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狱在乾隆四十四年（1779）发生最频。

冯王孙是湖北兴国州候选训导，因五经难读，为便于记诵，把五经原文编成歌诀，集为一部名为《五经简咏》的书，被指发语句多有狂悖，并有不避庙讳、圣讳之处，且有“复明削清”之语。乾隆谕旨，“对其照大逆凌迟缘坐律迅速问拟。”案主冯王孙被凌迟，其子冯生梧、冯生棣斩立决，其孙及兄弟之子年十六以上者皆斩，妻子、儿媳、十五岁以下子女均付给功臣家为奴。

沈大绶，原名沈兰谷，湖南临湘人，雍正四年（1726）举人，乾隆十四年（1749）选授江西永新县知县，十九年（1754）调任彭泽县知县。《硕果录》《介寿辞》二书，系其自作诗文并亲友贺寿诗。湖南巡抚认为二书语多狂悖，即上奏朝廷，同时提究有名犯证。乾隆皇帝于六月初九日、六月三十日分别谕示三法司核拟速奏。经核议，沈大绶照大律定拟，开棺戮尸，为本书作序的陈湄、刊刻其书的长子沈荣英、收存书版的庄老满等被斩立决，其兄弟子侄年十六者皆斩立决，妻妾及儿媳俱给功臣之家为奴。收藏此书的人、失察官员二十余众均受到处置。

乾隆的做法，在大清子民中引起了普遍的恐惧，也引起了普遍的仇恨。安徽天长县有个名叫程树榴的秀才，在为朋友诗集写的序言中有这样的话：“造物者之心愈老而愈辣，斯所操之术乃愈出而愈巧。”这篇序言很快被人向官府告发了。告发他的人不是别人，是他的小舅子王廷赞。王廷赞指出，这两句话影射的是当今皇上，“我皇上春秋愈高、仁恩愈普”，怎么能说“愈老而愈辣”？“彼王锡侯、徐述夔等皆其自取，予以显戮，普天称快”，如何能说手段“愈出而愈巧”？

这个案子很快报到乾隆皇帝那里，让人难以预料的是，程树榴并没有被满门抄斩，而从宽被改为斩决，家人也没受到灭门灭族的牵连。知道这个案子的馆臣们甚感困惑，程树榴这两句话，矛头所向，是乾隆的文字狱，再明白不过，而且点评十分精到，字字见血，而却如此处理，让人费解。但大家却谁也不去说破。

最是智天豹《万年书》案离奇荒唐。

四十三年（1778）九月，有一位名叫智天豹的卖野药的流浪汉，从山西祁州到了现在河北容城白沟那地方。卖野药就靠一副伶牙俐齿，把死人说得活。智天豹本来只有五十五岁，可是他却说自己有八十多岁了。人们一看一个八十多岁的人还能如此利落地行拳走腿，就越发相信他的药是真的，所以智天豹的生意出奇地顺利。不用多大工夫，就把他带的“海马追风膏”全卖掉了。

有一个名叫张九霄的泥瓦匠，对智天豹敬仰得五体投地，拜了智天豹为师傅，智天豹让张九霄在白沟河给他租了一间房，要把他自己写的一本《万年书》誊抄两本去呈献。打听准了四月二十日乾隆皇帝要到泰陵扫墓，就准备和张九霄去献书。谁知临行前智天豹摔了一跤，伤了腿，走不动了，就让张九霄一人去献书。

四月二十日上午，乾隆皇帝谒陵的队伍浩浩****正向易县进发，忽然有人迎着銮驾跪倒在地，说是要给皇上献《万年书》。这还了得！当即连人带书一起拿下。

这本《万年书》呈在乾隆皇帝面前，展开一阅，顿时勃然大怒。书中说周朝只有八百年天下，如今大清国运比周朝更久。可恨的是，居然说当今皇上只有五十七年天下。这真是大逆不道！乾隆皇帝当下对随驾大臣发了一通火，命将张九霄解往京师，并迅速去抓捕智天豹。同时下谕，命以文华殿大学士于敏中为首，组成了一个品级很高的办案班子。

这个专案组的规格非同一般：

于敏中：文华殿大学士兼户部尚书；福隆安：兵部尚书；梁国治：户部尚书；和珅：吏部左侍郎；德福：署协办大学士事务，刑部尚书；胡季堂：刑部左侍郎；觉罗阿宁阿：兵部左侍郎；钱汝诚：刑部左侍郎；喀宁阿：兵部左侍郎。

一共九位。最小的官职为左侍郎。可见乾隆皇帝对这个案子的重视程度，杀鸡用了宰骆驼的刀。

更可怜又可笑的是，一个流浪汉智天豹，一个大字不识的泥瓦匠张九霄，原本想通过给皇帝献书改变自己的命运，没想到变成了朝廷的钦犯，被五花大绑押赴京城，下了死牢。

可是审来审去，也审不出个子丑寅卯。这本《万年书》是智天豹自己写的。这个人认得几个字，懂一点易经，就弄出了这么一个不伦不类的东西，说大清朝该有千年国运，比周朝八百年天下还要长久。算出当今圣上有五十七年天下，能活八十多岁。原本是想讨个大彩头，没想到惹下这么大个塌天横祸。

九位大员联合办案，那动静自然小不了，一追追到祁州智天豹的老家。智天豹是个流浪汉，家里早就什么都没有了，但还是抓了曾自称是他“徒弟”的两个农民。

在京城，把智天豹、张九霄审了又审，打了又打，案情就是这么简单。把两个“徒弟”一番拷打审问，也没得到任何有价值的东西。无非是几个草野小民成精作怪，并没有什么政治背景，更无造反阴谋。只好给乾隆皇帝上了道折子。乾隆皇帝宅心仁厚，把九位大员的处理意见降了调子，智天豹凌迟处死改为斩立决，张九霄斩立决改为斩监候，所有牵扯进这个案子的人每人打八十大板，遣返原籍交地方官严加管束。

这场荒唐的文字狱案就这样画上了一个更荒唐的句号。

智天豹案，看起来是“杀鸡用了骆驼刀”，实际上这正是乾隆皇帝的用心所在。乾隆朝文字狱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是把打击面放在社会底层。

中国历代文字狱，打击对象都是士大夫阶层。康熙、雍正两朝文字狱案约三十起，涉及官绅、名士至少二十起，占三分之二。而乾隆年间触文网者，多数是下层知识分子和粗通文墨的平民。乾隆朝一百三十多起文字狱案，其中涉及到有童生、秀才、监生等低级知识分子的近四十起，平民有五十多起。这两者占总数的百分之七十二。平民中有裱背匠、开酒店的、开当铺的，有江湖郎中、农民、帮工、轿夫、算命先生、裁缝、和尚、游民等。其中疯汉文字狱有二十一起。这些疯汉，没有一个能逃脱显戮，有七人被凌迟处死，另外十四人蒙皇上法外开恩，从轻发落，将凌迟改为“斩立决”，有的则“立毙杖下”。

这些人深陷文字狱，一是由于为人不安分，“出位妄言”；二是涉嫌传播有民间宗教内容的“邪书”，被怀疑有秘密结社和传教的背景；三是自称“托梦”“下凡”等等，举止荒唐，“妖言惑众”。

乾隆皇帝总结了历代农民起义的规律，得出结论：社会底层最危险的人物，就是那些“失意文人”。他一再提醒地方官员，对这个阶层的人要特别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