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待”和“无待”
什么是“待”，什么是“无待”？庄子所谓“待”，即是客观条件——庄子在中国哲学史和思想史上的杰出贡献之一，就在于他比老子更深刻地发现了人的本质异比，并试图探求克服这种异化的途经。
《逍遥游》中，“鲲”需依赖北冥生存，而当其化为“鹏”，飞往南冥时，也要以“六月息者”——即六月之风。而蜩与学鸠“决起而飞”，也是以榆枋（榆树和檀树）与大地之间的空间作为其活动条件。在庄子看来，人很容易被自己所处的生活条件所束缚。庄子所说的“待，”是异化所形成的精神枷锁——异化的精神枷锁从“物累”一直演变到“物”之“待”。庄子所解决的，实际上是异化产生的必然性及普通性问题。
庄子《养生主》讲了一个庖丁解牛的故事，大家都熟悉的，庖丁为文惠君宰牛，用手触摸的时候，用肩抵顶的时候，用脚践踏的时候，用膝盖压制的时候，都发出一种合乎韵律的声音，伴随着刀子的出出进进，那个动作像是在跳《桑林》之舞，那个声音似是奏《经首》之乐，抑扬顿错，优美动听。什么叫“桑林之舞”呢？我还得解释一下，“桑林”是商汤王时的乐曲名，用这个曲子配乐的舞蹈就叫“桑林之舞”。那么《经首》之乐是什么呢？“经首”是尧时咸池乐曲中的一章，这比喻庖丁的动作像舞蹈、音乐一样悠然自得，又行云流水般畅快。
庖丁向文惠君讲解牛之道，而文惠君悟到的却是养生的道理。因为养生与解牛具有相似之处，就是不要做危害自己的事情。
所谓已身，对于解牛来说，那就是刀刃，对于养生来说，那就是身体，刀刃要想长久保持自己的锋利，那就不要去碰牛体的硬骨，就像庖丁的刀一样。庖丁的刀十九年不磨却像新磨的一样，因为它从来就不去碰那些硬骨头，甚至连软骨和经络也不碰及，只是在牛体原有的空隙间穿行游走，不但牛体会顺利解开，而且也不伤刀刃。就是顺其自然，同样，人的身体要想长存，也不能触及那些有伤于自己的硬东西，而要在那些硬东西中间行行动。
这些硬东西不是别的，说的简单一点，也就是两个字：一者是名，一者是利。图名，那就可能会出现两种情况，一种是真做好事，往往忘我地操劳，把自己搞垮。另一种那就是做坏事，做了坏事，没有不结恶果的，到了恶贯满盈之时，那就连命也保不住了。人生在世不仅要做好事不做坏事，而且好事也要自然而然地去做，千万不要刻意，不能沽名钓誉。为了获名而做好事，就像是刀刃能及牛体的硬骨，一样会伤及自身。
对这一点，老子有过忠告，他说：“宠辱若惊，贵大患若身。使为宠辱若惊？宠为下，得之若惊，失之若惊，是谓宠辱若惊。何谓贵大患若身？吾所以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第十三章》）
老子也认为，追求好名声是没有好处的，之所以这样说，原因有二，其一是，想得到好名声，这本身就是将自己放在了低下的地位。自己本来是一个与人平等的，独立的，自然而然的存在者，为什么要刻意让别人赞美呢。让别人去喜爱和赞美也就将自己置于别人从属的地位，故说“宠为下”。其二是，想得到好名声，得到了与得不到，都没有好处。得到了会大喜，得不到就会大悲，无论大喜和大悲，都会失去内心的平静和安宁，都会损害自己的身体。
所以庄子提出“名止于实，义没于适”这样一个境界（《至乐》篇）也就是说，名誉要与实际相符合，善行要与能力相适应，不要勉为其难，刻意去做自己不能做的事情。因为名誉本来就是实际行为的反应，善行只有在自己的能力的范围内才能产生实效。那么对于利益怎么办呢？老子开出的药方，第一是“见素抱朴，少私寡欲”。庄子进一步发挥了老子的思想，讲究纯朴、自然、鄙视奢华，功利。他讲了一个“庄周贷粟于监河侯”的故事（庄子.外物）：庄子家中断了粮，只要斗升之米就可以活下去，监河侯不但答应借谷，而且许诺借给三百两白银，不过有一个前提，就是要等过这一段时间，收了利息之后，这等于许诺，在庄子饿死之后将他变成大富翁。庄子听了十分愤怒，他对监河侯说：我昨天到你这儿来时，半路上看见一条鲫鱼被困在干涸的车辙之中。它向我呼救，对我说只要有斗升之水就可以让它活命，我说：可以呀，我可向吴越之王游说，引长江水来救你。不过这得需要一段时日。鲫鱼忿然说：我离开赖以活命的水，就没有办法活下来。但我只要斗升之水就可以活下去，你却答应一个月后把我放回江河，还不如干脆就把我送到卖鱼干的市场上去好了！你监河侯的这种许诺，与将涸辙之鱼晒成鱼干，卖于市场又有什么区别？
2、“命”与“时”
庄子主张，理想的人格必须要冲破社会的“命”、“时”之限。
我在开头讲了，庄子所处的时代，是一个乱世，那时正是战国中期，是社会大分化、大动**、大变革的时候。另一方面呢，长期的诸侯之间的割据与战争，给国人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孟子形容当时的国家动乱危局，曰“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孟子。离娄上》）。庄子也说，当今之世，被杀死的人尸首一个挨着一个，戴着刑具坐牢的人一个接着一个，遭到毒打的人一个跟着一个（《庄子。在宥》）。这是一个人命朝不保夕的白色恐怖时代。
但这同时又是一个物欲横流的时代。人们疯了一样追逐财富和权力，为了满足自己永不休止的欲求，从来就不择手段。所以也就形成了“无耻者富，多信者显、”“窃钩者诛，窃国者侯”（《庄子。胠箧》）的社会现实。厚颜无耻的人成了富翁，花言巧语的人成了达官显贵。请注意，庄子说的“多信者”并不是指讲信义、信用的人，这里“信”是“言”的意思，“多信者”即那些夸夸其谈的人。你偷一个钩子，可能要被杀头，但是你要是偷了一个国，那好，就轮到你做王侯了。
对社会现实有着切肤之痛的庄子，由此提出了他“命、”“时”观。庄子认为，在现实世界里，“命”似乎以一种内在的必然规律来主宰着人生：“死生、存亡、穷达、贫富、贤与不肖、毁誉、饥渴、寒暑，是事之变，命之行也”。这就好比日夜在我们眼前交替，而我们的智力不能够窥察它从哪里发端。命之行，也实在不可知，只好任之由之，不应该让它来扰乱心性的和顺（《庄子。德充符》）。
庄子认为，“命”的这种必然性是社会多种力量的凝聚、堆积，是一种内在的决定性。那么，必然就会有一种外在的必然因素与它相对应。这种外在的必然因素就是“时”。
在《秋水》一篇中，庄子讲孔子到一个叫作“匡”的侯国（其位置在郑、卫、宋三国之间）去游历，路过宋国时被宋人团团围住，但是孔子依然很快乐，“弦歌不惙”。子路问他：夫子为什么这个时候还如此娱乐？孔子说：来我告诉你，我为自己的贫穷担忧已经很久了，但仍免不了受穷，这是什么？这就是命。我追求自己的通显也已经很久了，但求而不得，这又是为什么？这就是因为时机和时势的问题了。
“当尧、舜而天下无穷人，非知得也；当桀、纣而天下无通人，非失知也。时势适然。”在尧舜那个时代，天下没有穷人，这并非是天下人都是智士，在桀、纣那个时代，天下没有通达之人，这也不是因为天下人都失去了智慧，而是时势所造成的。接下来孔子又说：在水上行船不避蛟龙，是渔夫之勇，在陆地上行走不避凶狠的犀牛和老虎，是猎夫之勇；真刀真枪地打斗而视死若生，是烈士之勇，唯有知穷之有命，知通之有时，临大难而不畏惧，这才是圣人之勇啊。子路呀，你就安心等待吧。
庄子借孔子的话说明了一个什么观点呢？他认为，“命”和“时”都是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人的本性得以充分发挥的因素，并且这种给人生构成困境的因素是不受人力干扰的。“命”既然是社会、自然多种力量的堆积、聚合，“时”便正好是这些力量的展开和显现，它构成了一个时代的政治、经济、道德的诸方面全部的社会环境。那么，最理想的人格设计，就是从“命”与“时”的局限中解脱出来。能做到这一点，才是“圣人之勇”而不是“匹夫之勇。”
怎么能做到这一点，首先要“安时处顺。”有人认为这是庄子提倡“听天由命”的天命观，我不赞成这个说法。庄子讲“安时处顺”，是说要遵从社会和自然发展的规律，不要做盲目的抗争。其次是做到“哀乐不能入”。要超脱自我的哀乐之限。从个人的苦闷情绪中解脱出来。请注意这个“解脱，”一部《庄子》讲什么？讲的就是“解脱”的学问。
怎么才能从个人的哀乐情绪中解脱出来？要知道这个情绪是很可怕的，一个人一辈子像一匹惊马一样追逐着名利，这不是太可怕又太可悲了吗？一辈子被外物役使，却看不到自己的成功，困苦地疲于奔命，却看不到自己的归宿，这不同样太可怕又太可悲了吗？而使自己陷在哀乐的情绪中不能自拔，就更是一件可怕又可悲的事情。
可是，这种哀乐的情绪却是十分不容易从我们的头脑中排解掉的，庄子自己就说“人之生也，与忧俱生”（《庄子。至乐》），谁活在这个世间，不想好好活一回？谁不想拥有富贵、长寿、好名声，谁不想吃香的喝辣的、开奔驰坐宝马，眼晴里看看美色、耳朵里听着宛转的音乐，然而现实却不是这样，有时候甚至连生存都成了问题，能不悲从中来吗？
怎么解脱？庄子给我们支了一个招儿，那就是“放下”。
必须放下！
庄子深知，同时他也告诉人们，如果说天地是一个大熔炉，那么造物主就是一个铁匠，人是什么？人是铁匠从熔炉里用钳子夹出来的那块生铁。庄子说：“吾在于天地之间，犹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在精神世界里逍遥游的庄子，在现实世界里却推崇“安命论。”这矛盾吗？
我们要弄清庄子这放下的本意。
庄子说：“知真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唯有德者能之”（《庄子。德充符》）。又说：“圣人安其所安，不安其所不；众人安其所不安，不安其所安”（《庄子。列御寇》）。意思很明白，这里的“所安”指的是自然和社会的发展规律，“不安”指的是人为因素。有德行的人安于自然，不安于人为。一切遵从自然规律，俗人正好相反，安于人为，不安于自然，总要想方设法改变自然规律，他们不知道这其实是劳而无功的。安于自然，不论遇到什么情况，处于什么境地，都能泰然自若，始终保持内心的平静。安于人为，则情绪就会大起大落，喜怒无常。顺利时踌躇满志、得意忘形，不顺利时则万念俱灰、怨天尤人。
庄子主张“放下，”是说人要能把自我卸下，把哀乐忘却，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只要把那个永不满足的“我”放下了，达到“无心于万物”的境界，心灵才能获得彻底的自由。
3、“外化”与“内化”
庄子在《知北游》篇中，借孔子的口说：“古之人外化而内不化，今之人内化而外不化。”什么叫“外化而内不化”？就是顺应着外界的变化而变化，内心却保持着本来的宁静而不发生变化。庄子说古代的人就是这个样子，不管外面的世界变得多么精采、多么无奈，他可以始终如一地保持着他内心的坚定。而现在的人（指庄子那个时代）则正好相反，他们的内心经常发生变化，却不能适应外界的变化而变化。
为什么能够做到“外化而内不化？”就是因为他的内心是坚强的。用庄子的话说，即“不失己”。也就是顺应自然变化而不失个性、不失人格，不失尊严，不失自我。聪明的人既能安于变化，也能安于不变。这就叫“安时而处顺。”
“外化”是为了尽量不与外部世界产生磨擦、产生矛盾，以兔使自己受到伤害。“内不化”是保持自己清醒的人格，让自己的内心不受外部世界的污染。这是庄子人格设计的两个方面。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外化”是“内不化”的前提，“内不化”是“外化”的目的。两者之间互为因果。
在安时处顺的基础上实现“内不化”的人生追求，达到“哀乐不能入”的精神解脱，是庄子人生哲学的一个重要特色。
“外化”可以泯除人与自然的对立，让人融入自然之中，“内不化”则保持着人格的完整，心无得失祸福之累，自然也就超越了自我哀乐之限。
当然，这“外化”有一个前提，就是“处顺”。关键词就是这个“顺”字。我前边讲过庄子给“真人”制定的标杆：“不逆寡、不雄成、不谋士”，从另一个层面上讲，就是既要顺着少数人，又要顺着大多数人，自己有成就不要妄自尊大，也不要对别人耍阴谋。
怎么去“顺”？庄子《人间世》中讲了一个故事：说鲁国有一个贤士名叫颜阖，他就要去做卫灵公太子的老师了。临走前，他去问卫国的贤大夫蘧伯玉，他说：卫灵公立的这个太子，天性残忍好杀，我去做他的老师，如果没有作为、不讲原则就会危害国家，如果跟他叫真儿我自己就难保全，您说我该怎么办？蘧伯玉说：你问得好。你所应该引起警觉的，就是要谨慎地依从他。怎么依从，就是你要彻头彻尾地变成他的“另一个”。他如果像婴儿一样天真无知，你不妨也学他的样子，像婴儿一样天真无知。他如果不分界限和是非，那么你也一定要不分界限和是非；他如果随心任性，做事不靠谱儿，那你也要随心任性，做事不靠谱儿。总之他怎么着你就怎么着，顺着他来。你的姿态就是大智若愚，大巧若拙，不显山，不露水，逍遥天放，达到了这个境界，别人就难挑你的毛病。如果不这样呢？你见过怒气冲天地伸着两条长臂挡车的螳螂了吗？它只能被车轮碾得粉碎。你没见过人怎么养老虎吗？不敢拿活的小动物喂它，也不敢给它囫囵个儿的东西吃，为什么呢？就是为了避免刺激它的野性。你只能小心地掌控它的饥饱，对它发怒的性情加以引导，使它在可能发怒时而不发怒，虎与人本是异类，可是这么个凶残的畜牲，却能媚顺于养它的人，就是养它的人是顺着它的性子**它的。而那些被老虎伤害的养虎人，他们都犯了一个错误，就是逆了老虎的本性。蘧伯玉又说：爱马的人，用精美的筐子接马拉下的粪蛋蛋，用大蛤壳接马尿，对它侍候的不算不周到了，可是如果正好有一只蚊子或牛虻叮在马屁股上，你拍蚊子、牛虻拍得劲大了或不合时宜，马就会因为发怒而咬断口勒，挣脱肚带笼头之类而逃走。你因为爱它爱的方法不对了，这过分的爱所产生的效果就会适得其反。
当然，这种“外化”首先要做到“内不化，”自己要有十分坚强的内心的定力。
人格的独立在这里是十分重要的，没有人格的独立，内心的坚定，只做到表面上亲附，内心里和顺，仍然会产生祸患，因为亲近太过分了，就容易同流合污，和顺出了格，就等于博取名声。这就离自己的心旨太远了。
有的朋友可能会问：庄子这一套“顺”是积极的人生态度还是消极的人生态度？
有的朋友可能会问：庄子说要顺着大多数人，也要顺着少数人，在大多数人和少数人意见不一致时你这么骑墙如何能保持“内心的坚定？”保持“内不化？”
我说：庄子这一套顺时安命的理论，是有他消极的一面，但我们应该看到，庄子是个始终高扬着生命自由大旗的哲学家，他追求超脱世俗的理想人格，倡扬泯除人与自然的对立，他用超世、顺世的处世方法抗争、软化甚至避开来自社会的压力，他崇尚的实际上是一种无惧、无忧、无求的精神状态。所以他的理论的积极意义是占主导地位的。
同时，庄子的“外化”论也不是对“定命”的盲目顺从，而是积极地改变它的形态，使之附合“内不化”这个大前提。庄子的《大宗师》中讲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一个名叫子舆的人得了一种怪病，什么怪病？鸡胸驼背、背上像倒扣了一口锅，头低得快要把脸藏到肚脐上去了，肩膀反而高于头顶，颈椎则向上，“曲偻发背，上有五管，颐隐于齐，肩高于顶，句赘指天，”人活到这个份儿上，命运算是特别的苛待他了。他自己曾跌跌撞撞地走到井口上照自己的面容，长叹造物主怎么给了他这样一种命运。
他的朋友问他：你厌恶自己的命运吗？子與说：不！我不厌恶。我怎么可以厌恶它呢？假如造物主把我的左臂变成鸡，我就用它来打鸣儿报晓。如果造物主把我的右臂变成弹丸，我就用它来打鸟烧着吃，假如他把我的屁股变成车轮，把我的精神化为马，那就更好了，我就乘车马而行，不必另外驾车了。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这就是古人说的“悬解”吧。而不能自我解脱的人，那是因为他被外物所束缚、缠绕了。况且人和万物不能胜天久矣，从这一点上说，我为什么要厌恶自己的命运呢？！
有些学者把这个故事里的子舆当做一切听凭造物主安排、顺应命运的典型，我则不同意这个观点。正是子舆有着坚强的内心，他才能够坦然接受命运的苛待，而且有了积极的（且带有浪漫色彩的）人生姿态。恰恰相反，这正是庄子树立的一个“外化”而“内不化”的典型。
3、“欲得者咎，无足者祸”
这个观点首先由老子提出，他的意思是天下最大的祸患，莫大于不知足。庄子认为，无私是立身之本，一个人利欲重心，就会迷惑自己的心志。因为利益可以让我们忘却实际存在的危险。
《庄子.山木》中讲了一个故事，庄子曾在一个栗园里游玩，突然从南面飞来一只大鸟，只见这只鸟，翅膀有七尺长，眼睛有一寸大，它擦着庄子的头飞过去却没看见庄子，最后落在栗林之中，庄子感到很奇怪，这是只什么鸟呀，长这么大的翅膀却不远飞，长这么大的眼睛却看不见人？于是拉起衣服，加快脚步，拿着弹弓追过去，想抄个冷子把它打下来。
到了跟前庄子明白了，大鸟之所以睁着大眼看不见人，原来是为了捕食一只螳螂。
而螳螂呢，它的注意力凝聚在不远前一只蝉的身上。
庄子很为感叹，深为它们悲哀，觉的他们太不知道轻重了，为一点蝇头小利，而忘了眼前的危险，由此可见物欲对生命的危害。
《庄子.列御寇》讲了一个故事：有一位宋国人，名叫曹商，他为宋王出使秦国，在他去时宋王给了他几辆车子，到了秦国，正逢秦王高兴，就把他的车子增加到一百辆，回到宋国后他非常得意，就在庄子面前显摆，“像你这样住在穷街陋巷，以编织草鞋为生，生活如此困苦，饿得面黄肌瘦，我是做不到的。一见万乘之主，就得百乘之车，这是我的本事”。庄子说，“有一次秦王得病要召医生，说是能破疮挤脓的赏给一辆车，能为他吮瘘舐痔的赏给五辆车，越是做下贱的事就赏给越多的车子，先生大概是为秦王吮瘘舐痔了吧？否则的话怎么得到这么多车子呢？先生还是快离开这里吧，免得臭气熏着我”。
庄子以为，一个人所以能自力于世，首要的条件是能够自食其力，否则就不配做人。以不正当的手段获取利益，最后的结果一定会引火烧身。
在现实生活中，人们绝大部分烦恼来自欲望的不满足。为了一己私欲，很多人铤而走险，踏上万劫不复的不归之路。
我想，如果贪官们读了《庄子》，他一定会收敛自己的膨胀的欲望。
4、“无用”之用庄子的寓言中，有很多在探讨“无用”之用的问题
《人间世》中的一则寓言说：有一个名字叫石的木匠，他要到齐国去，路过曲辕那个地方时，他看见神社中有一棵栎树，这棵树太大了，它投下的树荫，就可以遮住一千头牛，它的树干有多粗呢？足有十丈之粗。这棵树有多高呢？从山脚下一直突过山顶，好像俯视着整个群山，一直到了七八十丈高才有旁枝。如果取用那棵树的一小部分，就可以造成几十只木船。真是“好大一棵树！”四面八方来看这棵树的人，天天像赶集一样拥挤。但是这位名叫石的木匠路过那里，却连看也不看这棵大树一眼，匆匆忙忙走自己的路。他的徒弟却饱看了一顿，于是追上他的师父，问他说：“我从跟你学艺那天起，还没见过有这么好的木材，可是师傅您呢，连正眼都不瞅一瞅，就走过去了，这是为什么呢？石姓木匠说：你不要说了，那是一棵无用的散木啊，用它做船，就要沉到水下去；用它做棺椁，很快就会腐朽；用它做器具，很快就得拆毁；用它做门户，很快就会出脂油。用它做屋柱，它会生蛀虫。总之用它做什么都不堪大用的。真是一株不材之木啊！它为什么能长得这么高大呢？就是因为它没有用处啊。
这个姓石的木匠回来之后，栎树就托梦给他说：你将以什么样的木头来同我进行比较呢？以那些有用的文木来比我吗？那楂树、梨树、橘树、柚树以及其它果蔬一类的树木，它们的果实一熟，就遭到击打，遭到扭折，于是大枝被折断，小枝受牵扯，这就是因为它们的果子好吃，才伤害了它们的生机。所以不能终其天年而中道夭折。这是因为它们自取打击于世俗的人啊！其它有用的东西，也莫不如此。且我求无处之用已经很久了，几次遭到砍伐，现在才得到这无用之用为我的大用。假使我有用的话，还能得到这样大的结果吗？而且你和我，各为万物中的一物，总归都是物，为什么你这个物又来评论我这个物呢？你这将死的散人啊，你又怎么能知道散木呢？
姓石的木匠醒了，把这个梦告诉他的弟子，他的弟子说：“那树急求无用的话，又何必以为社树而自荣呢？”姓石的木匠说：住嘴！你不要再说了。它是特托神社，使那不知道它的人随便讥评，这是连无用为用的意思也不被人看出来啊。它若不为社树，不早就被人砍伐了吗？况且它之所以保全自己的用意，与众物不同，若以常理来比喻它，不也相差太远了吗？
这个故事很能引发我们的思索。它的重点在栎树托梦那一节。栎树自陈心迹：凡是有用之木，都遭到不幸，或被砍伐，或大枝遭到攀折，小枝被扭曲，然后又推及万物“莫不如是。”从社会角度看，这正喻指有用之人才都难免遭到打击、摧残，甚至夭折的悲惨命运。庄子认为，为了保全自己而不被“中道夭折”，就一定要隐匿自己的才智，你看那棵无用的栎树，它甚至连自己的“无用”也不愿为人所知。有才华的人，尤其要向它学习。庄子为什么要提出这样的观点呢？因为他所处的那个社会是个“邦无道”的社会，在那个人命朝不保夕的社会环境里，“无用”倒不失为一种自保之道。
与这一篇产生内容和思想关联的，是《山木》一篇。开篇庄子现身说法，说他在山中行走，看见有高大的树木，枝叶非常茂盛，可是伐木的人在它旁边都不去砍伐它。庄子问其故，伐木的人回答说：“因为材质不好，没有用处。”庄子就说：“这棵树因为无用，所以能以不材终其天年，享尽老天所赋于它的寿命。”
庄子从山中走出来，到一个朋友家中去，朋友见了庄子很高兴，命童仆杀一只鹅请他。童子问主人：“一只鹅会叫，一只鹅不会叫，杀哪一只吃？”主人说：“杀那只不会叫的好了。”
第二天，庄子的学生问庄子：“昨天，我们看到山中的树木因为无用，而能保全它的寿命，现在，主人的鹅又因为无用而被杀死，请问先生，将何以自处呢？”学生问他老师您自己怎么处世，是坚持有用还是固守无用？
庄子怎么回答？他说：“周将处乎材与不材之间。材与不材之间，似之而非也。故未免乎累。”意思是什么呢？他说他将处身于有用和无用之间，处于有用和无用的一个中间状态，对于处世之道有些近似，却不是正道，所以还不能免于物累。若心怀道德以处世，就不必论有用和无用了。这样，既没有荣誉，也没有毁辱，或如神龙显现，或如虫蛇隐伏，随时变化，不要执一而行。或曲或伸，以和为量，寄身于未曾有物之先，主宰物而又不被物所捆绑，又怎么能受物的牵累呢？这是神农和黄帝处世的法则啊。至于万物的情伪和人类的转变就不是这样。有会合就有分离，有成功就有毁坏，清廉的就受挫折，尊贵的就遭物议，有作为的就要亏败，贤人遭人谋害，愚人受人欺诈，怎能必免于物累呢？可叹啊。学生们，你们要记着，处世要想免除物累，只有归向道德了。
庄子在这个故事中进一步强化了“直木先伐、甘井先竭”这个道理。有的朋友可能要提出批评，说庄子的思想太消极了，太缺乏抗争精神了，这与我们提倡的积极进取的人生观是两条道上跑的车。我说，您批评得有道理，但我刚才已经说过，庄子这些话，是针对他当世的社会大环境而言的，当社会的斗争形势使抗争者的抗争变得不过是以卵击石，则庄子的“无用”之道，就不但不是消极的，而且是一种极高明的保护人才之道。
如果我们在文本上多下一些功夫，我们会看出，庄子所说的山木的“不材”和鹅的“不材”是两个层面上的“不材”。它们是有着不同的寓意的。前者是指真正有材，而能超越对“材”的认知，是大智若愚的“不材”。后者是指真正不材，以致愚不可及而被宰杀。大家想一想是不是这样。那一棵高大的山木，全是凭着自己的生存智慧（它甚至连自己的“无用”也隐藏着不示世人）才活下来，而那只不会叫的鹅呢，它天性就是愚钝的。这个寓言的核心问题就是“有用”和“无用”的辩正关系。这是第一个层面。
另外，我们如果从非直接实用的角度观察，庄子所倡导的“无用，”并认为“无用”为“大用”，其中包含着解除物蔽、物累以达到心灵自由的意义。也正是在这一点上，才可以说“无用”为“大用。”
我们返回来再看《逍遥游》中庄子和惠子关于“有用”和“无用”问题的争辩。
惠子姓惠名施，宋人，是梁惠王的丞相。他是战国时代的名家，与庄子是好朋友。《庄子》这部书里，多次写到他与庄子的论辩。这一回，惠子对庄子说：“梁惠王赠给我一粒葫芦的种子，我把它种在地里，后来结成很大很大的葫芦，单只是它的种子，就有五石之多，我用那葫芦盛水，它虚脆不结实，我就把它做成了瓢，它又平浅盛不下多少东西。接说，它并非不虚而大，但是我因它大而无用，又将它打碎了。”
庄子怎么说呢？他说“老先生啊，你实在是不懂得用大东西啊。我说一个故事你听。宋国有那么一户人家，善于制造不皲手的药，因此世世代代得以靠洗衣为生。有个人听说这事，就想用百斤金子来买他的药方，于是这个宋国人就召开家族会议，商量卖不卖药方。他说‘我们祖辈以洗衣为生，所得也不过数金，今天我们把这个药方卖了，就可以得到百金，我看还是卖给他吧。’家里人没有提出反对意见，就把药方卖掉了。那人得到这药方，就去游说吴王。适逢越国有难，吴王趁此机会，就让那人带兵去攻打越国。那时正是冬天，而又与越国水战，就靠这不皲手的药，大败越国的军队。归来后，吴王重重赏了那人，封给他很多土地。你想想看，能不皲手的药是一样的，在洗衣专业户那里，仍不能让他摆脱贫困，可一到了买药方的人手里，竟让他得以受到大分封。这里有什么问题呢？就是用药的人素质不一样了。现在您有了能容五石大的瓢，为什么不把它捆在腰上，而浮游于江湖呢。你还在这里忧愁它平浅盛不下东西，你也未免太固执了。你的心也太不通达了。”
惠子执着的是什么呢？是“有用之用。”庄子则一无执着，是“因物为用。”所以说惠子是“拙于用大”的。
惠子当然也是从“有用”的角度去分析、利用这只大葫芦，他先是把整个的葫芦剖开为瓢，由瓢又击成碎片，他是以有为的态度，去寻求大葫芦的适用因素，结果却归之于无用。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结果呢？因为惠子心里先有了成见：葫芦是用来做瓢的，做不成瓢，就等于无用。而庄子呢？他是循着物的本性，顺着自然的变化而变化的。一只做不成瓢的大葫芦，却可以做成葫芦舟，利用它去浮游于江湖，那么这只做成葫芦舟的大葫芦，它的用处比做成一只瓢当然更合适也更大一些。按照庄子的这个观点去想问题，这个世界上没有一种东西是真正“无用”的，只不过需要人们“发现”的眼睛。那些看起来“无用”的东西，合理地利用起来就可以当“大用。”
什么是伟人，伟人就是“为常人所不能为者”。一般人无法完成的伟业，他完成了，就是伟人。什么是智者？“见常人所不见者”就是智者。庄子不是伟人，但他是一个了不起的智者。
从奇妙的事物、神奇的地方获得新的发现，是令人钦佩的，但是真正难能可贵的，是从平常之物、甚至遗弃之物中发现大道理，发掘出有价值的东西。这些我们司空见惯的事物、这些被我们当成“无用”的垃圾的废弃之物是大量的，它们看起来毫无值得珍惜之处，但是你如果有一双慧眼，就会在一片乱石之处看到下面的活水。如果没有这双慧眼，你看到的就只有一滩乱石。这就是“愚者见石，智者见泉”的道理。
这里举个例子，我的老家黄骅那地方过去很穷，土地是大片大片的盐碱滩，一年四季刮着大西北风，可现在看呢，大片大片的盐碱滩和一年四季不停刮的西北风都是可以当“大用”的资源。盐碱滩长不出粮食，但可以长出工厂，在全国土地资源紧缺的形势下黄骅的盐碱滩就是宝贝疙瘩。那么西北风呢？谁也没想到它也是个好东西。过去的年代人们把挨饿说成“喝西北风”，西北风当然是不能吃也不能喝的。现在不一样了，黄骅、海兴一带要建风力发电站，搞风电，最基本的资源是什么？就是西北风呀，没西北风不成。你看，过去人们认为“无用”的东西现在却有了“大用”。一个更直观的例子是，垃圾是无用的东西吧？但是利用垃圾发电，垃圾就有了“大用”。
把这个观点返回来用到人才的利用上也是一样。我们应该走出一个误区，那就是认为只有从名牌高校出来的人才是“人才”，名牌高校是出人才的地方，这不假，但并不是所有的人才都要经过名牌大学这道门坎。在我们周围处处时时都会有这样的例子：你自己的同学、你邻居的孩子，在上学时可能成绩一直不好，考试老坐“红椅子”。可是再过若干年你看，那个经常抄你作业的差等生却成了某一方面的风云人物，你邻居家那个经常让他娘老子揍屁股的“鼻涕虫”也成了一个人们都尊重的人物。
经常有农村的业余作者到我家里来，让我看他们写出的作品，这些朋友应该说都很努力，过着最贫困的日子，就像颜回那样，一箪食一瓢饮而不改其乐。但他们中有的确实不是当作家的材料。我被他们对文学的虔诚感动着，不忍心给他们泼冷水，可又明知他们在文学这条小道挤不会有什么出息，所以我很痛苦，很矛盾。我夫人倒是对这个问题看得开，这些朋友来了，她会买上一大包东西，然后给人家带上一大包衣物，然后直截了当地告诉他：我觉得你把所有的精力和时间投到这上头会误事，你得先考虑生存问题。文学作为你的爱好没什么不可以，但你想把它作为职业路子就偏了。你还是想想找一件合适你的事先做起来，这个忙你何老师肯定也会帮。
后来，他们中果然就有人成了小老板，开上自己的车来看我，不说感谢我，先感谢我夫人。
同样，没有真正“没用”的人，或者说他的“无用”只是暂时没有找到“大用”的平台而已。对一个领导来说，在座的大大小小都是领导，你们应该树立一个观念，没有哪一个下属是“无用”之人，只是你还没有发现他发挥“大用”的条件。
总之，庄子的“无用之用”是一个大课题，值得我们下功夫去研究。
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问：您上次讲到中华人文精神，基本上是以儒家思想为主的。儒家文化的基调是进取的、积极的、入世的，而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思想却是消极的，或者说是退避的、出世的，请问它们在哪些方面能够共同构成中华民族的人文精神？
答：这是个很有深度的问题。儒家思想中所体现的社会责任感、积极进取的用世精神我在上一讲（按：指《中华人文精神》）中已经说到了很多，不再重复了。这里只谈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实际上道家思想被认为是消极的、退避的、出世的这一类的看法早就有过。最突出的是林语堂先生，他在《吾国与吾民》中批评道家的人生观是消极遁世的。他指出：“孔子之对待人生的眼光是积极的，而道家的眼光则是消极的。”他又在《中国人之聪明》中说老庄哲学是“老奸巨滑之哲学”，认为老庄教人退而守愚、藏拙以全其身，看破一切，致使中国文明由动转为静，主退、主守、主安分、主适中，而成为重持久不重进取、重和让不重战争之文明。在林语堂先生看来道家思想几乎就成了民族进步的一种反动力。道家哲学中有消极的一面，但其主调却不是消极的，更不是“老奸巨滑。”道家的直觉思维没有儒家的理性思维那么慎密，但是却可以纯化人们的思想，将人们引向追求超现实的终极目标。道家思想与儒家思想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精神的主干。它同样也体现了人类文明的最高智慧，同样是中华民族珍贵的精神不动产。
这首先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儒家和道家都塑造了尚中贵和、勤俭朴实、谨慎谦虚、和平温厚的民族性格。第二是道家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顺应自然的行为原则、抱朴守真的人格追求、淡泊廉俭的人生态度、慈让少私的处世之道等等都与儒家思想殊途而同归地成为中华人文精神的有机组合。第三是道家思想与儒家思想在很大的层面上可以形成互补、互动。这个问题怎么讲？北大王博教授说过一句话我很赞同，他说儒家培养的是“实心人”，而道家培养的是“虚心人”。什么叫“实心人”？用咱沧州老乡纪晓岚的话说就是“以实心励实行，以实学求实用。”什么叫“虚心”？我的理解是“虚静空明之心，”也就是我前面讲过的“心斋。”虚心不是“空心。”恰恰相反，它的容量会因为虚而有更大的包容空间。儒家的“实”与道家的“虚”如果能形成互补、互动，那我们才会有一颗涵纳天下万物又不失其真的“妙明本心。”这仅是顺手举了一个例子，因为时间关系不能展开说了，这是一个很大的话题。
问：您刚才讲了“无用”和“大用”的问题，我想知道庄子的思想对于今天的我们“有用”吗？
答：首先要正确理解这个“用”字，庄子所倡导和追求的“无用”之大用，实际上是他努力倡导和追求的一种精神生活。这种理想的精神生活，不是轻而易举得来的，同样要经过艰苦卓绝的修炼功夫。是在解除“物蔽、”“物累”后所达到的“天人合一”的境界。您这么理解这个“用”字，会发现庄子虽然与我们隔了两千多年，但实际上他就在我们身边。
前些日子我的一个朋友很郁闷，郁闷得吃不下饭睡不好觉。我说：你读读庄子吧。他说：没用，谁也帮不了我。我说：你试试看，反正你这些日子失眠，就当给你催眠。我就顺手给他从书架上拿了一本《庄子浅注》，开头我向你们推荐的书目里有这本书。一个星期后这个朋友要请我喝酒。我问他怎么样？他说：不知道该感谢你还是感谢庄子，反正我不郁闷了。
我说：为什么不郁闷了？他说：读了《庄子》我把世事看破了。我说：你又错了。他说：为什么？我现在真的不郁闷了。我说：你误读了庄子，庄子不是让你把世事看破，而是让你把世事看透。我早就讲过这个观点，凡事看透别看破，看破和看透在本质上是不一样的。薛泽通先生著《论语的领导艺术》引用了我这句话。我对朋友说：看透了你读懂了庄子，看破了你读歪了庄子。
为什么这么说？庄子告诉我们的是一种生存的智慧，这种生存智慧的核心就是大生命的放犷与逍遥。人生有许多无奈，有许多“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有许多困惑，任何一个时代的人都会有无奈、困惑和“不能承受之轻”，所以任何一个时代我们都需要庄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