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法不阿贵”，“一民之轨”：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韩非子》中的《有度》篇，是专讲以法治国的。什么叫“有度”？这个“度”指的是什么？所谓“有度”，指的是有法度。“度”，就是法度。这个法度，就是治国的第一要务。

韩非说：“夫人臣之侵其主也，如地形焉，即渐即往，使人主失端，东西而不自知。”

臣子侵害君主，就像行路时的地形一样，由近及远，逐渐变化，使君主失去方向，东西方位改变了，自己却浑然不知。

“故先王立司南以端朝夕，故明主使其群臣不游意于法之外，不为惠于法之内，动无非法。峻法，所以禁过外私也；严刑，所以遂令惩下也。威不贰错，制不共门。”

所以先王就设置指南仪来让人们判定东西方位，所以明君就不让他的群臣在法律之外一意孤行，为人君者不法外开恩，也不在法内含糊游移。不允许在法令规定的范围内谋求利益，一举一动皆依法而行。严峻的法令是用来禁止犯罪、排除私欲的；严厉的刑法是用来贯彻法令、惩办臣下不轨行为的。所以威势不能分治，权力不能同享。

“威、制共，则众邪彰矣；法不信，则君行危矣；刑不断，则邪不胜矣。”

威势权力与别人同享，奸臣就会公然滥用权力。执法不坚定，君主的行为处境就会很危险。刑罚不果断，就不能战胜奸邪。

“故曰：巧匠目意中绳，然必先以规矩为度；上智捷举中事，必以先王之法为比。故绳直而枉木斫，准夷而高科削，权衡县而重益轻，斗石设而多益少。故以法治国，举措而已矣。”

这里，韩非举了很多例子，都是人们生活中司空见惯的。巧匠目测合乎墨线，但必定先要用规矩作为标准；智力高的人办事敏捷合乎要求，必定用先王的法度来作为依据。所以墨线直了，曲木就要砍直；水准仪平了，高凸就要削平；秤具拎起，就要减重补轻；量具设好，就要减多补少。所以用法令制国，不过是制定出一个“度”，推行下去，让大家执行罢了。

“法不阿贵，绳不挠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辞，勇者弗敢争。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

法令不偏袒权贵，墨绳不迁就弯曲。法令该制裁的，智者不能逃避，勇者不能抗争。惩罚罪过不回避大臣，奖赏功劳不漏掉普通老百姓。

“故矫上之失，诘下之邪，治乱决缪，绌羡齐非，一民之轨，莫如法。”

所以矫正君主的过失，追究臣民的奸邪，治理纷乱，判断缪误，削减多余，纠正错误，统一民众的规范，没有能比得上法律的。

韩非在这段话中所提出的是一个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进步观念。其“法不阿贵”的思想被认为是中国古代法治思想史上的精华。为什么这么说呢？长期以来，儒家坚持“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观点，认为只有上大夫具受文明教化，可以以礼相待。而庶民之辈则不可以礼仪教化之，惟有用刑法来管治他们，这就是儒家“出礼而入刑”的主张。韩非提出法律无等差，人人都必须遵守，而且“法不阿贵”，这是对“刑不上大夫”的贵族法权的彻底否定。同时，他提出的“矫上之失”、“一民之轨”，更具有法的平等观念，它是“法不阿贵”思想的进一步升华，体现了依法治国的思想，排除了“释法用私”的人治行为，不允许用法外的个人意志处理政务，不允许用私心进行赏罚，法是客观的，不论贵贱、智愚、臣民、上下，一律平等。法能对治一切乱象，决断缪误是非。这些法制观念，在中国法治思想史上有着开创意义。

2、“言无二贵”“法不两适”：法制的权威性不容动摇

《韩非子。问辩》中说：“令者，言最贵者也；法者，事最适者也。言无二贵，法不两适。故言行而不轨于法令者，必禁！”

天下最可贵的、最适当的只有法令。法是绝对不允许有两种标准的。举凡言行违犯法令标准的，在所必禁，不能打任何折扣。

《韩非子。心度》篇说：“故王术不恃外之不乱也，恃其不可乱也。恃外不乱而立治者削，恃其不可乱而行法者兴。故人主之治国也，适于不可乱之术也。”

王术的最高境界是什么？不是恃其外部不发生变乱，而是恃其不可乱的方法。这也是法制的终极目的。法的权威性是丝毫不能动摇的。

有人或问：可不可以以智治国？韩非的回答是断然否定的。他认为，离开了以法治国的原则，只凭个人的智巧去治国，是万万不可以的，那么做只会给国家带来灾难。韩非在《难三》篇中讲了一个故事：郑国的相国子产早晨出门，经过一个胡同时，听到有一个女人哭泣的声音。子产就让车夫停下车，他仔细听了一会，派人把那个女人捉来审问。原来那个女人的丈夫死了，子产断定这个女人就是绞死了她丈夫的人。有一天，子产的车夫问子产：“您根据什么知道那女子是凶手？”子产回答：“她的哭声让我产生了怀疑，因为我从她的哭声里听出了她的恐惧。一般来说，对于自己亲近的人，刚病时忧愁，临死时恐惧，既死后悲哀。现在她哭已死的丈夫，不是悲哀而是恐惧，所以知道她有奸情。”

韩非讲完这个故事发表了一通议论：有人指出：子产治国，不是太多事了吗？一个国家有那么多的奸情，不任用法官、狱官去审理、验证，不彰明法度，而依靠自己竭尽聪明、劳心费神去获知奸情，不也是缺少治国的办法吗？个人的智力有限，只有依靠事物去了解事物，依靠人来了解人，这就好比用一个大罗网来了解万事万物，包括了解奸情在内，才是万无一失的法术。不整顿法制，而用自己的主观判断作为察奸的手段，那不过是蛮干罢了。老子说：“以智治国，国之贼也”，凭个人的智慧治理国家，是国家的祸患，大概就是说子产这种做法吧。

3、“不务德而务法”：德治与法治并非双刃剑

《韩非子。显学》篇有云：“为治者用众而舍寡，故不务德而务法。夫必恃自直之箭，百世无矢；恃自圆之木，千世无轮矣。”

统治国家的国君一定要懂得用众舍寡的道理，不能仅仅去经营德治，而应致力于法制。为什么呢？因为你如果想得到天生笔直的木材去做箭杆，则一百世都不会有箭了。如果你依靠天生的圆木去做车轮，那么一千辈子也别想有车了。没有规矩，就没有方圆。

“自直之箭，自圆之木，百世无有一，然而世皆乘车射禽者何也？隐栝之道用也。虽有不恃隐栝而有自直之箭，自圆之木，良工弗贵也。何则？乘者非一人，射者非一发也。”

自直之箭，自圆之木，百世难找出一件来，但是世界上的人都在乘车子，都在用箭射鸟，这是什么原因？那箭和车轮，都是用木匠的工具----隐、栝制造出来的。虽然也会有不经过隐栝之加工而自直之箭、自圆之木，但是大匠对这种东西并不看重。为什么呢？乘车的人并非只有一个，射出去的箭并非只需一支，更多的箭和轮子还是要靠规矩来制做的。

“国法不可失，而所治非一人也。”

国法为什么不能丢呢？因为你所治理的国家里并非只有一个人呀。

韩非的意思已经很明白了：要想统治天下之民，只能依靠法治，好比木匠之用工具-----“隐栝之道”足以通行天下。至于德治，则天下自善之民难得，所以不可贵，那只是适然之善而已。法是针对大多数人，而非极少数人的。此以简御繁，才能使上智与下愚同其治。

《韩非子。用人》篇：“释法术而任心治，尧不能正一国；去规矩而妄意度，奚仲不能成一轮；废尺寸而差短长，王尔不能半中。使中主守法术，拙匠守规矩尺寸，则万不失矣。君人者能去贤巧之所不能，守中拙之所万不失，则人力尽而功名立。”

韩非指出：离开法制，即使贤如尧那样英明君主，也不能治理一个国家。就好比离开规矩而妄自意度，即使能工巧匠如奚仲，也不可能做出一只合格的轮子来。而只要坚守法制，不必是贤明的君主，也能治理国家，正如只要凭借规矩，笨拙的工匠也能做出合格的轮子来。坚持这一点，就会万无一失。韩非认为人的善恶好坏不足重视，依靠法制，则可使形形色色的人民受人主之改造，而成为顺民。正如工匠有造箭造轮的规矩在手，不必待天生圆木直箭，一切竹木都可以用一定的规矩去攺造它们，使之成为矢与轮。这与管子的说法非常一致。《管子。法法》中说：“虽有巧目利手，不如拙规矩之正方圆。虽圣人能生法，不如废法而治国。”讲得是一个道理。

韩非也是坚持“性恶论”的，他认为人的本性只知道计算利害，并没有什么道德意识。《韩非子。六反》篇中举了一个例子：“且父母之于子也，产男则相贺，产女则杀之。此俱出父母之怀妊，然男子受贺，女子杀之者，虑其后便，计之长利也。故父母之于子女，犹用计算之心相待也，而况无父子之泽乎？”父母与子女间的亲情，按道理上说应该是最无私的了，但既使是这样的关系，其中也充满着利害的权衡与算计。生了男孩子大家互相祝贺，生了女孩子就要杀死她。男孩子女孩子都是父母十月怀胎，为什么生了男孩子就庆贺，生了女孩子就杀掉呢？还是从长远的利益上来考虑。男孩子将来是家里的财富创造者、香火继承人，而女孩子长大了要嫁人，是个“赔钱货”。父母之于子女，尚且如此计较利益，何况是没有血缘关系的人之间呢？所以韩非认为人与人的关系只有利害关系，既不可能有德性，也不可能相爱。韩非根本不承认人与人之间有善意的可能，他老师荀子倡言的“性恶”之论，到了他这里算是发挥到了极致。他的“不务德而务法”的理论，就是产生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之上的。

4、“赏莫如厚”“诛莫如重”：赏罚是法治的终极目的

《韩非子。二柄》篇提出了“二柄”的理论。什么是“二柄”？就是君王维持权势、驾驭臣民的两个“把手”：“明主之所导制其臣者，二柄而已矣。二柄者，刑、德也。何谓刑、德？曰：杀戮之谓刑，庆赏之谓德。”

明君用以控制臣下的，不过是两种权柄罢了。这两种权柄就是刑和德。什么叫刑、德呢？可以说，杀戮就叫做刑，奖赏就叫做德。

“为人臣者畏诛罚而利庆赏，故人主自用其刑、德，则群臣畏其威而归其利矣。故世之奸臣则不然。所恶，则能得之其主而罪之；所爱，则能得之其主而赏之。”

做臣子的，害怕刑罚而贪图奖赏，所以君主亲自掌握刑赏的权力，群臣就会害怕他的威势而追求他的奖赏。因为赏、罚这两个“把手”，为权力的实质所在，人主不能持赏罚之权柄，则实质上失去了人主的权力。而现在的奸臣则正好利用了这两个权柄，他们对所憎恶的人，能够从君主那里取得权力予以惩罚；对所喜爱的人，能够从君主那里取得权力予以奖赏。

“今人主非使赏罚之威利出于己也，听其臣而行其赏罚，则一国之人皆畏其臣而易其君，归其臣而去其君矣。比人主失刑、德之患也。”

假如君主不是把赏罚的权威和利益抓在自己手里，而是听任他的臣下去施行赏罚，那么全国的人都会害怕权臣而轻视君主，就都会归附权臣而背离君主。这是君主失去刑、赏大权的祸害。

“夫虎之所以能服狗者，爪牙也；使虎释其爪牙而使狗用之，则虎反服于狗矣。”

在这里韩非又用了一个十分生动的比喻：老虎为什么比狗厉害，能制服狗，在于它有很锐利的爪牙。假如老虎去掉它的爪牙而让狗来使用，那会怎么样呢？结果是显而易见的，就是狗变成了老虎，老虎反而被狗制服了。

这个比喻真是十分精彩！刑罚与奖赏，是人君驭臣的法宝，这个法宝一旦失去，他就不再会有威严，反而会被臣下所制。韩非举了很多现实的例子：春秋末期的齐国大臣田常向国君请求爵禄而赐给群臣，对下用大斗出小斗进的办法把粮食贷给老百姓，齐简公因此失去了奖赏大权而由田常掌握，田常发动了政变，齐简公最终因失去民心而遭到杀害。战国中期担任宋国司城-----负责城建工作的官员-----的子罕对宋垣侯说：“奖赏恩赐是老百姓喜欢的，君王自己施行；杀戮刑罚是老百姓憎恶的，这得罪人的事我替你管着。”于是宋桓侯就把刑罚大权交给了子罕去掌握，让他去管刑狱。子罕刧杀宋桓侯，夺取了宋国的政权。你看这两个例子，田常仅仅掌握了奖赏大权，齐简公就遭到了杀害；子罕仅仅掌握了刑罚大权，宋桓侯就落了个身首异处的下场。那么，如果做臣子的同时统摄了这两种权力，就成了拥有锐利爪牙的狗，那君主会怎么样呢？君主就成了一只失去了锐利爪牙的老虎，他的下场一定会比齐简公和宋桓侯更悲惨啊。所以韩非发出警告：“故劫杀拥蔽之主，兼失刑、德而使臣用之而不危亡者，则未尝有也！”-----被劫杀和蒙蔽的君主，一旦同时失去了刑、赏大权而由臣下执掌，却没有导致危亡，这种现象还从来没有出现过。

韩非同时指出，赏罚都要严明，而且要用重典。

《韩非子。八经》篇说：“赏莫如厚，使民利之；誉莫如美，使民荣之；诛莫如重，使民畏之；毁莫如恶，使民耻之。”

奖赏最好优厚一些，使民众觉得有利；赞扬尽量美好一些，使民众觉得荣耀；惩罚最好严苛一些，让民众感到害怕；贬斥最好尖刻一些，让民众感到羞耻。

尤其要用重刑。《韩非子。奸劫弑臣》篇强调：“夫严刑者，民之所畏也；重罚者，民之所恶也。故圣人陈其所畏以禁其邪，设其所恶以防其奸。……吾是以明仁义爱惠之不足用，而严刑重罚之可以治国也。”

意思很明白了，严刑是民众所害怕的，重罚是民众所厌恶的，所以圣人把民众所怕的列举出来，用以禁绝他们的邪恶；把重罚的条例开具出来，以防上他们做奸邪之事。我知道仁义爱惠这些东西是中不了什么大用的，只有严刑重罚才可以治国。

《韩非子。难二》篇中讲过一个故事：

齐景公去看望相国晏婴，说：“你的住处太小了，又靠近集市，请你搬到豫章之圃去吧。”晏婴一再行礼推辞说：“臣家贫，要到集市上买了来做了吃，而且早晚都要去集市，不能离得远。”齐景公笑着说：“你家熟悉集市，懂得什么东西贵，什么东西贱吗？”这时齐景公用刑繁重，晏婴就回答说：“踊贵而鞋贱。”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踊，是受过刖刑的人穿的鞋。刖刑就是把人的脚剁了。那时受刖刑的人很多，所以就生出了一个“新兴产业”-----专为受过刖刑，砍去脚的人做鞋，那种奇特的鞋就叫“踊”。齐景公没明白晏子的意思，他问：“为什么踊贵而鞋贱呢？”答说：“受刖刑的人实在太多了呀。”齐景公一听这话，脸色都变了，问“寡人难道暴虐无道吗？”于是减去了五种刑法。

韩非指出：有人说晏子认为踊贵，并不是他的真心话。是借此来规劝景公，不要多用刑。这是他不懂得治国的过错。要说刑罚适当就没什么多与不多，刑法不适当也没有少不少的问题。晏子不用刑罚不当来劝谏景公，而以用刑太多去规劝景公，这是不懂得用术的过错。军队要是打了败仗，杀戮成百上千，还是败退不止；即便整治祸乱，用刑也是惟恐不够，而奸邪仍然除之不尽。现在晏子不去考察景工用刑是否得当，而以用刑太多劝景公，不是很荒唐吗？爱惜茅草就会耗损谷穗，施惠盗贼就是伤害良民。如今减轻刑罚，实行宽惠政策，这是方便奸邪而伤害好人之举，而不是治国之道。

5、“道私者乱，道法者治”：废私是立法的根本标准

《韩非子。诡使》篇有云：“夫立法令者以废私也。法令行而私道废矣。私者，所以乱法也。”

确定法令的目的是为了废止私行。法令得以贯彻、私行就必破废止。私行就是扰乱法令的罪魁。

“而士有二心私学岩居窞处托伏深虑，大者非世，细者惑下；上不禁，又从而尊之以名，化之以实，是无功而显，无劳而富也。如此，则士有二心私学者，焉得无深虑、勉知诈与诽谤法令，以求索与世相反者也！”

现在那些怀有二心专搞私学、隐居山林、老谋深算的人，重则诽谤现实，轻刨造谣惑众。君主不加以禁止，还要进一步用美名来抬高他们，用实利拉拢他们，结果就是让无功者显贵，不劳者富有。这样以来，怀有二心专搞私学的士人怎么能不费尽心机，玩弄智巧和诽谤法令，去拼命追求那些和当代社会背道而驰的东西呢？

“凡乱上反世者，常士有二心私学者也。故《本言》曰：‘所以治者，法也；所以乱者，私也。法立，则莫得为私矣’。故曰：道私者乱，道法者治。”

大凡危害君主统治，反对现实社会的，常常就是那些身怀异心大搞私学的人。所以《本言》这本书里说：国家安定靠的是法，国家混乱根源在私。法立起来的话，就没有人再行私利了。所以说，倾向于私行的，社会必然会混乱，倾向于法的，社会一定会大治。

“上无其道，则智者有私词，贤者有私意。上有私惠，下有私欲，圣智成群，造言作辞，以非法措于上。”

君主不用法治，聪明的人就有违法的言论，贤能的人就有违法企图。君主有法外的恩惠，下面就有非法的欲望。圣人和智者就会聚众结党来制造谣言和诡辩，用非法手段对付君主。

“上不禁塞，又从而尊之，是教下不听上、不从法也。是以贤者显名而居，奸人赖赏而富。贤者显名而居，奸人赖赏而富，是以上不胜下也。”

君主对这些人不加禁止，反而对他们尊崇有加，那无疑在教育下属不听命于君主、不服从法令。结果贤人以显赫的名声处在高位，奸人依赖着赏赐而致富，因此，君主便再也难以控制臣下了。

韩非强调立法必须废私，因为种种私弊的存在，必然会助长臣下行私枉法，使君臣关系出现紧张状态。君主的“私”表现为法外施恩罚仇，臣下的“私”在于追求无功受赏，有过不罚，向君主争夺更多的权势，形成“奸人赖赏而富”“贤者显名而居”。这样，就很容易出现“上不胜下”的乱世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