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库馆的开馆，应该说揭开了中国文化史上既辉煌而又沉重的一幕。四库馆臣，皆为一时之选，按纪晓岚的说法，“时馆阁英俊毕预是选，咸踔厉风发，挺然有以自见[3]”。集中了一大批一流的学术精英。纪晓岚与彭元瑞，有“南北两才子”之目，邵晋涵、周永年、余集、戴震、杨昌霖皆以才华名世，由于他们不是以翰林身份进入四库馆的，因此被称为“五征君”。

奏请征书校书的安徽学政朱筠，因卷入生员欠考捐贡一案，部议降三级调用，乾隆皇帝格外加恩，授为编修，命在办理《四库全书》处行走。最早倡导编辑儒藏的周永年，被纪晓岚推荐进入四库馆，负责辑录《永乐大典》。经纪晓岚推荐的还有戴震和余集。充任馆臣者都是进士出身，而戴震当时的身份只是个举人，是被破格录用的。

余集（1738—1823），字蓉裳，号秋室，浙江仁和（今杭州市）人。乾隆三十一年（1766）进士，候选知县，与邵晋涵、戴震等五人被荐入翰林院，任《永乐大典》纂修兼分校官。累迁侍读学士。余集多才多艺，他是一位独抒性灵的画家，尤擅仕女画，人称“余美人”。旁涉六书、算术、篆刻之学。

清末张之洞《书目答问》附《国朝著述诸家姓名略》，记四库馆臣中可称为著述家的有二十一人。这二十一人中，纪晓岚、戴震以经学著称，陆锡熊、邵晋涵以史学见长，周永年则以校勘学拔萃，皆为一代宗师。其余名列馆职的学者，如副总裁、江西南昌人彭元瑞擅长史学、校勘学。总阅官中，江苏阳湖人庄存与擅长经学，浙江嘉善人谢墉之擅长小学、校勘学。总目协勘官中，湖北钟祥人李潢之擅长算学，江苏兴化人任大椿擅长经学、小学。校办各省送到遗书纂修官中，安徽桐城人姚鼐擅长经学、理学、古文，直隶大兴人翁方纲擅长经学、金石学，朱筠擅长经学、小学。黄签考证官中，直隶定县人王太岳擅长骈文。天文算学纂修官中，直隶宛平人陈际新擅长算学。而总阅官大兴人朱珪，则是一位骈文大家。

乾隆一朝，学术界大体分为宋学与汉学两派，纪晓岚是汉学家中的代表人物。而四库馆臣中，多为汉学家，几乎成了汉学家的大本营。

《四库全书》的编纂程序，除前期征书之外，主要是校书和辑书。纂修官将各送进本，互为参考校核，提出取舍意见，又将入选书要旨归纳概括，并详考著作人世次爵里，写出初步的提要。

编纂《四库全书》所用的书籍来源，一是各省巡抚、学政的采进之书，称“采进本”；二是《永乐大典》中采辑的佚书，称“永乐大典本”；三是藏书家和大臣献出的个人藏书，称某某藏本；四是宫廷藏书，称“内府本”。清初，内廷各处如懋勤殿、武英殿、摛藻堂、上书房、味腴书屋、昭仁殿、内阁大库、含经堂等处都陈设书籍，以供皇帝随时观览。尤其是武英殿，庋藏更称宏富。这些内廷藏书，平常学者们很难见到。各类书籍把翰林院所有的房屋都堆满了，宝善亭、西斋房、敬一亭成了洋洋书海。

除以上三种外，还有“敕撰本”，即清初至乾隆年间按皇帝的命令编纂的“官书”。包括《四库》开馆前编纂完成的书籍和《四库》编纂过程中按乾隆皇帝的旨意追加编纂的书籍，如顺治时期的《易经通注》，康熙时期的《周易折中》《春秋传说汇纂》《性理精义》，雍正时期到乾隆初年的《执中成宪》《大清会典》《唐宋诗醇》《三礼义疏》等。《四库》开馆前后应乾隆皇帝之命纂修的有《钦定明臣奏议》《钦定历代职官表》《钦定武英殿聚珍版程式》《钦定盛京通志》《钦定河源纪略》等，共有一百四十九种“敕撰本”为《四库全书》所收。

纪晓岚这段日子因阅书工作量过大，两眼充血。他本来就近视，眼睛一疲劳看什么都是云里雾里，他为此多配了两副眼镜。虽然劳累，但他心里是很兴奋的。能看到汗牛充栋的难见之书，他如同一个乞丐走进了一座黄金山。好在他有经目不忘、博闻强记的过人天资，这个时候真是如鱼得水。

根据编书取舍原则，将所收之书分为著录、存目两大类，著录之书又分应刻、应抄两种。如已确定为著录的四库底本，还须进行一系列加工。《四库全书》所收各类书籍中，各省进呈本数量最大，也最庞杂，整理工作也最繁冗。甄别、校阅、辨伪、考证、撰写提要，每一个程序都要付出超负荷的劳作。

纪晓岚和陆锡熊的工作，大体上有三个步骤：第一，根据各纂修官提出的“应刊刻”“应抄录”“酌存目”“毋庸存目”等意见，检阅原书，决定各书的存录与否。对经过审阅的书籍加盖印章。印章一为署名章，如“臣昀、臣锡熊恭阅”章，一为处理意见章，如“总办处阅定，拟抄录”“总办处阅定，拟存目”。第二，将他们去留取舍的最后意见交乾隆皇帝审批决定。经皇帝阅后决定收录的书，交武英殿缮书处抄写，总纂官则进而对入选的各篇提要逐一进行认真的修订，再三润饰。第三，在完成考核审定提要的工作后，总纂官按照经、史、子、集四部分类体例，统盘筹划，把各书提要排纂成篇，完成《四库全书总目》。

《四库全书》虽属巨献，但选收书籍毕竟有限，与浩如烟海的三千年文献相比，无疑是沧海一粟。况且清以前历代藏书，往往精华与糟粕并存，真伪纠结，珉玉杂陈，优劣不分，既异常丰富，又异常复杂，权衡取舍，颇费斟酌。在对浩博纷繁的历代藏书进行普遍分析的基础上，选出著录、存目之书，又在著录、存目之书逐册逐页一一审查的基础上，将著录、存目之书大致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其上者”，也就是非常好的书，自然悉数编录，而不使其遗漏。第二类是“其次者”，也就是比较好的书，则长短并列，玉疵兼收，以使“瑕瑜之不掩”。实际上对于第二类，在编录的同时，还要“兼匡厥谬”，也就是对那些当时被认为“违碍”的语句进行削删改动，然后编录。第三类，即《四库》所不著录者，对这类书列入“存目”，以备考核。

每日清晨，纪晓岚比馆臣更早入院，在院中吃供应的桌饭。然后埋头工作，累得腰酸背痛脖子发硬，两眼干涩时，就到西斋房门外石头礅子上抽上几口烟。按四库馆的作息规定，午后可以回寓所休息，但往往更多的时候下午不能归寓，以当日校阅某书应考某处，与馆臣对案，各开列出应考证的书目，几个人一起去琉璃厂书肆查访。

《四库》开馆，也繁荣了琉璃厂的旧书业。江浙书商头脑灵活，遍访善本，聚于五柳居、文粹堂等坊间，馆臣每天翻检有应用之书，车载以归，往往要拉一车书回去。回馆里以后再阅一遍，有足资考证者，价钱合适则留买之，价格十分昂贵者，或急写其需查数条，或暂借留几天，或又雇人抄写，所以每天都有很多收获。

对于嗜书如命的纪晓岚来说，去琉璃厂淘书简直就是一件十分开心的事。一来经常可以淘到很有价值的孤本、善本，二来二三好友同去淘书，也可借这个机会放松一下一直紧绷的神经。

这天吃过午饭，纪晓岚约了陆锡熊、彭元瑞、刘墉、戴震等几个朋友去琉璃厂逛书市。

走在路上，突然间陆锡熊问纪晓岚：“刚才饮马四眼井，‘四眼井’以何为对？”

纪晓岚不假思索，马上回答：“即以阁下对之，不正合适吗？”

大家一起会心大笑起来。陆锡熊一字耳山，“四眼井”对“陆耳山”，真是天成绝对。

纪晓岚是个属对的天才，他的才华在这一方面得到了极致的显露。天地万物、古今诗赋，皆能信手拈来，无有不可入对者。而且往往妙语连珠，异趣天成。所以文友们一有机会，都喜欢引逗他属对。这会儿陆锡熊开了个头，把大家兴趣一下子逗起来了。

刘墉笑了：“诸兄就以眼前这招牌为对如何？”

他顺手往路边一指，原是同仁堂大门口的一块招牌，上写着：“自制云贵川广生熟道地药材。”

这下众人为难了，直抓头皮。

纪晓岚说：“这琉璃厂的招牌就是个好对子：‘揭裱唐宋元明古今名人字画。’”

大家笑成一团，都说：“绝妙！绝妙！”

一边说笑着，边就进了书肆。

刘墉还觉得意犹未尽，他指着迎面一家书肆的匾额对纪晓岚说：“这块匾额可对乎？”

纪晓岚一看乐了，那匾额上写的是“老二酉堂”。

老二酉堂，取自酉山藏书之典。辰州有酉山、小酉山，称“二酉山”，据传，山有石穴，内有藏书千卷，是秦始皇焚书坑儒时秦人避居隐读之所。后引申为书肆或藏书楼的代称。

刘墉以为这下把纪晓岚难住了，没想到纪晓岚很快地说：“前门瓮城自有应对。”

刘墉说：“你大概对不上了吧，这是推托，哈哈，终于把你这纪才子难住了。”

纪晓岚指指书摊：“你看这回又进了这么多新书，咱还是先挑书吧。”

刘墉说：“分明是你耍赖。”

挑完了书，刘墉还是不依不饶：“走吧，咱们返回时抄路去前门瓮城，看看那儿有什么可对老二酉堂的。”

几个人果然来到大城门外的月城，纪晓岚手指一个算卦先生的摊子，说：“你们自己看去，对联在上边写着呢！”

大家一看，卦摊前一个卖卜的先生瘦如狼毫，挑出的旗子上有四个大字是“大六壬馆”！

“老二酉”对“大六壬”，果然妙不可言。

水、火、木、金、土称五行，以水为首，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十天干中，壬为阳水，癸为阴水。舍阴取阳，故名壬。六壬有七百二十课，总括为六十四种课体，即六十四卦。算卦先生借此为占卜，故其摆卦之所称“大六壬馆”。

众人忍俊不禁，开怀大笑，把旁边一个打铁的汉子笑得莫名其妙。他问刘墉笑什么，刘墉就讲了刚才的事。打铁汉子说：“大人们都是才高八斗，咱这铁匠铺子也求先生给写个对联如何？咱也沾点文气！”

纪晓岚看了一眼他面前的这个铁匠铺，见只有一扇门，就说：“你这铁匠铺子只有一扇门，写不成对联，我给你写个字吧。”就从卦摊上借了笔砚纸张，写了一个“酉”字，指认给铁匠。铁匠不解这个字，纪晓岚说：“这个酉字和你职业相关，你看它立着像个砧子，放倒就像个风箱。”这下轮到铁匠笑得直不起腰来了。

这样轻松开怀的时候毕竟不多。修书工作艰苦非常，馆臣几乎无一日之闲。但是纪晓岚却精神亢奋，一种成就感激励着他。他写下《自题校勘四库全书砚》一诗，表达了自己的豪迈之情：

检校牙签十万余，濡毫滴渴玉蟾蜍。

汗青头白休相笑，曾读人间未见书。

然而，纪晓岚这种亢奋的心情没能保持多久，一种灾难的阴影却深深把他笼罩了。

[1]见《御制诗初集》卷三十六。

[2]见《进呈书籍蒙赐内府初印佩文韵府呈请奏谢折子》，《纪文达公遗集》文卷四《折子》。

[3]见《钦定四库全书告成恭进表》，《纪文达公遗集》文卷六《表露布诏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