沧州检察院梁文平院长在答记者问时说的一句话让我感动：“搞了这么多年政法工作，我理解，腐败现象从某种角度分析，也是一种‘文化营养缺乏症’”。这句话说在点子上了。

遏制职务犯罪，需要法律、体制、机制的保障，更需要文化的力量。

因为预防文化的结果就是营造“制度文化”。

我们先来看什么因素造就了贪官。

首先是权力的膨胀引发的私欲的膨胀。权力可以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可以导致绝对的腐败。我们往往把这一点归咎于制度和机制----干部制度和社会监督机制-----的蔽端，却很少从文化上去找根源。私欲，包括对财富的占有欲，是人的原欲。人的私欲是难有止境的，所谓“人心不足蛇吞象”。这种难有止境的私欲如果因一定的权力或绝对的权力而膨胀，就会变得非常强大，没有底线，而且会产生连锁反应。为什么一条高速通车、一幢大楼站起来会倒下一批贪官？为什么每一场矿难的背后几乎都有一个“官煤勾结”的大背景（2005年8月的一次清查“官煤勾结”活动中，仅山西一省就清出了922名官员投资入股煤矿）？就是这个道理。钱权交易的发生，首先是权力能产生超利润的要素。

从一些干部蜕变的例子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过程，比如某个领导一直是廉洁自律的，因为偶然的原因得了数目不大的一笔贿赂，从此“激活”了贪欲的细胞，最后变得胃口越来越大，一直跌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二是社会大环境使然。不用避讳，我们正处在一个时尚化的消费时代，这个时代的显著特色就是终极价值的滑坡和信仰的崩溃。“笑贫不笑娼”的普遍标准又加上了“笑贫不笑贪”。尽管人们都咬牙切齿地恨贪官，但对有权有钱的“官”心里还是很羡慕的。腐败好比是“臭豆腐”，“闻着臭，吃着香”。亲口尝到这块“臭豆腐”的人是很容易上瘾的。所以，一些腐败分子更是把勤“捞”致富当成了人生目标。什么人生的终极价值、道德良知、党性原则，统统可以扔到东洋大海里去。江西省原副省长胡长清就是一个典型。要说胡长清也算个苦出身，生长在湖南常德一个偏僻的小山村，小时候放过牛、砍过柴，什么苦都受过。每天上学要走八九里山路，还要挑上二十多斤萝卜到镇上去卖掉，才能挣回上学买书本和交学费的钱，因此他的脖子后永远留下了小时候被扁担压出的疤痕。为了他能上学，他的两个姐姐只好中途辍学。可是他当了官之后，他的思想逐渐发生了变化，私欲随着职务的变化不断膨胀。把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当成谋取私利的工具，热衷于疯狂地为自己聚敛财富，恣意于猎取美色，在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的泥潭里越陷越深，不能自拔。在担任江西省人民政府副省长、省长助理、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副局长、国家税务总局办公室主任期间，先后收受他人财物90多次，收受贿赂达545。55万元，另外还有161。77万元巨额财产来路不明。最终自食恶果，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个被判死刑的省部级干部。说到自己堕落的原因，他说：“看到人家下海了，手头上有钱花，接触了一些有钱人和做生意的老板，看人家生活得很自在，出入高档酒店，坐豪华汽车，喝洋酒，穿名牌，还带着小姐，心里就有几分羡慕。可想想自己从政，身份不允许，条件也不具备，思想上先忍着。”所以，他才铁下心要吃这块“臭豆腐”。

世俗生活的领域是人生存的第一场所。所有的人生状态在这里形成，人生的第一层意义也在这里发生。世俗的境遇是任何人都难以摆脱的，因为这是完整的人生的一个关键性的环节。孔子是肯定人的私欲的。他说：“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论语。里仁》）

当人类社会告别野蛮时代，步入以私有制为主要特征的“文明时代”之后，“为我”的道德观念也就日益蓬地发展了。人有私欲，本无可厚非，但是私欲的膨胀，就是大问题了。

三是攀比意识。攀比容易造成人的心理失衡。以领导干部来说，这种攀比心理往往会让他们的心理始终保持着一种失衡状态。同样是一个级别的干部，人家在主流单位，有权有钱，呼风唤雨，自己在边缘单位，什么都没有，一条冷板凳坐到底，越想心里越别扭。这是一种失衡。看到别人利用权力捞尽了好处，十分风光，自己手里也有权力，为什么不把权力资源转化为提升自己幸福指数的“发展资源”呢？这种心理产生之后，手一伸出去，一般就缩不回来了。

四是投机心理。有权不用，过期作废。权这个东西有时效性，当官时可以堂上一呼，阶下百喏，一旦退下来就是平头百姓一个，说啥都不灵。所以趁有权时要把手中的权力用足用活。所谓行业不正之风的出现，就是这种心态的折射。而近年来出现的一些领导干部退休前后东窗事发的所谓“59岁现象”，也是这种心理的直接作用结果。另外，权也有地域性，你在这个地方，到了一个不在你权力范围之内的地方你就没辙，所以自己这块地盘的资源要充分用好。别管多穷的单位，只要你会运用手中的权力，你肯定是不会像你管的单位一样穷，这就是所谓“穷庙富和尚”现象的原因。

五是当清官实际上要有很大的成本。一个人手中如果有了能生杀予夺的权力，那么这个权力在一定条件下是会受到某些因素制衡的。一个银行的行长拒绝了一个企业老板贷款的要求，开始那个老板用一笔巨额贿金去开路，碰了壁，吃了闭门羹。于是这个老板又开始采用恐吓的手段，称你让我过不去我就让你倒台。这位行长软硬不吃，老板就买通了一个小报记者，找这家银行的茬子。终于找到了一个“新闻点”，这家银行的前任行长因工作失误出现过“呆账”，记者大做文章，网上报上一个劲地炒作，行长真的被扳倒了，受了个处分，离开了领导岗位。这种事情出的多了，人们办事时自然会规避一些可能要伤害到自己的因素。但只要你身不由己趟了一次“浑水”，那就有可能终身“跳进黄河洗不清”。

五是“扳本”的心理，我这个官是花了钱“买”来的，就得把本捞回来而且还要加上几十倍的利息。难道我抛出了几万十几万几十万只是要买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权力吗？

六是侥幸心理。只要不出现意外，贪官暴露出来的几率很小。在人们眼皮子底下不乏有越贪越升的官，越贪运气越旺的官，只要不出事，就算是“赚了”。

当然造就贪官的因素还有很多，总而言之，是“文化综合营养缺乏症”造就了贪官。

既然如此，解铃还须系铃人，文化当有所为。

要说那些贪官没文化，谁也不会服气。他们中有本科、硕士、博士学历的不在少数。倒是建国初期那些从枪眼子里钻出来的工农干部文化水平是最低的，很多人斗大字认不得半口袋，连自己的名字都写不下来。可这些顶着一脑袋高粱花子的干部中却极少有贪官。

有文化的、文化程度高的成了贪官，没文化的、文化程度低的却两袖清风，真是奇哉怪哉！

其实这一点也不奇怪。

这个问题本身就是一个文化问题。

一个人有没有文化，不要单纯地理解为一个人的文化程度是高还是低。文化有很多方面的內容，比如文化修养、文化认同、文化观念、文化选择、文化信仰等等。你可以说一个“满脑袋高粱花子”的农民出身的干部认不下几个字，但他可能有比较明确的文化认同。这个认同有可能只算是“基本认同”：他也许会把半半拉拉记下的圣贤古训、耳濡目染的乡俚俗语当成人生的“座右铭”，也许会把听说书艺人讲书和看草台班的乡戏记下的清官形象当成自己的楷模，但是这种最基本的、起点最低的文化认同有可能是最明确的。在他的文化信仰（包括他的政治信仰）中有着最朴素的人生价值取向，这种文化信仰也有可能是最坚定的。你能说他们没文化吗？

而今天这些有着高学历的贪官，他们虽然文化程度很高，但是他们的文化修养却很低级，他们的文化认同很空虚，他们的文化观念很模糊，他们的文化选择很迷茫，他们真正意义上的文化信仰更是一片空白。对这样的人，你能说他们有文化吗？

一个人有没有文化，要看什么样的文化力作用于他，而不只看他的受教育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