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晓岚举家回到京师。

他外放福建学政，一走三年，期未满，又回老家守孝，所以就把虎坊桥的宅邸租了出去。携家回京，虎坊桥的宅子租期不到，收不回来，暂时在因病告休的前刑部侍郎钱陈群先生一套空宅院里落脚。

听说钱陈群先生的故居楼上有狐狸，纪晓岚的好奇心又给勾起来了。楼上是存放杂物的地方，平时上着锁，人也不能轻易上去。纪晓岚戏作一诗，粘于壁上，曰：“草草移家偶遇君，一楼上下且平分。耽书自是书生癖，彻夜吟哦莫厌闻。”一日，小妾上楼开锁取东西，急呼“怪事！”纪晓岚走上去，一看，吓了一跳，楼上地板的浮尘上，画满了荷花，茎叶苕亭，俱有笔致。于是就拿了笔墨纸砚置于几上，又粘一诗于壁：“仙人果是好楼居，文采风流我不如。新得吴笺三十幅，可能一一画芙蕖。”过了几天，上楼再看，纸笔原封不动放在那里，动也没人动过。

纪晓岚把这件事告诉了他的老师裘曰修，裘曰修笑道：“让画就画，未免流于滥俗。钱香树家的狐狸嘛，原本应该高雅一些才是。”

不久，纪晓岚由《三通》馆提调兼纂修官升为总纂官。

《三通》，即杜佑《通典》、郑樵《通志》、马端临《文献通考》，乾隆十二年（1747）六月十一日，乾隆皇帝颁谕，令重刻《三通》：“一仿新刻经史成式，以户册府之储[1]。”六月十五日，又命大学士张廷玉等纂修《续文献通考》：“上溯宋嘉定以后，马氏所未备者，悉著于编，为《续文献通考》[2]。”遂建《通考》馆。乾隆三十二年（1767），《续文献通考》告成，乾隆皇帝于二月二日颁谕，开设《三通》馆，由大学士傳恒、尹继善、刘统勋充任正总裁，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陈宏谋、兵部尚书陆宗楷、刑部尚书舒赫德充任副主裁。

纪晓岚担纲《三通》馆总纂，裘曰修自然十分高兴。他把自己珍藏的一方古砚送给了嗜砚如命的纪晓岚，作为对得意门生的褒奖。

纪晓岚欣喜异常。更让他吃惊的是，砚腹内竟赫然刻着“夹漈草堂”四个字。他眼睛为之一亮：“这是郑樵先生用过的旧砚？！”

裘曰修点点头。这块砚石，本为江西农人凿井所得，是他用三斛稻谷从农人手上换来的。

郑樵便是《通志》的编撰者，字渔仲，南宋兴化军莆田（今属福建）人，晚年不应科举，刻苦力学，卜居于莆田西北的夹漈山上，专心编撰《通志》，所以世称郑樵为“夹漈先生”。或许，这方砚台见证了郑樵编撰《通志》青灯黄卷、呕心沥血的艰辛。如今，它又将陪伴纪晓岚完成《续通志》的纂修工作，此或真乃天意乎！

纪晓岚十分敬仰郑樵的学问、人品，在这方砚台上刻下了一则砚铭：“惟其书之传，乃传其砚。郁攸乎予心，匪物之玩[3]。”

纪晓岚的另一位朋友邵齐然，也在这方砚台上刻了一则铭文：“墨锈斑斑阅人几，觚棱刓缺字不毁。夹漈有灵式凭此，六百年后待吾子。”邵齐然字光人，号暗谷，江苏昭文人。乾隆十三年（1748）进士，官至杭州知府。邵齐然也是一位书法大家，其风格酷学苏东坡。

这方砚台的佳话，被当时士林中所熟悉。数年后，纪晓岚在福建任学政时的弟子吴孱提，要求拓下这方乡贤之砚的砚铭带回福建。纪晓岚感慨系之，为之题诗曰：

博物推渔仲，当年实寡双。

空堂传夹漈，遗砚落西江。

好古逢闽士，拓铭归海邦。

如同乡祭酒，相对坐吟窗。

（《三十六亭诗》）

这方被纪晓岚视为绝珍的古砚，后来还是转送给了他的学生林育万。林育万，名乔荫，字樾亭，一字育万，福建侯官人，乾隆三十年（1765）举人，曾官四川江津知县，著有《樾亭诗稿》《樾亭杂纂》等。“深湛经史之学，博闻广识复雄于诗文[4]。”

而此时，由华亭县举人蔡显《闲渔闲闲录》一书引发的一场大规模文字狱案，又一次震惊了士林。

五月，蔡显著《闲渔闲闲录》，被乡人举发其“语涉狂悖”，遂投帖公揭，七十一岁的蔡显情急自首。知府钟光予从书中摘出“风雨从所好，南北杳难分”“莫教行化乌肠国，风雨龙王行怒嗔”之类的诗句，认为这是诽谤朝廷的逆诗，当即给华亭知县下令，立即逮捕蔡显及全部家属，并封锁蔡家住宅。

于是蔡家很快被抄家，其所著《宵行杂识》《红蕉诗话》《潭上闲渔稿》《老渔尚存草》《续红蕉诗话》《闲渔闲闲录》《闲渔闲闲录余》等七本书的底稿、刻板和印完的《闲渔闲闲录》全部查缴。与这些书有关的人，也同时被搜捕，不管是写序的、刻板的、看过的、受赠的，还是师友、门生，或者书里点了真名实姓的人，一律逮捕系狱，前后抓了三十多人，再加上蔡显及其家属二十多人，一共五十多人，披枷戴锁，解往省城。

此案很快引起最高关注，乾隆皇帝从六月初五日到六月二十九日，连下数道谕示，经三法司核议，将蔡显凌迟处死，其十八岁的儿子蔡必照被斩首示众，其余亲属，男十五以下及母女妻妾给付功臣之家为奴，财产入官，与此案有关人等，或刑杖后遣发伊犁充军，或杖一百流三千里。

文网罗织，越来越紧密，文字之间，稍有牢骚抑郁之词，一经告讦，辄迅速锻炼成狱，天下士人，皆不免心惊肉跳，人人自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