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三十八年（1773）癸巳二月二十八日，四库馆在翰林院开馆。

当时，四库馆的正式名称，是“办理四库全书处”，后通称“四库馆”。其馆臣包括正副总裁、总阅官、总纂官、提调官、协勘总目官、纂修官、复校官、分校官、编次黄签考证官、督催官、收掌官、监造官等。

总裁是四库馆的首长，由朝廷中各部要员担任，如军机大臣、大学士、各部尚书或侍郎。除皇子外，正总裁均为正一品或从一品。副总裁则为正二品，多为各部侍郎兼任。

闰三月十一日，乾隆皇帝正式任命刘统勋、刘纶、于敏中、福隆安、王际华、裘曰修为“四库馆”正总裁，英廉、庆桂、张若溎、曹秀先、李友棠为副总裁。后来这个班子又进行过多次调整，皇子永瑢、永璇、永瑆及大学士舒赫德，礼部尚书蔡新，武英殿大学士阿桂，吏部尚书程景伊、嵇璜，户部尚书和珅等都出任过正总裁，户部尚书梁国治，礼部侍郎刘墉，吏部侍郎王杰、彭元瑞，户部侍郎金简、董诰、曹文埴，刑部侍郎钱维城，兵部侍郎沈初等先后任副总裁官。

“四库馆”先后有三位皇子、九位大学士、七位尚书、十七位侍郎参与纂修领导工作，其中正总裁即有十六位。总裁的分工比较明确，有的掌全馆，沟通各方面的关系，有的管刻书，有的负责后勤统领。皇子任命为总裁，乾隆皇帝用意很明确，就是想通过修书这件大事来历练他们的才干。很多总裁并不阅书，只负责对“四库馆”的行政管理。

总裁之下为总纂官、总阅官及总校官，以及总目协勘官，是编纂工作的实际主持人。

在整个四库馆中，总纂官的职务是最重要的。总纂负责全书的纂修事务，是实际上的主编，也称“总办”。总纂办公的处所又称“总办处”。这一职务由三人担任，除纪晓岚外，还有陆锡熊和孙士毅。

陆锡熊（1734—1792），字健男，一字耳山，江苏上海人，博闻强记，资禀绝人。乾隆二十六年（1761）进士，二十七年（1762）以献赋召试赐内阁中书，充方略馆编修，值军机处。三十三年（1768）擢刑部郎中。其史学、文才颇受乾隆皇帝赏识。《四库全书》开馆后，与纪晓岚同被荐为总纂。

孙士毅（1720—1796），字智冶，号补山，浙江仁和（今杭州）人，乾隆二十六年（1761）进士，与陆锡熊是同年，因召试授内阁中书，后官至云南、广东巡抚，广西总督，参与缅甸、安南、廓尔喀之役，官至文渊阁大学士。晚年权四川总督。拒白莲教军，在军中病死，卒谥文靖。孙士毅进入四库馆较晚，乾隆四十五年（1780），他在云南巡抚任上，和珅到昆明查处云贵总督李侍尧贪污案，因此受牵累，被和珅劾奏身为云南巡抚，亲见李侍尧受贿而置若罔闻，掩盖贪风。拟发配伊犁。抄其家时，发现孙士毅为官清廉，于是乾隆皇帝将其从轻发落，命到四库馆做总纂官。他在馆时间不长，只有不到两年时间，又外放广东巡抚，离开四库馆。

纪晓岚实际上是总纂官中的“首席”。

李文藻有《上纪晓岚先生》二首，谓“四库全书管领新，扬雄刘向是前身”。杨芳灿也说：“开四库之崇闳，括千秋之著作。先生钦承睿命，倍竭精思。寝抱缣缃，行提铅椠。陈农奉使，竹素咸收；公玉呈图，琳琅备列。燃藜达旦，削牍穷年。钩元提要，实总其成[2]。”

总纂官下属之纂修官，分管书籍之编纂、辑佚，并查勘“违碍”书籍等事，其名目大体分四种：一是校勘《永乐大典》纂修官，二是校办各省送到遗书纂修官，三是黄签考证纂修官，四是天文算学类书籍纂修官。编纂校刊者，多为当时著名文人。从总裁、副总裁、总纂、总阅到以下各门类纂修官，共三百六十人，其中旗人不到六分之一。正总裁名单中旗人最多，有八人，占一半。副总裁有一人，总阅二人，提调六人，缮书处分校一人，其余则多任督催、收掌、监造等职。四库馆中的中坚力量，是汉族学者。另外，四库馆还有誊录员工（书吏）一千余人，这在世界编辑史上，也算得上前无古人的奇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