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四十一年（1776）三月，朝廷取得了平定两“金川”的大捷。

大金川，为四川金川土司莎罗奔兄之孙索诺木的地盘。小金川，是土司泽旺之子僧格桑的领地，两金川联合抗清，在周边地区攻城略地，大有野火燎原之势。大小两金川，地不逾千里，人不满万户，而朝廷用兵五年，费帑至七千万两，官兵七八万人，役夫无算，这一场艰苦卓绝的对抗消耗了清政府的元气。其原因，除了当地凭据山水之险，气候又变化异常之外，也显见盛世清廷所拥之重兵，乃世界上最庞大的“玩具兵团”。

因胜利来之不易，故乾隆皇帝十分看重平定两金川的胜利，让内廷翰林诗赋以庆，作此类文字，纪晓岚是高手，自然当仁不让，遂撰《平定两金川雅》《平定两金川颂》，歌颂乾隆皇帝的武功与圣明。其《平定两金川雅》之序略谓：“惟我皇上命将出师，皆睿谟独运，策形势于万里之远，操赏罚于九天之上，指示驾驭，赴机若神。臣章句陋儒，虽不足测高深万一，而叨荷恩遇，出入禁闼，仰见军兴以来，皇上宵衣批牍，旰食披图；或羽书夜至，亦中宵宜授机宜，圣虑勤劳，越五年如一日。知经纬万端，悉由乾斯。建牙秉钺之臣，特禀成命效驱策耳。此尤千古帝王所未有也。然恭读御制《大学纪功碑》一文，委曲详明，方谆谆于兵非得已，绝不以武功耀万世。则圣人之情，与天契合，风霆雨露，因物而施。纤毫无心于其间，益非区区管蠡所能窥见矣。……今圣天子驱驭虎貔，剪除狼虺，通亘古不通之险，其事越平淮万万。臣忝珥笔，其可不作为文章以歌咏休明。顾学殖荒落，词不副意，不敢自为撰著，谨仿晋傅成集句为诗之例，裒辑唐人旧文，排比伦次，为雅诗十二章，以赓扬盛烈，昭示来兹。”

乾隆皇帝读了《雅》《颂》，击节赞赏。

与此同时，清除违碍书籍的工作，也在大力推进。对四库馆清理出来的违碍书籍，乾隆皇帝要一一过目，对地方查禁的图书，也要求一律缴到朝廷的军机处。之前，各省查禁的书是在地方上销毁的。乾隆四十年（1775）九月，贵州巡抚韦谦恒上了一道折子，建议各省查禁之书应就地自行销毁，被乾隆大骂了一通，说你这小子怎么这样不懂事理？如此糊涂！幸亏贵州人老实，不开化，对查禁之书不见得有潜流传播之事，这事如发生在江浙一带，一听说哪本书被查禁了，必定以为新奇，妄行偷看，甚至私自抄存，辗转传写，这本书本来是禁书，反而传播得更快更广了，这成何体统！

从此以后，各省查禁的图书，一概全部封箱，防止扩散，委派专员押送至京，直交军机处。军机处收到后，除了那些在运输途中经雨水沾湿成块难以翻阅的图书，直接奏明销毁，其他都要认真审阅，签上意见，奏请销毁。或转交四库馆，让馆臣们协助把关，凡有违碍书籍，一定要经乾隆皇帝“亲行检阅”，才可进行下一步处置。

这个谕令是直接下给四库馆的，纪晓岚和诸馆臣随即对拟录和未录之书进行了认真的排查，整个选书过程，是过了筛子又过细罗。

对修书的工作进度，乾隆也催得很紧。乾隆四十二年（1777）三月，总裁舒赫德奏报当时未办竣之书目十余种，要求各派总裁分头督办。乾隆皇帝准之，谕军机大臣明确各书办理期限，以便按卯进呈。过了期限完不成，即由核处查参。因此很多人受了处分，被记过。

那些日子纪晓岚简直觉得自己好像烤在油锅上一样。所有纂修环节中出现的错误，作为总纂，他都难辞其咎。

军机处将对纪晓岚的处分呈报给了乾隆皇帝，但乾隆皇帝却对纪晓岚以特旨开恩。乾隆皇帝对军机大臣们说：“作为总纂，纪晓岚所办书籍多于常人，出错在所难免，以后详慎办理就是了。”

纪晓岚和诸总纂、总校、总阅不敢有一丝懈怠，到了七月底，第二份《四库全书荟要》已缮成三千二百余册。

而禁书的谕旨也一道紧似一道。从乾隆四十年（1775）开始，正月，令两江总督高晋把应毁书籍并书板一并解京销毁，三月，又下令销毁陆显仁《格物广义》，五月十八日，下令查改《明史》《纲目三编》，闰十月十七日，查禁释澹归著《遍行堂集》、陈建著《皇明实纪》、江宁清笑生著《喜逢春传奇》，闰十月十九日，重申查禁澹归、陈建著述，连澹归所住的丹霞寺僧人也受到了牵累。闰十月二十三日，禁毁僧人函可（千山和尚）诗集，下令追查他在沈阳的传人及碑刻。四十一年（1776）十二月，颁谕销毁沈德潜《国朝诗别裁集》板片，十二月十三日，对禁书尽职的江西巡抚海成给以嘉奖，同时严词斥责“不实力查办”的江浙督抚高晋、三宝、杨魁等人。每场文字狱案，都会在四库馆内引起一场集体恐慌。乾隆皇帝特别希望四库馆担当起禁书“眼线”，对四库馆盯得也就比较紧。

纪晓岚熟知这个江西巡抚海成，他是锻炼文字狱的干将，整起手无寸铁的文人来一点也不手软。他之所以得到乾隆皇帝嘉奖，是因为他搜买呈送的禁毁书目前后共有八千余部之多，远远超过各省，也远远超过了四库馆。这些封疆大吏，此时已将国计民生大事悉数置之度外，挖空心思查缴禁书，不择手段地深文周纳，或因之升官，或因之获罪，全凭在查缴禁书中的表现和运气，其结局往往让人啼笑皆非。

有意思的是，对江西巡抚海成的嘉奖令还没送达他手里，乾隆四十二年（1777）十月，江西举人王锡侯的《字贯》案就爆发了。

王锡侯，字韩伯，是江西新昌县举人，当年六十五岁，自三十八岁中举后，连续九次会试落第。身名蹭蹬，生计不继，他看到《康熙字典》这本书有不好用的地方，就想在这本书的基础上再加工一下，于是对字典进行了删改，另刻了一本《字贯》。

《康熙字典》是康熙年间由文华殿大学士张玉书等人奉诏而编的，共四十二卷，依据《字汇》《正字通》加以增订而成，载古文以溯其字源，共收录了四万七千零三十五个字。这本书于康熙五十年（1711）印行，全书的音切、释义，杂糅罗列，疏漏很多，后世学者指出其讹错竟达两千五百八十八处。

王锡侯编《字贯》，本意是依照《康熙字典》的分部方法，列其总字，注明类别、音切、释义，又参照《尔雅》的体例，凡天、地、人、物四类，下分四十部，每部配以千字文。为什么称《字贯》？按照王锡侯的解释，一个个字犹如一枚枚铜钱，需要一根绳子把它们穿起来。对于一种工具书，不断进行加工修订，使之更加科学化，这本身应该是一件好事。

但是王锡侯被他的一个同乡王泷南举发了。

这个王泷南，原本就是一个横行乡里、无恶不作的“光棍”。他和王锡侯是本族，也是仇家，时常寻隙构衅陷害。他告发王锡侯的罪名，是妄改《康熙字典》。

或许出于失察，海成对这事却没怎么重视。接到举报，海成给朝廷上了个折子，请求先革了王锡侯的功名，然后查办。乾隆皇帝亲阅进到之书，翻了一下，以为不过寻常狂诞之徒妄行著书立说，拟批大学士九卿审看。及阅书前《凡例》，竟有一篇将康熙、雍正、乾隆三帝名字玄烨、胤禛、弘历照原字书写。

其实王锡侯意在提醒读者，写文章时遇到这六个字，一定不能写全，或者少写一笔，或者改用他字，否则就是犯讳。这原本是一片好心，但皇帝之名岂可以直呼？！乾隆皇帝大为震怒，于十月二十一日寄谕海成，速将王锡侯解京严审，并搜查其家及流传各省书板。谕旨申斥海成对这样大逆不道的行为竟然无动于衷，“岂有原书竟未寓目，率凭庸陋幕友随意粘签，不复亲自检阅之理？况此篇乃书前第一页，开卷即见，海成岂双眼无珠，茫然不见耶？抑见之而毫不为异，视为漠然耶？所谓人臣尊君敬上之心安在？而于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之义又安在？国家简任督抚，厚给廉俸，岂专令其养尊处优，一切委之劣幕，并此等大案亦漫不经意，朝廷又安籍此辈尸位持禄之人乎！海成实属天良丧尽，负朕委任之恩，着传旨严行申饬[4]！”

紧接着，十月二十三日，又下谕申斥海成“实为昧尽天良[5]”。皇帝龙颜一怒，海成之辈吓得魂飞魄散，连忙去王锡侯家抓人，株连九族，搞得鸡飞狗跳，可是来不及给皇帝上第二道奏折，朝廷处分的谕旨已颁发下来：

王锡侯以“大逆罪”，投入刑部大牢，刑部判决照“大逆”律凌迟处死，乾隆皇帝开恩从宽，改为“斩立决”。王锡侯的三个儿子、四个孙子，判斩监候，秋后处决。妻媳及年龄不满十六岁的儿孙，都赏给功臣之家为奴。

更冤枉的是江西巡抚海成，尽管他在禁书运动中最积极，成为全国的榜样，仍免不了为这一时的疏忽丧了身家性命，刑部判为“斩立决”。布政使周克开、按察使冯廷丞，降职为同知，受牵连的还有两江总督高晋，也背了个降一级使用的处分。其他相关人等——卷首题诗的、作序的，全都一体治罪。

纪晓岚感到困惑了。如果按王锡侯序言里写的“《康熙字典》所收四万六千字有奇，学者查此字遗彼字，每每苦于找遍全书，掩卷而茫然”，至多算是“狂妄”，根本够不上“悖逆”。以此定罪，无疑是鸡蛋里挑骨头。至于犯了避讳，其实在所难免。因为五花八门的避讳实在太多，而且乾隆皇帝本人在这个问题上曾态度明朗地表示过宽容，针对雍正时代多有因触避讳而受罚之事，乾隆皇帝刚一即位时就表示：“避名之说，乃文字末节，朕向来不以为然。”何以王锡侯案一下子升级成为钦办重案？

馆臣们心知肚明，这个案子是个大冤案。

而且所有的人全都知道，之所以这个案件震动全国，也全在于它是个大冤案。皇帝的用意再明白不过，像海成这样为禁书建立了卓著功勋的人，尚因为一时疏忽掉了脑袋，看你们谁还敢空言塞责，他宣谕各封疆大吏：“各省地方官当共加感惕，务须时刻留心查察，倘所属内或有不法书籍刊布流传，即行禀报督抚，严加拿治[6]。”

王锡侯一案，将全国禁书运动推向了**。

王锡侯案带来的直接影响，是此例一开，禁忌遂多如牛毛。墓志铭上因常用“皇考”作为亡父尊称，竟被地方官指为悖逆。家祠匾额书“豆登常新”，也被仇家检举违碍，如是种种，人人自危。

各地官员把禁书当成头等大事，纷纷设立书局，广贴告示，恫吓藏书之家，如不交出违碍之书，王锡侯就是样板！浙江巡抚三宝别出心裁，他把全省的教职人员都分派回老家，让他们深入到各亲戚朋友家里，细细访查，而且把缴书的成绩作为将来升官的依据，以缴书数目多少作为补用名次的先后排序。各地官员起而效尤，禁书运动从城市一直波及到偏远乡村的每家每户。

过去禁书，重点在于前朝人著作。王锡侯案一出，查缴范围始扩展到当朝人的著述。乾隆皇帝谕示：“朕令各督抚查办应行销毁书籍，原因书内或有悖理狂谬者，不可存留于世，以除邪说而正人心。是以旧人著作尚且应查，岂有现在刊行者转置不问之理[7]？”由是，从宋元至当代，其间长达八百年之有关著述，均列入查禁之范畴。一时存放禁书的方略馆书满为患，连院子里也堆得山一样，四库馆臣更加人心惶惶。

这天下午，纪晓岚退直回寓，刚转过珠市口大街，突然间，一个人从胡同口冲出来，拦着轿子跪下。纪晓岚正在轿子里看书，听到外边吵嚷，下了轿子。

拦轿的是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衣裳褴褛，面色憔悴，双手捧着一只木匣，口称：“纪大人，我等您三天了。”

纪晓岚问：“等我？你是谁？”

拦轿人说：“大人二十四年（1759）典试三晋，那时小人是原平廪膳生，我名叫李定。我知道大人，大人却不会知道我。小人曾数次落第，知青云无份，在邻县教读为生。二十年生聚教训，写了这部《面壁录》，知大人现为国修书，不惮跣足数百里来到京师，向大人献上。如蒙大人青目，则三生幸甚。”

纪晓岚让人打开木匣，里面有抄本六卷，信手翻了翻，大惊失色。原来这部《面壁录》是这个自称叫李定的人的一部自著诗文集，其中多忧世感时之作，尤其是随处充满讪谤时政的妄诞悖谬之语，说“处士不应做官，做官就是欺世盗名”；诗中竟然有“梦里哀鸿转清明”的句子，还有将自己家庙妄称“宗庙”等等，不一而足。忙让仆从扭住这个献书的人，把他送到兵部去审问。

当天夜里，纪晓岚说什么也睡不着了。

他后悔这件事做得过于唐突，说不定，他这一送进去，就会酿成一个大案。即使酿不成大案，其结局也是可想而知的。

可是，如果对这件事置之不问，李定也一定会找别人去献书，一旦因此成狱，自己是无论如何也脱不掉干系的。

纪晓岚回想着近年来的一连串文字狱大案，几乎没有一个涉案者能逃显戮，而且还会殃及他的家人和亲族。一个案子，往住牵扯进几条人命，几十条人命，甚至上百条人命。

又转而想到，随着文字狱之兴，全国告讦之风随之炽盛，一些大案往往不是因为涉案者真的写了什么悖谬之文，而是由于小人的告密和办案人深文周纳的罗织。难道自己也成了一个把别人推进火坑的“小人”？可自己最痛恨的就是小人呀！

一个最痛恨小人的小人？！

他又想起自己同侍姬明玕说的关于小人的那番话。

原来藏在自己身体里的那个“小人”跑出来的时候，竟如洪水猛兽，不可阻挡。

他不敢设想下去，仿佛有一团隐蔽的火，在煎熬着他的灵魂。

[1]见《谕著杭州织造寅著亲往宁波询察天一阁房间书架具样呈览》，乾隆三十九年六月二十五日，《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上。

[2]见《日下旧闻考》卷八十一。

[3]见《谕内阁著大学士会同吏部翰林院议定文渊阁官制及赴阁观览章程》，乾隆四十一年六月初三日，《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上。

[4]见《高宗实录》卷一○四三，乾隆四十二年十月癸丑条。

[5]见《高宗实录》卷一○四三，乾隆四十二年十月乙卯条。

[6]见《高宗实录》卷一○四五，乾隆四十二年十一月庚辰条。

[7]见《掌故丛编》第五辑《王锡侯字贯案》，乾隆四十二年十月二十三日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