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说明，墨家是“尊天”的。
墨子强调：“我有天志，譬若轮人之有规，匠人之有矩。轮匠执其规矩，以度天下之方圆，曰：中者是也，不中者非也。今天之士君子之书不可胜数，言语不可以尽计，上说诸侯，下说列士，其于仁义则大相远也。何以知之，曰：我得天下之明法以度之。”（《墨子。天志上》）墨子把天的意志看作轮匠手中的圆規，木匠手中的曲尺，以天志、天意为准绳，来衡量天下事物与人的言行。
墨子认为，“天”是有意志的，天和鬼都能够赏罚善恶。“尊天”和“明鬼”是墨子思想中重要的两个单元。墨子是个“有鬼论”者，他常讲的十个论题中，《天志》和《明鬼》是专题论证鬼神问题的，占了五分这一。即使在讲别的问题时，他也常常要提及鬼神问题。他认为鬼这种东西是存在的，“闻之见之则必以为有，莫闻莫见则必以为无”，要知道鬼神的有无，“何不尝入一乡一里而问之？自古以及今，生民以来者，亦有尝见鬼神之物，闻鬼神之声，则鬼神何谓无乎？若莫闻莫见，则鬼神可谓有乎？”他认为：“以众之所同见与众之所同闻”，可证明鬼神是存在的。他举出周宣王杀杜伯而杜伯为鬼的故事和周穆公昼日见句芒神的故事，以此为例，断言“鬼神之有，岂可疑哉”（《墨子。明鬼下》）。那么，墨子是不是仅仅凭着片面的感觉经验甚至是凭着主观的错觉甚至一些荒诞不经的传说，就摒弃了理性思维，跌进了迷信的泥潭呢？
要廓清这个问题，先要弄明白墨子为什么要提出“尊天”“明鬼”？
《墨子。鲁问》说了这样一段话：“凡入国，必择务而从事焉。国家昏乱，则语之尚贤、尚同；国家贫，则语之节用、节葬；国家憙音湛湎，则语之非乐、非命；国家**僻无礼，则语之尊天、事鬼；国家务夺侵凌，则语之兼爱、非攻。”这里，墨子已经说得很明白了。到了一个国家，必须根据这个国家的具体国情来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如果这个国家正处于混乱之中，你就得讲尚贤和尚同，如果这个国家很贫穷，你就要给他们讲节用和节葬。如果这个国家沉湎于声色犬马，你就要讲非乐、非命。如果这个国家不行义政，你就得讲尊天、明鬼。如果这个国家喜欢到处侵略扩张，你就得讲兼爱、非攻。总之，这十个论点，是需要根据各国不同的情况，有的放矢地择而言之。至于“尊天”“明鬼”之论，其所针对的对象，是“**僻无礼”、不行义政的国君而言的。让他们知道有意志而赏罚分明的天、鬼的存在，心存畏惧。
墨子指出：“古者圣王明知天鬼之所福，而辟天鬼之所憎，以求兴天下之利，而除天下之害”（《墨子。天志中》）。他进一步认为，天帝鬼神设立国都、立正长，是为了百姓万民的利益，百姓万民的利益是天政的惟一标准。“天鬼百姓之利”是“政事之本”（《墨子。尚贤下》）。为政要“上中天之利”、“中中鬼之力”、“下中人之力”。墨子认为，天帝鬼神之利和百姓万民之利是统一的。一方面，天帝鬼神代表百姓万民的利益，另一方面，百姓万民的利益也是天帝鬼神利益的体现。同时天帝鬼神的意志也代表了百姓万民的意志，是百姓万民意志的折射。“顺天之意，奉而光施之天下，则刑政治，万民和，国家富，财用足，百姓皆得暖衣饱食，便宁无忧”（《墨子。天志中》）。
墨子的“尊天”“明鬼”观念，也曾受到过他同代人甚至他自己学生的质疑，《公孟》篇里有个故事说，有一次墨子病了，躺在**，他的一个学生名叫跌鼻的来看他，问老师说：“先生您认为鬼神什么都知道，能够给人赐福或降祸。做了好事会得到鬼神的奖励，做了坏事会得到鬼神的惩罚。如今先生是大圣人，为什么也会生病呢？是不是先生您说过的话也有错的？还是鬼神实际上也并不是什么都知道？”
这个学生的质疑让墨子很尴尬。墨子怎么回答呢？他说：“尽管我现在病倒了，可是你怎么会得出鬼神不是什么都知道的结论呢？人生病有各种各样的原因，或者由于天气冷热不均，或者由于人劳累过度等等，比如一栋房子有一百个门，你只关了一个门，盗贼照样会进来呀。”可以让人生病的原因有一百个，鬼神的作用只是百分之一，墨子在这里也说出了自己的困惑。
在《明鬼》篇中，墨子也做出过“假定鬼神真的不存在”的推论，如果世界上真的没有鬼神，那我们祭祀鬼神又有什么用呢？墨子说，用处多多呀！祭祀鬼神用的食物，不是当做垃圾倒掉，而是聚合起乡亲们来撮一顿，大家借机娱乐一下，又可以增进邻里间的感情，又有什么不好呢？
墨子讲“尊天”“明鬼”，其真正的目的就是为了他的为政治国的“义政”之道提供理论依据。他指出：“天下有义则生，无义则死，有义则富，无义则贫，有义则治，无义则乱。然则天欲其生而恶其死，欲其富而恶其贫，欲其治而恶其乱，此我所以知天欲义而恶不义也”（《墨子。天志上》）。义政即是天道，尊天、明鬼就是让人为义、行义政。而从另一个角度说，百姓万民也正是通过“天”来“政”国君，天地鬼神与百姓万民汇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首尾相接的圆圈，这就是墨子设计的“天人合一”的模式。
那么，这个“天人合一”的理论实质又是什么呢？即天帝鬼神的意志与百姓万民的意志相一致。这也是墨家的“天人合一”与儒家的“天人合一”的不同之处。
墨子的“天人合一”论，还有其另一方面的内涵，也就是即“尊天命”又“非天命”。
这看起来似乎是一对矛盾。但实际上，墨子“非天命”的思想，与他的“尊天命”的思想是一致的。墨子的“尊天”，是把天做为能赏罚的人格神来尊的。天能施赏罚，是以人能否“行义”为标准的，“义人在上，天下必治，上帝山川鬼神必有干主，万民被其大利”（《墨子。非命上》）。他以禹汤文武之事，论证天下之治并不是由命来决定，而是行义政的结果。
墨子对儒家的天命观提出了批判，他认为，儒家所谓“寿夭贫富，安危治乱，固有天命，不可损益。穷达赏罚，幸否有极，人之知力，不能为焉”的天命观是非常错误的，这个观点，“群吏信之，则怠于分职，庶人信之，则怠于从事”（《墨子。非儒下》）。这种生死由命、富贵在天的理论，只能让人消极，是“暴王所作，穷人所述，非仁者之言也”（《墨子。非命下》）。这种天命论，是自诩“受命于天”的暴虐的国君用来麻痹人民的，是那些穷途末路不求进取的人拿来为自己的颓废寻找遁辞的，它足以消磨人的斗志，让人安于现状，所以它并非仁人志士之言。儒家宣扬的天命观，是指人的智慧和力量对之无可奈何的某种先天的必然性，非人力所能改变，墨子则主张人们应该在认识世界的基础上，用自己的力量顽强奋斗，改变现实，有所作为。
而真正的天意是什么呢？是“欲人之有力相营，有道相教，有财相分也。又欲上之强听治也，下之强从事也。上强听治，则国家治矣，下强从事，则财用足矣”（《墨子。天志中》）。真正的天意，是希望人努力经营，按正道实施教化。国家管理者尽心尽力去治理国家，百姓努力做好自己应该做的事情，而不是听天由命，无所作为。
《墨子》中有这样一个故事：
有一次，墨子从鲁国往北到齐国去，半路上遇到一个算命的先生。这个算命先生对墨子说：“今天上帝在北方杀黑龙，先生您的脸黑，不能到北方去！”
墨子没有听这位算命先生的话，继续往北走。他走到淄水河岸，一看，因为刚下了一场大雨，淄水河暴涨，过不去了，只好从原路折回。在回来的路上，又看到了那位算命先生，算命先生得意地对墨子说：“怎么样？我说你不能向北走吧？”
墨子却不买他的账。他说：“淄水暴涨，南方的人不能到北方去，同样，北方的人也不能过河到南岸来。他们的脸色有黑的，也有白的，为什么都过不了河呢？况且老天在东方杀青龙，在南方杀赤龙，在西方杀白龙，在北方杀黑龙，如果按你说的那样，那么天下还有谁能行路呢，你这不是存心欺骗人吗？”
可能有的听众朋友会问，你刚才讲墨子相信有鬼神，提倡“尊天”“明鬼”，而这个故事中的墨子又分明是个无神论者，他用归谬法驳斥了算命先生的观点，完全按照世界的本来面目来解释世界，墨子到底是有神鬼论还是无神鬼论？
我说，这是两码事。墨子主张有鬼神，是借神道设教，但他同时又是反对儒家的天命观的。他并不否认事物有本质和规律，而且认为这本质和规律是不受主观影响而存在的。他在《非命》中强调，古代桀之所乱，汤受而治之，纣之所乱，武王受而治之，世界还是这个世界，人民还是这些人民，在于桀、纣则天下乱，在于汤、武则天下治，这分明是人力的作用，与所谓的“天命”哪儿有一点关系？由此可见，人之贫富，民之众寡，天下之治乱，生命之寿夭，都不是由命决定的，也不是命中注定的。
墨子指出：“教人学而执有命，是犹命人包而去其冠也”（《墨子。公孟》）。什么意思呢？是说教人学习，又坚持命定论，就好比叫人用帽子包裹头发，却又叫人们把帽子取下来一样不可理喻。墨子是个行动论者，他强调“行”，即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主张人应该“赖其力”、“用其力”，卿大夫应“竭股肱之力，殚其思虑之智”，为国家谋划，而农夫呢，应该早出晚归，强力耕稼树艺，多积蓄粮食，农妇也要起早贪黑，努力纺纱织布，多治麻葛，这样才能富强安乐。“有命，非命也。非执有命，非命也”（《墨子。小取》），儒者宣扬有命论，不等于事实上有命。
墨子之后的孟子提出了“顺命”论，认为人只能顺应命运，但又主张通过“内省”，可以达到“万物皆备于我”的境界。墨子的非命论，则指出只有强力从事才能掌握和利用外部世界的事物，不等不靠，身体力行，才能改变自己的生活乃至社会地位，把“行”的效果作为检验认识的真理标准和价值标准，对于我们今天，墨子的理论也有着重要的迪启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