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府的阅微草堂，这些日子热闹起来了。

每天退直回府之后，纪晓岚往往茶也顾不上喝，直奔厅房。

厅房里，柳先义与纪晓岚雇来的四五个抄书人忙着抄录纪晓岚从四库馆携回家来校办的珍本秘籍。

四库馆里的珍本秘籍太多了，除了各地征集的图书、藏书家个人捐出的图书之外，还有从《永乐大典》中辑出的大批佚书。对这些书，纪晓岚十分看重它们的稀世价值。当时馆臣的录副之书，多是取自《永乐大典》本、《四库全书》底本、存目书和各省采进本，其中以《大典》本最为珍贵。

四库馆规定，馆臣在馆内没有校办完的书，可以携书回家校理，这正好为一些想为自己抄录副本的馆臣大开了方便之门。虽然自乾隆三十八年（1773）发生黄寿龄遗失《永乐大典》事件后，朝廷对私携底本出馆控制稍严，规定不得把书携出馆外，但分校、誊录仍可携书回家办理。

纪晓岚聘请的助校柳先义，除了帮他校理库书，一个重要的工作是为他抄书。由于要抄录的书不少，他一个人忙不过来，纪晓岚就叫来几个门生帮忙，后来又从外边雇来了几个抄手，多的时候抄手有十四五个人。这些人都由柳先义分派，在厅堂、书房里搭起案子，弄得府里像个小四库馆。柳先义除了自己抄书，还负责给每个抄手计算工价，校核抄手们誊抄的篇页，解决抄手对相关问题的咨询。有些问题弄不明白，就记录下来，等纪晓岚回府时请教。

纪晓岚进了厅房，柳先义告诉他，从《永乐大典》中录出的《宝刻类编》八卷，已差不多完工了。纪晓岚十分高兴，正好这天乾隆皇帝给馆臣们赏了一些杂果，便拿出来让大家分享。

刚吃过晚饭，程晋芳、周永年、邵晋涵、翁方纲、邹奕孝、朱筠、沈叔埏等就陆陆续续到了。

大家都是热衷抄录库书副本的朋友，时常在一起交流，也互相交换底本。总目协勘官程晋芳刚抄完了《唐律疏义》，这部书他遍访二十年不得，没想到在四库馆见到了，自然如获至宝，细细读了一个多月，又雇用抄手一字一句抄录，三个月下来刚刚录完。这前后他已抄录了《周官新义》《春秋分纪》《归潜志》《斜川集》等书，大多是《永乐大典》中保存的孤本。

校勘《永乐大典》纂修兼分校官邵晋涵更是近水楼台。《两朝纲目备要》本来就是他主持纂办之书，借这个便利条件优先录副了，还有《京口耆旧传》《大隐集》《张文忠公文集》等，也全都是稀见古本，统统原文录下，盖上了自己的名章。

戴震没去世之前，负责校办了《九章算术》《海岛算经》，他录副自存，还多抄了一份，送给外地朋友。

沈叔埏平生最爱书，他十分向往四库馆，希望能从中读到更多的秘书，故抄书也最勤。他从一个助校进入四库馆，担任分校，有了接触更多馆臣的机会，抄录了很多库书副本。

翁方纲专门盯紧大部头——《十三经注疏》八十一卷。这样一部大书抄录完了，不能不算是个了不起的大工程。纪晓岚以为他摘其所要抄录其中一部分，没想到竟一字不丢，悉数抄毕。抄大部头的书不仅费工费力，花费也很大，抄胥五十个字一文钱。一部二十六七万字的书，写工费几近五千二百九十多，遑论《十三经注疏》这样的大书。

朋友们到纪府来，一是讨论一些学术问题，也为了彼此交换可资录副的书籍。翁方纲与丁杰补正朱彝尊的《经义考》，每天把在馆里抄录的材料带回来与丁杰商量，有异议的地方，也来找纪晓岚帮助裁定。纪晓岚也了解到，周永年每天借抄馆书，家里雇用了十几个抄手，冒着暑热挥汗如雨地抄书、校订，家里灯火通明，往往通宵达旦。纪晓岚清楚馆臣们入馆的动机，除了所谓的“寄托名山”的事业，获得晋升之途，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可以获读并录副馆中秘书。“禁书”令一道紧似一道，血雨腥风，令士人胆寒，那么多有价值的好书，因为稍干例禁便毁之一炬，更让人痛心疾首，馆臣们假修书之便，悄悄抄录下一些有价值的副本，也能够让一些珍贵书籍得以保存。所以纪晓岚明知大家把精力全投在抄录副本上，满足自己的私心，会影响修《四库全书》的质量，也只好睁一眼闭一眼，何况他自己也身在其中。有一天，纪晓岚去琉璃厂逛书市，居然看到了一些馆臣抄录的四库副本出现在书肆里，公然售卖。他吓了一跳，就把那几种抄录的库书副本买了下来。以后朋友们来访，他有意和大家多讨论一些《四库全书》中的问题。也给朋友们提个醒，防止事情做过了头，引起乾隆皇帝的格外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