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第四卷有《兼爱》上、中、下三篇。什么叫“兼爱”？我们且来解题。

首先来看“兼”字的本意。

“兼”在中国文字中是一个会意字，古字的形状是一只手拿着两只稻穗，引伸为同时涉及或具有几种事物，或由各部分合成为整体。我们熟悉的那些成语，像“兼容并包”啦、“兼收并蓄”啦、“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啦等等，都反映了顾及各个方面的意思。墨子对这个“兼”字情有独钟，他把最广博的爱称作“兼爱”，把推行兼爱主张的知识分子称作“兼士”，把实施兼爱方针的国君称作“兼君”，把能够听取不同意见的王称作“兼王”等等。把与“兼”相对立的则称为“别”。

墨子说：“顺天之意者，兼也。反天之意者，别也。兼之为道也，义正（政）；别之为道也，力正（政）。曰：义正者何若？曰：大不攻小也，强不侮弱也，众不贼寡也，贵不傲贱也，富不骄贫也，壮不夺老也。是以天下之庶国，莫以水火毒药兵刃以相害也。若事上利天，中利鬼，下利人，三利而无所不利，是谓天德”（《墨子。天志下》）。墨子说得很明白，顺应天意者为“兼”，即兼爱之士。不顺应天意者为“别”，也就是偏颇之士的意思。兼之为道，则行义政，别之为政，则行力政，也就是用暴力和武力去压服别人。什么是行义政的标准呢？就是大国不进攻小国，强者不欺侮弱者，众人不凌侮一个人，高贵者不鄙视卑贱者，富人不骄矜于穷人，强壮的人不掠夺老弱的人。兼爱就是天意的体现，就是互爱、博爱。就是爱无差等，就是一视同仁之爱，即爱天下所有的人而无偏私。这与儒家的“推恩”思想是相对立的。儒家的“推恩”，指的是爱是由近及远、由亲及疏的。你给身边的人爱多一点，不在身边的要少一点。你给亲近的人爱多一点，疏远的人爱少一点。墨子的兼爱，是不论亲疏远近都要相爱。这倒有点类似孟子讲的“无父”之爱，不分血缘亲疏、不分地域远近、不论身份高低贵贱，爱天下人如爱己身。

“兼爱”与“仁爱”有哪些不同呢？

从根本上说，仁爱是以血缘为根基的，由对父、兄之孝、悌而推及到对君王之忠、对朋友之信。仁爱作为一种伦理原则，是以家庭伦理为基础而推演出来的社会政治伦理。

兼爱呢？首先它打破的就是这个血缘的根基，也不以人性作伦理基础。作为一种伦理原则，兼爱是以“天意”为基础的社会伦理原则。

那么，兼爱与仁爱之间有没有共同点呢？

当然有。它们的共同点，就是都运用了“推己及人”的逻辑。

仁爱观主张：“老吾老及人之老”，“幼吾幼及人之幼”；“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兼爱观主张：“爱人者，人必从而爱之；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墨子。兼爱中》）。

即使是在两者的共同点上，也是有区别的。

区别在哪里？我们来看：

仁爱的出发点是自身，我老了要想到别人老了，我幼小也要想到别的幼小的人。所以儒家特别注重的是自身的道德修养。

兼爱的出发点是人，一切的人，是以类意识为出发点的。“爱人不外己，己在所爱之中。己在所爱，爱在于己，伦列之爱己，爱人也”（《墨子。大取》）。爱人等于爱自己。墨子引《诗经。大雅》文字说：“投我以桃，报之以李”，并且把这种投桃报李原则看作“兼爱”思想的本源，从中引申出“爱人者必见爱也，而恶人者必见恶也”的逻辑，爱人的人会得到别人对他的爱的回报，作恶的人也会得到恶的回报。这种对等互报，是以利他为出发点的。所以墨家尚兼爱以利天下，不注重人自身的修养。

兼爱与仁爱最本质的区别也在这一点上。儒家的仁爱是“由内至外”的，讲修身而不言利。墨家的兼爱是外在的伦理原则，主张“我先从事乎爱，利人之亲，然后人报我爱、利吾亲”。这种“投桃报李”，需要现实的功利支撑。这一点我下面会讲到。

墨子把爱分成两类，一类是“兼爱”，即博爱，另一类是“别爱”。现在说“别爱”大家可能会感到生疏、不习惯，难以理解，“别爱”就是“偏爱”的意思。别爱不是没有爱心，而是他的爱是有所偏向的，他不爱众人，只爱他自己，或只爱他自己亲近的人。

墨子把实行兼爱学说的人称为“兼士”，不实行兼爱学说的人称为“别士”。

别士说：我怎么能够做到对待朋友像对待自己一样，对待朋友的父母像对待自己的父母一样呢！

于是朋友挨饿的时候他不给朋友饭吃，朋友挨冻的时候他不给朋友衣服穿，朋友有了病他不闻不问，朋友死了他也不予埋葬。

兼士说：我对待朋友就像对待我自己那样，对待朋友的父母就像对待自己的父母一样！

于是朋友挨饿的时候他会分出自己的食物给朋友吃，朋友挨冻时他会脱下自己的衣服给朋友穿，朋友有了病他细心照护，朋友死了他料理埋葬。

如果一个人要去参加战争，或者出使巴、越、齐、楚等国，能不能活着回来他自己也不知道，有人问是把自己的父母妻子托付给兼士还是托付给别士呢？墨子认为，即便是那些在言论上反对兼爱学说的人，也一定会在关键时刻把自己的父母妻子托付给兼士照护，而绝不会托付给别士。

同样，墨子把实行兼爱学说的国君称为“兼君”，把不实行“兼爱”学说的国君称为“别君”。

别君说：我对待我的百姓，怎么可以像对待我自己一样呢？这未免太不附合人的本性了。人活在世上没有多少年，就如同一匹白色的马驹匆匆从门缝前驰过一样，我应该首先考虑不能亏待了我自己。

这样的“别君”，当然会对他的百姓非常冷漠甚至暴虐，百姓的饥寒、疾病、困苦、生死存亡，他是不会放在心上的。

兼君说：我是先考虑百姓的利益，最后才考虑自己的。

这样的“兼君”，当然会把百姓的冷暖疾苦放在心上，对百姓关爱备至，胜过了自己。

当天下遇到灾难，百姓颠沛流离，缺吃少穿，在死亡线上挣扎，请问人们是跟从兼君，还是追随别君？墨子认为，即使是在言论上反对兼爱学说的人，也一定会毫不犹豫地跟从兼君，而绝不会追随别君。

墨子做了以上两组对比实验，来证明其兼爱学说的合理性与可行性。

墨子讲兼相爱，其重点在于讲兼相利。

墨子主张：“兼相爱，交相利”，互爱互利，是兼爱的纲领。

什么是“兼相爱，交相利”的內涵？墨子认为：“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事其身。是故诸侯相爱，则不野战；家主相爱，则不相篡；人与人相爱，则不相贼；君臣相爱，则惠中；父子相爱，则慈孝；兄弟相爱，则和调。天下人皆相爱，强不执弱，众不刧寡，富不侮贫，贵不傲贱，诈不欺愚。凡天下祸篡怨恨，可使毋起者，以相爱生也，是以仁者誉之”（《墨子。兼爱中》）。兼爱才可以兼利，人与人、国与国、家与家之间要互利，所以要兼爱。兼爱才能互利。天下之所以不太平，是由于人们互不相爱。天下人互不相爱，也就不能互惠互利。天下人相爱了，则天下大治，这样才可以达到兼爱兼利的目的，并且可以建立合乎理想的社会秩序。墨子的这一思想，对当时那个尔虞我诈的社会，可谓一剂药石。

墨子是重利的。这一点也和儒家不同。儒家讲仁政，重义轻利，孔子曾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懂得仁爱的是君子，只讲利益的是小人。孔子的学生就说孔子“罕言利”，绝少谈到这个“利”字。孟子也说：“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上》）。而墨家讲义政，实际上是讲“利政”，目的是“务求兴天下之利”。墨家对“义”的解释很直接呀，义就是利。《墨子》有《贵义》篇，专门谈义，义是什么，《墨子。经说下》说：“仁，爱也；义，利也”。《大取》篇说：“有爱而无利，乃客言之也。”义的本质就是利，舍利而无从谈义。利是最高原则。所以梁启超先生说：“利之一字，实墨子学说全体之纲领也。破除此义，则墨学之中坚遂陷，而其说无一成立。”（《子墨子学说》第二章《墨子之实利主义》）

应该说明的是，墨家讲“利”，并不是一己私利，而是国家之利，是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当时与墨家学派并行的还有一个杨朱学派，这个杨朱学派也很有影响，“天下之言，不归于杨则归于墨”。天下人的言论和思想，不是追随杨朱去了就是追随墨子去了。杨朱学派的一个重要观点是“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如果从身上拔一根汗毛对天下有利，这样的小事也不干。这就是极端的个人主义思想。墨子呢，正好相反，墨子讲要舍身而利天下。拼命反对墨子，骂墨子骂得最凶的孟子，也表扬墨子“摩顶放踵，利天下而为之”。为天下人的利益奔走劳碌，既使磨秃了头顶，走肿了脚后跟也不退缩。

墨子的兼爱兼利观，在当时也曾引起过很热闹的争论。有一个儒家信徒名叫巫马子，是常常和墨子辩论的人，他曾就这个问题和墨子展开争论。他说：“我跟你是不一样的。我不能兼爱。我爱邹人胜过爱越人，爱鲁人胜过爱邹人，爱我家乡的人胜过爱鲁人，爱我家里的人胜过爱我家乡的人，爱我父母胜过爱我家里的人，爱我自己胜过爱我父母。这一切，都是因为越来越切近于我的原因。别人打我，感到痛的是我。我打别人，我就不会感到疼痛。我为什么不设法去掉自己的疼痛，反而设法去掉别人的疼痛呢？所以必要的时候只能为了我的利益而杀别人，不能为了别人的利益来杀我。”

墨子反问巫马子：“你是打算把你的这些想法隐藏在心里呢？还是去告诉别人？

巫马子说：“我为什么要隐瞒自己的想法呢？当然我会把这些观点讲给别人了。”

墨子说：“既然如此，那么如果有一个人喜欢你的主张，这一个人就想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杀你。如果有十个人喜欢你的主张，这十个人就会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杀你。如果天下人都喜欢你的主张，这天下人就想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杀你。相反，如果有一个人不喜欢你的主张，这一个人就会认为你散布了错误的主张而想杀你。如果有十个人不喜欢你的主张，这十个人就会认为你散布了错误的主张而想杀你。如果天下人都不喜欢你的主张，那就更糟了，天下人就会认为你散布了错误的主张而杀你。你想想看，这样以来，喜欢你主张的人想杀你，不喜欢你主张的人也想杀你，因为你散布了这些话，就让你时时面临杀身之祸。你的话没有给自己带来任何好处，而你却大肆宣扬，纯粹是胡说八道。”

巫马子又提出了一个刁钻的问题：“您兼爱天下，没有看到您给天下带来多少利益。我不爱天下，也没有看到给天下带来多少害处。我们两个人都只有动机，而没有效果。您老人家为什么只认为自己一贯正确，而认为我一贯不正确呢？”

墨子怎么回答？他说：“假如现在有一个人正在放火，而一个人提着水想要把火扑灭了，另一个人则拿着火种想要把这火烧得更旺些。这两个人的效果都还没有达到，那么你赞成哪一个呢？”

巫马子说：“我当然要赞成那个提水来灭火的人的动机了，怎么会赞成那个火上加火的人的动机呢？”

墨子说：“这就对头了嘛。我也认为我兼爱天下的动机是正确的，而你不爱天下的动机是错误的。”

墨子的意思很明确，即使一件事情还没达到它预期的效果，那么它动机的利益指向还是十分明确的。

对于那些认为兼爱之说不可行的说法，墨子的论辩也是十分犀利的。《鲁问》篇载，过去楚国人与越国人在长江上进行船队战争，楚国人多次被打败。公输班，也就是鲁班先生从鲁国到楚国游历，为楚国制造了在战船上用的兵器钩和拒。如果对方的战船后退就用长钩把它钩住，对方的战船如果进攻就用“拒”推开它。凭着先进武器的优势，楚国人反败为胜，多次大败越国。

鲁班很得意，对墨子说：“我制造了船战的钩拒，所向无敌，不知你的仁义道德有没有钩拒？”

墨子怎么回答？他说：“我的仁义道德的钩据拒，可比你船战的钩拒强多啦。我的仁义道德的钩拒，就是兼爱和恭敬。我用兼爱来钩，用恭敬来推拒。不用兼爱来钩，就不相亲。不用恭敬来推拒，就流于轻慢。轻慢并且不相亲，很快就会离散。所以，互相兼爱，互相恭敬，就等于互相有利。现在你用钩来阻止别人，别人也用钩来阻止你。你用拒去推拒别人，别人也会用拒来推拒你。互相钩，互相推，就等于互相残杀呀。所以我的仁义道德的钩据，比你船战的钩拒好呀。”

也有反对兼爱学说的人对墨子说：“兼爱的学说很合乎仁义，但是它实行起来却比较难。难到什么程度呢？大概就像双手托举着泰山跨跃长江、黄河吧！”

墨子怎么回答呢？他说：“像你说的托举着泰山、黄河跨越长江、黄河这样的事，自从有了人类就没有谁去做。但是兼相爱、交相利的学说，古代的圣王可是身体力行过的呀！”

虽然墨子一再强调兼相爱、交相利的学说实施起来很简便，但他也有着更大的困惑。他的困惑是他的这一主张没有多少当权者真正喜欢。“天下之士君子，特不识其利、辩其故也”（《墨子。兼爱中》）。他希望这一思想能得到“上行下效”的推广。因为上之所好必然会成为下边的风习和时尚，墨子举例说：晋文公喜欢臣子们穿粗糙的衣服，于是他的大臣们“皆牂羊之裘，韦以帶剑，练帛之冠”，都穿粗布衣、很糙的皮袍子，脚上穿着布鞋，头上戴着粗糙的绸帽，他们的佩剑也从不加装饰，就这么上朝面君和办公。楚灵王好细腰，喜欢身材苗条的人，于是他的臣子们“皆以一饭为节，胁息然后帶，扶墙然后起，比期年，朝有黧黑之色。”都拼命节食，一天只吃一顿饭，屏住气息束紧腰帶，一个个饿的面黄肌瘦，拄着拐棍才能站起来，扶着墙头才能走路。越王勾践喜欢让战士们勇敢，专门把他们训练了三年，还是放心不下，就私下里让人把宫船烧了，声称“越国的宝贝都在上面”，他亲自擂鼓，激励战士们救火，战士们个个奋勇当先，“蹈火而死者，左右百人有余”。直到越王停止击鼓，战士们仍不肯退。（参见《墨子。兼爱中》）

墨子说：穿粗糙的衣服，节食让自己苗条，赴死救火，这些事情“此天下百姓之皆所难也”。天下人都认为做起来不太容易的事却拼命去做，就是因为要附合上级的要求。兼爱的学说对天下有利，而且实行起来会比上面举的三件事容易得多，但是为什么不能实行呢？“特不以为政，而士不以为行故也”，就是因为上边没有人喜欢它。如果上边的人喜欢，用赞赏来激励，用刑罚来惩戒，则人们接受兼爱学说，就会像火苗向上、水流向下一样，没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挡了。

墨子认为，无论多么难的事，只要君王发出一个号召，都能立刻办到，“夫品蔗非有心也，以人主为心，苛上不为，下恶用之”（《墨子闲话。墨子佚文》）。臣下以人主为心，上边怎么说，下边怎么做，人君的威力真是无边无际。王晓明先生说：“在先秦时代，墨子这样的君位祟拜是非常普遍的。就拿诸子来说，大概除了杨朱之外，一谈到社会政治问题，眼睛都是望着君王的。他们那些经世济国的主张，也无一不是专为了坐君位的人设计的”（王晓明《追问录。君位祟拜的俘虏》上海三联书店）。这也是一个大匠的思想误区与困惑。

所以，墨子美好的期望同他抽象的兼爱学说一样，在那个社会环境中，毕竟只会是一种海市蜃楼的幻象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