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全国性的搜求图书活动推向了新的**。

乾隆三十八年（1773）三月，皇帝又一次下诏，口气就比上一年严厉得多了。他威胁各省督抚、学政，“且此事并非难办，尚尔率略如此，其他尚可问乎[13]？”这件事并不难办，你们还这么草率推诿，其他事情用不着问了。这是明明白白指责他们渎职。皇帝还指责某些藏书家有顾虑，不听他的招呼。

乾隆皇帝知道官员和藏书家心存顾虑，又不得不给藏书家和各省督抚官员们吃颗宽心丸：“文人著书立说，各抒所长，或传闻互异，或记载失实，固所不免，果其略有可观，原不妨兼收并蓄，即或字义触碍，如南、北史之互相诋毁，此乃前人偏见，与近时无涉，又何必过于畏首畏尾耶！朕办事光明正大，可以共信于天下，岂有下诏访求遗籍，顾于书中寻摘瑕疵，罪及藏书之人乎[14]？”即使献上的书有问题，也不会追究。但是如果哪个藏书家不将藏书目录主动交给朝廷，一旦发现未报的书有什么问题，那时就绝不会再放过你了！

乾隆皇帝还做出如下承诺：一、保证归还。“民间所有藏书，无论刻本、写本，皆官为借钞，仍将原本给还。”二、对献书有功者给予奖励。进书五百种以上者，赏《古今图书集成》各一部；一百部以上者，赏给内府初印之《佩文韵府》各一部。三、题咏。进书百种以上者，并令择其精醇之本，进呈乙览，皇帝亲为评咏，题识简端。四、记名。通查各省进到之书，其一人收藏百种以上者，可称为“藏书之家”，即应将其姓名附载于各书提要末。其在百种以下者，亦应将由某省督抚、某人采访所得附载于后[15]。

虽说是面向全国征集图书，但重点却只在江苏、浙江两省。因为这两个省是当时经济上最富庶，文化上也最发达的地区，藏书最多。一些著名的藏书楼，如昆山徐氏传是楼，常熟钱氏述古堂，嘉兴项氏天籁阁，朱氏曝书亭，杭州赵氏小山堂，宁波范氏天一阁等，全在这一带。

这几家都是在中国藏书史上影响最大的名楼。

昆山徐氏传是楼，是清初著名学者徐乾学（1631—1694）所建。徐乾学和其弟徐秉义（1633—1711）、徐元文（1634—1691）都是著名藏书家。徐乾学，字原一，号健庵，是康熙九年（1670）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充《明史》总裁官，迁侍讲学士，擢内阁学士。曾奉命编纂《大清一统志》《清会典》，任副总裁官。康熙二十六年（1687）迁左都御史，官至刑部尚书，精经史之学，学养深湛。徐秉义，字彦和，号果亭，康熙十二年（1673）进士，官至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著述颇丰，其家藏书楼名曰“培林堂”。徐元文，字公肃，号立斋，顺治十六年（1659）一甲第一名进士，官至户部尚书，文华殿大学士兼翰林院掌院学士。其家藏书楼名“含经堂”。徐氏兄弟，皆嗜藏书，善于读书治学，又都是显宦高官，在当时是名闻朝野的人物，有“昆山三徐”之称。其中以徐乾学成就最大。

明末战乱结束后，徐乾学广为搜求战争中散佚的珍贵图书，经过几十年的辛勤搜讨，积有四千余种，数万卷之多。他在故居后建了一座有七间书库的藏书楼，把收集的图书按经、史、子、集四大类，共装了七十二个大书橱。藏书整理好后，徐乾学把几个儿子叫到藏书楼中，对他们说：“古往今来，有多少人都想为儿孙多留些土地和财产，但是其子孙也未必能世世代代富裕下去。给子孙留下金银、宝物、楼宇台亭、车马住宅，这些也未必能使子子孙孙世代所有。那么我留给你们什么东西呢？”他指着满楼的图书笑着说：“所传者惟是矣！”并当即给书楼定名“传是楼”。

常熟述古堂，为虞山（今江苏常熟）钱曾所建。钱曾（1629—1701）字遵王，号也是翁。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进士。其父钱裔肃，字嗣美，万历四十三年（1615）举人，好聚书，家藏甚富。明末清初著名学者钱谦益是他本族曾祖父。其祖父钱时俊，字用章，号仍峰，毕生精力用于收藏图书和版本研究，成为一位著名的藏书家和目录学家。钱曾十七岁始继承了父亲的大批藏书，并开始了自己的收藏和善本研究事业。他没有走一般士子的科举做官之路，而是把毕生精力用在了书上。自少年到终老，辛劳一生，收藏四千余种，有数万卷。述古堂成为江南一带以藏善本书最为宏富而知名的藏书楼。

天籁阁是明代浙江秀水（今嘉兴）的著名藏书楼，其主人是项元汴（1525—1590）。项元汴，字子京，号墨林子，又号香严居士、退密斋主人、惠泉山樵等。因为善于经营，家道富裕。他曾得到一架铁琴，上有“天籁”二字，因名其藏书楼曰“天籁阁”。他不惜重金多方求购珍稀的宋版书，以至于当时“三吴秘珍，归之如流”。天籁阁藏了多少珍贵的宋版？有人将其与江苏著名藏书家王世贞“小酉馆”做过比较，小酉馆以藏三万卷宋刻的“尔雅楼”闻名天下，但若拿它的藏书与天籁阁相比，还是相差甚远，天籁阁的规模，由此可想而知。项元汴的哥哥项笃寿（1521—1586），也是著名藏书家，是江苏又一著名藏书楼——万卷楼的主人。

曝书亭是清初著名学者朱彝尊的藏书楼。朱彝尊（1629—1709），字锡鬯，号竹垞，又号金风亭长，晚号小长芦钓鱼师。秀水人，出身于官宦家庭。早年从事游学和收藏图书活动，五十岁时以布衣之身举博学鸿词科，授翰林院检讨。朱彝尊潜心藏书、著述六十余年，为访书几乎跑遍大半个中国。他后半生为官薪俸，除衣食之外，全部用来买书。他安排自己的书童长期留住史馆，为他抄书。这事被人告发，朱彝尊因此被革职。为抄书而丢官，他并不后悔，依然痴迷如故。六十一岁时官复原职，不久以老病告归，于秀水建起了曝书亭。这之后的十多年中，曝书亭的藏书达到八万余卷。

小山堂为清代杭州赵昱所建的著名藏书楼，与扬州马氏小玲珑山馆，并擅一时之胜，以藏书宏富著称江南。

天一阁位于浙江宁波月湖西岸，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藏书楼。它最初的主人名叫范钦（1506—1585），字尧卿，浙江鄞县人，明嘉靖十一年（1532）进士，终官兵部右侍郎。范钦一生酷爱藏书，并且注重收集当代人的著作和当时的官书，形成了天一阁与众不同的藏书特色。范钦之后，他的长子范大冲继承父亲遗志，弃万余家财以营书，从此“代不分书，书不出阁”，藏书归子孙共同管理。天一阁创建于明嘉靖三十九年至四十五年（1560—1566）间，为木结构六开间二层楼房，楼上最为通长的一间，以书橱相隔。楼下而阔，进深均为六间，喻“天一地六”之义。天一阁取“天一”二字，其实是根据古书上“天一生水”的说法，表达了主人“以水克火”的五行生克理念。上一下六，也暗合“天一生水，地六成之”之义。

明清时期，是中国私家藏书事业得到蓬勃发展的黄金时期。尤其是乾隆时，不但藏书大家增多，而且藏书中心地域的特色突出。除了以上那几家，像祁氏的澹生堂、毛氏的汲古阁、钱氏的绛云楼、钱塘的瓶花斋，等等，还有很多。这些大家都集中在江、浙一带，这个现象不可能不引起乾隆皇帝的注意。

乾隆皇帝特别关注江南藏书，还有一个潜在的原因，那是因为江苏、浙江这两个省抗清反满的情绪最为激烈，受清兵的屠杀也最惨。“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江阴城守”，这些最残酷、最壮烈的事件都出在江、浙，所以江、浙地区反满意识也最明显。这就是乾隆皇帝对江、浙地区特别注意的主要原因。

有了一道又一道严旨，督抚们不敢怠慢，以上那十余家著名的藏书大家，也是乾隆皇帝“钦点”的，自然要一网打尽。到乾隆三十八年（1773）八月，乾隆皇帝规定的半年期限已到，各省进献图书已有万种之多。

到了这时，乾隆皇帝突然变脸，又下一道谕旨，明确宣布：第一，所进书籍有违碍者必须销毁，不再发还原收藏者。第二，对督抚们不详细检查违碍图书进行斥责，实际上是命令他们共同参与禁毁工作。

督抚们一个个各显神通，江苏省派教官和佐杂小官挨家挨户去查抄，甚至花高价从书店把书买过来凑数上缴。就这样乾隆皇帝还不满意，后来因地处偏僻的江西省所缴图书数量超过了江、浙两省，便对江、浙两省督抚大加训斥。可以说，全国各地这种搜缴违碍图书的工作，不但在编纂《四库全书》期间一直在进行，而且直到乾隆末年也未停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