响（bestimmt）人的存在，与之相反，是人的社会存在影响了人的意识”。在“bestimmt”这个词中明显存在着一种矛盾，这个词可以指“决定”，其意义与“一种自然现象是由一种科学法则经因果关系而决定的”相同。但是，如果将“bestimmt”翻译为“有重要影响”[2]，那它的意思就更接近于“影响”（influences）。也就是说，哪怕我们确实必然受到我们所生活的社会的影响，我们仍然具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性。马克思将这方面的语言称为“实践意识”：语言既可以影响我们的意识（也就是说语言可以作为意识形态发挥作用），同时也使得我们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实现自决。更进一步决定/影响了我们的意识的因素则是商品形式，和语言一样，商品形式也将特殊简化成了一般。

在资本主义制度中，某物的价值并不能用其内在的价值来衡量。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内在的价值即“使用价值”。比如，我正在使用的这台十分便携的电脑，它的使用价值就在于能让我在任何一个我可以工作的地方写作这本书。而它的“交换价值”则表现在我买它时付了多少钱，或者在我要再次出售它时，它能值多少钱：“商品的使用价值具有不同的质；但交换价值则只具有不同的量。”交换价值和其他商品有关，这一价值使得这台电脑的价值和其他所有等价的商品相同。马克思在制造某物所需要的平均“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中，寻找着价值真正的基础。如果生产方式的所有者要生产某种可以获利的东西，而工人为生产该物所耗费的时间，比所有者支付给他们的工资所涵盖的时间要更长，那么所有者就获得了无偿的“剩余价值”。但是，这一理论作为一种经济学工具却并未取得成功，并且还可以被视作是一种对财富分配不均而产生的道德指责。

商品理论对后来的哲学家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这其中就包括匈牙利的马克思主义者卢卡奇[3]（Georg Lukacs）、海德格尔和阿多诺[4]（Adorno）。之所以会如此，正是因为这一理论在现代世界中与形而上学的命运的联系。如果说形而上学的目的是形成一个可以把一切都纳入其中的话语体系，那么，商品市场就可以看作是这种系统的实现：任何对象都可以根据其交换价值来把握。这个系统通过促进商品的交换和流通，使得财富得以快速增长，技术得以快速创新，并且对文化产生了一种可疑的影响：就像王尔德笔下的愤世嫉俗者一样，这一系统“知晓万物的价码，但对自身价值却一无所知”。它体现了雅科比将斯宾诺莎视作是虚无主义者的原因，即在现代世界中，万事万物都只是与它们的“条件”有关的东西。马克思既看到了资本改造世界的巨大潜力——他认为资本主义是人类生产发展的必经阶段，而非某种被妖魔化的东西——同时他也意识到了超越商品形式的思考的必要。雅科比为超越“条件的条件”的世界寻找着一种价值上的神学基础，马克思则从政治和社会革命方面思考超越世界的问题，在这样的革命中，无产阶级会废除压迫他们的系统。这是否会导致哲学的消亡，取决于人们如何看待哲学的目标。在下一章中，我们将会谈一谈尼采。尼采对哲学的阐释与马克思多有不同，这种区别暗藏着一种历史性的张力，这一张力将会为20世纪的哲学奠定基础。

[1]　德国哲学家，早期深受黑格尔思想影响，其著作又对马克思哲学产生了极大影响。

[2]　此处英语原文为condition。《牛津英汉双解词典》中将此词解释为“对……具有重要影响”，此处翻译取此义。作者引用的英文原文中，bestimmt这一德语词也被翻译为了condition，但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中文译本中，bestimmt一般翻译为“决定”。

[3]　生活在1885年—1971年，匈牙利著名哲学家和文学批评家，其马克思主义评论和哲学著作影响巨大，被认为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开创者。卢卡奇的原名应为卢卡奇·格奥尔格，但此处按英语原文翻译。和英语国家不同，匈牙利人名中姓在前，名在后。

[4]　西奥多·阿多诺（1903—1969），德国哲学家，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代表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