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自然之势”、“人设之势”：“势”的两分法

韩非对“势”非常重视，他关于法和术的论述中，都在强调用“势”。我们前面讲过了，“势”的定义就是“权势”、“威势”，是一种具有绝对权威的强制力，也就是至高无上的君主统治权。

韩非子把“势”分成两种，即“自然之势”与“人设之势”。

什么是“自然之势”？

所谓“自然三之势”，是指自然形成的“势”，比如桀和纣生而在上位之类。这是不以哪一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什么叫“人设之势”？所谓“人设之势”就是人为之势。我们常说的“造势”，就是这个意思。

“造势”靠什么？当然要靠权势。“自然之势”与“人设之势”是相辅相成的。“自然之势”是“人设之势”的资本，而“人设之势”又会作用于“自然之势”，使“自然之势”得到巩固与加强。

仅仅靠“自然之势”是不够的，重要的是强化“人设之势”。韩非认为：“势必于自然，则无言于势矣。吾所为言势者，言人之所设也。……故曰：势治者则不可乱，而势乱者则不可治也。此自然之势也，非人之所得设也。”（《难势》）他说：势，若一定要根据自然形势来说，那就没有必要讨论了。而我说的势，是人为的势，即人所设的势。他接下来举例子说：今天说的“唐尧、虞舜得势就能治理天下，桀、纣得势就能扰乱天下”，如果尧、舜生下来就在上位，即使有十个桀、纣也无法扰乱。因为，那是在用势治理天下；桀、纣生下来也在上位，即使有十个尧、舜也无法治理天下。那悬在用势扰乱天下。不重视“人设自势”，“自然之势”就会削弱。而“人设之势”，则有待于中主，韩非说：“吾所以言势者，中也。中者，上不及尧舜，而下亦不为桀纣。抱法处事则治，背法去势则乱。”（《难势》）中主，就是一般的君主，上不可比尧、舜那样的贤君，下不可比桀、纣那样的昏暴之君。抱法处事则国家治，背法去势则国家乱。韩非子强调势治必须与法制相结合，否则，必乱。

强化“人设之势”，韩非称之为“任势”，即让“势”达到最大化的巩固与发展。韩非对势所作的这种“两分法”，比慎到论势而为清楚、绵密，对慎到的势的理论是一个重要的发展。

2、“国者君之车”“势者君之马”：势对君主治国安身的作用

因此，君主应该“重势”，又能善“任势”。所谓“善任势者国安，不知因其势者国危”。（《韩非子。奸劫弑臣》）“凡明主之治国也，任其势。”（《韩非子。难三》）韩非一再强调：“民者固服于势，势诚易以服人。”（《韩非子。五蠹》）“势重者人主之渊也。臣者势重之鱼也。鱼失于渊而不可复得也。人主失其势重于臣而不可复收也。”（《韩非子。内储说下》）。这个比喻很有深意，权势是什么？就是君主控制的那一片水域。臣子是什么？就是那片水域里的鱼。鱼儿从这片水域里逃出去你就再也不可能控制住它，君主失了势，就等于让鱼脱于渊。所以，君主驾驭臣子，最核心的一点是不能让他们脱离君主的控制。“势者，胜众之资也。”（《韩非子。八经》）势是什么？是驾驭臣下的资本，也是立国之本。

韩非有一个生动的比喻，他说：“国者君之车也，势者君之马也。夫不处势以禁诛擅爱之臣，而必德厚以与天下齐行，以争民，是皆不乘君之车，不因马之利，释车而下走者也。”（《韩非子。难三》）国家好比是君主的车子，势呢？好比是为君主拉车子的马。如果君主不懂得利用势来实行赏罚，只讲仁德教化，那就好比是前边讲过的齐景公的故事一样，有车子不去乘坐，有拉车的马也不用，弃车而自己走路，那么车马之利又有什么用呢？

3、“有材而无势，虽贤不能制不肖”：才华和权势哪个重要？

《韩非子。功名》篇认为：一个英明的君主所以能建立功名，主要靠了四个基本因素。哪四个基本因素呢？一是“天时”，二是“人心”，三是“技能”，四就是“势位”了。不顺天时，即使有十个尧那样的英明君主，也不能让庄稼在冬天里结出一个穗子来；违背人心，即使孟贲、夏育也不能让人们多出力气。顺应了天时，即使不很费力，庄稼也会自然生长；得人心，就是不用督促，民众也能自我勉励。凭借技能，即便不急于求成，事情也会很快完成；得到了势位，即使不追求，名声也会大振。所以势位对于君主来说，是具有头等意义的决定性因素。

如果一个上人很有才华，但是他却没有权势，那么他一定是行不通的：

“夫有材而无势，虽贤不能制不肖。故立尺材于高山之上，则临千仞之溪，材非长也，位高也。”

有才能而没有权势，即使是贤人，也不能治服行为不端的人。韩非举了一个例子：在高山上树立一尺长的木头，就能俯临万丈深的峡谷，并不是因为木头长，而是因为它位置高。

“桀为天子，能制天下，非贤也，势重也。尧为匹夫，不能正三家，非不肖也，位卑也。千钧得船则浮，锱铢失船则沉，非千钧轻而锱铢重也，有势之与无势也。”

夏桀作为天子，能够掌控天下，不是因为他贤，而是因为他权势重；尧作为普通人，不能管理好三户人家，不是因为他不贤，而是因为他地位卑贱。千钧重物放在船上能浮起来，锱铢那么轻的东西（锱铢是古代的计量单位，六铢为一锱，四锱为一两），没有船载会沉下去。不是因为千钧轻而锱铢重，而是因为有没有依靠船的浮力这种“势”。

“故短之临高也以位，不肖之制贤也以势。人主者，天下一力以共载之，故安；众同心以共立之，故尊。人臣守所长，尽所能，故忠。以尊主御忠臣，则长乐生而功名成。”

所以短木居高临下凭借的是它所占的位置，不才者制服贤人凭借的是权势。做君主的，天下合力来共同拥戴他，所以地位稳定；天下齐心来共同推举他，所以身价高贵。臣下发挥所长，竭尽所能，这就叫忠诚。用尊贵的君主驾驭忠诚的臣子，就会出现长治久安的局面，功业和名望自然会建立。

因此，韩非认为，巩固君权才是头等大事，势既生于位高，那么君权就有至高无上的尊严。反过来说，失势就等于丢掉了君主的位置和权势。

《韩非子。难势》篇用了一个故事，说明贤和“势”是不相容的。这个故事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自相矛盾”：有个卖矛和盾的人，夸口说他的盾非常坚固，任凭多么锋利的矛都不能够刺穿它。一会又夸耀他的矛说，我的矛很锐利，任凭多么坚固的东西都能刺穿。有人就驳斥他说：“用你的矛刺你的盾，结果会怎么样呢？”

韩非用这个故事来说明“贤治”和“势治”的矛盾。他说：

“夫贤之为道不可禁，而势之为道也无不禁，以不可禁之贤与无不禁之势，此矛盾之说也。夫贤势之不相容亦明矣。”

按照“贤治”的原则，贤人是不受约束的；按照“势治”的原则，是没有什么不能约束的。不受约束的“贤治”和没有什么不能约束的“势治”就构成了一对矛盾。由此，“贤治”与“势治”的不相容就看得很明白了。

4、“良马固车，何必待王良”：中才得势可治天下

韩非认为，人以中才为常态，贤者和不肖都是极少数。从一般意义上说，中才得势则治，失势则乱。因此不能待贤而求治，必须使无贤时也能治。他说：

“夫百日不食，以待粱肉，饿者不活。今待尧舜之贤乃治当世之民，是犹待粱肉而救饿之说也。”

一百天不吃饭去等待细粮大肉，挨饿的人就活不成。如今要等待尧、舜那样的贤才来治理当代的百姓，就如同等待细粱大肉去救挨饿的人的说法一样。

“夫曰，良马固车，臧获御之，则为人笑；王良御之，则日取乎千里。吾不以为然。”

人们说：宝马良车，让奴婢去驾驭，就会被人嘲笑，王良来驾驭，就会日行千里。我对这个说法不以为然。

“夫待越人之善海游者以救中国之溺人，越人善游矣，而溺者不济矣。夫待古之王良以驭今之马，亦越人救溺之说也，不可亦明矣。”

越地的人擅长于在海里游泳，如果一个中原人溺水了，却不能让越地人来救他。越人固然善于游泳，可他却救不了一个溺水的中原人。这就如同等待古时的王良来驾驭今天的马，这与让越人救中原溺水者那样，其行不通，是明摆着的。

夫良马固车，五十里而一置，使中手驭之，追速致远，可以及也，何必待古之王良乎？且御非使王良也，则必使臧获败之；治非使尧、舜也，则必使桀、纣乱之。此味非饴蜜也，必苦菜亭历也。

如果是宝马良车，五十里设一个驿站，让中等的人才去驾驭，是可以追速致远的，既使一千里一天也能赶到，何必要等待古时的王良呢？而且驾驭不是使用王良，就必定让奴婢把它损坏；治理天下不用尧、舜，就必定要使用桀、纣让天下大乱。这就好比吃的不是饴蜜糖果，就必定得是苦菜葶苈那样不堪入口的东西一样。

韩非的意思很明白：只须造成一个合乎治的“势”，则中才可以治天下。正如有“良马固车”，一个中等水平的驭手也可以致千里。“良马固车”是什么？就是“良好之势”。

5、“上失其一，臣以为百”：权势不可以借人

韩非认为：君主一定要独揽大权，不能把权势借给臣下。这是韩非“势治”论的一个基本观点。《内储说下六微》篇说：“权势不可以借人。上失其一，臣以为百。故臣得借，则力多；力多，则内外为用，则人主壅。”韩非认为，君主和臣子的利益趋向是不一致的，所以臣子不可能完全忠于君主，所谓“君臣之利异，故人臣莫忠”，而奸臣则“苟成其私利，不顾国患”。这是他对君臣关系的基本看法。

在这个思想基点上，韩非强调君主专制的重要，君主的权势是不能与臣子分享的。首先，保证权势不外借；其次，君主不可以和臣下共同使用权势；再次，君主应保持自己的独尊地位，不能让臣下太贵重。臣子贵重了，君主就有可能“失势”而为其所制。

这些都代表了韩非势治理论的大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