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库全书》的纂修，自有其独特的政治背景和文化背景。

首先，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官修大型丛书的传统。如三国时代之《皇览》，唐代之《文思博要》（一千二百卷）、《三教珠英》（又称《海内珠英》一千三百卷）、《开元道藏》（三千七百四十四卷），宋代之《太平御览》（一千卷）、《册府元龟》（一千卷）、《文苑英华》（一千卷）、《开宝藏》（五千零四十八卷）、《万寿道藏》（五千四百八十一卷），明代之《永乐大典》（二万二千九百三十七卷）、《正统道藏》（五千三百零五卷）等。清康熙年间又相继编纂了《古今图书集成》（一万卷）、《渊鉴类函》（四百零五卷）、《佩文韵府》（五百六十四卷）等。每当国家社会稳定、经济繁荣、文化昌明之世，必举全国之力纂修规模宏大的丛书、类书。

乾隆朝中期，社会安定，经济繁荣，具备了编纂“国家大书”的条件。经过顺治、康熙、雍正三朝的苦心经营，到了乾隆年间，中国封建社会进入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高度发展的鼎盛期。乾隆皇帝即位后，消除了来自满族贵族内部各种势力的对立对皇权的威胁，有效防止了历代封建王朝经常出现的宰相专权、母后干政、外戚篡弑、大臣结党、宦官擅权等弊端，专制皇权高度集中，国家机器进一步强化。

同时，由于康、乾时期清政权内部的稳定，为发展经济、巩固国防、经略边疆创造了先决条件。在**尽南明残余势力之后，清政府坚决抗击沙俄殖民主义者的武装入侵，平定三藩之乱及边疆地区的数度叛乱，收复了台湾，击败了廓尔喀军队对西藏的两次入侵，其武功达到巅峰。纪晓岚在《平定准噶尔赋》中曾满怀**地赞颂：“三十六国，咸遵正朔，浩乎大哉，此王道之极盛，而三五之遐躅也。”

社会经济取得长足发展，乾隆皇帝继续推行康熙、雍正以来成功的经济政策，奖励垦荒，兴修水利，并大规模地数度蠲免税赋，仅乾隆一朝蠲免全国地丁钱粮和漕粮，总数达白银二亿多两，在一定程度上藏富于民。商品经济日益繁荣，当时政府每年财政收入白银四千多万两，国库储备常在七八千万两，国帑充裕，国力鼎盛，全国出现了一批具有相当规模的工商业城市，人口也猛增至两亿多。国民总产值至少占世界的百分之十五，国际地位攀升，清朝的统治进入全盛时期。

安定富庶的社会环境，也促进了文化繁荣、学术昌明，满汉文化由冲突走向融和。清朝恢复科举考试，为汉族读书人打开仕进之门，并从科举考试中选拔优秀知识分子进入翰林院。自康熙时期开始，清朝以“崇儒重道”为基本国策，试图以儒学去统一知识分子的思想。另一方面，又实行高压文化政策，大兴文字狱，迫使知识分子尽量与政治疏离，埋首书斋，通过对儒学经典的诠释、考证，及致力于文字、音韵、辨伪、校勘等方面的研究，而回避现实政治的打压。

乾嘉时期，文人荟萃，通儒辈出，乾嘉学派形成并风靡朝野，把清代学术发展推向一个新高峰，为《四库全书》开编创造了优化的文化环境。

说到《四库全书》能够在乾隆朝开编，不能忽略的一点，是乾隆皇帝个人性格方面的原因。

乾隆皇帝是一位有思想、有抱负、有作为的君主。他从少年时代起就养成了诸事有恒的优秀品质，即位之后，他的勤政也是出名的，每天卯时（六点钟）出寝宫，等候臣子入朝。通常是皇帝一个人在宫中枯坐，流连经史打发时间。太监们出门看了一次又一次，大臣们才齐集入朝。

乾隆时代著名史学家赵翼，在他的《檐曝杂记》中以亲身经历记录了乾隆皇帝的勤政：乾隆皇帝每天卯时准时从寝宫出来，每过一道门时，就响一声爆竹，大臣在直舍值班，听到爆竹声由远到近，就知道圣驾已到乾清宫。冬天这个时候，蜡烛还要再烧一寸多天才大亮，值班大臣十多个人，五六天轮一个早班，已经很疲劳了，但皇帝天天如此。平日这样，而军情紧急之时，半夜军报到了，也要亲自披阅，然后召集军机大臣议事。赵翼说他自己那时负责起草文件，从打稿到以正书誊清，往往一两个时辰，皇上仍披衣等待，不去就寝。

乾隆皇帝的作息规律，六十年没变过。

他以“十全老人”自诩，不仅期望在武功上超越其祖其父，而且期望在文治上也超越历代帝王。早在继位之初，他就开设博学鸿词科，扩充科举取录名额。同时开馆修书，令将内府珍藏典籍编成《石渠宝笈》《西清古鉴》等，陆续完成《明史》《皇朝文献通考》《续文献通考》等大书的编纂。他一生喜著文吟诗，诗作竟达四万二千余首，几与《全唐诗》相埒。继位三十年之后，他下决心要编纂出规模更为宏大、超过历史上任何类书的大型文库。

另外一个原因，是《儒藏说》的出现。

早在乾隆初年（1736），也就是距开馆修《四库》的三十八年前，有一位山东学者周永年，曾写了一篇文章名《儒藏说》，大声疾呼以朝廷之力保护儒家经典，称此事为“艺林中第一要事。”他认为，古往今来书籍的散失，原因是藏书方法不当。“自汉以来，购书藏书，其说綦详，官私之藏，著录中不为不多，然未有久而不散者。则以藏之一地，不能藏于天下。藏之一时，不能藏于万世也。”而保留比较好的，是佛家、道家典籍，原因是建立了“佛藏”“道藏”。他由此指出：“目下宜先聚书籍，分局编辑，目录既定，易购之书则购之，或秘本不甚流传者，则先为活版印之”，逐步建立“儒藏”。“俾古人著述之可传者，自今日永无流失，以与天下万世共读之[16]。”

周永年的建议，一直影响着当时的学术界。

周永年，字书昌，济南历城人，乾隆三十六年（1771）进士，平时嗜书如命，曾竭几十年博采旁搜之力，甚至把家产变卖了去购买他自己喜欢的书。他的《儒藏说》，实成为《四库全书》纂修的先声。

第三个原因与当时的党争与社会思潮有关。

乾隆即位以来，鄂尔泰、张廷玉两派党争非常激烈。鄂尔泰为人方正，力持大体。张廷玉人略圆通，阳承意旨。乾隆皇帝表面上力排朋党，实际上左袒张廷玉。

乾隆皇帝提出修纂《四库全书》，最赞成的权臣是于敏中，最持反对意见的是刘统勋。于敏中是张廷玉的嫡派，刘统勋是鄂尔泰的嫡派。所以乾隆皇帝用于敏中之议下诏开馆，也表明了他的一种态度。当然后来刘统勋又赞同修书，并力荐他的门生纪晓岚出任总纂，同时他自己也成为修书最卖力的一个人，这是后话。

另外，乾嘉时期的思想界，存在着崇尚汉儒、鄙薄宋儒的倾向，乾隆皇帝开馆修书，也有顺应时代潮流，牢笼当时旭日东升的汉学派的私意。

出于以上种种原因，所以乾隆皇帝才下决心启动这一项前无古人的文化工程。

[1]见《高宗实录》卷九○○，乾隆三十七年正月庚子条。

[2]见《高宗实录》卷九○○，乾隆三十七年正月庚子条。

[3]见《高宗实录》卷九○○，乾隆三十七年正月庚子条。

[4]见《贵州巡抚觉罗图思德奏查明黔省鲜有书籍可供采择折》，乾隆三十七年十月初三日，《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上。

[5]见《高宗实录》卷九一九，乾隆三十七年十月戊寅条。

[6]见朱筠《谨陈管见开馆校书折子》，《笥河文集》卷一。

[7]见《大学士刘统勋等奏议覆朱筠所陈采访遗书意见折》，乾隆三十八年二月初六日，《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上。

[8]见《高宗实录》卷九二六，乾隆三十八年二月乙丑条、庚午条。

[9]见《明世宗实录》卷五一二。

[10]见《大学士刘统勋等奏议校核永乐大典条例并请拨房添员等事折》，乾隆三十八年二月二十一日，《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上。

[11]见《高宗实录》卷九二七，乾隆三十八年二月辛巳条。

[12]见《高宗实录》卷九二九，乾隆三十八年三月丁巳条。

[13]见《谕内阁传令各督抚予限半年迅速购访遗书》，乾隆三十八年三月二十八日，《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上。

[14]见《谕内阁传令各督抚予限半年迅速购访遗书》，乾隆三十八年三月二十八日，《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上。

[15]见《谕内阁传令各督抚予限半年迅速购访遗书》，乾隆三十八年三月二十八日，《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上。

[16]见周永年《儒藏说·与孔荭谷》，《松邻丛书》甲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