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乾隆五十七年（1792）调左都御史后，纪晓岚因为公务常常要住在西苑，所以向他的女婿家借了一套房子，名之为“槐西老屋”。工作结束后，纪晓岚就到老屋里吃饭、休息。西苑那地方当时距城数十里，槐西老屋又十分僻静，开头一段时间除了部属来向他请示公务，造访的客人绝少，夏天昼长夜短，有大块的富裕时间，纪晓岚在老屋放了一个记事册子，每当轮到值班时，就回忆大家谈过的事，并草草记录下来。若不值班，就暂时搁笔。一些事回忆不起来，也就作罢。不知不觉，写成四卷，他的孙子纪树馨将其辑录为一帙，题名为《槐西杂志》。

在撰成《滦阳消夏录》《如是我闻》《槐西杂志》之后，纪晓岚不能自闲，乾隆五十八年（1793），《姑妄听之》四卷又告杀青。这部书的名字取《庄子·齐物论》中“姑妄言之，姑妄听之”的说法。嘉庆三年（1798），纪晓岚扈从新皇帝到滦阳，在闲暇之余，把五年来随时写成的片断连缀成书，成《滦阳续录》六卷。

这几部笔记，每完成一部，都迅速被传抄，来阅微草堂访他的人越来越多，有文友同僚、同年故旧，也有陌生人，老家河间的一些亲戚、朋友来得更多。乡亲来了，不带别的东西，带的全是家乡的土产，最多的是小枣。他们知道纪晓岚一生不食谷，以肉为食，案头却总离不开小枣的。

乡亲们来了，纪晓岚总是很高兴，聊兴也最高。纪晓岚问得最多的是家乡的故人和旧事。虽然离家几十年，七十岁之后，他感觉到故乡的轮廓一天比一天清晰起来。

同朝为官的老朋友也时常来槐西老屋，偶尔大家也搞个“文酒之会”，这天，朝鲜使臣郑尚愚也和大家一起来了。

因为来的都是至交故旧，说话自然放松得多。郑尚愚是个对中国国情十分了解的外国人，更无忌讳，他直言不讳地谈到官场的乱象和吏治的腐败。他说，这些年中国之所以灾荒连年，除了天灾的原因，更主要的是人祸，一切灾难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普遍而有系统的贪污。这种贪污是产生饥荒、水灾、疫病的主要原因。河工经费常被侵挪，以致水利不修、河务弛废；加之各级官吏对河工经费的层层盘剥和营私舞弊，不仅严重削弱了防灾、抗灾能力，而且往往造成人为灾害。

郑尚愚还说：“书状官徐有闻和朴趾源回到朝鲜，说起他们的感受，印象最深的是你们的官员似乎什么事情也不做，最热衷的只有一件事，那便是给皇帝进贡。皇帝出巡，迎驾大臣要进‘迎銮贡’；皇帝到热河避暑，大臣要进‘木兰贡’；大臣进京觐见，要进‘陛见贡’；被提拔升官，要进‘谢恩贡’。那么多五花八门的进贡名目，让大臣们放下国计民生的大事不去管他，集中精力为皇帝四处搜求，购置或攒造贡品，争奇斗巧。皇帝万寿节，京城成了万国贡品博览会。四十五年（1780）皇帝那次七十万寿庆典，徐有闻在中国所见到的进贡现象真是让人叹为观止，北京外围，各地进贡的大车有三万多辆；还有一些易碎的珍贵之物，要人担、驮负、轿架运送，更多得数不过来。那些进贡的大车小辆插着‘贡’字杏黄旗，充塞道路，有时还会因为争抢道路互相诟骂打斗。各地官道上篝火相望，铃铎动地，鞭声震野，那场面好不气派。”

新入翰林的洪亮吉是纪晓岚门生，更是快人快语。他说：“现在朝野有‘帮贡’之说，先生可曾知道？”

郑尚愚摇头：“弟名‘尚愚’，望先生指教。”

洪亮吉笑了：“所谓‘帮贡’者，就是权臣令下属代办贡品。这个词堂而皇之，却成了贪腐的一个方式，给皇上购买贡品的过程是暗中交易，云雾重重，送给皇上一万两的贡品，督抚有可能从州县官吏手里刮了三万两，州县官吏有可能从百姓那里盘剥了十万两。”

王文治说：“‘帮贡’之外，还有‘坐省长随’。州县官派出自己的贴身长随，守候在省城，专门替督抚们干办。”

刘墉说：“其实这些长随最不可靠。纪大人就写到过这些人。他说这些州、县官的跟班，往往故意隐匿自己的姓名和籍贯，因此他们说到自己姓名、籍贯的时候，往往没个定准。这大概是预防有朝一日他们的奸谋贪赃败露后，使人无法追踪拘捕他们，这些事是不是真的？”

纪晓岚说：“这些长随的故事可都是真的。我父亲曾见过房师陈石窗先生的一名长随，他自称山东人朱文，后来在高淳县知县梁润堂家再见到他，又自称河南人李定。姓梁的知县对他很是倚重，临到梁知县要调任时，这个长随忽然生了怪病，于是将他托付给我父亲，把他留在家中，相约病好后再走。那个长随的病，是两脚的脚趾一寸寸地烂，逐渐向上发展，直到胸膈穿漏而死。他死了以后，人们翻检他的箱子，发现了一个小本子，上面写满了蝇头小字，记载着他前后跟随过十七位官员，每个官员名下都分条列出他们的隐私，详细记载某件事情发生在某时某地，见证人是某某，以及每个官员的往来书信、判案时的判记文书等等，无不一一记录下来。他的同行中有了解他品行的人说，这个人曾用这办法挟制过好多的官员了。他的老婆原来也是某官员的贴身婢女，被他勾搭上私奔，走时留了一封信在桌上，那个官员竟不敢去追查。现在他得了这病，也是上天对他作恶多端的报应。一位名叫霍书易的老先生说，这类人投靠人家门户，本来就是为了营私舞弊而来。比如养鹰，鹰是吃肉的，你不能强求它吃谷子，问题在于主人能不能驾驭它们，对长随这类人也是这样。如果主人只是喜欢他们的机灵，托付以亲信的重任，就好比倒拿着刀戈，而把刀柄授给别人。这个长随不值得责备，要责备的话，就该责备那十七个官员。我父亲说：这话还是没有抓住根本性问题，如果那十七位官员，都没留下见不得人的东西，就是有一百个长随天天拿着笔跟在他屁股后头，又有什么可怕的呢。”

洪亮吉说：“这话是说在点子上了，说到家还是那些为官的有见不得人的东西。你看那十七个官员，没有一个人不留下把柄。我曾经说坏官好官的比例是一比九或者二比八，看样子还得打折扣，这种官场整体的卑污太可怕了，老师您得把这个故事写下来。”

纪晓岚颔首一笑：“已经写下来了。”

纪晓岚实在是太熟悉大清国的官场了。

《滦阳消夏录》开卷，他便写了一篇献县县令的故事：县令叫明晨，是应山人。他要为一件冤案平反昭雪，又怕上司不准，便犹豫不定。儒学的公役中有个叫王半仙的，和狐狸是朋友，他说这狐狸对小吉凶算得很准，明晨便打发他去问问。狐狸严肃地说：“明公作为一方百姓的父母官，所考虑的只应该是这个案子冤不冤，而不应该问上司准不准。不记得制府李公讲过的那番话吗？”公役回来报告了明晨，明晨心里受到震动，于是说起制府李卫的一件事。李卫在没做官时，有一次曾和一位道士过江，恰好赶上有一个人在和船夫争吵，道士长叹道：“活不了多大一会儿了，还在计较那几文钱。”果然，船开出不远，那个人让船帆扫了一下，掉到江里死了。李卫觉得这个道士一定不是凡人。船到江中时起了大风，船眼看要被刮翻，道士踩着禹步诵念咒语，风停息了，船得以平安过江。李卫再拜，感谢道士救了性命。道士说：“刚才掉在江里的那个人，是他命中注定，我救不了他。你是贵人，虽然遭遇险难，仍能平安过渡，所以我不能不救，这有什么可感谢的？”李卫又拜谢道：“我接受大师的训导，终身听天由命便是。”道士说：“也不能完全听天由命。一个人是穷困还是腾达，应当听从命运的安排。如果不安命，则会奔走竞争、排挤倾轧，不惜使用各种卑劣手段，却不知李林甫、秦桧，即使不陷害忠良，还是能当宰相。那样做，只不过徒增自己的罪过罢了。至于国计民生的大事，就不能听从命运，天地所生有才干的人，朝廷所设置的百官，都是用来弥补气数的。手中掌握着权力，却无所事事地听天由命，那么天地又何必要生出有才干的人，朝廷又何必设这个官职呢？”明晨门吏说：“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诸葛武侯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成败利钝，非所逆睹。此圣贤立命之学，公其识之。”李卫恭谨地接受了道士的劝说，并请问道士姓名、道号，道士说：“我说了怕你受惊吓。”下了船行数十步，道士忽然不见了，翳然灭迹，如一缕过往的清风。明晨感到百思不得其解，他纳闷儿，那件事怎么会让狐狸知道了呢？

《滦阳消夏录》中他又讲了另一则故事：算命先生虞春潭，为人算命非常准。有一次他到襄阳、汉口一带游历，与一个士子模样的人同船，谈论特别投机。在船上生活了好几天，虞春潭发现那个伙伴不睡觉，也不吃饭，怀疑他是神仙鬼怪。夜里悄悄问他，士子说：“我不是神仙，也不是鬼怪，而是传说中的文曲星，因为跟你有些缘分，所以咱们同船数日。”虞春潭说：“我自认为对命理研究很深，曾推算某人应当有大富贵，但竟然没有给他算准。您是掌管禄籍的，应当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吧？”士子说：“他的命相本来应该有大富贵，因为他对富贵十分执着，所以给他削减了十分之七。”虞春潭说：“人都热衷于功名，他想当官，也是常情，为什么阴曹地府的处罚是如此之重？”士子说：“热衷于仕宦的人，其强悍者必然恃权势，而恃权势者必然狠毒而刚愎自用；其弱者必然要设法巩固自己的位子，而巩固自己的官位的人必然城府深严而阴险。这两种人，必然会互相竞争，互相倾轧，互相排挤。他们排挤竞争对手的时候，不会问这个人是不是贤才，而在乎他是不是我的同党；不会计较事能不能办，而十分计较我自己能不能胜券在手，这其中的弊病可是太大了。”

这个故事后面的议论，伪托鬼神，抖出了封建官僚的三魂七魄，淋漓痛快地针砭了官场的腐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