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庆十七年（1812），纪晓岚的孙子纪树馨编校刊刻了纪晓岚的诗文集《纪文达公遗集》，这是纪晓岚所遗诗、文第一次刊刻。此集为家刻本，共三十二卷，文集、诗集各十六卷。纪晓岚虽然著述宏富，但从未编定过自己的文集，他写的文章，或给别人写的诗文序、寿序、墓表之类的文字，更是随写随丢，不留底稿。纪树馨编的这部遗集，只注重收录纪晓岚的谢恩折子、表、露布、诏、疏之类的文字，以及与皇帝唱和的“御览诗”，以至于后世人产生了一个误会，认为纪晓岚只是一个御用的“马屁文人”。纪晓岚大量诗文从此遗失，实在是一个无可弥补的损失。纪晓岚所遗诗文，数百年来偶有散见，读之果然感到圭角卓然。

嘉庆十八年（1813），纪树馨持一帧无名画家所作纪晓岚画像《纪文达洗砚图》，让纪晓岚的挚友翁方纲题诗，八十一岁的翁方纲欣然命笔，成诗一首：

皤皤黄阁老，峨峨鼎彝器。

早岁献王宫，诗礼富根植。

卯秋举首时，砚席忝邻次。

半夜吟啸声，千仞云霄气。

戌春来登瀛，浩阐芸阁秘。

煌煌帝文照，四部森起例。

柯亭柳井间，墨沼栏金匮。

相与观本原，往往发幽懿。

二陆各何在？菁羹忆盐豉。

（同纂四库书者，陆耳山、陆费墀）

何如手石盟，正写同岑事。

橐笔上薇垣，蔷露犹珍笥。

（公在内阁票本小砚，予为题曰：“薇垣蔷露”）

九十九砚斋，泓然邀月地。

老屋古树窗，岸舟题米芾。

（公室扃口“岸舟”，汪文端书）

画帧茶烟飏，张候澹相对。

此幅张再摹，轴就邗江寄。

追寻谢树语，重滴兰陔泪。

家学崇堂构，艺圃深浇溉。

是即廷训传，奉之勿失坠。

庶令拜像者，音容觌精粹。

不虚覃溪题，勉肖平生志。

翁方纲是纪晓岚契交，这首题照诗中，摹其风神，惟妙惟肖。

纪晓岚因总纂《四库全书》而名满天下，他不仅在正史上占尽了风光，在野史上也更加炫人耳目。

曾有几十种清人笔记记载过纪晓岚的奇闻轶事，不过我们更看重的，是其同代及后世学人对他一生行藏所做出的“盖棺论定”的评价。

其门人刘权之谓：“吾师纪文达公，天资超迈，目数行下，掇巍科，入翰苑，当时即有昌黎北斗、永叔洪河之目。”又谓：“忆受知后，立雪程门，时多闻绪论。吾师是再来人，曾有未经目之书，即知有某人序、某人跋，开卷丝毫不爽。是慧悟夙成，文其余事也。然才力宏富，绝不矜奇好异，总以清气运之。譬满屋散钱，逐手入串，李杜之光焰，燕许之手笔，尽脱腕下，裒然一代文宗也[1]。”

王昶谓：“君闳览博闻，文情华赡，少时已为文靖公、刘文正公激赏，及再入词垣，适以词臣奏请将《永乐大典》内人间罕觏之书，钞录流布，既而求天下遗书，开四库馆，命君与陆锡熊总司其事，考异同、辨真伪，撮著作之大凡，审传本之得失，撮为《提要》。其未钞录者则为存目以识之。分缮七部，贮于文渊阁、圆明园、热河、盛京及扬州、金山、杭州诸处，嘉会来学。又加以《提要》二百卷，使读者展阅了然。盖自列史艺文，经籍志及《七略》《七录》《崇文总目》诸书从来，未有闳博精审如此者。逮为礼官之长，遇乾隆六十年内禅，礼官参稽经训，综以会典，斟酌举行，亦君所拟定者为多。而于寻常所著，不复珍惜成编[2]。”

王昶是纪晓岚交情最契的朋友。纪晓岚入翰林后，他们又是邻居，隔墙而居，留下许多佳话。

法式善指出：“我畿辅之地，沿燕赵遗风，悲歌慷慨，使酒挟剑，奇气郁勃，皆能摇撼星斗，镂刻肾肝也。朱文正、纪文达两相公，朱竹君、翁覃溪两学士，王芥子、李文园、边秋厓、戈芥舟诸先辈，余皆获侍杖履，闻所议论，东南之士无不奉为依旧。生平著述，脍炙人口，惜无人发凡起例，勒成卷帙，如杜甫、苏亭、竹庄耳。兹集梓成，孝廉（舒位）倦游归里，开选楼，洗涤笔砚，驰书四方，约同志三五人，搜罗探讨，在朝在野，遗文剩句，谅不鲜也。余方以此事日往来于心，当倾筐笥所藏以附益之，如元遗山之于商右司平叔矣[3]。”

昭梿云：“北方之士罕以博雅见称于世者，惟晓岚宗伯无书不读，博览一时。所著《四库全书总目》总汇三千年典籍，持论简而明，修词典而雅，人争服之。今年已八十，犹好色不衰。日食肉十斤，终日不啖一谷粒，真奇人也[4]。”

道光时学者张维屏谓：“或言纪文达公博览淹贯，何以不著书？余曰：文达一生精力，俱见于《四库全书提要》，又何必更著书？今人目中所见书不多，故偶有一知半解，便自矜为创获，不知其说或为古人所已言，或为昔人所一驳，其不为**之床，屋下之屋者，盖亦鲜矣。文达不轻著书，正以目逾万卷，胸有千秋故也。或又言文达不著书，何以喜撰小说？余曰：此文达之深心也。盖考据辩论诸书，至于今已大备，且其书非留心学问者多不寓目；而稗官小说、搜神志怪、谈狐说鬼之书，则无人不乐观之。故文达即于此寓劝诫之方，含箴规之意，托之于小说而其书易行，出之以谐谈而其言易入。然《阅微草堂笔记》数种，其觉梦之清钟，迷津之宝筏乎？观者慎无以小说忽之[5]。”

张维屏，字子树，一字南山，道光二年进士，官南康知府。少负才名，与杨康侯、黄子实称“粤东三子”，著有《听松庐文钞》《松心日录》《松轩随笔》《老渔闲话》等。他对纪晓岚的理解，有一个新的文化视角。

俞鸿渐谓：“《聊斋志异》一书，脍炙人口，而余所醉心者，尤在《阅微草堂五种》。盖蒲留仙才人也，其所藻绩，未脱唐人小说窠臼。若五种，专为劝惩起见，叙事简，说理透，垂戒切，初不屑于描头画角，而敷宣妙义，舌可生花；指示群迷，石能点头，非留仙所及也。微嫌其中排击宋儒语过多，然亦自有平情之论，令人首肯。至若《谐铎》《夜谈随录》等书，皆欲步武留仙者，饭后茶余，尚可资以解闷，降而至于袁随园之《子不语》，则直付之一炬可矣[6]。”

近现代名家对纪晓岚的评论，亦更多灼见。曾任过北洋大总统的光绪进士徐世昌谓：“昀于书无所不通，国家大著作非昀莫属。其学存辨汉、宋儒之是非，析诗、文流派之正伪，主持风会，为世所宗。……生平精力，粹于《提要》一书，未尝别有撰著。自谓校理秘书，纵观古今著述，知作者因已大备，后之人竭其心思才力，要不出古人范围，其自谓过之者，皆不知量之甚者也。胸怀坦率，性好滑稽，有陈亚之称。然骤闻其语，近于诙谐，过而思之，乃名言也。所著《阅微草堂五种》，皆虞初家言，读者会其旨趣，尊汉薄宋之意亦具于是矣。阮元曰‘山川之灵，笃生伟人。恒间世一出。河间献县，在汉为献王封国，史称献王修学好古，实事求是，所得书皆古文先秦旧书。被服儒术，六艺俱举，对三雍，献雅乐，答诏策，文约指明，学者宗之。后二千年昀生其地，起家甲科，历跻清要，高宗纯皇帝命辑《四库全书》，会诸家之大成，光稽古之圣治。准储献王之写定周官、尚书、礼记、孟子、老子，厥功尤茂焉。呜呼！可谓通儒矣[7]！’”

鲁迅先生指出：“惟纪昀本长文笔，多见秘书，又襟怀夷旷，故凡测鬼神之情状，发人间之幽微，托狐鬼以抒己见者，隽思妙语，时足解颐。间杂考辨，亦有灼见。叙述复雍容淡雅，天趣盎然，故后来无人能夺其席，固非仅借位高望重以传者矣！”又说：“他（指纪晓岚）生在乾隆年间法纪最严的时代，竟敢借文章以攻击社会上不通的礼法、荒谬的习俗，以当时的眼光看去，真算得上很有魄力的一个人[8]。”

著名作家孙犁也说：“《阅微草堂笔记》是一部成就很高的小说。它的写法及其作用，都不同于《聊斋志异》。直到目前，它仍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其他同类作品所不能超越的位置。它与《聊斋志异》是异曲同工的两大绝调[9]。”

周积明先生指出：“纪昀从来不是一位具有深邃哲学思维的思想家，他没有也从未尝试建立一个整饬有序的理论体系。但是，他的思考却是空前广阔。立足于古典文化的穴结点，借助于深厚文化积淀所锻铸出来的锐利眼力，他回眸追索，气象万千的学术文化之流在他的视界内被条分缕析地加以滤析、评验[10]。”无论从哪一个角度说，纪晓岚都是一个醇儒，他坚定地坚守他的儒本位观念，在学问的围城中，他是一个忠勇的擎灯者，在深沉的反省与宏阔的价值批判中，他坚持儒家的“务实”传统，张大经世实学的精神，倡导“以实心励实行，以实学求实用”，鼓励学人摒弃虚玄学风，切切实实地以学术“周济世用”。他反对讲学家“空谈心性”，对道学家尚空谈、争门户，则直指其失。这种“崇实黜虚”的务实精神，于今仍有深长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