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九年（1774）八月之后，全国范围的征访书籍工作进入尾声，而更大规模的查缴违碍书籍的活动却方兴未艾。各省共征集图书达一万三千五百零一种，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举世罕见的珍本秘籍。这使《四库全书》的资源有了可靠保证。

另一方面，大规模的征书活动也给私人藏书事业带来了消极的影响。许多藏书家在重重压力下不得不交出了家藏善本，少则几十种，多则数百种，如浙江藏书家鲍士恭、范懋柱、汪启淑和江苏马裕四人，各献书五百至七百余种。献书一百种以上者，有江苏周厚堉、蒋曾蓥，浙江吴玉墀、孙仰曾、汪汝瑮，朝中大臣有纪晓岚、黄登贤、励守谦、汪如藻等。据有关专家统计，藏书家的献书至少达到了三千六百多种，这些书籍在《四库全书》编纂工作结束后大部分没有归还，致使不少藏书家多年珍藏为之一空，因而元气大伤，再也难以恢复。浙江慈溪郑大节“二老阁”藏书半数上交了四库馆，进书最多的马裕、范懋柱、鲍士恭、汪启淑四大家，除范家天一阁外，悉数败落。鲍士恭从此不再以藏书家见称，而马裕、汪启淑两家更是销声匿迹。尽管乾隆皇帝指示，在《四库全书总目》中须一一注明某书系采自某家藏书，使藏书家得以名列钦定鸿编，永垂史册，但对于藏书家来说，这前无古人的莫大殊荣却让他们难以高兴起来。一方面几代人的藏书受到重创，再难恢复，另一方面他们让一连串发生的“文字狱”吓破了胆，万一哪一天从所献书籍中找出什么违碍，更大的祸患则势在难逃。虽然从皇帝的嘉赏中得到了荣耀，但仍免不了提心吊胆。

纪晓岚贡献藏书一百零五种，在北方私人藏书家中，是最多的一位。这些书多为珍本、善本，如《尚书大传》（旧本题汉伏胜撰）、《批点考工记》（明郭正诚撰）、《批点檀弓》（宋谢枋得撰）、《春秋经解》（宋孙觉撰）、《左传节文》（宋欧阳修撰）、《苏评孟子》（宋苏洵评）、《说文系传》（南唐徐锴撰）、《重修玉篇》（梁大同九年黄门侍郎顾野王撰）、《六艺纲目》（元舒天民撰）、《史记正义》（唐张守节撰）、《战国策校注》（元吴师道撰）、《崔清献全录》（明崔子璲编）、《济美录》（明郑烛编）、《吴越春秋》（汉赵煜撰）、《南唐书》（宋马令撰）、《越绝书》（不署撰人）、《吴郡志》（宋范成大著）、《桂林风土记》（唐莫修符撰）、《蒙斋笔谈》（宋郑景旺撰）、《韵府群玉》（宋阴时夫撰、阴中夫注）、《随隐漫录》（宋临川陈随隐撰）、《俨山集》（明陆深撰）、《诗林广记》（宋蔡正孙撰）等。大部分是明以前人著作，还有一批时人著述。纪晓岚所献的这些书，为《四库全书》著录六十二种、存目四十三种。

乾隆三十九年（1774）五月十四日，乾隆皇帝下谕赏藏书家鲍士恭、范懋柱、汪启淑、马裕四家武英殿版《古今图书集成》各一部，纪晓岚与周厚堉、蒋曾蓥、吴玉墀、孙仰曾、黄登贤、汪汝瑮、励守谦、汪如藻等各领赏《佩文韵府》一部。

《佩文韵府》是康熙年间刊行的大型诗韵辞书，正集四百四十卷，拾遗一百一十二卷，当时价格为合连纸印刷的每部银十一两六钱二分九厘，初版竹纸印刷的每部银十二两四钱六分。纪晓岚忙上折子谢恩。

这个谢恩折子骈四骊六，文采飞扬，极力赞颂朝廷搜访书籍之功：“钦维我皇上化阐天苞，道光地纪。宝纬聚文章之府，星蔚连珠；神霄辟著作之庭，山标群玉。九流秘简，汇学海以同归；二酉珍图，启书岩而毕露。江东旧典，全征梅赜之藏；河北遗经，遂效颜芝之献。方愧太仓之一粟，未称搜求；何期敝帚之千金，频道锡赉。龙香宝墨，已荷宠于奎章；凤字琅函，更叨荣于壁府。”“昀等幸际休明，叨司编纂。一经授受，偶先世之贻留；七略搜罗，本儒官之执掌。上应求书之诏，于分原当；滥居受赏之班，非情所料。恩真愈格，感倍难名。惟有努力丹黄，殚心竹素。赐书勤读，深思玉字之文；古义精研，少免金银之误。庶几久餐黄卷，或通脉望之神仙；共照青藜，速蒇琅環之校录[2]。”

在纪晓岚所献的孙觉撰《春秋经解》卷首，乾隆皇帝曾亲笔题六韵诗一首，以志纪念。

纪晓岚所献的一百零五种书中，有他父亲纪容舒所著《唐韵考》五卷、有他八世祖纪廷相所著《友于小传》、有他的高祖纪坤所撰《花王阁剩稿》一卷。

纪晓岚原本想把他高祖这部书编进《四库全书》，请翁方纲写了篇序言，又让周永年题了个跋文。这件事被一个提调官向总裁王际华告了状，称纪晓岚利用职权谋私，企图登录自家诗集。王际华调去书稿看了，认为这部诗集：“此衰世哀怨之词，少台阔富贵之气象，可毋录也。”最后改为以“存目”方式列入《四库全书提要》集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