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现在最多谈到的一个词是“与时俱进”，这个词最原始的出处在哪里？就在荀子的思想中。荀子所提出的“与时屈伸”、“与时迁徙”的时势观，可以说是“与时俱进”的思想源头。

荀子指出：“与时屈伸，柔从若蒲苇，非慑怯也”，“以义变应，知当曲直故也”（《不苟》）。“时屈则屈，时伸则伸”（《仲尼》）。他讲的意思是：用辩证的观点顺应时势的发展与变化，与时势的屈、伸保持同步，让自己柔顺得好像随风的蒲苇，这不是胆怯害怕，而是义理使然，是顺天应时的基本道理。

荀子又指出：“与时迁徙，与世偃仰，千举万变，其道一也，是大儒之稽也”（《儒效》）。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而变化，顺应社会潮流的发展与要求，既是最基本的道理，同时又是衡量一个人是不是大儒、大思想家的标准。

荀子主张“明于天人之分”。这是荀子“时势论”的思想基础。

什么叫“明于天人之分”？就是明白天和人两者各自的职分，人的祸福吉凶取决于自己的行为是否符合自然规律，在人而不在天。这一思想打破了传统的思维方式，把人从对天的依附中解脱出来。

荀子《天论》开宗明义说：“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修道而不貮，则天不能祸。故水旱不能使之饥渴，寒暑不能使之疾，袄怪不能使之凶。本荒而用侈，则天不能使之富。养略而动罕，则天不能使之全。倍道而妄行，则天不能使之吉。故水旱未至而吉，袄怪未至而凶。受时与治世同，而殃祸与治世异，不可以怨天，其道然也。故明于天人之分，则可谓至人矣。”

这一段原文很长，我把大意讲一下。荀子的意思是：天自有它的常行之道，不因为尧是圣贤而存，也不因为桀是暴君而亡。顺应天的常行之道，也就是自然规律治理邦国则吉，而逆天的常行之道而行则凶。加强农业而节约用度，则天不可能使你贫穷。生产与生活资料完备而勤劳适时，则天不可能让你生病患。遵循大道而坚定不移，则天不能把灾祸强加于你。这样的话，水、旱等自然灾害不能让你挨饿，寒来暑往不能让你生病，兴妖作怪也不会给你帯来凶险。注意，这里的“袄”字同“妖”。如果荒废了农业而用度奢侈，则天不能够让你富有；忽视养生之道而怠惰，则天不能使你有寿；悖离正道而一意孤行，则天不能使你吉。所以，顺应了自然规律，水旱未至而吉，违逆了自然规律，妖怪未至而凶。遭遇到的天时与治世同，而灾祸与治世不一致，不可以怨天，这是你对顺应天时的措施不到位造成的。所以明白自然和人事的职分，可以说是明白事理的人了。

在这几组辨正关系中，体现着荀子最本质的天人观：天与人是两码事，天没有福善祸**之意，人也不可能因其德行感动天或得到天的福佑。

荀子说：“天不为人之恶寒也辍冬，地不为人之恶辽远也辍广”（《天论》）。天是不会为人厌恶寒冷把冬天这个季节省略掉的，地也不会因为人厌恶辽远而放弃了它自身的广阔。天地的运行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同时，天又是公平无私的，“天非私曾、骞、孝己而外众人也”，“天非私齐鲁之民而外秦人也”（《性恶》）天不会因为曾参、闵子骞是孔子的学生，孝己是殷高宗的太子对他们有所偏私而外待了众人，天也不会厚爱齐国、鲁国的人民而外待了秦国的人民。

天有天的职分，人有人的职分。天的职分是什么呢？“列星随旋，日月递照，阴阳大化，风雨博施”（《天论》）。让那些大大小小的星星按照一定的轨道运行，让太阳和月亮交递照耀大地，让阴阳协调平衡造化万物，让风吹拂人间，让雨滋润禾稼，天就是干这些事的。可是人却总是想着让天干不属于它职分之内的事，比如裁决人类的善恶等等。我们常说的一句话是“老天爷有眼”，或者我们常抱怨的一句话是“老天爷没长眼。”这实在是寃枉了老天。天是自然的天，天没有意志。况且天有天职，人有人道，凭什么让天去代行人的职分？你做了好事，别总想着让上天恩赐福祉，同时，也别指望、别幻想天会惩罚那些做恶的人。这话说出来很残酷，但事实就是如此。两千多年前的荀子就把这个道理说清爽了。

人不必求知天，但人可以把握和利用自然变化的规律，“故大巧在所不为，大智在所不虑。所志于天者，已其见象之可以期者矣。所志于地者，已其见宜之可以息者矣。所志于四时者，已其见数之可以事者矣。所志于阴阳者，已其见和之可以治者矣”（《天论》）。所以最高境界的“巧”是有所不为，最高境界的“智”是有所不虑。注意，这里“在所”是“有所”的意思。接下来，“所志于天者”，“志”是“知”的意思，意为：知道顺守天道的人，由于他观其天象变化而懂得如何待时而动。知道土地生长的条件的人，可以因地制宜而可以使作物蕃殖。知道四季更替规律的人，可以按照时序变化安排生产计划。知道阴阳调和的人，可以用这阴阳调和的道理来治理政事。聪明的智者可以守天、守时、待时、顺时，不为不虑而坐享其成，荀子认为这就是“守道”，即从宏观上把握自然规律。

那么，什么是人应采取的积极态度呢？

荀子指出：“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望时而待之，孰与应时而使之？思物而物之，孰与理物而勿失之也。”天地万物生来是供人所取用的，人如果不想去利用万物，不应时而动治理万物，而去崇拜天、歌颂天，则失去了万物之情状，是不知物又不知天。这段话的核心思想是“制天命而用之”。即利用自然规律，因时制宜，应时而使之。则“天之所覆，地之所载，莫不尽其美，致其用”（《王制》）。荀子的“制天命”思想，如划破夜空的闪电，将人们从天命论中解放出来。

荀子所讲的“制天命”，指的是利用规律，因时制宜，应时而用。荀子认为，如果不能抓住时机，甚至违逆天时，举措非时，就会政令不明，本事不理，政险失民。

在荀子的治国方略中，特别强调的一点就是“务时”。不仅要知时、顺时，更要应时、务时。抓住时机，顺应时势，采取积极的态度，而不是消极的等待观望。

可以说，荀子的“时势论”思想中，也汲取了一些与他同时代的思想家的营养。尤其是管子的时势观，给荀子的影响最大。管子认为，对于为政者来说，时势是第一重要的。“举事而不时，力虽尽其功而不成”（《禁藏》）。办一件事情不看时势对不对，那是很茫目的，虽然使尽了气力，但终会因“失时”而遭到失败。管子提出“务时而寄政”（《四时》）的思想，指出处理政务要顺时应世，“索之于天，与之为期，不失为期，故能得之”（《四时》）。首先是选择最佳战略机遇期，一旦这个战略机遇期已经到来，就要牢牢抓住不放，制订严密的工作计划，力争在最佳时间段内取得最大的成果。管子不仅在理论上对“时势”问题多有精辟的论述，在实践上也得到了丰硕的成果。比如，他顺应潮流，采取了跨国贸易、农工商并举、国有民营等治国方略，使齐国成为列国中的强国、富国，称霸于四方。

荀子吸取管子上述思想，提出了“先事虑事，先患虑患”的观点。在做一件事情之前，要有充分的思虑和准备，不要等干起事来手忙脚乱。在灾祸没有到来之前，应该把产生灾祸的各方面因素都考虑周全，尽量把灾祸所能造成的损失减小到最小程度。荀子认为：“先事虑事谓之接，接则事优成。先患虑患谓之豫，豫则祸不生。事至而后虑者谓之后，后则事不举，患至而后虑者谓之困，困则祸不可御”（《大略》）。在举事之前周密谋划，这叫做“接”，是计划与实践的一种对接，这种对接工作做好了，事则可举。在祸患未到之前而有周密的思虑计划，谓之“豫”，毛泽东也说：凡事豫则立，不豫则废。“豫”是预防的意思，预防工作到位，防患于未然，才能做到灾患不生。事情过了再思虑谓之“后”，马后炮，事后诸葛亮，于事无补。灾患到了才想到思虑，虽然可以“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但毕竟被动了许多，所以叫做“困”，这个“困”如果力量强大，则灾祸是无法抵挡的。所以荀子提出，管理礼仪、农业、农村基层组织和市场的官员应当“以时顺修”，就是按照时势规律去管理农村与市场；管理水利农田的官员应当“以时决塞”，及时决定拦坝和开闸；管理山川林泽的官员应当“以时禁发”，按照自然规律适时制定禁止砍伐的政策，保护生态平衡。而负责国家大政方针的官员应当“以时慎修”，使百官勤于职事，百姓也奋发有为。

同时，荀子还提出了“敬日”、“敬时”的思想，他指出“善日者王，善时者霸，补漏者危，大荒者亡”（《强国》）。对于执一国之政的国君来说，善于把握好每一天的可以称王，善于利用好每一时光阴的人可以称霸，而做事无计划，只忙着堵塞漏洞，那就很危险了，如果他把什么都荒废掉了，就只能会有国亡身败的命运在等着他。泛言之，只有善于争分夺秒地利用好一点一滴的时间，才能取得事业的成功。这就是“能积微者速成”（《强国》）的道理。

荀子是一个有所作为的儒家。他的“时势”论思想对于我们今天仍然是有着积极意义的。他的“与时屈伸”、“与时迁徙”以及应时、顺时、务时、敬时、善时的观点，吸收了墨子、管子及当时诸子百家的“时势”理论，可以说集其时“时势”论之大成，对我们今天坚持以科学的发展观统领全局，正确理解和认识解放思想、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仍然有着重要的启迪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