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创立学说、成立学派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治天下”，或者说让他“治天下”的理论为各国国君治理天下服务。“尚贤”与“尚同”，是墨子“治天下”理论的两大支柱。

墨子的时代，社会处于大动**大变革中，对贤人智士的需要是各诸侯国普遍面临的一个迫切问题。

墨子打了一个比方：“今王公大人有一衣裳不能制也，必借良工；有一牛羊不能杀也，必借良宰。故当若此二物者，王公大人知以尚贤使能为政也。逮至其国家之乱，社稷之危，则不知尚贤使能以治之，亲戚则使之，无功富贵、面目姣好则使之。夫无功富贵、面目姣好则使之，岂必有智慧哉？若使其治国家，则此使无智慧者治国家也，国家之乱，既可得而知已！”（《墨子。尚贤》）诸侯和卿大夫有一件衣服不会做，一定要找一个巧手的裁缝，有一头牛一只羊不会宰，一定要找一个手脚利落的好屠工。有一匹瘦马不能治，一定要去找一个好兽医。有一张弓不好用，一定要去找一个好弓匠。在这些细小的事情上，诸侯、卿大夫知道任用能者贤士，但是在治理国家这件大事情上，却不知道崇尚贤者，任用能者，而任人惟亲，或以貌取人。他们所用的那些骨肉亲戚，或虽没功名但面目姣好的人，不一定有智慧，任用他们来管理国家，国家的混乱也就可想而知了。墨子对这种任人惟亲的方针痛下针砭，认为这就如同让哑巴去当外交官，让聋子来做乐队指挥，是很荒唐的。这些诸侯卿大夫“明小物而不明大物”，小事上精明，大事上糊涂，小事上能任人惟贤，大事情上却任人惟亲。

墨子指出：“国有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贤良之士寡，则国家之治薄。故大人之务，将在于众贤而已。”（《墨子。尚贤上》）国家贤良之士多，就会繁荣富强，国家贤良之士少，就会积贫积弱。所以对于诸侯和卿大夫来说，最大的事就是网罗优秀人才。

墨子认为，尚贤是为政之本，立国之基，只有任用贤能之士，而不是父兄、亲咸、贵富等人，才能治理好国家。“是以知尚贤之为政本也。故古者圣王甚尊尚贤而任使能，不党父兄，不偏贵富，不嬖颜色，贤者举而上之，富而贵之，以为官长；不肖者抑而废之，贫而贱之，以为徒役。是以民皆劝其赏，畏其罚，相率而为贤。是以贤者众而不肖者寡，此谓进贤。然后圣人听其言，迹其形，察其所能，而慎予官，此为事能。故可使治国者，使治国，可使长官者，使长官；可使治邑者，使治邑。凡所使治国家、官府、邑里，此皆国之贤者也。”（《墨子。尚贤中》）墨子的尚贤主张，在这段话中可以看得很明白。是贤才不是贤才，要看这个人有没有才干。一切惟才是举，而不论所任用之人的贵贱、贫富、远近、亲疏乃至于他的道德情操。虽然一些优秀人才出身很低微，比如农民、手工业者、商人中有能力的人，也应同样对待。墨子强调“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墨子。尚贤下》）打破一切官、民界限，惟才是举，这在当时社会无疑是一种非常大胆的观点。

墨子为贤者治国描绘了一幅愿景：“贤者之治国也，蚤朝晏退，听狱治政，是以国家治而刑法正。贤者之长官也，夜寝夙兴，收敛关市、山林、泽梁之利，以实官府，是以官府实而财不散。贤者之治邑也，蚤出莫入，耕稼树艺，聚菽粟，是以菽粟多而民足乎食。故国家治则刑法正，官府实则万民富。上有以洁为酒醴粢盛，以祭祀天鬼；外有以为皮帀，与四邻诸侯交接。内有以食饥息劳，外有以怀天下之贤人。是故上者天鬼富之，外者诸侯与之，内者万民亲之，贤人归之，以此谋事则得，举事则成，入守则固，出诛则强。”（《墨子。尚贤中》）贤者治国，才会尽职尽责，早出晚归，殚精竭虑，筚路蓝缕。贤者治国，才可能有国富民强的前景。贤者治国，才可能上得天、鬼护佑，外得诸侯相助，内得百姓拥戴。

墨子呼吁，贤能之士应该得到君王的礼遇厚待，“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予之令。曰：‘爵位不高明民弗敬，蓄禄不厚则民不信，政令不断则民不畏’。举三者授之以贤者，非为贤赐也，欲其成事也。”（《墨子。尚贤上》）对于贤能之士，应该给他高官厚禄，给予他一定的权力。他的爵位不高，老百姓就不敬重他。他的俸禄不厚，就得不到老百姓的信赖。他没有一定的权威，老百姓就不会对他存敬畏之心。中国从来就是一个“官本位”的国家，官本位的体制自然会培养出官本位的民众。墨子上述话，是站在百姓的角度上讲的。一个人再贤能，他不当官，就没有平台，就得不到老百姓的敬重，就无法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墨子主张给贤能者以高官厚禄，不是把官、禄作为对贤能者的赏赐，而是让他们成就伟业。墨子重利，他强调的不是仅仅给贤能之士一个什么名分，授予他们一个某某荣誉称号，让他们只是“感动”一方百姓，而是给他们实际的爵位、俸禄和权力。

“尚同”，是墨子思想的第二大主脉。

墨子的最高理想，是建立一个上通“天志”，下系万民的权威秩序体系。在这个基础上，他提出了“尚同”的思想。

什么是“尚同”呢？“尚同”就是人们的思想言论要高度统一。在什么基点上统一呢？在上位者即君王的基点上统一。

墨子从国家的起源论述“尚同”的必要，他说：“古者民始生，未有刑政之时，盖其语人异义；是以一人则一义，二人则二义，十人则十义。其人兹众，其所谓义者亦兹众。是以人是其义，以非人之义，故交相非也。是以内者父子兄弟作怨恶，离散不能相和合。天下百姓皆以水火毒药相亏害，至有余力不能以相劳，腐朽余财不以相分，隐匿良道不以相教。天下之乱，若禽兽然。夫明虖天下之所以乱者，生于无政长；是故选天下之贤可者立以为天子。天子立，以其力为未足，又选择天下之贤可者，置立之，以为三公。天子三公既已立，以天下为博大，远国异土之民，是非利害之辨，不可一二而明知；故画万国，立诸侯国君。诸侯国君既已立，以其力未足，又选择其国之贤可者，置立之以为正长。”（《墨子。尚同上》）原始社会那时候，是混沌初开的初民时代，政治制度还没有出现。那时的人没有国家政权的管束，一个人一个主义，十个人十个主义，人很多，主义也就很多。人人各执己义，就产生了冲突，大家互相争斗。你害我我害你，父子兄弟互相仇视。人有余力不会给别人帮一点小忙，自己用不完的东西宁可烂掉也不会给别人一点。天下之乱，就和禽兽世界没有两样了。天下为什么乱到这个份儿上呢？因为没有君主啊。所以就把贤能有智慧的人推选出来，拥立他做天子。建立政权，以管束和教化万民。天子有了，势单力薄呀，他一个人怎么能治理天下呢？于是又选择贤良之士，立为三公。天子和三公都有了，可是天下很大呀，他们巴掌再大也捂不过天来，于是就把天下划分，有了一个个诸侯国。诸侯治理也难免力不从心，于是又从他的侯国中选择贤能可任之人，任用他们做乡长（正长）。

这同霍布斯的国家理论倒有相似之处。霍布斯认为人都是自私的，利害相关又利害不同，必然会发生冲突，所以必须通过“契约”来建立国家。

墨子认为建立国家政治机构的根本目的，在于建立一个共同的标准，这个标准就是：百姓必须在思想言论及行为上“同”于正长，正长“同”于诸侯，诸侯“同”于天子。在下者必须无条件地服从在上者，天下人都要以天子的是非为是非：“上之所是必皆是之，所非必皆非之。”（《墨子。尚同上》）天子要建立绝对权威，下边的人对天子的话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只有如此统一思想，统一意志，国家才能实现大治。

“尚同”，是好百姓的标准。

常常听到一句赞美：中国的老百姓，多好啊！

中国的老百姓好在哪里？吃苦耐劳、忍辱负重，而最主要的是“听话”。

中国的老百姓，是最讲“尚同”的，他们习惯了被管制、被统摄。他们从来就不是“公民”，而是“臣民”。

百姓服从正长，正长服从诸侯，诸侯服从天子，天子服从谁？

墨子说，天子服从“天志”。“天子总天下之义以尚同于天。”（《墨子。尚同下》）

好了，我们现在可以看得很清楚了。墨子尚同理论的核心，是人人放弃自己的是非标准，而服从在上者的标准。一级一级服从，最后则以服从“天志”为旨归。这也是墨子“尚同”与“天志”思想接轨的地方。

对持不同政见、不“尚同”的人怎么办呢？

墨子认为，天子所施行的政策应该是“疾爱而施之，致信而持之，富贵以道其前，明罚以率其后。”（《墨子。尚同下》）要爱百姓，要取信于百姓，以富贵来引导他们，最后对不尚同的要施以惩罚：“古者圣王为五刑，请以治其民。譬若丝缕之有纪，罔罟之有纲，所连收天下之百姓不尚同其上者也。”（《墨子。尚同上》）百姓的思想行为，如不能与上位者同一，那么就要施以肉体的惩罚，乃至从肉体上消灭。

王晓明先生认为，墨子的学说中，“尚同”的思想大概是最可怕的。他源：“今天可以看得很清楚，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已经走到了中央集权的专制形态的边缘，正向里面迅速地滚进去。君王的一句话，便可以发动或者停止一场战争，他点一下头或者挥一下手，便会决定成千上万人的生死存亡。面对这样的现实，大概任何人都会紧张地盯住君王不放吧。在古代，也许只有古希腊那样的城邦国家里，只有那种以异族为主要奴役对象的自由市民，才会将社会的整体利益，看得比最高执政官更重要；大概也只有在这样的社会里，人们才会更多地注意基本的经济和政治关系，才会想到用法律来确定这些关系，而不是只盯住一张君王的宝座。”（王晓明《追问录。君位祟拜的俘虏》，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版）

我们的一些学者总是试图证明墨子学说中有“民主”思想，因为他讲兼爱，讲爱没有差别，确实有一些政治平等、人格独立的意识在其中。但读了《尚同》，你会看出一种很可怕的东西。

自古以来，中国一直奉行着“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价值观念。中国的原始民主只在氏族制时代以“民自治”和“众治”及首领“传贤”的形式出现过，但自跨入了文明的门槛，就与民主政治揖别，商周时期，不但没有出现古希腊雅典式的城邦民主制，也罕见斯巴达式的贵族政治。中国的王权主义政治始终讲究“王者执一”，“一则治，两则乱”（《吕氏春秋。执一》）。统驭天下百姓的始终是“口衔天宪”的君王。而君主专制的一个先决条件就是臣民的绝对服从。孔子认为至高无上的“君子之德”即是“思不出位”，（《论语。宪同》）又把“礼乐征伐自天子出”与“庶人不议”相并联，视为“天下有道”的理想境界。墨家的“尚同”论、法家的极端尊君论、儒家的民本---尊君论，殊途同归，共同组成了中国式君主专制主义的精神支撑体系。

“尚同”思想，其所论述的，只是君主专制的合理性，这又是墨子这个智慧的大匠的又一个可怕的误区。

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