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过半个月，发生了孝淑皇后奉安陈奏失词一案。

易县太平峪地宫完工，孝淑皇后将在十月由静安庄移至地宫安葬，办事王大臣奏折内有“掩闭石门，大葬礼成”语，嘉庆皇帝看后光火，谕曰：“试思石门岂可闭，即闭不能复开，此吉地乃皇考赐朕之地，非赐皇后之地，今关闭石门，欲朕另卜吉地乎？”认为礼部官员奏折内粗心大意，措辞不经。结果，郡王绵亿被革去正红旗都统，管理上驷院事务、行围领纛大臣职务，罚俸六年，十二年扣完。保宁、德英、札郎阿、莫瞻菉、岳起、关槐、宋其沅等人，或被革职留任，或降补他职。

纪晓岚虽然也受到了处分，但与他的同僚们比起来还算是最轻的。嘉庆皇帝对他还算体恤，谕旨：“纪昀久任礼部，向来于典礼事宜尚为谙习，惟年已八旬，于各处事务不能兼顾。纪昀毋庸署理兵部尚书，并革去文渊阁直阁事、教习庶吉士，仍带革职留任。八年无过，方准开复[2]。”于是，纪晓岚掌兵符不到一个月，又回到了礼部尚书任上。

十月，孝淑皇后奉安礼成，为此事受到处分的一干官员得到宽免，纪晓岚的处分也就随之撤销了。

紧接着，纪晓岚连上了两道奏章。

第一道奏章驳山东巡抚铁保疏请增设左邱明世袭五经博士。

铁保根据《广韵》引《风俗通义》为证，咨部请立山东肥城邱氏为五经博士，纪晓岚召集礼部属隶议奏，依据《史记》《经义考》《元和姓纂》《广韵》等，广为考证，指出“左邱”为复姓，且山东肥城邱氏并非出自左氏：“司马迁称‘左邱失明，厥有国语’，则左邱为复姓无疑。其何以单称左氏，史无明文。朱彝尊《经义考》谓：‘孔门弟子因避师讳而然’究为臆说。至其分为左、邱二姓，惟见应劭《风俗通义》而未著其何以分。《元和姓纂》左字注内称：临淄有左邱明后，引晋左思等为证，是山东者姓左不姓邱；《广韵》邱字内注称：左邱明之后有吴兴、河南二望。是其族唐以前已久徙他郡，不在山东。即以山东之邱而论，《姓纂》称太公少子封于营邱，以邱为氏。《左传》称邾大夫有邱弱，其受氏皆在左邱明前，皆不能断其无后，安见此肥城邱氏必出左邱？今请立博士之邱明善，但据其现在肥城，遂执为数千年之祖籍；但持一新刊之家谱，遂执为六十世之确证。且考其谱内可疑之处不一，所录前代诗文，皆不见于古书，其文不合格，诗不谐律，亦如出一手。公议所系，名器所关，未便应一面之词，遂为创立博士。应请旨交该省巡抚、学政详加复查，如果确有实据，再行题请。尚难断其必是必非，则疑以传疑，仍照乾隆十六年（1751）所定，给以奉祀生可也[3]。”

嘉庆皇帝准了纪晓岚的请奏。

第二道奏章为因遭强暴而被杀得不到旌表的妇女鸣不平。纪晓岚指出：“定例凡妇女强奸不从，因而被杀者，皆准旌表。其猝遭强暴，捆缚受污不屈见戕者，则例无旌表。伏思此等妇女，舍生取义，其志本同。徒以或孱弱而遭犷悍，或孤身而遇多人，此其势之不敌，非其节之不固。率能捍刃捐生，与抗节被杀者无异。”

按照大清朝的定例，凡是妇女遭到强暴未遂因而被杀者，即准予旌表，就是给予一定的褒扬，如可把名字写在《烈女传》上，如立贞节牌坊等。而要遭到男子的强暴，被捆缚受辱，不屈而被杀者，则得不到旌表。因为她们虽然不屈从，但已经失身。纪晓岚认为这不公平。这些女人舍生取义，也有一副贞烈的心肠，只不过是她们或者由于身体孱弱而遇到了强悍的对手，或者是孤身而遇到了多名图谋不轨的男人，这是因为她力不能敌，并不是因为她的贞节不牢固。那些死在强徒刀下的女人，虽然没有保住自己的节操，但与抗节被杀的女人是一样的。

接下来纪晓岚还举了一个例子：这好比那些忠烈之士，被俘以后誓不从贼，但被捆绑上强使他跪拜一样。你不能说这些人给敌人屈膝下跪了，就没有气节，因为他们也是被迫的。这样的妇女，应与未被奸污而死节者略示区别，量情旌表。如果凶手是两个人以上者，女子显然处于极端的弱势，所以应该与强奸未遂被杀者一样受到表彰。

纪晓岚建议这个奏章经大学士九卿科道公议，得到了嘉庆皇帝的批复，认为可行。

这件事看出了纪晓岚对妇女贞节问题的态度，进一步领会他比别人丰富一些的仁心和鼓励贞妇的用意。

纪晓岚在《如是我闻》卷一中转述了一个他的老师许南金讲的故事：康熙五十四年（1715）夏，许南金路经阜城县的漫河，时值夏雨连绵，道路泥泞难行，人困马乏，便坐在路旁树荫下休息，不知不觉睡着了。恍惚之中，见一女子来面前，施礼相拜，说：“奴是黄保宁之妻汤氏，四十年前在这里遭强盗劫掠，我虽誓死抗拒，但因身单力薄，终不免失身被害。尽管后来凶手被官府捕获并诛斩，可是因为我的清白被玷污，仍然得不到旌表。阴曹的官吏可怜我一腔贞烈，让我在此地留居，管理像我这样横遭劫难的众姐妹的亡魂，至今已四十年了。一个来自异乡的乞妇，艰难独行，突然遭遇三个强壮的男人，被捆绑在树上肆意**，除了痛骂贼人以求速死之外，全无别的办法。我咬着牙遭受玷污，是由于不敌贼人暴力，而并非节操不坚贞。管断案的官吏对我苛求无度，岂不是太冤枉我了吗？我看您的相貌，像是有学问的人，一定明白事理。请求您为我申冤。”许南金正要询问她的居处乡里，却忽然醒来，原是南柯一梦。这个故事深深触动了纪晓岚，让他几十年中念念不忘。他为受辱捐生而得不到旌表的女人请命，和他记住的这个故事不无关系。

对于节烈妇女的表彰，从秦汉时期开始，自程朱理学大倡之后形成定制。清定国之初，刚入关的满族统治者对汉族的节烈观有所抵制和批评，康熙皇帝就曾以“人命为重”为理由，指出女人殉夫殉节不可提倡。然而，汉族的这种文化恶疾渐渐地传染了整个社会，到了嘉庆时期，对妇女贞节的要求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纪晓岚的节烈观，诚然跳不出封建主义藩篱，他要求妇女按“三纲五常”的标准做个孝女节妇，但是他的节烈观与那些道学家还是有很大不同的。他对寡妇再嫁持同情态度，认为“妇人再嫁常事，娶再嫁妇亦常事”，反对道学家“动以一死责人”的不情之论。纪晓岚曾写过一篇《旌表张母黄太孺人节孝序》，这篇文章中他提出了一个“烈易而节难”的观点。纪晓岚认为：之所以世人称“烈易而节难”，是因为“烈”或激于一时之义，而“节”则须贞诸百年之久，持之以恒，虽抱天下之痛而不改其志，尤其是对那些死了丈夫又当孱弱之年的女子，要守住自己的节操，几十年如一日，更是难上加难。

这位黄太孺人，是南皮县黄矩之女，儒士张燕嘉之妻。她结婚刚半年，丈夫即去世，那年她刚刚十六岁。奶奶和婆母都年事已高，她过继了大伯子的儿子为嗣，奉养老人、幼子，历尽艰辛。让纪晓岚称道的是，黄太孺人一门三寡，三世冰霜，萃于一家，而都以守节著称乡里。纪晓岚的节烈观，完全是封建士大夫式的，他当然要告诉寡妇守节的价值所在，说穿了，就是一个“名”字。守节的人也许物质生活困顿悲惨，精神生活更是空虚抑郁，但是全社会将以赞美的眼光去仰视她，尤其是守得越长越好。她们不仅会增长阳寿，死后也能得到阴司的奖赏。运气好的，人们还会为她立贞节牌坊，流芳百世。但这其中，埋葬了多少人生！

纪晓岚《槐西杂志》中有一个“交河节妇”的故事：交河县有一位守节四十多年的寡妇建了牌坊，亲戚们都来祝贺。一位表姐妹从小爱和她开玩笑，就对她说：“如今你是守节到白头，不知在这四十年的日子里，面对晨花夕月，你能一点不动心吗？”那个节妇回答：“人不是草木，哪能无情？但我觉得不能越礼，不能负义，所以能克制自己，不做与礼义有违的事。”这个老妇人的子孙很忌讳节妇曾说过的“人非草木，岂得无情”的话，认为这话传出去会有损节妇的形象。纪晓岚评论说：这种担心大可不必。因为这个节妇所说的话光明磊落，没有什么忌讳的必要。之所以光明磊落，就在于她虽然心理上意识到“人非草木”，但更懂得“礼不可逾”，做到克制自己的欲念。

在纪晓岚看来，心理上感受到“情”的存在并不可怕，关键是以“理”抑“情”。

在这个故事里，纪晓岚理性地承认了“人欲”的存在，却又理性地否认了“人欲”的合理性。但他对寡妇憧憬幸福还是有几分同情心，与道学家板着面孔要求寡妇殉节，甚至对守节几十年的老寡妇，还要她们始终心如古井的严酷态度相比，还是比较通达的。

纪晓岚写过一首《汪氏双节诗》，在这首诗中，他写下了读记录汪氏守节事迹的《越女录》之后“酸恻”的心情，其中有这样的句子：“如弹寡女丝，幽咽吟黄鹄。悲风生字里，惨淡秋灯绿。”“由是局外人，身未罹茕独。如彼跃膏粱，不知藜藿腹。”——你是局外之人，没有经历守寡人的那种难耐孤独的痛苦，就好比你现在大鱼大肉吃得脑满肠肥，而不知老百姓食不果腹的苦难一样。这首诗从一个侧面透露出纪晓岚对礼教桎梏下妇女悲惨命运的同情。

纪晓岚还借《姑妄听之》卷二中赵延洪的故事，表达了对自觉充当“道德警察”的人的痛恨，认为人应该有自己的隐私权，他的思想比同代的学者更多了一些进步性。

纪晓岚本人的感情生活，是典型的显贵方式。与一般士大夫不同的是，他重性灵，重情之真挚，然而他的情感观又始终摇摆不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