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乾隆三十九年（1774）八月初五开始，乾隆皇帝正式发布禁书令，颁谕军机大臣和各省督抚：“应将可备采择之书开单送馆，其或字义触碍者，亦当分别查出奏明，或封固进呈，或请旨销毁，或在外焚弃，将书名奏闻，方为实力办理。”
乾隆皇帝对各省查处违禁之书办理不力很不满意，他对各省督抚说：“你们各省进到书籍不下万余种，并不见奏及稍有忌讳之书，岂有裒集如许遗书，竟无一违碍字迹之理？”
他特别强调：“明季末造，野史甚多，其间毁誉任意，传闻异词，必有抵触本朝之语。正当及此一番查办，尽行销毁，杜遏邪言，以正人心而厚风俗。断不宜置之不办。”并指明：“此等笔墨妄议之事，大率江浙两省居多。其江西、闽粤、湖广亦或不免。岂可不细加查核？”他指示：“至各省已经进到之书，现交《四库全书》处检查，如有关碍者，即行撤出销毁。”责令江浙并各省督抚：“于已缴藏书之家，再令诚妥之员前往明白传谕，如有不应留存之书，即速交出。……若此次传谕之后，复有隐讳留存，则是有心藏匿伪妄之书，日后别经发觉，其罪转不能逭，承办之督抚等亦难辞咎[2]。”
旷日持久的禁书运动由此拉开了帷幕。
这场运动，一直持续到乾隆五十八年（1793）方告结束。
这道禁令并没有收到预期的结果。九月八日，浙江巡抚三宝奏称：“臣谆谆嘱令，凡有不经之书，均饬送核。复不时到局，亲加检阅，从未见有荒诞不经、语涉抵触、应行销毁之书，擅敢撤留不解者[3]。”九月九日江苏巡抚萨载奏称“俟有交出书籍，当即固封呈进，候旨销毁[4]。”只是一个表态，并没有查出什么违碍书籍。接下来江西巡抚海成、两江总督高晋、安徽巡抚裴宗锡、闽浙总督钟音等均奏“无诋毁字句”。
几乎与王珣案同时，乾隆三十九年（1774）十月初四日，两广总督李侍尧、广东巡抚德保上奏朝廷，海南知县常德、番禺知县张天植禀称，他们在查缴遗书过程中，于书肆中发现了屈大均族人屈稔浈等收藏的屈大均原著《翁山文外》《翁山诗外》及《广东新语》等书。
屈大均诗文案，发生在雍正八年（1730）十月，是雍正朝影响较大的文字狱案。屈大均，号翁山，与陈恭尹（号元孝）、梁佩兰（号药亭）并称岭南三大家。顺治初，清兵南下围广州，乃遁迹为僧，名其所曰“死庵”，以示不仕清之决心。著有《翁山文外》《翁山诗外》《翁山易外》《有明四朝成仁录》等凡五种，号《屈论五书》。当年十月广东巡抚傅泰奏称在书坊购得屈氏《翁山文外》，检其所著诗文中“多有悖逆之词，隐藏抑郁不平之气，又将前朝称呼之处俱空抬一字”。嗣后，刑部议请照大清律将屈大均戮尸枭示，亲属照律缘坐。
屈大均案四十三年后，竟有人胆敢将久经饬行销毁之书私自收藏，这个线索引起了地方官的警觉，顺藤摸瓜，查缴《诗外》三十二本，《广东新语》一部，岭南三家合刻诗一部。且《新语》一种，坊间尚有售卖。
涉案者屈稔浈、屈昭泗被立即逮捕归案。经多方审讯，皆供称对四十多年前查缴逆书之事并不知情，因那时尚未出生，书是家传，并非重新刊印。
为了鼓励人们献出违碍之书，乾隆皇帝十一月二十日谕示：“恐收藏之家惧于罪戾隐匿不呈，因传谕各督抚令其明白宣示，如有不应留存之书即速交出，与收藏之人并无干碍。”
屈稔浈、屈昭泗获免罪。又根据屈大均文中载有雨花台葬衣冠之事，谕示两江总督高晋查访屈大均葬所下落，将其衣冠冢速为刨毁，“毋使逆迹久留[5]”。
借屈大均遗书案，乾隆皇帝又谕江浙等省督抚：“今李侍尧等既从粤省查出屈大均诗文，不应江浙等省转无明末国初存留触碍书籍。岂高晋等办事不及李侍尧等之实力乎？抑江浙各藏书之家尚不能深喻朕意乎？着传谕各督抚再行明白晓谕，此时即速呈献尚不为晚，不过将不应收藏之书尽行销毁，杜遏邪言，以正人心而厚风俗。何可稍存观望，自贻伊戚乎？若再隐匿不缴，后经发觉，即治以有心藏匿之罪，必不姑宽[6]。”
后世学人对乾隆皇帝征书、禁书的私意做以下推论：
第一是关于他本人。康熙时，有雍正与海宁陈氏易子之民间传言，所以后来有乾隆皇帝似汉非满之说。朝野流传，必有人记载于书，乾隆皇帝想通过采集民间遗书的机会，湮灭此类不美的记载。
第二是关于宫闱。清代宫闱之乱，几乎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在雍正、乾隆之际，就曾下旨，内监等国家政事，不许妄行传说，犯者正法。宫闱之乱传于民间，也必有人记之于书，所以乾隆皇帝欲借采民间遗书的机会，把这些不美的记载彻底毁灭。
第三是关于宗室。父子之变，兄弟之祸，骨肉相残，这些丑闻在清代屡见不鲜，流传开来，对宗室危害甚大。所以要借采集民间遗书的机会，把这些损害宗室名誉的书予以禁毁。
第四是关于种族。清以满族人入主中国，汉人的反对也是理所当然。排满的学说散布民间，不能不说是清朝统治者的心腹大患，所以这一类书籍必须彻底清理。
至此，乾隆朝的文字狱，已进入白热化阶段。
乾隆皇帝直接插手《四库全书》编纂工作，亲自制定收录标准，决定各书取舍。除摒弃那些不合标准的书籍外，对所收录的书籍也一一加以审查，一旦发现有问题，即下令予以删改或抽毁或全毁，并且严格追究责任人，有关官员无一能逃其咎，有时一个字出了问题，就会家破人亡。一时四库馆中，人人自危。
因为出了错就被记过，记过多了就被处分，所以一出了错大家就互相推脱责任，闹了不少张冠李戴的笑话。纪晓岚就写了一首诗，贴在四库馆的墙上：
张冠李戴且休论，李老先生听我言。
毕竟尊冠何处去，他人戴着也衔冤。
偏偏在这个时候，纪晓岚的长子纪汝佶又因为借债的事与债家发生了诉讼。
纪汝佶，字御调，生于乾隆八年（1743）十二月二十七日，是乾隆乙酉科举人。他天资聪颖，二十三岁时考中举人，那时他对诗刚刚进入门径，古文经典尚未熟稔。本来纪晓岚可以指导他的学业，可因发配乌鲁木齐充军，一去三年，不能对儿子耳提面命。纪汝佶与一些诗社的朋友交游，从公安、竟陵两派入门学习文学。
公安、竟陵两派，是明朝万历时期兴起的两个文学流派，公安派的旗手是袁宏道，主张文学应“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反对贵古贱今，一味摹写古人。竟陵派以钟惺、谭元春为代表，虽一样主张“独抒性灵”，但却极力追摹古人，把诗文创作引向更为狭窄的小路。纪晓岚觉得儿子的学术之路走了偏锋，是误入了歧途。
乾隆三十九年（1774），纪汝佶从山西高利贷者手中借了很多银两，因还不起债务而发生纠纷，对簿公堂，刑部对此案介入调查，把纪汝佶所欠债务列出了一个明细清单。
吏部对纪晓岚议处，乾隆谕示：纪昀不能约束伊子，致令借欠生事，固属咎有应得，但其学问尚优，为《四库全书》处得力之人，着从宽改为降三级调任，仍令在馆办理总纂事务。
当时，在京师的山西、陕西一带商人以放高利贷为牟取暴利的手段，这种高利贷以借贷期限，分为“长票”和“短票”，最可怕的是“短票”，始至百金，辗转三年，即可盘至盈万。而借贷人实用，只有两三千金。债局还通过保人设陷阱，引诱借贷者任意挥霍，让他们负累日日加重。纪汝佶就上了山西商人的套儿。
由儿子带给这个家庭的耻辱，他转而想到了那些因借“官吏债”而成为贪官的官员。
“官吏债”，是明中后期出现的一种特殊的债务形式。明中叶后，由于吏治败坏，社会上贿赂公行，买官要钱，做了官的，为了拉拢各方面的权势人物和巴结上司，也要拿钱来打点，新考中还未乌纱加顶的进士，更是得处处用钱。除非你是豪门大户，一般的士人阶层，何以一时筹得这许多款项，只好向有钱人去借贷。
这样，也便产生了专一以官吏为对象的贷款方式——官吏债。
由于这种债务关系盛行于京师，时人亦称之为“放京债”。
纪晓岚曾在《如是我闻》卷一中道出“官吏债”堂奥：至于那些骄横**逸、**成性的人，他们借了债却任意挥霍，以为得到官位后，完全可以利用职权盘剥百姓来补偿，所以有恃无恐，债台高筑而不以为然。最后落得寸步难行，成天被讨债人追得屁滚尿流，甚至被举发到官府，弄得无路可走，只好再一次忍气吞声去借新的高利贷。
所以纪晓岚平生特别痛恨放高利贷的不法商人，他的《阅微草堂笔记》中，多有对此辈的鞭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