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两朝，乡试、会试第三场都要试策，试策的内容，不外乎经、史、时务三大类，尤其是时务题，是与当前形势与问题密切相关的考题。比如兵、农、刑、礼、吏治、河防、工赈、教育等等，每次试策题多则五道，少则三道，要求关切事理、言之有物。乾隆十九年（1754），纪晓岚参加会试，所试策问是关于黄河流域的治水问题，因为那几年黄河下游水患频有发生，按说这是个很贴近社会现实的命题。但乾隆皇帝对这道策问却十分不满，下旨指斥出题的大学士孙嘉淦、陈士倌：“策问时务，用觇士子学识，主试官不当以己见立说。上年顺天乡试，问黄河北行故道。今春会试，问黄河下流。皆孙嘉淦、陈士倌一己私见，究亦空言无补，若以此为去取，将启士子窥探迎合附和之弊，其渐尤不可长。嗣后有似此者，必治其罪[3]！”

乾隆皇帝对这道策问不满意，主要原因不是说这道题题路狭窄，容易让聪明的考生堵上，而是这道时务题太不合“时宜”，出题的考官又太不识“时务”——皇帝一直在为黄河下游水患的事一筹莫展，考官们一而再、再而三地出这样的题，等于是让皇上难堪。所以皇帝心里十分恼火。

陈士倌是纪晓岚乾隆十九年会试的座师，纪晓岚本人也是参加会试的亲历者，对这件事情的教训牢记在心，他从当考官那天起，每一次出题都小心谨慎，反复揣摸，不敢出一丁点差错。乾隆己卯山西乡试，纪晓岚出策问三道；乾隆甲辰会试，他出策问五道；嘉庆丙辰会试，他出策问五道；嘉庆壬戌会试，他出策问五道。这些选题，皆围绕着经、史及音韵、训诂、诗学等兜圈子，而远离社会现实，不沾一点“时务”的边儿。

没想到这最后一次做考官，让他遇到了一场麻烦。在还没有发榜以前，外边就已经有人传扬前几名的名字了。这是件了不起的大事，御史密奏嘉庆皇帝。嘉庆皇帝十分恼火，立刻派人追查谁走漏了消息。一时间，参与这场会试的大小官员，无不人人自危。纪晓岚想，这一路追查下来，不知有多少人要株连下狱。而且不管问题出在谁身上，他这个正考官的责任都推不掉。思之再三，他拿定了一个主意。

这天嘉庆皇帝召见纪晓岚，查问科场泄密这件事，纪晓岚跪下，从容奏道：“皇上不必动怒，臣即是泄漏之人。”这一下轮到嘉庆皇帝吃惊了。对这位前朝老臣，嘉庆尊重有加，他深知纪晓岚做考官做了一辈子，一向小心谨慎，从来没有出过错，这种事怎么会出在他身上？纪晓岚看出了嘉庆皇帝的犹豫，奏道：“皇上明鉴，这泄漏之事，也是臣出于无意。臣书生习气，见到佳句必高声吟哦，或记诵其句，欲访知为何人手笔，无意之中不免泄漏。臣甘愿伏罪，求皇上开恩，不要株连他人。”纪晓岚这么一说，嘉庆皇帝气消了，立即撤回了追查此案的大臣，这场风波于是平息下来，所有参加会考的官员都对纪晓岚敬重备至。

而对科考中的一些弊端，纪晓岚也给予了不留情面的讽刺。如清代科举制度中有“拔贡”，也算是正途出身，清初规定六年一次，乾隆中期改为十二年一次。每府学二名，州、县学各一名，由各省学政从生员中考选，得中者相当于中举。然贡生考试又与乡试不同，不但才学好，还要“美风仪”。所以应考临期要对自己的容貌刻意修饰。有胡须的最恼火，要用镊子把胡须一根根拔掉。揭榜之时，那些拔了胡子却未拔贡的老秀才，往往涕泗交加。纪晓岚作诗讽刺说：

未拔拔贡先拔胡，拔贡未拔胡已无。

早知拔胡不拔贡，不拔拔贡不拔胡。

纪晓岚当考官，爱才如命。为福建学政时，曾作《寄示闽中诸子六首》，谓：“平生无寸长，爱才乃成痴。每逢一佳士，如获百朋锡。”乾隆三十七年（1772），江苏仪征人汪端光会试下第南归，纪晓岚送诗为他饯别，勉励他“努力勤自爱，旧业重研求。骏足皆得路，岂独遗骅骝。三年一弹指，挟策来皇州。苕峣蓬山顶，偕子骖鸾游。”

平生数典乡、会试，纪晓岚门下士如云，有很多他的门生成为有清一代学问宗匠。如乾隆二十五年（1760）庚辰会试所取士李文藻、刘权之，乾隆二十四年（1759）典试山西时落榜者李腾蛟（乾隆四十年成进士），乾隆二十七年（1762）顺天乡试取士朱子颖，壬午所取士王菊庄，读卷所取士江苏阳湖人孙星衍，甲辰所取士伊秉绶，嘉庆元年（1796）丙辰会试所取士汪德钺、赵慎畛、陈鹤等。

李文藻，字素伯，号南涧，山东益都人。生于雍正八年（1730），卒于乾隆四十二年（1777），只比他的座师纪晓岚小六岁，与老师交情亦师亦友。纪晓岚督学闽中，文藻为幕僚。曾主德州、菏泽书院讲席多年，官广东恩平知县、桂林府同知，皆有政声。李文藻嗜古好学，后人辑其遗文《南涧文集》《南涧先生遗文》各二卷，补编一卷，是卓有影响的学者。

刘权之，乾隆二十五年庚辰会试殿试一甲，字德舆，号云房，湖南长沙人，历官洗马、礼部右侍郎、体仁阁大学士。《四库》馆开，刘权之同程晋芳、任大椿等同为总目协勘官。乾隆五十七年（1792），与陆锡熊带校书人员赴盛京校文溯阁书，陆锡熊死于客次，刘权之接替陆锡熊职任，将陆锡熊名下应阅之书一千余函督责校理。嘉庆十七年（1812），刘权之为《纪文达公遗集》作序，谓：“吾师纪文达公天资超迈，目数行下。掇巍科，入翰苑，当时即有昌黎北斗、永叔洪河之目。厥后高文典册，多为人提刀，然随手散失并不存稿。总谓尽系古人糟粕，将来何必灾梨祸枣为。……乾隆三十七年，朱笥河学士奏闻高宗纯皇帝，勒辑《永乐大典》，并搜罗遗书，特命吾师总纂《四库全书总目》，俱经一手裁定，故所存者惟此独全。权之甲午典试江左，曾赠一水波砚，铭云：‘风水沦涟，波折天然。此文章之化境，吾闻之于老泉。’读此铭，吾师之为文可知矣……忆受知程门立雪，时多闻绪论。吾师是再来人，曾有未经目之书，即知有某人序、某人跋，开卷丝毫不爽。是慧悟夙成，文其余事也。然才力宏富，绝不矜奇好异，总以清气运之。譬满屋散钱，逐书入串。李杜之光焰，燕许之手笔，尽归腕下，裒然一代文宗也。”

李腾蛟，字鼎北，号辛峰，山西芮城人。雍正七年（1729）生，嘉庆五年（1800）卒，乾隆四十年（1775）成进士。曾任直隶任县知县，武清知县，升杨村管河通判，旋迁遵化直隶州知州。纪晓岚称赞他“孝友积于家，文章学问沾溉后人”。于任期间，检灾必亲往，发粟必亲监，严明纲纪，桀黠皆敛手。且廉洁清正，丝毫不取于闾阎，而百务俱举。

伊秉绶，字组似，号墨卿，又号默庵，福建宁化人，生于乾隆三十八年（1773），比他的老师小了三十多岁，二人是忘年之交。伊秉绶工书，精于绘事。书尤以隶书为长，画以山水松竹为精绝，纪晓岚常为之题画。嘉庆七年（1802），粤东天地会起义，时伊秉绶官惠州知府，因失察，参戍军台，效力赎罪，第二年七月释放回籍，后起用于扬州知府。卒于嘉庆二十年（1815），有著作《留春草堂集》行世。

洪亮吉，字君直，一字稚存，号北江，江苏阳湖（今武进）人，乾隆十一年（1746）生，嘉庆十四年（1809）卒，乾隆五十五年（1790）成进士。本书前已叙乾隆四十九年甲辰会试他同纪晓岚的相遇、相知。洪亮吉历官编修、提督贵州学政。嘉庆四年（1799）批评朝政，获罪，遣戍伊犁，不久赦还，改号更生居士。通经史、音韵、训诂及地理之学，工诗文，以骈体文为时人称道。有著作《春秋专传诂》《洪北江全集》等行世。

汪德钺，字锐斋，安徽怀宁人，生于乾隆十四年（1749），卒于嘉庆十三年（1808），及第后官礼部主事，时纪晓岚为礼部尚书，曾就司员见堂官由长揖易为半跪一事，力陈其失，后复改为长揖。

赵慎畛，字遵路，号笛楼，湖南五陵人。生于乾隆二十六年（1761），卒于道光五年（1825）。及第后改庶吉士，散馆授编修，累官御史、给事中、广西按察使、广东布政使、广西巡抚、闽浙总督、云贵总督。其人品学识，尤为纪晓岚所重。纪晓岚书其舅氏王孝承手札后云：“余丙辰典试，得武陵赵子笛楼，初见余，恂恂有儒者风，与之言，笃实近里，无少年巧宦之习。比如词馆，仍循谨如寒素。间与论世务，事事知大体，而非老生迂阔之言。疑其学必有所受也。赵子曰：‘慎畛少孤，资母氏以养，而资舅氏以教，平时一言一动，无不范以规矩。或不能面语，则长笺短札、丁宁往复，凡持身涉世，无不勉之以古谊[4]’”。赵慎畛有《从政录》《榆巢杂识》《省愆室笔记》《读书日记》《惜日笔记》并《诗文集》六卷行世。

陈鹤，字鹤龄，又字馥初，号稽亭，元和人。生于乾隆二十二年（1757），卒于嘉庆十六年（1811）。官工部主事，晚归江宁，掌教于尊经书院。少游于钱大昕之门，曾为《纪文达公遗集》作序，谓：“我河间纪文达公，以学问文章著声公卿间四十余年，国家大著作非公莫属。其在翰林校理《四库全书》七万余卷，《提要》一书，详述古今学术源流、文章体裁异同分合之故，皆经公论次方著于录。”陈鹤有著作《桂门自订初稿》十卷行世。

孙星衍，字渊如，生于乾隆十八年（1753），卒于嘉庆二十三年（1818），江苏阳湖（今武进）人，肄业于钟山书院。乾隆五十二年（1787）进士，历官编修、三通馆校理、刑部主事、员外郎、郎中，出为山东兖沂曹济道。后归里筑五松园于江宁，应聘主讲于扬州安定、绍兴蕺山、杭州诂经精舍等书院。嘉庆八年（1803）以贫起官，补山东督粮道。孙星衍于经、史、文字、音韵、诸子百家无不通，亦多涉猎金石碑版，工篆隶，精校勘，擅诗文，有著作《尚书今古文注疏》《周易集解》《寰宇访碑录》等行世，并刊刻《平津馆丛书》《岱南阁丛书》等。

纪晓岚门生众多，其影响重大者，尚有龚丽正、蒋士铨、吴钟桥、孟生薰、汪守和、葛正华等辈。做考官，最能显示纪晓岚的人品与风格。

[1]见梁章钜《归田琐记》卷四。

[2]见《东华续录》嘉庆一。

[3]见梁恭辰《北东园笔录初编》卷一。

[4]见《书王孝承手札后》，《纪文达公遗集》文卷十一《书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