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英殿那边不停地在烧书，纸灰在空中旋舞，如一群黑蝴蝶。

纪晓岚做梦也没有想到，修《四库》的同时，也酿成了一场大规模的毁书运动。眼看着那成捆成捆的书被投进火炉中，他欲哭无泪。很多书是经过他的手挑选出来的，是他亲自贴上了“应毁”的黄签，是他一手决定了这些书的命运。尤其是一些孤本，投进火里，便从此在世间消逝，万劫不复。

纪晓岚仿佛听到那些文字在火里发出了哔哔剥剥的爆裂声，看到无数灵魂在火里挣扎、扭曲，化为轻烟。

而此时地方上的毁书也正在大规模展开。

各省督抚成了惊弓之鸟，凡是在书局、民间搜罗到的书籍，但凡稍有涉及明末清初史实及边塞、兵防、民族问题的，甚至牵连到宋金、元明关系的书籍，不论书中有没有违碍，都要一体送毁。

宁可错烧三千，决不放过一册。

可能乾隆皇帝觉得这样似乎有些过了头，乾隆四十一年（1776）十一月，皇帝发布谕令：除钱谦益、金堡、屈大均等人著述应逐细查明、概行毁弃之外，其他如刘宗周、黄道周、熊廷弼、倪元璐等明末直臣所著文集、奏疏，其中多有伤触本朝之处，“惟当改易字句，毋庸销毁”，至于“明人所刻类书，其边塞、兵防等门所有触碍字样固不可存，然只须删去数卷，或删去数篇，或改定字句，亦不必因一二卷帙遂废全部。他若南宋人书之斥金，明初人书之斥元，其悖于义理者自当从删，涉于下诋詈者自当从改，其书均不必毁。使无碍之书原听其照旧流行，而应禁之书自不致仍前藏匿，方为尽善[7]。”责成四库馆总裁等妥为查办。

有了皇帝这个谕令，总裁让陆锡熊代拟了一件《销毁违碍书札子》。

纪晓岚会同四库馆馆臣，也制定出了一个《查办违碍书籍条款》，张贴在翰林院、武英殿四库馆的每一个办书处所，条款开列应行分别办理诸项：

一、自万历以前各书内偶有涉及辽东及女真、女真诸卫字样者，外省一体送毁。但此等原系地名，并非指斥之语，现在《满洲源流考》内拟考核载入，似当分别办理。如查明实止系记载地名者，应签出毋庸拟销，若语有违碍者仍行销毁。

二、明代各书内有载及西北边外部落者，外省不明地理，往往概入应毁之处。但此等部落，自《明史》鞑靼、瓦剌、朵颜等传所载，实无干碍，似应查明签出，毋庸拟销。考有语涉偏谬者，仍行销毁。

三、明末宏光年号，业经载入《通鉴辑览》，其《三藩纪事本末》一书载有三王年号，亦已奉旨存留。如各书内有但及三藩年号字样，而别无违碍字句者，应查明签出，毋庸销毁。

四、钱谦益、吕留良、金堡、屈大均等除所自著之书俱应毁除外，若各书内有载入其议论，选及其诗词者，原系他人所采录，与伊等自著之书不同，应遵照原奉谕旨，将书内所引各条签明抽毁，于原版内铲除，仍各存其原书，以示平允。其但有钱谦益序文，而书中并无违碍者，应照此办理。

五、吴伟业《梅村集》曾奉有御题，其《绥寇纪略》等书亦并无违碍字句，现在外省一体拟毁，盖缘与钱谦益并称江左三家，曾有合选诗集，是以牵连并及。此类应核是声明，毋庸销毁。其《江左三家诗》《岭南三家诗》内如吴伟业、梁佩兰等诗选亦并抽出留存。

六、凡类事及记载之书，原系门各为目，人各为传，不相连属。即有违碍，不过中间一门一传，其余多不相涉，不必因此概毁全书。应将其违碍之某门某传查明销毁，毋庸全毁。

七、各违碍文集内所有奏疏，现在遵旨将其中剀切可取者另行摘存，其余全部应请毁外，至如专选奏议，如《经济文编》之类，专载对策如《明状元策》之类，所载多自明初为始，似应当分别办理。应将其中有违碍字句各编查明抽毁，其余仍应酌存，以示区别。

八、凡宋人之于辽金元，明人之于元，其书内记载事迹有用敌国之词、语句乖戾者，俱应酌量改正。如有议论偏谬尤甚者，仍行签出拟销[8]。

这个《查办条款》发布之后，地方滥查滥禁的现象得到了相应控制。

乾隆皇帝是个脾气很怪的人，喜怒无常，赏罚也往往出自意外。在四库馆的日日夜夜，纪晓岚时时感觉到他头上悬着一把剑，他随时都有可能成为这把利剑下的冤鬼。

[1]见《四库全书总目》卷首。

[2]见《高宗实录》卷九六四，乾隆三十九年八月丙戌条。又见《寄谕各督抚查办违碍书籍即行具奏》，乾隆三十九年八月初五日，《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上。

[3]见《浙江巡抚三宝奏查办遗书及干碍书情形折》，乾隆三十九年九月初八日，《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上。

[4]见《江苏巡抚萨载奏遵旨查办遗书及违碍书情形折》，乾隆三十九年九月初九日，《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上。

[5]见《两广总督李侍尧等奏查出屈稔浈等存留屈大均书籍及审拟情形折》（附供单一），乾隆三十九年十月初四日，《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上。

[6]见《高宗实录》卷九七○，乾隆三十九年十一月戊午条。又《谕各督抚再行晓谕如有悖逆谬书不缴日后发觉不复轻宥》，乾隆三十九年十一月初十日。

[7]见《办理四库全书档案》乾隆四十一年十一月十七日谕。

[8]见《四库馆查办违碍书籍条款》，乾隆四十三年，《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