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我们注意到您在谈论策划时常提到一些哲学层面的东西，这是否是您的风格?

王志纲：策划要走向成功，仅有一般知识是不够的，必须进行哲学层面的开发，即解决战略与战术、兵法与剑法的问题。

美国前财务部长鲁宾曾用四条诀窍概括他的决策思想。第一，唯一的确定性就是不确定性。决策时追求它的绝对确定性是荒唐的，很多因素是建立在不确定上的，只有把握趋势才能到达胜利的彼岸。第二，每个决定都是权衡利弊的结果。明察秋毫、事无巨细都是非分明是不明智的，领导决策就是平衡。给企业做策划，我只是把企业看成大海中的一艘船，它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处于什么状况，对手如何，核心能力是什么，从而形成若干个战略选择。最后的选择是什么，可能既不是一，也不是二，是平衡的结果。第三，面对不确定性必须果断。第四，决策过程的品质往往比决策的结果更重要。往往策划就是对过程的把握，在剖析、调整、把握的过程中结果呼之欲出，瓜熟蒂落。鲁宾的这几点我看了以后感触很深，与我们的探索真是殊途同归。

记者：看来您的策划是超越技术层面的，它是否更侧重于兵法?

王志纲：是的。比如海尔现象，许多人总在技术、管理的层面上分析，常常抓不住要点。试用我的方法分析海尔现象，我认为张瑞敏的成功基于他的决策机制和他生存的土壤。中国地域辽阔，黄河文明和长江文明不同，北方与南方不同，同属北方，各地又有其特色。山东文化在海尔的体现是：孔孟之道 + 市场经济 + 团队意识。孔孟之道讲忠孝节义，对上级服从，对父母孝敬，对政府忠诚，对兄弟讲义气，是梁山英雄排座次，长幼有序，即所谓梁山式的团队精神。有人讲，山东人在正确路线下是模范，错误路线下也是模范，关键看领头羊。

张瑞敏的决策方式，从一开始就是跑马拉松赛，不像南方的100米赛决策，所以开头往往是广东企业领先。为什么广东多短期行为而他取长期呢?因为山东人把富与贵之间的界线划得很清楚，强调名分，重贵轻富，山东的企业家政治化、官僚化倾向多，是把企业当官来做，据说张瑞敏相当于副省级，秦池老总也是个副县长。这样就等于政府机制和政府掌握的资源基本都向他们敞开，他们就游刃有余。这是南方企业所不具备的，广东人是认富不认贵、把官当生意来做的。

张瑞敏的管理是水泊梁山式的，人们认这位大哥，而山东的社会环境又相对平和，没有广东企业那种今天员工跳槽、明天炒老板鱿鱼的事情，加上团队意识，所以好管理得多。由于这些因素，海尔与广东同类企业两者如龟兔赛跑，三年、五年过去，海尔走在了前面。

记者：这似乎又归结到文化上了。

王志纲：深层次的策划必然涉及到文化和哲学，刚才我说的定量与定性也是这样。许多人对策划的理解太西方化，没有从中国的国情去把握和理解。营销方法、管理手段必须要，但那是战术，是剑法。更需要有人研究战略问题和兵法，当然从事兵法研究的人不会太多，一定是凤毛麟角。如果大家都研究兵法，100个会饿死99个。工作室就是侧重于兵法，工作室的硕士、博士虽然参加实践，但我对他们说，今天让你们拼刺刀，是为了有一天不拼刺刀。他们更重要的工作是理论研究，是要为刺刀上导弹。所以我一再讲，工作室即是公司也不是公司：是公司就要同市场对接，有经济效益；作为工作室，我们还进行一些理论和文化的探索。比如参与网络和出版，都是为了给社会提供精神层面的东西。

记者：策划如何把握理论与应用的关系?

王志纲：策划有很强的应用性。我把它理解为一种“中观”的东西，中国的学问分为“学”和“术”。少数学者潜心研究“学”，国家需要他们，他们也有着“虽九死而未悔”的献身精神。他们有科学的思维、令人景仰的人品，像顾准那样。但如果很多人都走纯粹学者这条路，就有些上山**上应接不暇了。做学问的只能是少数。太多了没有必要，也养不住。很多知识分子因此而搞得“满面尘灰烟火色”，挺尴尬。

另一批搞“术”的人是在市场经济中杀出的知识分子，像广东美术学院那些先富起来的人，涉猎广告、建筑、设计、园林等行业，“食有鱼，出有车”，活得很潇洒。中国文人下海成功的往往是那些与市场经济操作层面比较接近的人。

还缺一个中间层面，这就是策划，在学与术之间架起桥梁，既要理论指导，又强调可操作性，操作有了理论的阳光就可以走得更远。正是在这种前提下，我把策划理解为“宏观”与“微观”之间的“中观”学科。有了这门学科，使更多的文化人在下海后找到自己的位置，不至于商不商、学不学，从而找回自尊、自立、自强，实现知识的尊严和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