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讽

有一点也许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哲学的目的是找到关于世界的确定无疑的真理。但是，施莱格尔[1]（Friedrich Schlegel， 1772—1829）和诺瓦利斯[2]（Novalis， 1772—1801），这两位我们通常所说的“德国早期浪漫主义”最为杰出的代表，却认为哲学的目的也许并没有那么明显：“实际上，如果整个世界如你要求的那般，真的突然变得完全可以理解了，那你一定会很沮丧。”德国浪漫主义哲学诞生于18世纪末的耶拿[3]，它的一个关键方面就是对哲学的主要任务提出了极为激进的疑问。如果我们从认识论的角度来考虑哲学的话，那么我们的任务就是找到抵达知识的道路。但是，针对怀疑论给出一个确定无疑的答案是否真能改变大多数人与世界的关系，这一点仍然存疑。在黑格尔看来，对怀疑论的克服依赖怀疑论产生的原因：即真理总是不断被否定这一事实。他不再关注我们的思想是否与“现实”保持联系，因为“现实”正是由主客体互动产生的否定过程，这无法从一种超越现世的角度来进行描述。对于黑格尔而言，“本然的观点”和康德的“物自身”都涉及了同样的问题：它需要抽象化，即抽离我们所知道的有关客体的一切。

在1801年的讲座中，施莱格尔就已经提出了一个指向黑格尔日后所谓的“决定性的否定”的观点：“当对立的错误互相抵消时，真理便出现了。”施莱格尔所采用的方法是“反讽”：在他看来，对真理的肯定性判断很有可能会被消解，就像反讽的陈述总是会消解其字面意义一样。黑格尔对此种反讽的回应是去寻找否定变为肯定的地方；而浪漫主义哲学则与此相反，认为反讽也许没有最后的终点。这可能会导致一个问题，那就是认为所有真理都是相对的这一主张本身就是绝对的。但是，施莱格尔意识到了这一点：“如果所有真理都是相对的，那么，所有真理都相对的这一命题也是相对的。”所以，人们又该如何维持一种绝对的感觉，避开这样的悖论呢？

浪漫主义的观点揭示了一个问题，要知道一个人已经达到了最终的真理，就必须首先熟悉这一真理，否则就不可能承认那是最终的真理。要熟悉它，就必然会牵涉到类似于费希特所说的理智的直觉的东西，而从18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浪漫主义者已经对此提出质疑。诺瓦利斯说：“我们到处寻找无条件者（das Unbedingte），而找到的却只是物（Dinge）。”对有限知识的不满导致了对无限的感觉，而非对知识本质根本、积极认识的感觉。然而，这种不满无法通过在哲学中找到进入无限的方法被消除。对诺瓦利斯来说，“给予我们的绝对只能通过我们的行动和寻找被否定地认识，而没有行动可以到达我们在寻找的东西”。哲学寻找的是一种绝对的“基础”（Grund），这种基础可以让其自身完整。但是，“如果我们并未给予它，如果这一概念中包含着一种不可能性——那么哲学化的动力就会是一个无止境的活动”。因此，哲学本身便呈现出了一种不同的状态，它更接近于现代经验中的艺术，没有绝对的阐释，只有新的视角。

中介与“渴望”

就现代情境而言，黑格尔和早期浪漫主义者都认为，在这样的情境中，许多真理似乎本来就是转瞬即逝的。但是，他们的不同之处也揭示了现代哲学中两种典型的分歧：一种认为，主体在哲学中克服了现代现实的矛盾本质；另一种则怀疑，这样做会让主体只能在世界中找到映射出自身的东西。这样一来，德国唯心主义的自决概念的基础，即让思想对自身完全透明这一目标，便可能会成为一种幻想。雅科比和施莱尔马赫已经就这一基础反对过费希特。1799年，雅科比反驳费希特道：“理性（Vernunft）的根源在于倾听（Vernehmen）。纯粹的理性是一种只倾听自身的倾听。”黑格尔声称他的体系是确定无疑的，理性通过反思它与世界的关系，变得对自身透明。在这里，理性也面临着只倾听自身的危险。

正如近来的评论家所说，黑格尔主张的力量在于，如果要否认它们，就必然涉及对某种直接事物的诉求。尼采声称，思想真正的动机在于主体无意识的驱动，而非对真理纯粹的追寻。不过这一主张必须被证明，而证明则需要中介。我们怎么知道思想是基于无意识的？如果我们引用像“弗洛伊德式错误”这样的证据，即认为一个人言语或行动的来源和他们以为的并不一样，那我们便已经涉及中介了。通过解释导致错误的压抑机制，问题便被引到了所谓的“理由空间”上。黑格尔在此处的立场与他对感性确定性的讨论有关。所谓直接证据的所有形式，都必须通过共同的认知规范而被质疑。任何试图规避此种规范的企图都需要一种合法性，而这种合法性又必然会诉诸其他规范，且这些规范本身也需要合法性。

黑格尔的方法似乎很有道理，虽然社会规范总是备受争议这一事实揭示了一种显而易见的困难。但是，这种困难并不意味着还有其他方法能证明某物。另一方面，浪漫主义的方法关心的是哲学体系上的完整性，比如就像在费希特的作品中看到的那种，也许会排除许多对于我们和世界的关系至关重要的东西。施莱格尔和诺瓦利斯并不否认对体系上连贯性的需求，但他们将其看作是“被带入体系中的非体系性”。试想诺瓦利斯的这一评论：“所有时代、民族以及个人的迷信和错误，都建立在对象征和被象征的事物的混淆上—建立在使其完全相同的观点上—建立在对真正的、完全的表征的信仰之上。”黑格尔关于怀疑论的立场极具吸引力，因为它避免了对心灵与世界是如何联系的根本性探讨的需要。然而，黑格尔的目标确实在于让象征（体系）和被象征事物（存在，世界）完全相同。如果一个人同意，在认知问题上不能诉诸基础证据，那么黑格尔的立场便能为其提供一种极具说服力的选项。任何自称为真的东西都必然会受中介支配，哪怕黑格尔本人也并未真正做到，但作为中介的动态结构进行系统性的哲学解释似乎是可以达成的。

也许，浪漫主义哲学中出现的关键问题在于，即使在黑格尔建立其体系之前，为什么这样一种本应使我们与矛盾、苦难和解的对理性结构的解释，也并未能克服现代意义上的“无家可归”感。施莱格尔坚持认为：“如果发现了真理，那么精神的事业便也完成了，精神将不得不停止存在，因为它只能存在于活动之中。”鉴于施莱格尔并不相信这一点真能达成，人类经验的核心便成了他称之为“渴望”的东西，他用这个词来形容我们自身和世界之间固有的不和谐。渴望既激发了求知的欲望，也唤醒了一种感觉，即知识并不总是能帮助人处理存在的分裂性本质。为此，我们也许需要就知识而言并不是完全可理解的表达形式。想一想，一种心理问题的本质和来源的知识也许不足以令人克服这一问题。克服这个问题可能需要可以改变其本质的表达活动。这个时期的德国，音乐对于哲学而言显得越发重要，这也表明了此处的问题：音乐所能做的不能简化为我们对其所做的了解。

浪漫主义哲学与艺术

黑格尔在他的《美学》中，宣布了“艺术的终结”，指出艺术已不再是现代人类能够表达的最高洞见的中介。显然，现代世界中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替代希腊悲剧在雅典社会的形成中所扮演的角色。就这方面而言，黑格尔是对的。毕竟，决定现代世界的是规范了人类行为的政治和法律关系，以及科学和技术解决问题的能力。然而，黑格尔的主张是，哲学会代替宗教和艺术，发挥表达最高洞见的作用。科学只能产生特定的真理，这种真理需要在一种哲学体系中实现彼此相连。但是，自黑格尔的时代以来，现代哲学在真正的科学工作中的作用已经微乎其微。因此，黑格尔对哲学的抬高其实更像是在指向“哲学的终结”。如果哲学不能扮演最后的裁决者的角色，那么，那些真正决定了现代世界的本质的因素，则可能会让哲学显得十分多余。海德格尔声称，自古希腊以来，科学一直在追随着形而上学的脚步（见第八章），因为形而上学的目的正是提供一幅关于世界的真正的图景。海德格尔为哲学寻找到了一个新的角色，而他也像浪漫主义者一样，将其与艺术联系在了一起。

然而，虽然艺术对于这些思想家而言十分重要，但今天的哲学对此仍然持有相同的观点吗？正如人们在面对前卫艺术时常会产生“这不是艺术”的反应一样，现代艺术不断质疑自身的存在，这便更加突显了此处的困难。要处理这些问题，其中一个方法是考虑浪漫主义哲学中有时会讨论的形式问题。如果哲学的信息无法离开它的“中介”，那么哲学也不能视作是和艺术完全不同的存在，因为形式总是内在于意义。虽然施莱格尔确实写出了颠扑不破、相对系统的哲学文本，但他和诺瓦利斯一样，以片段写作闻名。片段之所以是片段，因为它不仅是没有联系的材料碎片，还因为它是一个整体断续的部分。但是，这里的整体是“渴望”中缺失的部分，而不是作为哲学目的的已知存在。活跃在1798—1800年的期刊《雅典娜神殿》刊登了这些片段，在片段116中，施莱格尔谈到，浪漫主义艺术是对世界的反映，并且它“能像一排无尽的镜子一样，不断地增强和增加这种反映”。浪漫主义艺术提醒我们，这个世界总是超乎我们的想象，存在总是超越意识：

文学的其他形式（具有创造性艺术意味的诗歌）已经完成了，现在可以对其进行完整的分析了。而浪漫主义的文学形式仍然处于形成的过程中；它能够永远都处于形成之中，永远都不会完成，这就是它真正的本质。任何理论都无法将其穷尽。

科学的目标也许是找到关于实在的确定无疑的知识，但“文学”看到了事物与其他事物之间的联系，通常是以意想不到的方式，产生科学可能无法获得的见解。

图4　《晚景与两个男人》， 1830—1835，卡斯帕·大卫·弗里德里希

这里出现了一种极为紧张的冲突，一种观点认为我们的目标应该是要更加有效地去控制世界，另一种观点则担心这样的目标会让世界变得越来越无意义。在后一种观点中，哲学的任务是要利用任何可以找到的资源来创造更多的意义。施莱格尔断言，“哲学必须根据其起源（没有一种命题）以无限多的命题作为开端”，从原始实用主义的脉络来看，“没有一种基础命题（Grundstze）可以被普遍地视作是真理的伴奏者和领导者”。施莱格尔和诺瓦利斯并不否认科学上的发现：诺瓦利斯自己就常常参与科学研究。他们想表达的其实是一种警告，即反对将科学看作是现代世界有效性的唯一来源，这一观点现在看来很有先见之明。

早期浪漫主义作品抒发了法国大革命时期德国知识分子生活中被压抑的能量，为此，哲学和美学上的革新取代了政治上的革命。他们的作品所产生的直接影响常常被忽略，包括黑格尔在内的许多人都认为他们缺乏哲学上的严肃性。不过有趣的是，他们对如何创造性地生活于不确定性和多样性之中的关注，预示了当代对哲学的重新评估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解构主义和实用主义思想。面对以现代性为特征的令人困惑的变化，浪漫主义哲学反思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如果人不再寻找确定无疑的解决方法，会发生怎样的情况。这种立场既忧郁也能促人解放，并且它必定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才能再次得到广泛的承认。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对教条的神学提供的那种确定的解决方法的渴望，其实从未真正离我们而去。

[1]　德国文学理论家、文学家、语言学家，德国早期浪漫主义运动的奠基人之一，曾与其兄合办浪漫主义刊物《雅典娜神殿》，著有《片段》《印度人的语言和智慧》等。

[2]　德国浪漫主义诗人，因其作品中的蓝花意象又被称为“蓝花诗人”，受费希特哲学影响较深，其诗作常关注黑夜与死亡，著有诗歌《夜颂》、小说《海因里希·冯·奥弗特丁根》等。

[3]　德国城市，此地有著名的耶拿大学，施莱格尔和诺瓦利斯都曾在这里求学或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