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法莫如显”“术不欲见”：法与术的区别

什么是“术”？它与法有什么区别？《韩非子。难三》篇作如下定义：

“人主之大物，非法则术也。”

君主的大事，不是法，就是术。

“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术者，藏之于胸中，以偶众端而潜御群臣者也。”

法是编写成文，设置在官府里，进而公布到民众中去的。术呢？则是藏在君主胸中，用来对付各种各样的事情而暗中驾御群臣的。

“故法莫如显，而术不欲见。是以明主言法，则境内卑贱莫不闻知也，不独满于堂。用术，则亲爱近习莫之得闻也，不得满室。”

所以法越公开越好，术却不应该表露出来。因此，明君谈法时，就是国内卑贱的人也没有不知道的，不仅仅满堂的人都知道。用术时，就连君主宠幸的亲信也没有谁能听到，更不应该满屋子的人都知道。

《韩非子。定法》进一步阐明：

“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生杀之权，课群臣之能者也。法者，宪令著于官府，赏罚必于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奸令者也。此臣之所师也。”（请注意，这个“师”字不是师法的意思，而是遵循之意。《释文》：“师，顺也”。）

法是宣传面的、光明面的，具有公开性、普及性和统一性；术则是隐蔽面的、阴暗面的，具有隐秘性、无为性，以虚静为体，以形名为用。

2、“君无术则弊于上，臣无法则乱于下”：法、术之兼治并用

韩非的术治思想，是建立在对商鞅、申不害、慎到的批判基础上的。《定法》篇中，他对问者所提问：“申不害、公孙鞅，此二家之言，孰急于国”这个问题回答说：这个问题不是一码事。人不吃饭，十天就会饿死，如果是天气寒冷的隆冬，不穿衣裳也会冻死。要说衣服和食物哪一样是人之所急，则是缺一不可，因为衣、食都是人的养命之本。虽然申不害讲的是术，商鞅讲的是法，但这两者是不能把它们割裂开来的，“君无术则弊于上，臣无法则乱又下，此不可一无，皆帝王之具也。”帝王之具-----法和术，和养生之具-----衣和食一样，是缺一不可的。

“徒术而无法，徒法而无术，其不可何哉”作如下回答：

他说，申不害是韩昭侯之辅佐，韩国又是晋之别国。晋的旧法没废，韩的新法又生，先君之令未收，后君之令又下。申不害是强调术治的，不擅于法，所以造成了一些混乱，“则申不害虽十使昭侯用术，而奸臣犹有所谲其辞矣。故托万乘之劲韩，七十年而不至于霸王者，虽用术于上法不勤饰于官之患也。”由于偏重于术而偏废于法，申不害就无法施展其术，虽然一再教昭侯用术，但奈何不得奸臣玩弄手段。所以号称万乘之国的韩国，七十年而不能完成霸业。申不害就是一个徒术而无法的典型。

商鞅治秦，徒法而无术，“赏厚而信，刑重而必”，实践了他富国强兵的主张。但是“然而无术以知奸，则以富强也资人臣而已。”“战胜，则大臣尊；益地，则私封立：主无术以知其奸也。商君虽十饰其法，人臣反用其资。故乘强秦之资，数十年而不至于帝王者，法不勤饰于官、主无术于上之患也。”由于偏重于法而偏废于术，反而让那些奸邪之人窃取了改革的成果。

商鞅重法，申不害重术，皆偏于一端，而未得其全体。所以对人君来说，法和术应该并用，不能有所偏废。这种法术兼治的政治主张，就是韩非所确定的法制原则。

这里又有了一个问题，什么问题？“主用申子之术，而官行商君之法，可乎？”帝王用申不害的术，臣子用商鞅的法，可不可以呢？

韩非的回答是：不可以。为什么呢？

“申子末尽于术，商君未尽于法也。”

申不害的术不够完善，商鞅的法也同样有所缺失。

接下来韩非举了两个具体例子。第一，申不害说：“办事不超越自己的职权范围，超越自己职权范围之外的事，即使知道了也不要说。”这话本身就有问题。办事不超越自己的职权范围，可以说是守职，但对于自己职权范围之外的事知道了也不说，这就是不负责任了。君王用全国人的眼睛去看，所以没有比他看得更全面的；用全国人的耳朵去听，也没有人比他听得更清楚的。假如知道了都不报告，那么君主还靠什么做自己的耳目呢？

商鞅的法令规定：斩杀敌方一个首级，升官爵一级，想做官的给年薪五十石的官；斩杀敌方两个首级，升爵两级，想做官的给年薪一百石的官。官职和爵位的提升跟杀敌立功的多少是相当的。但这些杀敌立功的人有没有能力来做某一方面的官呢？“今有法曰：斩首者令为医、匠。则屋不成而病不已。夫匠者手巧也，而医者齐药也，而以斩首之功为之，则不当其能。”这个例子很有趣，假如有法令规定：让杀敌立功的人去做医生或工匠，那么他一定是房子也盖不成，病也给人治不好。因为工匠是有精巧手艺的，医生要懂药理，会配制药物的。如果用杀敌立功的人来干这些事，那就与他们的才能不适应。“今治官者，智能也；今斩首者，勇力之所加也。以勇力之所加而治智能之官，是以斩首之功为医、匠也。故曰：二子之于法术，皆末尽善也。”现在做官的人，要有智慧和才能，而杀敌立功的人，靠的是勇气和力量。如果让靠勇气和力量的人去担任需要智慧和才能的官职，那就等于让杀敌立功的人去当医生、工匠一样。所以说，申不害的术和商鞅的法，都是有缺限的，都还没有达到很完善的地步。

这里，韩非从反面入手，剖析了申不害的术、商鞅的法的缺失，谈法术之兼治并用，也带出了另一个方面的问题，就是用人术。从以上例子我们会联想到，我们在文革中实行的“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工农兵管大学、改造大学”，以及这前后的一些干部政策的缺失，比如让战斗英雄去当卫生局长或科研部门的领导，这同样也会闹出一些笑话。可笑的是，文革中“评法批儒”，大力哄抬法家的地位，而法家批评的这些历史错误又在当时堂皇地重演，也算是一个很奇怪的政治现象。关于用人术我们接下来谈。

3、“上明主法”“下困奸臣”：韩非子的用人术

韩非重视用人之术，他把“任人以事”提到了“存亡治乱之机”的政治高度，认为国家的治乱与用人即组织措施大有关系。君主应该坚持怎样的用人原则呢？

韩非认为：首先，君主应该懂得“治吏不治民”的原则。一个君主，他只须管理好自己的大臣就行了，他当君主是国家的“一把手”，这个一把手一定要明白是给大臣们当的而不是给全国人民当的。只知事必躬亲，不善于驭使大臣，其结果必然劳而无功。他在《外储说左上》篇中讲了一个故事：

齐景公在渤海边游玩，驿使从国都跑来向他报告：“丞相晏婴病得很重，快要死了，恐怕您回去晚了见不到他了。”景公听了立即起身，这时又有驿使骑马告急。景公说：“赶快套上那匹叫烦且的千里马拉的车，让马车官韩枢驾车！”才跑了几百步，景公认为韩枢赶得不快，就夺过缰绳，代他驾车。又跑了几百步，景公认为马不往前奔，就干脆下车，自己向前奔跑。凭烦且这样的千里马和韩枢这么优秀的马车官，车子当然会跑得很快，但是齐景公竟然信不过他们，干脆自己下车奔跑，闹了个大笑柄。

第二是用人不可出于君主个人的感情。韩非在《外储说左下》篇里讲了一个故事：

晋国国君晋文公（重耳）出逃，流亡在外，一个名叫箕郑的随员提着食物随他逃亡。箕郑迷了路，和晋文公走散了，饿得在路上哭，他饿得快要昏倒了，但是却不动提着的食物。等到文公返回晋国，起兵攻打原国，攻克并占领了这个地方。文公说：“能不顾忍受饥饿的痛苦而坚持保全食物，这样的人将不会叛变我。”于是就提拔箕郑做了原那个地方的行政长官。这时大夫浑轩听到了对箕郑的的任命，就提出了反对意见。他说：“以不动食物的缘故，就信赖他不会凭着原这个地方叛变，这不也是不讲‘术’吗？”

借这个故事，韩非发表议论说：“故明主者，不恃其不我叛也，恃吾不可叛也；不恃其不我欺也，恃吾不可欺也。”所以做明君的，不依靠别人不会背叛我，而要依靠他不可能背叛我。不依靠别人不会欺骗我，而要依靠他不可能欺骗我。这里韩非借这个故事提出了两种对立的用人观，晋文公任用箕郑，是因为他在逃亡中卓越的表现。他宁肯自己饿得发昏，也要为晋文公保存食物，有这样的忠诚，他是不会依靠地方背叛的。这种用人标准是基于个人过去的品德表现，也出于君主的个人感情。而大夫浑轩坚持的标准是：不能根据品德来用人，更不能凭感情来用人。而是基于他不可能背叛。怎么样才可以做到让他不可能背叛呢？措施只有一个，即严格赏罚制度，让他有背叛之心无背叛之力，有背叛之力而无背叛之胆儿。而不能凭个人感情。

三是要善于考察每个人的能力和尽职尽责的效律，避免只知汇聚群言，要运用“一一听之”的听言方法。韩非在《内储说上七术》中讲过一个“滥竽充数”的故事：齐宣王让人吹竽给他听，每次必须要三百个人合吹。有个姓南郭的先生请求给宣王吹竽，齐宣王很高兴地答应了他的请求，发给他的薪水跟那几百个人一样。齐宣王死后，湣王即位，他喜欢吹竽者一个一个地为他吹，本来不会吹竽的南郭先生只好逃跑了。

这个故事我们差不多人人都知道，但是我们讲这个故事时几乎众口一词批判那个滥竽充数的骗子南郭先生，说他本来不学无术，只知骗吃骗喝，最终原形毕露。但韩非用这个故事的重点却是批评君主用人乏术，才让骗子有机可乘。

四是对所驭之人要善于用激励机制。《内储说上七术》中讲了越王勾践的驭下之术，越王勾践行军中，看见路边有一只怒气冲冲对着兵车瞪眼鼓肚子的青蛙，就俯身靠着车厢前的扶手向这只怒蛙敬礼。车夫说：“您为什么要向一只青蛙致敬？”越王勾践说：“你看这只蛙这么勇敢，敢拦挡军队的兵车，怎么能不向它敬礼呢？”武士们听到后都说：“青蛙气势汹汹，作为王尚且向它致敬，何况勇敢的武士呢？”这一年，有人自刎后将头献给越王。所以越王准备向吴国复仇，就试行这样的教育。放火焚烧高台后，击鼓号令武士前进，冲进火里的武士会得到奖赏。靠近江边后，击鼓号令武士前进，冲进水里的武士会得到奖赏。临作战时，战士们剖腹断头义无反顾，因为作战勇敢会得到奖赏。韩非感慨说：“又况据法而进贤，其劝甚此矣！”又何况根据法制任用贤人，它的鼓舞作用就比这些更进一层了。

据史书记载，吴、越交战，越王勾践组织百人敢死队，冲锋陷阵，冲到敌阵前，百人全部剖腹自杀，十分壮烈，招致吴军阵势一片哗然大乱，经越军一冲，全军溃散。这就是越王勾践以术驭人的效应。

五是不听毁誉，以法择人。韩非认为，君主推行法制，首先在于“使法择人”，“使法量功”，既不“以誉进能”、“以党举官”，也“不自举”。“今若以誉进能，则臣离上而下比周；若以党举官，则民务交而不求于法。故官之失能者其国乱。以誉为赏，以毁为罚也，则好赏恶罚之人，释公行，行私术，比周以相为也。”（《韩非子。有度》）

其次在于依法制臣，“使其群臣不游意于法之外，不为惠于法之内，动无非法。”韩非认为，贤臣必须“无有二心”，“顺上之为，从主之法，虚心以待令而无是非”，要做这样的驯服工具。他设计的法治的最高境界，就是“贵贱不相逾，愚智提衡而立”，保持这样一个衡定的秩序。

六是君主必须独掌用人大权，人事权是不能下放的，一定要一手独揽，既不可使“臣得树人”，又不可使“敌国废置”。

4、“君操其名，臣效其形”：形名虚静之术

韩非吸取道家虚静无为的哲学思想，并运用到政治生活中，成为君主治国用人的厚则。

《主道》篇指出：“道者，万物之始，是非之纪也。是以明君守始知万物之源，治纪以知善败之端。故虚静以待令，令名自命也，令事自定也。”

道是什么？道是万物的本源，也是是非的准则，因此英明的君主把握本原来了解万物的起源，研究准则来了解成败的原因。所以虚无安静地对待一切，让名称自然命定，让事情自然确立。

“虚则知实之情，静则知动者正。有言者自为名，有事者自为形，形名参同，君乃无事焉，归之其情。”

虚无了，才知道实在的真相，冷静了，才知道行动的准则。进言者自会确定主张，办事者自会产生效果，效果和主张验证相后，君主就无须躬亲琐事，而使事物呈现出本来面目。

“故曰：君无见其所欲，君见其所欲，臣自将雕琢；君无见其意，臣将自表异。”

所以说，君主不要显露他的欲望，君主显露他的欲望，臣下将自我粉饰。君主不要显露他的意图，君主显露他的意图，臣下将自我伪装。

“故曰：去好去恶，臣乃见素；去旧去智，臣乃自备。故有智而不以虑，使万物知其处；有贤而不以行，观臣下之所因；有勇而不以怒，使群臣尽其武。”

所以说：除去爱好，抛开好恶，臣下就显露真相；除去成见，抛开智慧，臣下就约束自己。所以君主有智慧也不用来谋事，使万物处在它适当的位置上；有贤能也不表现为行动，以便察看臣下依据什么行事；有勇力也不用来逞威风，使臣下充分发挥他们的勇武。

“是故去智而有明，去贤而有功，去勇而有强。群臣守职，百官有常，因能而使之，是谓习常。”

因此君主不用智慧却仍能明察，离开贤能却仍有功绩，高开勇力却依然强大。群臣恪守职责，百官仍有常法，君主根据才能使用他们，这叫遵循常规。

“故曰：寂乎其无位而处，漻乎莫得其所。明君无为于上，群臣竦惧乎下。明君之道，使智者尽其虑，而君因以断事，故君不穷于智，贤者勑其材，君因而任之，故君不穷于能；有功则君有其贤，有过则臣任其罪，故君不穷于名。”

所以说，寂静呵！君主好像没有处在君位上；寂寥呵！臣下不知道君主在哪里。明君在上面无为而治，群臣在下面诚惶诚恐。明君的原则是，使聪明人竭尽思虑，君主据此决断事情，所以君主的智力不会穷尽；鼓励贤者发挥才干，君主据此任用他们，所以君主的能力不会穷尽；有功劳在君主头上闪现出贤能的光彩，有过失则臣下承担耻辱的罪责，所以君主的名声不会衰减。

“是故不贤而为贤者师，不智而为智者正。”

因此不显示贤的却是贤人的老师，不显示智的却是智的君长。

韩非强调的“道”，是人君的虚静无为，“有智而不以虑”，“有贤而不以行”，“有勇而不应以怒”。光这样还不够，君主还应深谙深藏不露之术，尽量不暴露自己的欲望和见解，“见而不见，闻而不闻，知而不知”，这是为了防止权奸，使臣下无法算计自己。“散其党”、“闭其门”、“国乃无虎”；“大不可量，深不可测”，“国乃无贼”，权奸就不能窃权。这些都是对道家神秘莫测的道术思想的一种发展和利用。

《扬权》篇进一步主张：君主应当和道一样，以独一无二自居，高踞于群臣和百姓之上。如果“一家二贵”“，事乃无功”。君主应该在“中央”执要，“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君操其名，臣效其形，形名参同，上下和调也”，只有让四方忙碌，各尽其责，形名显彰，上下和谐，中央集权才能巩固。这种君权至上的独裁理论，是韩非“道无双”的哲学思想在政治理论上的反映，也是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专制主义封建国家的理论基础。

5、“严刑重罚”、“禁心为上”：君王的治奸之术

在韩非的“术”论中，以治奸术最为丰富，占了很大的比重。对种种政治权谋作如此细致深入地探讨，在古今中外思想史上殊属罕见。

其专论如《八奸》篇，最为著名，本篇总结归纳了对君主的权力进行巧取豪夺的八种阴谋手段，第一为“同床”，什么叫“同床”呢？就是君主的尊贵夫人和受宠宫妾。她们谄媚便巧，姿色美丽，君主往往被她们所迷惑。做臣子的通过内线用金银财宝贿赂她们，来求得自己的私欲，这就叫“同床”。第二为“在旁”，什么叫“在旁”呢？“在旁”就是在君主身边的人，倡优诛儒、亲信侍从之辈。这些人惯会察颜观色，能惴摸君主的心思。做臣子的通过关节用金银财宝贿赂他们，通过他们去给君主施加影响，这就叫“在旁”。第三为“父兄”，好理解了，就是君主的叔伯、兄弟，臣子们用金钱美女把他们搞颠，这些人就是最厉害的政治资源。四为“养殃”，这就需要解释了。什么叫“养殃”？君主喜欢修饰宫室台池，喜欢打扮他喜欢的女人和狗马，这些东西都是君主的灾殃，玩物丧志吗，对不对？做臣子的倾尽民力来帮助君主修饰宫室台池，用大量的赋敛来为君主打扮倩女狗马，这样取悦并腐蚀君主，让他们得以售其奸。帮助君主培养灾殃，所以叫“养殃”。五为“民萌”，什么叫“民萌”？就是做臣子的散发公物来收买民心，从而达到蒙蔽君主的目的。六为“流行”，什么叫“流行”呢？做臣子的寻求国内外能言善辩的人，让他们为自己制造與论，用华美的语辞游说君王，这就叫“流行”。七为“威强”，什么叫“威强”，做臣子的收买网罗侠客和亡命之徒，用暗杀等手段制造恐怖气氛，搞恐怖主义，这就叫“威强”。八为“四方”，什么叫“四方”？这得多说几句。做国君的，国小就得侍奉大国，兵弱就害怕强兵。做臣子的，加重赋敛、耗尽钱粮，削弱自己国家去侍奉大国，求助大国威势来诱迫自己的君主。严重的，招引大国军队压境来挟制国內；轻些的，屡屡引进大国使者来震慑君主，让他害怕，这就叫“四方”。

这八种手段，虽难说已经穷尽了臣下壅君之术，但也大概相差无几。韩非揭示了一个无情的事实，就是人人都可能成奸，谁也靠不住。任何人都可以借任何事成奸，让你防不胜防。八奸是臣子实现奸谋的途径，也是君主受到蒙蔽和挟制，以致失掉权势的原因。韩非认为：君主洞察八奸，才可以避免国**亡，否则，臣下施行八术，君主反为臣下所制，“失其所有”。而八奸的造成，归根结底是君主的失察，使权臣有机可乘。防止八奸，应当从君主严以律己，自省自察，不授人以柄做起。八奸之戒，是帝王之术的重中之重。

《奸劫弑臣》篇也是一篇治奸术的专论。这一篇发展了《八奸》中的思想，指出君主不能以法术治国，奸臣就会由劫主发展到弑君。所谓“奸劫弑臣”，就是奸邪之臣、劫主之臣、弑君之臣。

韩非首先指出，奸臣们使用的一贯手段就是迎合君主的心理，而一般来说，奸臣们总是能利用君主的弱点达到“欺主成私”的目的，成为“擅主之臣”。韩非举了很多例子，有的君主死于儿子的弒杀，有的被大臣击杀，有的被自己重用的重臣困饿而死，有的被乱刀砍死，有的被挑足筋被吊死。这种种悲剧在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中层出不穷。韩非认为，其主要原因，在于这些君主腐败无能，不察忠奸，失德失势。

对种种权奸横行的局面，韩非提出了一系列治奸之策。这些办法归结为一点，就是实行强权政治，即运用权势，“乘威严之势以困奸邪之臣”。这种强权政治的主要内容是依法治国。对犯法的“诛重而必”，对告奸的“赏厚而信”。鉴于治奸的需要，韩非强调“严刑”“重罚”的同时，也着重对儒家的“仁义惠爱”观进行了批判，强调君主能“操法术之数，行重罚严诛，则可以致霸王之功”，可以“去天下之祸，使强不凌弱，众不暴寡，耆老得遂，幼孤得长，边境不侵，君臣相亲，父子相保。”

不必指责韩非太重权术，因为他生活的那个时代，就是一个卑鄙肮脏的时代，所以他才把那么多的卑鄙肮脏揭露出来给人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