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庆元年（1796）六月初一日，纪晓岚调兵部尚书。十月十四日，调为左都御史。嘉庆二年（1797）八月二十日，复迁为礼部尚书。对前朝老臣，嘉庆皇帝最为倚重的是纪晓岚和刘墉、董诰，而对太上皇时代炙手可热的和珅，嘉庆皇帝的态度却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

这其中缘由，众说纷纭。

民间的版本说：乾隆皇帝准备归政时，和珅生怕自己被新皇帝冷落，就百计怂恿乾隆皇帝“传位不传玺”。也就是说只把皇帝的位子传给颙琰，而象征皇权的传国玉玺，却不交给他。这样，等于天下还是掌握在太上皇手里。只要天下还掌握在太上皇手里，那就和掌握在他和珅手里没有什么两样。

所以举行禅让大礼宣布授传国玉玺时，太上皇变了卦，和珅突然宣布了太上皇“传玺另行颁礼”的谕旨。

这道御旨一出，大殿上立即乱成一团，刚坐上皇帝御座的颙琰一时目瞪口呆。

这时只听殿上一声高呼：“当今安能有无大宝之天子？”

大家循声望去，原来是内阁大学士刘墉。

纪晓岚作为礼部尚书主持大礼，刚才授玺一节突生变故，让他感觉无所适从。刘墉这一喊，纪晓岚胆子也壮了，当即宣布：“传玺另行颁礼有违祖制，待礼部奏请皇上，传玺一体举行。”

纪晓岚和刘墉在太上皇面前长跪不起，乾隆犹豫再三，最后还是交出玉玺。

所以嘉庆皇帝心中对纪晓岚和刘墉充满了感激，以宝册元老对待，而除治和珅的念头，也一天比一天坚定。

乾隆皇帝虽已归政，但明确宣示，他交出去的，只是那些接待使臣、祭祀礼仪之类的日常工作，至于军国大事及用人行政诸大端，还是由他一人决断。而且规定“嗣皇帝朝夕听我训导”，退位之后，仍以“朕”自称，其旨意称“敕旨”，文武大臣官员进京陛见及外任，都要首先接受太上皇的恩训。

在归政之前，乾隆皇帝花费巨资，为自己修建了一座退养的宫殿——宁寿宫。可退位之后，他还是一直没有搬出养心殿。他自己解释说：我即位以来，居养心殿已经六十多年，感觉最为安吉。现在既然仍要对嗣皇帝训政，自当仍居养心殿，为了诸事办起来方便。

新皇帝嘉庆正当盛年，但他很明白自己此时的角色，老实本分地当儿皇帝。他每天准时上朝，勤恳地阅读奏章，一早一晚接受太上皇的训政，对任何事情都不做决断，唯太上皇之命是从。而且自己作为皇帝，从不发布任何一项政令，凡事任凭太上皇处分。

嘉庆皇帝做什么事情呢？每天侍候太上皇举宴、看戏，坐在太上皇身边，太上皇喜则亦喜，笑则亦笑。赐宴之时，两眼不离开太上皇，只目不转睛地盯着太上皇的动静。

嘉庆二年（1797），嘉庆皇帝的发妻喜塔腊氏皇后病逝。尽管嘉庆皇帝十分悲痛，但他怕让太上皇因沾染了大丧的晦气而不快，即位以来第一次独自做出了一个决定：传谕旨给纪晓岚，让礼部按最简约的方式办理喜塔腊氏的大丧，一切礼仪从简。七天国丧，嘉庆皇帝只辍朝五天，而且国丧期间嘉庆皇帝从不走乾清宫一路，以防把不祥的气息带到太上皇时常经过的区域。去皇后灵堂时，也都是从苍霞门出入，不经过花园门。去奠酒，嘉庆皇帝一直走到永思殿，才换上素服。回宫后立刻脱去素服，换上常服。而且谕令大臣们凡事尽量营造吉祥氛围，国丧期内，凡来朝见的大臣，一律着平常的素服，而不可穿丧服。随从太监也是天青褂子，不带一点丧气。

对这一点，太上皇当然十分满意。

嘉庆三年（1798）五月，嘉庆皇帝去热河避暑，特意让纪晓岚陪同。

嘉庆皇帝没有太上皇那样的文采风流，一路上，君臣之间也时常以学问相质正。一天，嘉庆皇帝问纪晓岚，对《洛神赋》中“凌波微步，罗袜生尘”之语，该作如何诠解？既然微步行于水上，何来“罗袜生尘”？

纪岚奏道：“考《文选》李善注曰：‘凌波而袜生尘，言神人之异也’，想来想去，这神人之异，不过履水不濡，行走在水上不湿衣服而已。这一点用来解释‘凌波微步’是说得通的。但要解释‘罗袜生尘’就不可以了，水面安得生尘？皇帝睿鉴高明，发古之所未及。臣幼时读诵，习惯了这么读下来，却没有做认真的考察，没有想一想此语符合不符合实际情境。一经指示，旷若发蒙，实不胜钦服之至。”

对纪晓岚的学识，嘉庆皇帝也更加欣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