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三十七年（1772），纪晓岚重任庶吉士小教习。

庶吉士小教习，由侍读学士以下各官选任，满汉官员各数人，分别训教庶吉士的满、汉文课程。每科殿式之后，选文行兼优之士为庶吉士，进庶常馆深造，三年期满，“散馆”后任用。庶吉士又称“庶常”，故学馆又称“庶常馆”。庶常馆设满、汉教习二人，由吏部开列翰林院掌院学士、内阁学士，题请皇帝钦派，小教习是庶常馆教职。这是乾隆二十六年（1761）纪晓岚三十八岁时的官衔，时光过了十一年，又回到了原点。

乾隆三十七年（1772），对于中国文化史来说，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年份。

这年正月初四，乾隆皇帝颁下一道谕旨，令各省官员广泛搜集前代遗书：“今府内藏书，插架不为不富，然古往今来著作之手，无虑数千百家，或遗在名山，未登柱史，正宜及时采集，汇送京师，以彰千古同文之盛。其令直隶省督抚会同学政等，通饬所属，加意购访……庶几副在石渠，用储乙览[1]。”

乾隆皇帝还规定了搜访图书的标准和范围，凡“历代流传旧书内有阐明性学治法、关系世道人心者，自当首先购觅。至若发挥传注，考核典章，旁暨九流百家之言，有俾实用者，亦应备为甄择。又如历代名人洎本朝士林宿望向有诗文专集，及近时沉潜经史、原本风雅，如顾栋高、陈祖范、任启运、沈德潜辈，亦各著成编，并非剿说卮言可比，均应概行查明。”这是征集的标准。至于“坊肆所售举业时文，及民间无用之族谱、尺牍、屏幛、寿言等类，又其人本无实学，不过嫁名驰骛，编刻酬唱诗文，琐屑无当者，均无庸采取[2]。”

乾隆皇帝在这份征书之谕中还规定了对所采图书的处置办法：“在坊肆者，或量为给价；家藏者，或官为装印；其有未经镌刊，只系钞本存留者，不妨缮录副本，仍将原书给还[3]。”

其实早在乾隆六年（1741），乾隆皇帝就下过一次在全国范围内征求图书的诏令，但并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这一次虽迭次严催，然仍是所获无多。

时隔十月之久，贵州巡抚觉罗图思德才慢腾腾写来奏报，称：“黔省夙号荒徼，人文卑陋，自我朝教养百十余年以来，士知力学，文亦蒸蒸日上。地居山僻，书籍罕临，明经之士，于时艺诗章之外，鲜有撰述，可邀圣明采择[4]。”广东、广西、云南也都称无书可采，就连号称人文荟萃的江、浙地区，差不多快一年时间，竟没有奏上一份献书名单。

乾隆皇帝大为光火，他于同年十月十七日，又下谕严令各省督抚、学政“恪遵前旨，饬催所属，速行设法访求，无论刊本抄本，一一汇收备采，俟卷帙所积稍充，即开具目录，附折奏明，听候甄择移取[5]。”这一次还是作用不大，奉天、直隶、湖北、安徽不过寥寥数部。山西所得几种，差不多全都是坊间流传的一些没有采访价值的书籍，其他如河南十八种，山东二十一种，江苏二十二种，江西二十三种。浙江号称“书肆最多”，获书量居各省之冠，也不过一百十六种，且大多属近人解经论学的诗文私集，至于唐宋以来名家著作，或旧版仅存，或副稿略具，卓然可传者竟不概见。

官员和藏书家们岂敢违抗御旨，只是他们心里揣着小九九：文字狱如此严厉，如果所进呈的书被认为是逆书，不但藏书家会获罪，那些进书的督抚、学政都免不了吃挂落，闹不好脑袋也保不住。所以大家宁愿少一事也不愿多一事。

十一月，时任安徽学政的朱筠借乾隆下诏访书之机，上书朝廷，提出搜访校录书籍的四条建议：一、对旧本抄本的搜集，应视为当务之急。二、“中秘书籍，当标举现有者以补其余”。也就是说要充分利用皇家藏书，首先公布朝廷藏书目录，以便地方官员搜求所未备。在这一条中，朱筠特别提出，翰林院所藏《永乐大典》一书，虽“编次少伦，或分割诸书，以从其类；然古书之全，而世不恒觏者辄具在焉”，“请敕择取其中古书完者若干部，分别缮写，各自为书，以备著录。”三、著录与校勘并重，每收一书，先加以考订，写出内容提要，作为编书的参照。四、“金石之刻、图谱之学，在所必录[6]。”

朱筠的上书，直接导致了《四库全书》的修纂。

朱筠上书之前，乾隆皇帝下旨搜访图书，并没有修《四库全书》的意图，不过借此汇集天下书籍，“副在石渠，用储乙览”。

朱筠的上书，不仅对乾隆皇帝在全国大规模访书的行动是一个及时的策应，同时也迎合了乾隆皇帝标榜“稽古右文”的需要。十二月十一日，军机大臣刘统勋等奉旨对朱筠的四条建议进行论证，大家争论十分激烈，一部分大臣认为“非政之要，而徒为繁”，主张不予采纳；另一部分大臣则认为这个建议应该立即实行。最后赞成的意见占了上风。

按照乾隆皇帝的旨意，大学士刘统勋、于敏中等经过反复讨论，提出了相应的办理意见，特别针对《永乐大典》的辑校制定了实施办法：鉴于此书“扃贮既久，卷册又多”，“惟是卷帙繁多，所载书籍又多散列各韵之中，非一时所能核定。相应奏明，容臣等就各馆修书翰林等官内，酌量分派数员，令其陆续前往，将此书内逐一详查，其中如有现在实无传本，而各门凑合尚可集成全书者，通行摘出书名，开列清单，恭呈御览[7]。”

乾隆皇帝对《永乐大典》似乎格外关注，他首先提取了该书目录并首套“东”“冬”字韵各十本阅看，乾隆三十八年（1773）二月初六日、二月十一日连发两道御旨，从朱筠之奏，派军机大臣为总裁官，校办《永乐大典》。并命以《图书集成》与《永乐大典》互为校核。强调限期完成：“是书卷帙如此繁重，而明代蒇役仅阅六年。今诸臣从事釐辑，更系弃多取少，自当刻期告竣，不得任意稽延，徒诮汗青无日[8]。”

《永乐大典》初名《文献大成》，明永乐元年（1403）敕修。其规模宏大，有二万二千八百七十七卷，目录六十卷，装成一万一千零九十五册。凡天文、地理、人伦、国统、道德、政治、制度、名物，以至奇闻异见、庚词逸事等，无不详载俱备。所采古今图书达七八千种，其中有不少是元以前的珍本秘籍。该书按《洪武正韵》之韵目排列顺序，是我国最大的一部类书，同时也是全世界编纂最早、规模最大、参与编辑人员最多的类书。前后参与纂修此书的文人学者，有二千余人。永乐六年（1408）书成，成祖亲撰序文，赐名《永乐大典》。

由于《永乐大典》卷帙庞大，没有刊刻，编成后抄写藏于南京文渊阁。永乐十九年（1421），明朝迁都北京，《永乐大典》移贮北京宫禁；嘉靖四十一年（1562）宫禁内着了一把大火，《永乐大典》险遭焚之一炬的厄运。亡羊补牢，世宗命“重录一部，贮之他所[9]”，并派专人对所录副本进行校理，穆宗隆庆元年（1567）始完竣。原本仍归南京，所誊正本贮文渊阁，副本别贮皇史宬。明朝灭亡时，《永乐大典》原本及北京文渊阁正本毁于火，副本得以保存，流传到清代。雍正间，从皇史宬移到东交民巷，后又搬移数处，《永乐大典》渐渐少有人知。

所以，经历数百年劫波的这部大书已非完帙，到军机大臣奉旨派员前往库内逐一检核，发现此书移贮之时，本多缺失，现在库者，不过九千余册，丢失二千四百二十二卷，较原目数已相差悬殊。

《永乐大典》这部大书的访获，纪晓岚当推首功。

陈康祺《郎潜纪闻》中记，朱彝尊在翰林院供职时，多次寻访《永乐大典》而不获，常叹息说：“这部书恐怕是让李自成衬了马蹄了。”没想到竟让纪晓岚给找寻了出来。

纪晓岚的门生，同时又是四库馆臣的刘权之，在《纪文达公遗集序》中道出了纪晓岚访获《永乐大典》的过程：“吾师纪文达公天资超迈，目下数行……及在翰林院署斋戒，时于敬一亭上得《永乐大典》，朱竹垞寻访不获，已云：李自成衬马蹄矣。不知埋藏灰尘中几三百余年也。数月中每于直宿之暇翻阅一过，已记诵大半，后纂修《四库全书》，经文达一手裁定，宜其溯源彻委，抉奥提纲，如驾轻车而就熟道也。”

敬一亭亭屋三椽，中设宝座，旁有十二个大书架，屋子比较宽大，是用来放各省进呈图书的，武英殿的书版也收贮于此。这是纪晓岚经常来看书的地方。那部《永乐大典》即藏在这里，但很久没有人动过，纪晓岚发现了这部书，喜出望外，每于直宿空暇，翻阅一过，已能记诵大概。

纪晓岚访获《永乐大典》，不仅在其中挖掘出了许多失传的古代典籍，而且不时有很新奇的发现。比如，他在《永乐大典》中发现了早已失传的“神臂弓”的图例。这种神臂弓始于宋代，实际上是大弩，立在地上，用脚踏动机关，可穿透三百步外的铁甲，又叫“克敌弓”。洪迈在《容斋三笔》试词科中所说的《克敌弓铭》，谈的就是这种弓。宋军抗金，往往依靠它，把它当作高效的武器。军法规定一张也不能丢失，如果打了败仗来不及带回来，宁可破坏它，以免敌军用来仿造。元世祖灭了宋朝，得到了克敌弓，曾用它打了胜仗。到了明代，克敌弓就失传了。《永乐大典》中载着这种神力之弓所有的图例，然而关于它的机关原理的图例，只有长短宽窄的尺寸，和其雌雄凸凹的形状，并没有一个全图。

纪晓岚来了兴趣，他叫来侍郎邹念乔，两个人用尺子比着图例，研究了好几天，也没弄出个头绪来。

纪晓岚一天对他的座师刘统勋讲了这件事，说：“西洋人精于机械物理，我想勾勒个大样出来，请西洋人来研究一下。”

刘统勋说：“西洋人工于心计，比如算术中的借根法，本是中国的算法流传到西方国家，所以他们称之为‘东来法’。如今向他们学习算术，西洋人反而保密不肯告诉你。这种克敌弓既然是前人传下制敌利器，怎么会防得了他们不偷偷学了去，却告诉我们他们也不明白呢？《永乐大典》藏在翰林院中，后来人未必就弄不明白它的原理，何必求教于外国人呢。”

纪晓岚听了这番话，钦佩老师老成，果然深谋远虑。两个人打消了请教西洋人的念头。

另据《鲒琦亭集》所记，谢山先生曾与临川侍郎就翰林院同抄《永乐大典》中秘帙。是物色此书不始于文达。或秘阁清严，陈编繁冗，自二公后无问津者，故文达以为创获耳。谢山先生是史学家全祖望（1705—1755）的号，临川侍郎即户部侍郎、内阁学士、临川籍人李绂（1673—1750）。他们两个人对《永乐大典》的抄录只是少而又少的几本书，而且这个工作很快就中断了，这之后《永乐大典》又是长时间无人问津。到乾隆皇帝下旨辑校《永乐大典》时，全祖望和李绂都已作古，所以，即使不算是创获，纪晓岚对该书的再次访得也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军机处根据乾隆皇帝御旨，很快拟定了辑校《永乐大典》具体办理章程十三条，二月二十一日，大学士刘统勋等奏请“将翰林院衙门内现有迤西房屋一区”做办理处所，不久又改在翰林院内的原心亭。同时从翰林官员中选择三十名“堪预分校之任者”参与辑校工作，又派出“军机司员一二员作为提调，典簿厅等官作为收掌，常川在署，经理催趱，毋致稍有作辍”。同时“设供事十名，皂役四名，纸匠二名”，负责出入搬运及其他杂役[10]。

二月二十八日，乾隆皇帝在军机处的这件奏章上批示：“依议。将来办理成编时，著名《四库全书》。钦此[11]！”

三月二十八日，又谕将《永乐大典》“详加别择校勘”，“择其醇备付梓流传，余亦录存汇辑，与各省所采及武英殿所有官刻诸书，统按经、史、子、集编定目录，命为《四库全书》，俾古今图书荟萃无遗，永照艺林盛轨[12]。”

由此，有清一代规模最为宏大的辑校《永乐大典》工作正式开始，这也拉开了《四库全书》纂修的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