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三十三年（1768），这一年纪晓岚正是春风得意之时。

二月，他补了贵州都匀知府，上以学问优，外任不能尽其所长，命加四品衔，留任左春坊左庶子；

四月十四日，乾隆皇帝在正大光明殿考试翰林院等官，纪晓岚位列二等第十六名，被擢升翰林院侍读学士，这个职务使他有更多机会陪侍皇帝左右。

六月二十四日，他刚刚被授了江南乡试副考官，如果不是出了意外，他此时该是行进在风景如画的江南路上了。

就在纪晓岚被任命为江南乡试副考官的第二天，六月二十五日，乾隆据两淮盐政尤拔世等大臣的奏章，降旨查办前两淮盐运使卢见曾盐引舞弊之案。

卢见曾字澹园，号雅雨，山东德州人，康熙六十年（1721）进士，政声文名俱佳。历官四川洪雅知县、滦州知州、永平知府、安徽六安知州、江南江宁知府、两淮盐运使、长芦盐运使。在他任过职的地方，其宦绩为人称道，载入地方史志。《洪雅县志》《续天津县志》《六安县志》《滦州县志》《德县志》等均对其有所褒扬。史称其气度高廓、不拘小节，精悍有吏才。因其形貌矮瘦，身长不满三尺，人称“矮卢”。卢见曾又是著名诗人，曾学诗于王渔洋、田山姜，爱才好客，四方名士咸集，一时称为海内宗匠。他在扬州两淮盐运使任上，许多著名诗人、学者都是他的座上宾。他曾于乾隆二十二年（1757）暮春在扬州瘦西湖红桥主持修禊活动，四方名人雅士云集。卢见曾赋《红桥修禊》四首，一时唱和者竟有千余人。

纪晓岚与卢见曾是姻亲关系，他的长女嫁给了卢谦的第三子、卢见曾的孙子卢荫文。大媒即是纪晓岚的甲戌科同年王昶。王昶乾隆二十年至二十三年（1755—1758），在卢见曾府上任西席，且与卢见曾最为相得。

卢见曾的案子，犯在“盐引”的利息银上。

盐引，是明以来官府给盐商行盐的专权买卖凭证。中国的盐业，历代一直是官营的。但从明代开始，允许商品贩运，开了盐业私营之先河。“煮海之利，历代皆官领之，太祖初起，即立盐法，令商人贩鬻，二十取一，以资军饷[5]。”

对贩盐的行商，当局批发给盐引，每引二百斤。盐引是盐商专利的证券，商人买到盐引后到指定区域行盐，垄断食盐买卖。清人萍浪生谓：“昔我太宗之供边也，悉以盐利。其制盐利也，每盐一引，输边粟二斗五升。是故富商大贾，悉利于边，自出财力，自招游民，自垦边境，自艺菽粟，自立堡伍。岁时屡丰，菽粟屡盈。至天顺、成化年间，甘肃、宁夏粟石易银二钱，时有计利者曰：商人输粟二斗五升，支盐一引，是以银五分得盐一引也。请更法。课银四钱二分支盐一引，其获利八倍于昔矣。户部以为实利，遂变其法，凡商人引盐，悉输银于户部，间有输粟之例，亦屡行屡止[6]。”

贩盐这一出力少、获利大的经营项目，一般商人是干不来的，只有“豪猾之民”方可为之。没有门路的盐商，往往“候掣必五六载，于是有预征执抵，季掣之法[7]”。光等候拿到盐引，就得耐下性子用五六年工夫！甚至还有十几年、几十年拿不到盐引的，“商人支盐如登天之难……有守候数十年老死而不得支者，令兄弟妻子支之[8]”。“商人有自永乐中支盐，祖孙相代不得者[9]”。由于盐政的败坏，更多的商人纳粮后，手里握着仓钞却支不出盐来，导致仓钞贬值，几成废纸。

两淮盐商每年上交的盐税是全国之首，因此朝廷对他们也高看一眼，时常通过增加销售配额、减少盐税等优惠政策来鼓励盐商。皇帝南巡，每次都有一些大盐商受到召见，或赐宴，或封爵，所受的礼遇几可等同封疆大吏。有时盐商资金流转遇到困难，朝廷也会拿出银子给他们借贷，收取相应利息。

卢见曾先后两任两淮盐运使，第一次是在乾隆元年（1736），上任之始，他对盐政的种种弊端深恶痛绝，为了打击不法盐商与官府勾结，巧立名目坑害灶户的行为，他采取了强硬措施予以打击，清理积弊，深得盐民拥戴，因此也遭到一些人忌恨，屡被弹劾，曾羁扬州董相祠候勘三年，后被判流放，寻被赦免。第二次乾隆十八年（1753），再任两淮盐运使，这个时期盐政的积弊更深。从乾隆十年（1745）始，盐价平稳走高，销路通畅，盐商受贷后往往申请提前销售下一年度的盐引配额，以便用这部分盐税来抵贷。这一部分款项，盐政、盐运使并未奏明朝廷，而留作自己的小金库，除了用来给皇帝购置玉器古玩，打点巡游消费，大部分都被盐政、盐运使同盐商们勾结中饱了私囊。这是盐政衙门多年的陋规。

而卢见曾经历了数次挫折，也早已没有了当年的锐气。他雅爱收藏，又喜文场之会，不法盐商投其所好，以金石书画作敲门砖，卢见曾优容笑纳。他经常结交文坛名流，醴酒之费，动辄巨万，占用公款也顺理成章。

乾隆二十九年（1764），七十八岁的卢见曾告病乞归，离任前作《留别扬州诗》，叹喟：“从此风波消宦海，始知烟月足家园。”回到德州，他修建雅雨堂，征请书家和工匠，整理刻印自著和收藏的书籍，他以为真的可以风波消宦海，从此安度晚年了。谁知人离宦海，却风波未消。

乾隆三十三年（1768），新任两淮盐政尤拔世上任，由于同前任盐政普福发生龃龉，揭出盐政黑幕，给朝廷上了一本，谓：“上年普福奏请预提戊子纲引，仍令各商每引交银三两，以备公用，其缴贮运库银二十七万八千有余。普福任内，所办玉器古玩等项，共动支银八万五千余两，其余见存十九万余两，请交内府查收。”这个奏章一石激起千重浪，两淮盐引案由此引爆。

朝廷以此项银两，历任盐政，并未奏闻，私行支用；检查户部档案，亦无造表派用文册。且自乾隆十一年（1746）提引后，二十年来，银数已逾千余万，其中显有情弊。遂密派江苏巡抚彰宝，会同尤拔世查清此案。

旋据彰宝等查复：历年预行提引，商人交纳引息银两，共计一千九十余万两，均未归公。前任盐政高恒任内，查出收受商人所缴银至十三万之多。普福任内，收受丁亥纲银私自开销者八万余两，其历次代购物件，借端开用者，尚未逐一查出。奉旨解运使赵之璧任，褫前任盐运卢见曾，盐政高恒、普福职，押卢见曾下扬州狱审讯。

越是往深处追查，涉案人员越多，成了一个“窝案”。

二十多年，历任两淮盐政、盐运使、两江总督、江苏巡抚牵出一大串，几乎无一人无沾染。这一串官员都受到了程度不同的惩处。高恒、普福斩监候，卢见曾本人定为绞候。七十八岁的老人经不起这番折腾，死在狱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