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在官场闪现的刀光剑影中，纪晓岚又不得不时时保持着他处世的警觉。他的砚铭中随处可见“守口如瓶”，他借《阅微草堂笔记》的故事，说出了心中的酸辛。

《滦阳消夏录》中那个“鬼隐”的故事，就更加发人深思。纪晓岚直指当世官场货利相攘、互相倾轧的现实：

明朝末年，有个姓宋的人，因选择坟地，来到歙县深山中。天色晚了，又要下雨，他看到山崖下有个山洞，便投奔过去打算避避雨。听见洞里有人说：“这里边有鬼，你不要进来！”

宋某问：“那你怎么进去了？”

那人说：“我就是鬼。”

宋某说：“你既然是鬼，不在坟墓里待着，到这儿来干吗？”

鬼说：“我在宋神宗时当过县令，厌恶那些在官场上的人。这些人见了利就争抢不休，相互倾轧。我辞去官职回乡务农，不与他们为伍了。我死后请求阎王不要让我再转生到人世，于是便将我来生的禄位，改注我为阴曹地府的官。我没有想到，阴间的官场照样也和阳间一样互相争斗倾轧，于是辞官回到坟墓里去了。坟墓四周鬼很多，往来吵闹，我心里不安宁，不得已就找了个山洞藏起来了。尽管这里冷冷清清，孤寂难挨，可比起官场上风风雨雨、人世间尔虞我诈，这地方简直就是天堂了。我在这空山里，忘记了时间的流逝，与鬼断绝往来，不知有多少年了。与人断绝往来，更不知有多少年。我心里为断绝了身外的一切而高兴，不料这里又来了人。明天早上我就得搬走，你就不要再来打扰我了。”说完就不吱声了。问他姓名，也不回答。宋某带着笔砚，便研墨濡笔，在洞口写下“鬼隐”二字，就离开此地。

这个故事很有意味。首先，纪晓岚写了一个“鬼隐士”，在阳间做人时，他是个小官，厌恶于官场上的排挤倾轧，种种黑暗，解职归田，死后又做了阴间的官。阴间的官场和阳间的官场没有什么两样，照样是倾轧排挤，黑暗种种。所以他只好躲到一个山洞里当起了“鬼隐”。

纪晓岚为了避讳，把这个官写成是宋神宗时期的官，其实，这正是他用这个故事，说出他对当世官场中货利相攘、互相倾轧的现实的抑郁。

纪晓岚生存的那个盛世，实在不怎么清平，贪官、恶吏、豪强和各种奸诈刁滑的小人比比皆是，对这种种的阴暗、腐败和污浊，纪晓岚一是十分痛恨，二是无可奈何，他只能选择避开。

纪晓岚一生痛恨小人，在《阅微草堂笔记》中充满了对小人的抨击。而且在那个小人猖獗、大行其道的环境中，纪晓岚遇到的最大困惑就是如何保全自己。他在文化专制的风声鹤唳中入主《四库全书》馆，在修书过程中发生的一系列文字狱案，他感同身受。有很多起文字狱，压根儿就不是因为有什么悖谬文字，而是因为著书者得罪了小人，结果锻炼成大狱。所以纪晓岚的处世之道是不跟小人争一日之短长，不做出头椽子，尽量不以真面目暴露在小人的视野中。对他的生存方式，有人讥之以“世故”。但纪晓岚从未与小人同流合污过，并且借狐鬼之事，将小人的伎俩示众，这也是难能可贵的了。

有人认为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是一部宣泄着知识分子“孤愤”的作品，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而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则是“不乖于风教”的“劝诫”之作，少有对社会的批判。这个观点失之片面。《阅微》中的一千二百则故事，却极少“颂扬”之作。恰恰在这一点上，纪晓岚与蒲松龄殊途同归。如果说生活在明末清初社会大动**之后的蒲松龄，作为颠沛于社会底层的知识分子，他的“孤愤”代表着一种时代的感伤；那么，生活在“乾嘉盛世”的纪晓岚，作为一个“通古今之变”的大儒，他能在虚假繁荣的背后看到了那个社会的危机，因而他的“劝诫”也表现了一种时代的忧患。

[1]见《清会典事例》。

[2]见《清会典事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