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非卡港，关于中国事项之决议有二。请分别言之：
一、增强空浑攻击，攻击目标，为在华日军之交通线与日本本土，但因空运不足供应增加之空军，故此决议迄今未获实行……但今在其陪都感受到敌人威胁之际，美空军助我陆军作战，助我轰敌之交通线，逐见迫切之需要，故蒋委员长提议，欲将6,7,8三个月之中印空运，少数拨归美空军供应之用，使陈纳德之计划，得以实现。
二、决定反攻缅甸，卡港决议之内容，系以中英美海陆空军联合作战夺取仰光，收复缅甸，打通滇缅路线……英美政府已向世界正式声明，将于本年收库缅甸，故今日如果尚有放弃收复缅甸，或只攻北缅之计划，则中国人民将责英美背信违约，而无使用武力遥使日本投降之决议。……
史迪威批评委员长无一定之战略，诸君应知蒋委员长与世界有名军事家合作，并非初次.一均曾服从过委员长之指示，如谓吾人遵从委员长指示为错误，则世界上之错误，将不限于吾人。
蒋委员长负有中国战区安危之责任，吾侨不应对其决定有所怀疑，如有怀疑，吾人须自忖能否担起中国战区安危之责任。
开始，史迪威听着宋子文的发言深感痛快，似在为收复缅甸案慷慨陈言，但随着宋子文的发言推展，方知是在为陈纳德的“空中战略”竭力辩护；最后，大出史迪威所料的是，宋子文站在蒋介石的立场上对他发动攻击，等于在英美两国元首的面前揭他的“短”，因而他当场极不策略地又攻击了蒋介石的为政与用兵之道。
史迪威如此不懂政治策略必然得罪罗斯福总统。对此，霍普金斯曾对宋子文说过如下这段话：“经过此番争执，史迪威当知总统如何敬重蒋委员长，伊虽有史汀生马歇尔之后盾，仍不能稍称总统之意志。回任之后，当不敢如前之骄纵，万一再生纠纷，蒋委员长一电相告，即可更调。”
事实也是如此，罗斯福更调史迪威的决心又坚定了一步。
史迪威在华盛顿期间握度了他人生旅途中最悲哀的时刻，但也有一些事情令他开心。例如：
在美国访问的蒋夫人宋美龄女士“有点傲慢地”拒绝了丘吉尔要求在华盛顿会晤的邀请。
史迪威除去对宋美龄表示敬意之外也禁不住地开心道：“英国佬也有令天啊！……”
丘吉尔在约见史迪威时，完全同意史关于印度战区缺乏活力的意见，而且实际上早已决定撤换韦唯尔和他手下的高级指挥人员了。
史迪威通过这次会见丘吉尔终于明白了这样一个道理：欲达到目的，绕开最高领导人是不行的，和最高领导人“顶牛”只会得到失败。
史迪威发现美国人并不知道中国的真实情况，只是被宋美龄动人的讲演，艾尔索普等人的片面宣传误导了。他认为自己有责任把中国的真实情况告诉美国人，遂通过他的“内阁国务卿”戴维斯的安排，（华盛顿邮报》的发行人尤金.迈耶专门为史迪威举行了一个有七八名著名记者陪同的宴会；宴会之后，又来了二十多位听讲的客人。面对一群专心聆听的听众，史迪威口若悬河。他在坦率地论述了他所面临的形势之后，又请戴维斯从政治方面对形势作了说明。大约从这次宴会以后，报上开始出现关于中国的意见不同的报道。
通过这件事，史迪威开始认识到了新闻媒体的作用。为此，他回到中国以后几次派戴维斯回国，继续对关于中国情况的报道加以引导。
陈纳德在“三叉戟会议”上的形象，与史迪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自始至终头上罩着传奇英雄的光环，耳边回响着风格迥异的赞美声。“陈纳德离美前夕，罗斯福特约长谈，许其直接上书报告军事。”此举堪称是给光彩照人的陈纳德锦上添花，使其同僚发出这样的啃叹：“陈纳德打赢了这一仗，但他还未彻底打赢同史迪威和马歇尔的仗。”
史迪威历经“三叉戟会议”之后，深知自己在华地位大大地削弱了。但不知是出于责任感，还是为了证明自己的正确，或者两者兼有，他都没有表示过他曾考虑不回中国。他的基本想法是：集中全力整训中国军队，待陈纳德的“空军战略”失败之后，他再率部收复缅甸。换言之，他真的不想再和蒋介石、陈纳德争个你长我短了！
史迪威回到中国以后，很快发现加大驼峰运输量是以利多公路建设中的损失为代价的。因为大量的推土机、卡车、平路机、铁锨以及人力都被调拨过来修建阿萨姆机场，想要给留在筑路段上的人员运输补给品的一切努力都因雨季而受阻。不久，各种各样的困难清楚地表明，公路和驼峰空运线加在一起，既不足以保证运输线本身的需要，又不能为中国扩大空中作战行动运送足够的油料。运送一吨物资到中国竟需要消耗一吨汽油！更令史迪威头疼的是，随着美国军人的增加和租借物资的增多，各种意想不到的矛盾突现出来。请看如下史实：
在中国的美国人享受不到他们喝惯了的啤酒和军中消费合作社出售的商品……他们对周围的贫困和肮脏感到厌恶，……普通中国人都觉得美国人愚蠢**、粗野、可憎可哪、常是凶残而堕落的。
租借物资一次又一次地促使双方互相憎恶和嫌隙。在昆明的黑市上，租借物资从药品到半吨卡车，样样都可买到.一在中缅印战区，美国人捞起油水来手伸得毫不比别人短。美国空军、陆军、红十字会和文职人员走私黄金、磺胺药物、外币、香烟、口香糖和军中消费合作社的供应物资等……其中最出名的是第十四航空队的“鲍德尔罗事件”。这个地方本来是用来从中国南方迷人的城市桂林和从印度越过驼峰偷运少女的，后来也成了走私的中心。这件事一报告上去，史迪威就不得不采取正式行动了..一结果证明此事与陈纳德有关―不仅仅是知道而已。这样，就更进一步造成了恶感。
而这种“恶感”不但加剧了史迪威和陈纳德的个人矛盾，而且通过不同的渠道反映到了华盛顿，促使白宫决策圈中的矛盾也随之更加激化。
史迪威是一位疾恶如仇的人，他不想以失败者的姿态去征询蒋介石如何落实“三叉戟会议”一致通过的文件；蒋介石也是一位“一山难容二虎”的独裁者。尤其当获悉罗斯福总统有意更调史迪威的意向之后，他就更不把这位美国派来的参谋长放在眼里。另外，在玩弄权谋方面，史迪威和蒋介石相比较永远是个失败者。蒋介石非常清楚史迪威时下的“安然待命”是一种无声抗议的姿态，只要稍许从旁点上一把火，史迪威还会暴躁起来，而且一定还会作出越礼的事情。到那时，再状告华盛顿，史迪威就会吃不了兜着走了！因此，蒋介石也有意闭口不谈“三叉戟会议”通过的文件。
史迪威果真中计了！开始，他认为罗斯福支持陈纳德削弱了他的影响，使蒋介石更加坚定了既不打也不改的政策。但是，当他等了两周之后，发现连何应钦这等人物都不知道“三叉戟会议”的决定，他就再也忍不下去了，盛怒之下，试图把Y军的武器调拨到抗日前线湖北去用。这不仅触怒了蒋介石，而且连他欣赏的将军陈诚也拒绝执行他的命令，一时弄得他下不了台。
马歇尔将军是史迪威在华政策的后台.但他作为总统战略问题顾问、美军参谋长又不能违拗罗斯福在“三叉戟会议”上作出的决定，内心的愤怒是可想而知的。面对这样的政治局面，唯一的选择就是设法调和史迪威与蒋介石的矛盾，使得史迪威免遭恶运。为此，他想到了早已作出决定但仍未授于蒋介石荣誉军团勋章的事来。他认为由史迪威给蒋介石授勋，会对外界造成蒋史已经修复恶痕的效果。为防蒋、史节外生枝，遂以命令通知：“史迪威于7月7日（中国全面抗战六周年纪念日）代表美国政府为蒋介石委员长授勋。”
史迪威并不领马歇尔的情，他依然提出“蒋介石没资格得荣誉军团勋章”的意见。而蒋介石呢，“大概是对要从史迪威手上接受勋章感到不愉快，建议由信使给他授勋。史迪威回过头来认为蒋提出这个要求是对美国能够授予一个外国人的最高荣誉的侮辱”。幸好马歇尔将军有先见之明，以命令迫使蒋、史二人收回己见，授勋仅式按计划于7月7日举行了。
蒋介石是最善于玩弄授勋这一套把戏的人，知道美国人为他授勋的真实意图。他为了给罗斯福总统点面子，或日不枉费这番苦心，于7月12日签署了同意参加缅甸战役的文本和命令。
史迪威并不清楚蒋介石如此而为的目的。在他的心目中只要同意收复缅甸就是一切。所以他把7月12日称为大喜的口子。为表示此时此刻喜悦的心情，按照他的习惯又在“大喜之日”四个字下面划了四个黑点。
在此前后，丘吉尔首相借明升暗降的手段更调充满失败情绪的韦唯尔任驻印度总督，由英国驻北非第八军前任军长克劳德.奥金莱克将军接任印度战区司令。这对史迪威而言无疑又是一个喜讯。他想当然地认为奥金莱克将军一定比韦唯尔更富朝气，并会同意收复缅甸的战役。但很快他就又失望了，因他发现丘吉尔只不过作了一件“换汤不换药”的事罢了。
随着欧洲战局的急骤发展，丘吉尔和罗斯福于8月初相聚加拿大的魁北克，史称“魁北克会议”。会上除解决盟国在北法登陆等事之外，自然又议到了中国战区以及缅甸、东南亚诸国的军事态势。英美两国依然是各持己见，互不相让。
诚如戴维斯为史迪威所作的分析那样：英国想恢复它的一等强国的地位的话，重新获取他们在东南亚的权益是极其重要的。可是，美国在印度和缅甸的存在使英国很难堪，但又不得不忍耐，他们的目标是“建立合伙关系，然后再在这个关系中取得领导地位……使我们顺从他们的政策和行动。”为此，英国提出建立独立于印度战区和中国战区之外的东南亚司令部，并得到了罗斯福的认同。就这样，在“魁北克会议”上一致同意任命漂亮英俊、富有骑士风度，使人愉快的英国海军中将路易.蒙巴顿勋爵为东南亚盟军最高司令。而史迪威任东南亚盟军最高副司令，同时保留其他职务。
蒋介石早就听说：罗斯福总统为实现中国成为战后世界秩序的第四块基石，建议在当年晚些时候同蒋介石举行一次会议。而这又恰恰是蒋介石所企盼的。遗憾的是“魁北克会议”又未被邀出席，使其自尊心再次受到刺激。
史迪威不自觉地卷入蒋、宋、孔三大家族的权力之争，险些被“召回”美国；开罗会议后，蒋介石圆了世界四大巨头的梦；史迪威思忖：“我将如何与他共事呢？”
也就是在这期间，史迪威可以说是稀里糊涂地参预了蒋、孔、宋三大家族内部的夺权之争，险些被蒋介石打发回美国去。
宋美龄访美归来，获悉兄长宋子文利用各种关系，巧立各种名目，把大宗援华物资窃为己有。这又使得视财如命的孔祥熙垂涎欲滴，在设法保住自己权位的同时，从宋子文的口中夺过援华物资这块肥肉。就这样，在宋蔼龄的导演下，宋蔼龄和宋美龄结成了反对宋子文的联盟。
在宋美龄看来，援华物资不仅是宋子文的捞钱财源，而且也是他政治上的最大筹码。涸为他从美国捞得更多的援华物资的同时，也为自己捞得了更多的金钱和更多的政治资本。为了达到这名利双收的目的，宋子文必须搬掉控制援华物资分配权的史迪威。这就使得宋家两姐妹想到了和史迪威结盟，共同反对宋子文。
事有凑巧，宋子文突然回到了山城重庆，除当面向蒋介石报告中国的密码已被日军破译之外，还表功说：他已经和罗斯福总统谈过史迪威的问题，总统是赞成调离的，只是马歇尔作梗未能如愿。
史迪威做梦也不曾想到是宋子文反对他，可见史迪威的政治嗅觉是何等的迟钝！
史迪威在与宋氏两姐妹结盟之后，遂产生了一种憧憬式的自我满足，并带着这种憧憬式的自我满足飞赴印度和蒙巴顿晤谈。仅仅一个星期后，史迪威于10月5日回到重庆，立即发现自己成了众矢之的。史迪威从刚刚到达重庆的萨默维尔将军那里得到正式通知：“大元帅说我必须解除职务，原因是我失去了部队的信任。”同时还转告了宋子文的意见：“史迪威同中国军队的关系极坏，他被任命为盟军最高司令部副司令之职将会产生灾难性的、无可挽回的结果。”并郑重地声明：“罗斯福总统已经同意召回史迪威。”
史迪威听后怔住了。他仍然没有想到颇具英美绅士派头的宋子文为了夺孔门大权，进而慑取更大的权力把他当作了牺牲的祭品。
史迪威在其后的两天中完全沉浸于个人失败的抑郁中，因为他深信百己的使命已经结束了，余下的时间就是打点行囊，办移交手续，灰溜溜地告别山城重庆。
恰在这时，蒙巴顿飞到了重庆，他赶到史迪威的住处，一见面就开门见山地说了这句话：“如果你还想要你的职务，我去替你要回来。”
史迪威不相信蒙巴顿有此回天之力，他遵照中国“好自为之”的训导从门口向屋里退了一步，有点诚惶诚恐地说了这句话：“不要让别人看见你同我握手，这对你没有什么好处。”
蒙巴顿是英王的表兄弟，自小就有着高贵的血统和品格。而今，他是盟军东南亚战区的总司令，有着和蒋介石中国战区总司令的相同职衔。他没有在意史迪威的提醒，而是趋步向前，紧紧拥抱了史迪威：“放心，我一定为你把职务要回来。”
蒙巴顿告别史迪威之后，并没有直接去拜会蒋介石，更没有为史迪威说情，而是通过萨默维尔将军向蒋介石传话：“如果指挥中国部队近两年之久的人被调走，他将无法执行使用这些部队的计划。”
蒋介石自然明白蒙巴顿讲这番话的寓意：调走史迪威是不能接受的，否则未来盟国在缅甸以及东南亚的战役中蒋介石的军队将被拒绝参加。结果，中国等于被排除在盟国之外，蒋介石想当世界级领袖的美梦也随之化为泡影，得失相较，蒋介石难下决心，遂陷入了进退维谷之中。
也就是在这当口，以软磨硬泡抵制史迪威战略计划的军政部长何应钦看到了这次突然驱史的本质―亲美的宋子文欲将取孔祥熙而代之。果如斯，他这个以亲日出名的军政部长必将让位于亲蒋名将陈诚，他在军界第二把交椅的权位和势力将逐渐削弱并终将消失。为此，他一反常态转而为史迪威说好话，坚决反对在此时此刻调走史迪威。
自然，调走史迪威的最大受害者是四大家族中的孔门了。古话说得好：在王冠面前是没有亲兄热弟之分的。孔祥熙为确保自己手中的权力，从而向蒋介石施加影响，请求收回成命。同时，积极策动夺宋子文手中握有的租借物资大权的宋霭龄一见祸起箫墙，遂又通过小妹宋美龄向蒋介石摊牌：宋子文赞成搞掉史迪威的真正动机是控制租借物资。另外，在美国人的眼中，宋子文是当代中国的明治，他“希望建立起一个权力基础，并从这个基础出发把他的妹夫（蒋介石）排斥掉，消除政府的反动成分，建立起一个能领导中国实现现代化的政府”。最后，宋美龄十分动情地对蒋介石说：“大令！TV是我的兄长，但我坚决反对他想慑取最高权力的野心。”
宋霭龄在幕后导演，宋美龄在台前表演的这幕戏剧获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这是因为她们姐妹说到了蒋介右最为关注的要害―政权。是借逼走史迪威捧红宋子文呢？还是借故暂时留下史迪威冷淡宋子文呢？毫无疑问，蒋介石想的一定是后者。然而如何转弯变向才不失所谓的“君子一言，驯马难追”的面子呢？蒋介石陷入了难堪的处境。
宋霭龄又轻易地导演了一幕请蒋介石下台阶的好戏。对此，史迪威一无所知，却客观地在日记中作了如下的记述：
梅（宋美龄）在八点打来电话，埃拉（宋霭龄）也在她那里。她们是一对战士，不错，埃拉说仍有个转败为胜的机会。我不愿介入，平静地对她们说我不想呆在不受欢迎的地方。她们开口谈起“中国”和职责等来，要我大度一些，坚持一下.、埃拉说如果我们闯过了这件事，我的地位就会比以前更为稳固。“你的星正在升起”。她们想代我去见蒋，对他说我只有一个目标即中国的利益，假如我犯了错误，那也是由于误解而非有意，我准备好了要充分合作。我犹豫了好大一会儿时间，但她们竭力坚持，我最终点了头。梅说，那我们马上就去做。“花生米”改变了立场，演起了戏，竭力显得态度和解。他说了两点：(1)我应明白总司令和参谋长的职责。(2)我应避免任何优越感。这全是废话，但我有礼貌地恭听着。蒋介石说，在此条件下我们可以和谐地再次继续工作。
风雨过后是晴天。蒋介石和史迪威之间出现了空前和谐相处的阶段。从此，史迪威成了蒋介石家的座上客，宋美龄按照中国人的称谓习惯亲切地叫他“乔大叔”，蒋介石对会见史迪威感到十分满意，“不仅是愉快，甚至是幸福的”，使得受宠若惊的史迪威不得不发出这样的自问：“天啊！这是怎么回事？这是次联谊会，还是他发了疯？”
这时的蒋介石比任何时候都清醒，因为他需要史迪威的直接帮助。
也就是在这期间，美英苏三国外长在莫斯科举行会议，对是否承认中国为大国发生了争论。“尽管苏联人固执地反对，美国还是坚持并最终使中国成为四强宣言的签署国之一……这样，蒋介石终于被公认可以与丘吉尔、罗斯福和斯大林平起平坐。当他出现在开罗的时候，他的地位方为世界所瞩目。他之所以对史迪威变得如此亲昵，是因为他需要史迪威在英美参谋长联席会议面前，承担起军事策划和后勤保障的重任，这一任务是中国参谋部所不能胜任的。”因此，蒋介石首次礼贤下士地对史迪威发出热情的邀清：“你是我的参谋长，一定要陪我出席即将召开的开罗会议。”
史迪威就是这样一个不计前嫌，又从不以“小人”之心度人的美国正统军人‘加之，罗斯福的私人使者帕特里.赫尔利准将来到重庆，在安排蒋介石出席开罗会议的最后细节的同时，告诉了他许多感兴趣事情。尤其他听说在美国，人们把他誉为‘.中国的救星”。因此；他视赫尔利的到来是“吹来的一阵清风，真正的美国人。”
蒋介石获悉斯大林借口苏联未对日宣战，不赞成在开罗召开四强会议以后，他认为这是斯大林有意蔑视他，不想和他会见。“为了维护自己的尊严，他要求罗斯福在会见斯大林之前必须先会见他。结果是这样安排的：在开罗与蒋介石会晤之后，罗斯福和丘吉尔一起前往紧靠苏联边界的伊朗首都德黑兰与斯大林进行会晤。”
从某种意义上说，开罗会议是魁北克会议讨论亚洲战场作战计划的继续。因而，以往的中、美、英三国之间的战略分歧，也必然带到开罗会议上来。所不同的是，罗斯福和丘吉尔第一次和蒋介石面对面地打交道，从而领略了这位中国领导人的外交手段和政治策略。
开罗会议住址设在华丽的米纳大厦饭店里，与会者可以依窗凭吊雄伟的金字塔。在人类最古老的文化大地上讨论现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趋向，这本身就是历史和现实最好的承袭以及最富有的文明折射，因而也必然会引起时人与后人更为凝重的沉思。
罗斯福依然是开罗会议的主角。他不顾马歇尔和史迪威等人的反对，以强烈的反殖民主义观念和丘吉尔讨价还价，终于通过了如下（开罗宣言》：
三国军事方面人员，关于今后对日作战计划，已获得一致的意见，我三大盟国决心以松弛之压力，从海、陆、空诸方面加诸敌人。此项压力已在增长之中。
我三大盟国此次进行战争之目的，在于制止及惩罚日本之侵略。三国决不为自身图利，亦无拓展领土之意。三国之宗旨，在剥夺日本自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以后在太平洋所夺得或占领之一切岛屿，在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满洲、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国。日本亦将被逐出于其以武力或贪欲所攫取之所有土地，我三大盟国转念朝鲜人民所受之奴隶待遇，决定在相当期间，使朝鲜自由独立。
我三大盟国袍定上述之各项目标，并与其他对日作战之联合国家目标一致，将坚持进行为获得日本无条件投降所必要之重大的长期作战。
《开罗宣言》是罗斯福的胜利，也是蒋介石的胜利。但是，在罗斯福和蒋介石及夫人的会谈中，“大连和其他俄国租借地；香港及其与英国的关系；以及共产党的间题”等等，因涉及到英国和苏联，都议而未决，甚至连会议记录都未留下来。这说明了罗斯福的“聪明”―决不因满足中国利益而获罪于其他盟国。
随着太平洋战场顺利的转化，美国人控制的岛屿和航空母舰的数量的增多，使其有可能取代中国大陆作为攻克日本本土的基地。此外，随着欧洲战场的结束，盟国还可以利用苏联的空军基地向日本本土发动攻击。简而言之，中国在实现太平洋战略目标的过程中的重要地位降低了。
开罗会议之后，英美军界以及史学家对蒋介石颇多讥讽和贬滴。综其所言为：一是说蒋介石胃口太大，再是说蒋介石于军事之道一窍不通。公平而论，为什么丘吉尔重欧轻亚，尤其在开罗会议上为使“霸王”计划顺利实施，迫使罗斯福暂缓收复缅甸计划而不受指责呢？再者，既然美国在亚洲战场上的既定方针是：美国出钱、出军火，中国出人，蒋介石强调军援一定到位又有什么不对呢？由此可见：国弱受欺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史迪威亲耳听到了英美将领对蒋介石不友好的评语，也目睹了罗斯福和丘吉尔对蒋介石的真实态度，他为自己未来在中国战区的地位着想，遂于11月25日感恩节的下午，在马歇尔的陪同下觑见罗斯福。他向总统陈述了要求派美国军队前往中国和由美国人指挥中国战场的理由。他希望自己拥有人事权、行政权、对美国军队的指挥权、对中美联合部队的指挥权、保留对已经增加了一个军的X军的指挥权的“前敌参谋长”。由于罗斯福怕由此而引出新的政治问题，遂采取顾左右而言他的办法拒绝作正面答复。给史迪威的印象是：“罗斯福对此不感兴趣。”
开罗会议之后，中国挤入世界四强，蒋介石也圆了世界四大巨头的梦，遂偕夫人宋美龄带着胜利和遗憾告别了开罗。但是，史迪威却禁不住地暗自说：“我将如何与他共事呢？……”
史迪威认为“中国问题的药方是除掉蒋介石”；受文迪威指挥的美国观察小组赴延安；在对待蒋介石的看法上，史迪威惑叹毛泽东与自己“英雄所见略同”；史迪威中了蒋介石一石二乌的圈套
在史迪威的心目中，蒋介石是一位“酋长”、“君主”，是四十年代中国的皇帝。他曾不止一次地把蒋家王朝和德国希特勒的第三帝国加以比较，并得出了“何其相似”的结论。他认为德国的“纳粹制度―由盖世太保支撑的一党专政，其头目是一个没有什么教养的精神失常的人”。而蒋家王朝也“是由一党政府统治的，得到了一个盖世太保（戴笠的组织）的支持，其首领也是个没有什么教养的精神失常的人”。接着，史迪威又严肃地，甚至是痛苦地分析了与之打了两年半交道的蒋氏政权赖以生存的原因以及无法克服的政治弊端，他怀着极其复杂的情感写下了这段话：
然而，这个政府却有着掌权的优势―它反对日本，它的挂名首脑在美国得到了同其功过、成绩极不相称的宣传。我们只得支持现存政权以使中国尽其一切努力。在紧急状态下改变这个结果几乎是不可能的。中国的所有政府机器上都有相互交错的利益纽带……家族、经济、政治，等等。无论一个人多有办事效率，他都不能由于最称其职而得到负责的职位；他必须要有其他后台。要改革这样一种制度就必须将其撕得粉碎。你搭了一个葡萄藤的架子，经过一段时间之后，葡萄藤便在上面长满了，里出外进，相互盘绕，过不了多少时候架子就被葡萄藤缠紧了。如果你开始拔下它们，你就会把架子弄成碎块。我们冒不起这个险，只有使用随手找到的工具，尽我们的最大力量而为之。由于支持这八政府采取对日行动是最便利的，我们也就不必非得认可它的方法和政策。我们也许会为我们的帮助得到一些回报。
蒋介石从美国严重忽略中国这一点上得了一个大分。中国在长期拼死战斗.而租借物资却数以十亿计地流入了英国和俄国。他的声辩是我们欠他一大笔债，我们没有尽更大的力量去改变它是个滔天大罪。
史迪威在作出上述分析之后，很自然地会想到来自美国上至总统罗斯福、霍普金斯，下至陈纳德、艾尔索普等对蒋介石的纵容与袒护。他想了许久，真的弄不清这场戏剧的宗旨和每个人所扮演的角色。但是，他历经两年半的折磨，终于找到了自己在这幕戏剧中的真正位置：“为了把戏演下去，我只得宽容这些不一致中的某些事物，而且同其他演员一样装假，否则就会有批评者说这是台假戏，我们十分害怕对我们这台戏的批评。”
史迪威认为：“中国问题的药方是除掉蒋介石。”这与罗斯福总统在开罗会议期间得出的结论是一致的：“我们就该找另外一个人或一群人继续干下去。”但是，史迪威认为美国需要的另一个人―取代蒋介石的领袖人物暂时还没有，只有一群人在中国战区的敌后抗击日本侵略者，那就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八路军和新四军。
说到史迪威与共产党和八路军、新四军的关系，有一种误解：似乎史迪威比共产党还共产党。但是，史迪威与中国共产党之间的正确关系是怎样的呢？曾经在驻外处当过中文翻译官的历史学家巴斯先生认为：“史迪威将军对中国共产党人的态度往往被人们说成是富有同情，但是这是基于无情的军事权宜之计的逻辑。他不喜欢共产主义，毛泽东和周恩来都知道这点。史迪威的参谋班子里的外交官之所以关心共产党，只是因为他们希望中国人作出尽可能大的努力来抗日。”笔者认为这是正确的真知灼见。
开罗会议之后，戴维斯根据罗斯福总统的提示“我们就该找另外一个人或一群人继续干下去”，回到重庆不久就给史迪威写了一份报告：派一个观察小组去延安。目的是：“到共产党中国去搜集敌人的情报，协助并准备从那个地区开展一些有限的行动。”很快，这份报告的副本送回美国，转到总统办公室，罗斯福批示赞同，遂通知蒋介石：“美国不久将派一个使团去华北。”
蒋介石认为这一定是史迪威的建议，因此愈加僧恨这位参谋长。
对此，史迪威却认为：“蒋介石面对着一种观念，而且这种观念击败了他。他对共产主义影响的传播感到迷惑。他看不到中国的大众把共产党人当作惟一可见的希望来欢迎，他们要求摆脱沉重的赋税、军队的为所欲为以及戴笠的盖世太保的恐怖。或许是出于性格方面的原因，史迪威对蒋介石采用拖的战术对付美国总统的建议深表不满，决定把曾给自己当过助手的包瑞德上校派作使团团长，并组成了一个精干的小组，待命进入延安。
由此开始，就更增加了史迪威和蒋介石之间的矛盾。
恰在这时，曾经为美国政府写过《蒋的家庭纠纷》报告的约翰.谢伟思和重庆的一个共产党人的家庭建立了密切的关系。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时在重庆工作的乔冠华患了重病，急需输血。“而当时的中国人，不论其意识形态如何，一般都不愿意献血。他们认为，这等于是把自己的一部分生命给了别人。”这时，谢伟思从乔冠华夫人龚澎那里获知乔所处的险境之后，便表示自愿献血。“抽血时，由于针尖太秃，加上谢伟思的血管太细，弄得他晕了过去才抽出血来。不过，他的榜样使一些中国人打消了顾虑，保全了乔冠华的性命。”
因此，谢伟思由乔冠华、龚澎处获得了有关延安的第一手材料。当史迪威阅过之后，就更促使他下决心派遣一个代表团去延安。
恰在这时，华莱士副总统奉命使华，他根据罗斯福总统的意旨：“美军对共产党无兴趣，但是，应有十分紧迫的理由对在中国进行的对日战争感兴趣。”历经数次会谈，蒋介石才于6月23日上午勉强同意允许美国派观察员去延安。
这个观察小组归史迪威指挥。
有意思的是，包瑞德和谢伟思这两个中国通却给这个观察小组起了一个西方代号：“迪克西使团”。而“迪克西”一词，出自美国南北战争期间一首流行歌曲：《人们所说的迪克西是真的吗？），歌中“迪克西”指的是当时美国造反的南部各州。
史迪威在设在斯里兰卡的东南亚战区盟军司令部获悉这一消息后十分高兴，而且非常欣赏“迪克西”这个名字。他认为所不同的是，而今中国造反的共产党不是在南方，而是在北方延安。但是，他十分清楚蒋介石“僧恨共产党人，决不会给他们以政府中的一席之地。结果是各方都观察着另一方，谁也不为对
日战争做一点事。如果这种状态持续下去，中国在日本人离开后会马上爆发内战。如果在中国形成一个联合战线之前俄国人参了战，那么与其接近的共产党人将自然地受到俄国的影响和控制。这种状态将直接影响俄国同中国的关系，从而间接影响俄国和美国的关系。”面对这一错综复杂的党派和国际关系，史迪威的结论是：“如果我们（美国）现在不采取行动，我们的在华特权将受到严重损害。中国也将无助于我们的抗日努力，还会种下战后中国大乱的种子。”
史迪威的结论无疑是正确的。但是，他在动身去中国的前夕，手里和心中均无解决中国问题的妙方和良药。也就是在这当口，他收到了马歇尔将军的电报，告之罗斯福总统根据蒋介石的请求，他和史汀生部长的推荐，赫尔利少将作为总统私人代表来华，征询史迪威的意见。史当然不会反对，遂成定局。为敦请蒋介石尽快发布授史迪威军权的命令，并明确史迪威和赫尔利的职务，罗斯福总统干1944年8月23日致电蒋介石。
史迪威与赫尔利只有一面之识，对其品格、才能均无了解。但他认为既然是马歇尔和史汀生联袂推荐，一定会从旁协助他完成在华打败日.军的使命。而恰恰就是这出于想当然的推测，铸成了史迪威在华悲剧的最后落幕。
赫尔利是位性情暴烈的俄克拉向马人，非职业军人出身。他的父亲是，名受苦的爱尔兰移民，是个煤炭工人，因此赫尔利在十一岁的时候就曾下煤矿当童工。他从印第安纳一所学院毕业后当了律师，成了乔在托族的代言人。不久，他靠攀龙附凤之术和一位将军的女儿结婚，继之又靠着他那三寸不烂之舌当上了胡佛总统的陆军部长。美国的史学家对他的评论是：“赫尔利属于那种不时出现的、有趣的怪人之列。他是个喋喋不休的饶舌者……他对中国几乎一无所知，他却口若悬河，又使别人很难开导他。”
史迪威奉命告别赶来接任的蒙巴顿将军，于8月底乘机飞往新德里迎接这位赫尔利将军以及同行的了解中国经济情况的纳尔逊。稍事停留，又向中国飞去。飞机距离山城重庆越来越近了。他又情不由己地发出这样的自问：“蒋介石何时正式发表我统率中国全国军队的命令呢？……”
诚如世人所知，蒋介石是靠军队起家的，因此视军队如命，也从未把军权真的授予任何人。而今，罗斯福总统迭电要他―说得准确一点是命令他交出军权，并交给称谓他“花生米”的史迪威将军，这真是比要他的命还难。为此，他曾与何应钦等人多次密商，但依然找不出坚拒的正当理由。
蒋介石已经进入进退维谷之中，他面对奉命飞抵重庆的史迪威，当务之急是和罗斯福总统私人代表赫尔利商谈史的权限间题。可是蒋氏深知史迪威的个性，惟恐史利用各种有利条件索取自己手中的军权，思之良久，遂决定在召见赫尔利之前单独对史迪威明言：“过去君之工作，百分之百皆属军事，此后统率中国军队，则百分之六十为军事，百分之四十为政治，君当经由军事委员会接受我之命令，君如使用共产党军队，则须先得军事委员会之核准。”
明眼人一看便知：蒋介石此番讲话的目的是在划地为牢，在未颁布授予军权的命令之前，已将史迪威的手脚捆住了。遗憾的是，史迪威根本不买蒋介石的帐。
自9月9日至11日，蒋介石指示宋子文、何应钦迭与赫尔利、史迪威等进行会谈。但没有达成有实际价值的结果。因为这时的蒋介石依然在采取拖的战术。
在这期间，史迪威收到了派往延安的“迪克西”使团的报告，他读后感到是那样的神秘和亲切。其中，毛泽东在会见谢伟思长达八个小时的纵论中，更是令他大有“豁然开朗”之感。使他更为感到惊奇的是，毛泽东对蒋介石的评价与他不谋而合。他有意得意地反复读着谢伟思报告中写到的毛泽东的这段话：
蒋介石很顽固。他墓本上是个匪徒。要同他打交道，必须了解这一点。我们是从经验中知道这一点的。对他决不能心慈手软，决不能屈服于他的威胁和恫吓……美国很不善于对付蒋介石。它让他的讹诈得逞，例如谈论抵抗不下去了，只好讲和了……
美国现在的处境同珍珠港事件刚刚发生的时候完全不同了。它现在没有必要也没有理由培植蒋介石，拿他当小孩子来哄、来抚慰了。美国可以告诉蒋介石，为了战争的利益，他应当怎么办。可以把蒋介石按美国意愿办事作为美国向他提供援助的条件。
史迪威越读越爱读，待到他最后一次读罢“美国可以告诉蒋介石，为了战争的利益，他应当怎么办……”以后，他竟然笑着自语：“此乃英雄所见略同也！……”
9月13日，也就是中美关于史迪威授权间题会谈暂告一段的同一天，史迪威在自己的官邸接待了两位共产党的使者，他们带来了毛泽东和朱德对他的间候。遗憾的是在他的日记中即未写明来访者的姓名，也未记载他们讨论的内容。只是在他给马歇尔将军的报告中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
他们已和我联系过了，他们表示愿意在我的指挥下进行战斗，但不愿意在蒋介石任命的中国司令官的指挥下作战。
史迪威历经研读谢伟思自延安发回的报告以及亲自和两名共产党使者的交谈，使他更加坚信：“共产党人在华北勇敢地同日本人作战。”这“对于负责在大陆上击败日本人的史迪威来说，要准备美国最终在华北登陆，共产党的帮助是必不可少的。”因此，他站在美国根据战争需要的立场上坚持：不仅要求蒋介石允许把共产党人置于他的指挥之下以联合抗击日本人，而且共产党人也因此有权力得到美国战时租借物资。惟有如此，才能把二十万封锁共产党人的最好的政府军以及反封锁的五万名八路军用于抗战。
另外，虽说史迪威对共产党和八路军并无直接了解，但他可能是太厌恶蒋介石和国民党的缘故，也或许是他接受了斯大林对中国共产党的评价：中国共产党像是萝卜―外面红，里面白。他逐渐地认为中国共产党不是正统的共产主义组织，而是所谓的红色分子―即革命者。革命者这个词与美国精神无任何抵触之处，在他看来中国缺少的就是革命。基于此，他原先仅仅是同情中国共产党的情感跌变为支持这些“现代中国的太平军”了。
而这又恰恰是为蒋介石所不能见容的。
也就是在史迪威为军事授权进行讨价还价的时候，中国华东战场和缅北正在进行的萨尔温江战役的远征军都感受到了紧迫的危机感。其中，“多恩指挥下的远征军在苦战之后跨过了萨尔温江，艰苦行进在一万一千英尺高的山路上，奔向北缅与驻印军会合的地点。他们在龙陵郊外遭遇到了日本人的最关键防线。多恩迫切需要加强部队进行最后的冲击”。而设在华南的空军基地也面临着毁灭性的破坏。
为此，史迪威于9月14日飞往桂林，与张发奎磋商怎样处理大批美国空军设施的问题。在张发奎答说无军队守护机场后，遂与陈纳德商量，决定立即命令撤走美方人员和装备，“除留下一个简易机场最后给陷入四面楚歌之中的桂林守军运送枪炮弹药外，将其他的所有机场炸毁”。
这时，史迪威又突然收到蒋介石的电话，请他立即返回山城重庆，有重大的军事决策等着他商讨。他闻之一惊，暗自纳闷地说道：“我离开重庆还不到二十四小时，会有什么重大的军事决策等着我商讨呢？”
蒋介石为什么在二十四小时之内对史迪威发出这一最后通碟呢？中外史学家均无探究。自然，也就没有定论。笔者认为：这是蒋介石在万般无奈的形势下，被逼出来的惟一的拒授史迪威军权的策略。根据有二：
一、缅北战役的危局并非是一夜碎变形成的，据史迪威的日记记载远在五夭以前的9月9日就议过“龙陵危机”。但史迪威的结论是：蒋氏谈“龙陵危机”是假，借机向美国要钱是真。因为他在当天的日记上还写道：“别担心：咱们谈钱的间题，那要有趣得多。”这证明：蒋介石碎有此变，不是受龙陵战局危厄引起，而是由其他政治目的所为。
二、世人谁都知道，蒋介石决不会把指挥中国全部军队的大权授予史迪威的，但他又不想因此得罪罗斯福总统而断掉美援。怎么办呢？他惟有把此责任转嫁给史迪威，并借此收到排挤走史迪威和保住军权的一石二鸟之效。为此，蒋介石一定研究了史迪威此时所占有的优势，加之他又非常熟悉史迪威的个性，应当说他准确地估计到了这一近乎最后的通碟，是能够获得上述一石二鸟之效的。
史迪威果真中了蒋介石预伏的圈套，他一听就跳了起来，大骂蒋介石“这个王八蛋”！他和蒋介石大吵过后，又气愤地写道：“整个一线只有龙陵.不在我们的控制之下，他想停下来，破坏整个计划―人力、财力、物力、时间、汗水，我们花了两年半的时间，不就是为了帮助中国吗？.不可思议！愚蠢的战略和战术思想！真让人受不了。”
为此，史迪威严正指出：“驻印军甫夺密支那，鱼需休养，不能进攻，又以卫立煌部队缺额待补，亦不宜调回。反要求调出围堵共党之胡宗南部队南下赴援。”这自然为蒋介石所坚决反对。
就在这时，Y军攻克了腾冲。“如果何应钦再兑现给云南部队补充一万人，占领龙陵看来大有希望。”换言之，蒋介石利用所谓“龙陵危机”发难的结果是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使史迪威以及赫尔利等人都看清了他这招棋的用意：在史迪威指挥中国全部军队之前，必须要无条件地接受蒋介石的指挥。
4月16日，蒋介石不再谈“龙陵危机”，而是“坚持要控制租‘借物资”。史迪威听后再次发作，直言“我们的东西，我们给他的，他没有权控制租借物资”。接着，宋子文严厉地从旁帮腔：“我提醒将军，你们必须记住一个大国的尊严，它会因将军控制分配权而受到侵犯。”
“胡说！”赫尔利出言不逊，操着教训的口吻又.说了这段话，“记住，宋先生，那是我们的财产。我们生产的，我们愿意把它给谁就给谁。”
接着，赫尔利又十分尖刻地指出：“当顾客把手放入我们的现金出纳机时，我们不能看一眼，因为害怕我们会触犯他的‘尊严’。”要知道“有一亿三千万美国人的尊严也扯进了这个问题，还有他们的孩子以及他们孩子的孩子的尊严，正是他们付了帐。”
史迪威非常赞赏赫尔利的态度，因为他知道“如果大元帅控制了分配权我就完了。共产党人将什么也得不到。只有大元帅的亲信才能得到物资，我的部队（远征军）将只能去舔别人的屁股”。可以想见，史迪威在“争掠之间，语多不逊”是必然的。
是日下午，由于宋美龄和宋霭龄在权力之争中暂时失势，于7月1日离华赴美，使史迪威也失去了所谓的谈心知己，因而他决心坦率地找宋子文交谈。根据史迪威事前的谈话提纲，他准备对宋子文说委员长必须下决心“干他以前没干的事”―即任命一个享有全权的指挥官。如果他不愿意的话，史迪威将建议美国政府“彻底退出中国和印度，到别处去建立基地”，他还准备请求撤销何应钦的军政部长和参谋长的职务，由陈诚和白崇禧分别接任。当他发现自己和蒋介石“在前敌司令官的概念上的差异感到震惊”时，遂请宋子文说明“这个职务的权限”。最后他气愤地说道：“这是一个十足的傀儡职务！”
是日夜，气愤之极的史迪威已无回天之力，他只好求助于马歇尔将军的帮忙。但是，他做梦也不曾想到，就是他这份求援电导致了震惊中外的所谓“史迪威事件”……
美国手中的两张王牌：援华物资和史迪威指挥中国全部军队；视军队如性命的蒋介石禾取强硬态度；罗斯福让步，正式召回史迪威；史迪威在华悲剧落幕
马歇尔将军收到史迪威求援电报的时候，他作为总统的战略顾问随罗斯福正在参加第二次魁北克会议。当时，罗斯福总统和丘吉尔首相都认为中国难以战胜日本的“一号作战”兵略，在欧洲战场即将大获全胜的前夕，中国战区―蒋介石所部除了能牵制在中国大陆的敌军外，无任何大的战略价值。最后战胜日本的责任，已经明显地落到美国太平洋战区胜利地向北推进，以及苏联战胜德国之后出兵远东这二者的肩上。所以，英美两国首脑在魁北克会议上形成的战略认同之一，就是尽一切力量不让中国脱离战争。说到未来在缅甸的作战，一是为了协调和英国的关系，再是为了使美国避免介入收复殖民地领土的战斗。
然而如何才能不让中国脱离战争呢？在马歇尔将军的心目中还是那两张王牌：美国援华物资和史迪威指挥中国全部军队。这也就是罗斯福总统反复和蒋介石磋商，并十分强硬地要求蒋介石授军权给史迪威的原因。时下，蒋介石非但不立即授史迪威指挥中国全部军队的实权，反而要求从史迪威的手中夺去租借物资的分配大权，这不仅有悖于美国在中国战区的战略目的，而且也激怒了对蒋介石素无好感的马歇尔将军。他当即命令自己的参谋班子拟成一篇措词强硬的电文，“先以打字机打就，经马歇尔以铅笔修改数字，呈经罗斯福签发”。
蒋介石的要求的确是触犯了罗斯福的自尊心―他认为自己为蒋介石想得太多了，而蒋介石连这样一点“面子”都不给，使自己在属下，尤其是在马歇尔和史迪威的面前下不了台阶。因而，他看完了全文，遂在马歇尔的批注“我建议你将这封已拟好的函发给委员长”的下边，写上了罗斯福的签名。
马歇尔将军惟恐这份电文不能如实传达给蒋介石，在电文上方批注：“伤由史迪威亲递，并限递后四十八小时内来电证实。”由于罗斯福签发的这份电文非同凡响，并导致史迪威在华悲剧划上了句号，故摘全文要点录下：
予详细阅读关于中国局势之最近报告后，曾与各高级参谋交换意见，深恐在最近之将来，阁下将面临一非常危急之局面……如阁下不立即补充缅北部队，或不派生力军援助怒江方面之华军，则吾人将完全消失开放接济中国陆路路线之机会，直接危害现下之空运途径，如果至此，则阁下必须准备接受.万然之结果，担负全部之责任。
数月以前，予曾迭次请求阁下采取断然步骤，以消除对于阁下个人与对中国渐渐之危局。兹因阁下延搁委派史迪威将军指挥中国全部军队，致中国东部之重要土地为之损失，影响之大，殊非吾人所能臆测。日军陷桂后，吾人之昆明空军站，将受直接威胁，而中印之空运吨数，亦将不免因而锐减。
在世界各前线之盟军，虽已每战必克，但对中国之直接影响，尚须时日始能实现。盟军在太平洋上之跃进，诚属迅速；但除非阁下立采积极行动，则太平洋之迅速跃进，对于中国战局亦将不生影响。‘阁下必J须立采行动，方能保存阁下数年来英勇抗战所得之果实，与吾人援助中国之效果，否则政治上军事上种种策划，皆将因军事之崩溃完全消失。予与丘吉尔首相在魁北克会议中，因深信阁下必能在怒江方面推进，故决定加紧作战，以开放对华接济之路线，予深信惟一破坏日军对华计划之方法，即系阁下立刻补充怒江方面之部队，并饰加紧推进，同时必须立即委任史迪威将军，授以全权，指挥中国全部军队。.此步获之实现，将更增美国援华之决心。目前吾人虽在欧洲及太平洋两面同时作战，然对援助中国，犹当刻刻进行。余深信阿下之卓见，亦必认予所请求之行动，乃立应采取之步骤。予与此间各高级人员，均认为阁下及吾人对于援助中国所有之计划，如再延搁或犹豫，便将完全消失，故坦率立上闻，诸希亮察。
1944年9月18日罗斯福
史迪威收到总统罗斯福的电文，自然是惊喜异常，他在日记上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终于，终于，罗斯福最终把话说明白了，差不多每句都是一挂鞭炮。‘干起来，要么就拉倒’。火爆的鞭炮。”两年半来，由于蒋介石对他的指挥权和使命的坚决阻挠而积集的怒火和轻蔑发展到了顶点。当他读到罗斯福总统几乎是用命令的口吻要求蒋介石“必须立即委任史迪威将军，授以全权，指挥中国全部军队”这段话后，他立即抓住这个良机，“猛刺‘花生米’的心脏”。
史迪威吩咐将电稿译成汉语后，随即赴蒋介石的黄山别墅。当时“蒋介石在那里同赫尔利、宋子文、何应钦和白崇禧商讨委任史迪威的条件”。史迪威在进会议室之前，首先叫出了赫尔利，向他出示了电文。赫尔利出于外交家的本能觉得电文语气应予以缓和。他提出由他将电文向委员长口述。史迪威没有同意。他自己将电报带进了会议室面呈蒋介石。
史迪威无法压制内心的激动，就像是个天真无邪的孩子赶回官邸，在日记上写下了这段洋洋得意的文字：
我把这包辣椒面（即电文）递给了他，然后叹口气坐了下来。这一枪打中了这个小东西（蒋介石）的大阳神经丛，然后穿透了他。这是彻底的一击，但他没有脸色发青，失去说话的能力，他眼睛眨都没眨，他只是对我说：“我知道了。”然后坐在那儿，轻轻地摇着一只脚。我们现在已不再有“部队酋长”般的痛笃。漫长的两年失去了，但至少罗斯福睁开了眼睛，抬手沉重地给了一击。
我回到住所。江对岸一片美景：重庆灯火齐明。
史迪威如此激越是有他的道理的：“花了两年半的时间才让大家伙有所领悟，但天终于破晓了。我扮演了复仇天使的角色。’他真可谓是感慨系至，夜不能寐，遂在澎湃的情潮冲击之下，终于完成了这首诗作：
我久久地期待着复仇——
终于我得到了机会，
我盯着“花生米”的眼睛，
照他屁股上狠瑞一脚。
准备好了旧鱼叉，
目标、时机已成熟.
抓住机会投出去，
一下下将他刺透。
这个小畜牲一阵战栗，
失去了言语的能力，
他的脸色变青，肌肉颤动，
拼命压下尖叫声。
为我所有令人疲倦的斗争，
为我所有苦恼的时日，
最终我得了胜，
把“花生米”打翻在地。
我知道我仍要受难，
进行一场烦人的激战，
但是，噢！天大的快事！
我毁了“花生米”的脸面。
史迪威酣畅淋漓、一泻无余地写完这首向蒋介石“复仇”的诗作之后，依然觉得积愤有年的怒、恨意犹未了，或许是他认为文的骂街不够过瘾，遂又操起武人发泄的利刃写了如下几句俗话：“与我们同乐吧，伙计！我们打败了敌人，使他的头埋入了尘土里，他的心情沉重。”
我们透过上述的诗句和俗语，看见了一个有血有肉但缺乏政治谋略和远见的活生生的史迪威的形象。说他是鳌脚的政治家是客气的爱责，严格说来他几乎不懂什么叫政治。他不仅未
能客观地估价自己在中国这架天平上的祛码重量，而且他也大大地小视了蒋介石的能量。如果此事恰如笔者所揣度的那祥是蒋氏预伏的圈套，那史迪威在华演出的这幕悲剧就更富有黑色幽默的味道了！
话再说回来，蒋介石读罢罗斯福的这则电文无异于晴天霹雳，怒不可遏。但是，他决不会把头埋入了尘土里，他更不会坦承自己的失败；相反，他一定要打败史迪威！这就是蒋介石的个性。
蒋介石很快就从歇斯底里的愤怒中平静下来，并且很快就明白了这份电报的用意所在：“他意识到他如果接受了用如此严厉的词句提出的要求，就只能导致自己被抛弃。假如美国人这次马到成功地强迫他违心地接受了史迪威，那么下次他们在共产党间题上也会照此办理。”因此，他得出的第一个结论就是：必须顶住。
在这当口，他会很自然地想起1927年驱逐鲍罗庭的往事。那时，苏联不仅是国民党唯一的外国朋友，而且鲍罗庭还是国父孙中山赐封的政治顾问，更为重要的是鲍罗庭获得了国民党左派的支持。他几经犹豫，孤注一掷赶走了鲍罗庭。结果，他既未得罪苏联，而且还在此基础上建立了新生的蒋家王朝。而今史迪威和鲍罗庭的政治祛码相较轻多了，他坚信罗斯福总统决不会因史迪威被逐而舍弃中国战区。至此，他决心赶走史迪威的精神压力遂减轻了一半。
既然罗斯福总统不会抛弃中国战区，那么美国的租借物资就一定会源源而来。况且美国仅在昆明一地的军事人员就不下五万之众，怎么可能在二战就要结束的**中撤离中国战区呢？不撤离，就需要美国物资补给。再者，还有陈纳德的第十四航空队呢，美国也必须飞越驼峰定期运来配件、汽油，否则岂不是让那五六百架不同型号的飞机停在机场等待日本人炸毁！至此，他驱赶史迪威的精神压力又减轻了许多。
自然，蒋介石也想到了最坏的结果，美国人停止军援供给，日本人迅速占领华中、华南和华东。但是，自退回四川那天起，他就有当年刘备图川的想法：可以凭险固守云、贵、川、康四省。当然，只要手中握有四省地盘，就能坚持下去。
蒋介石不完全是一介武夫，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是一位握有二战全局的战略家。他清楚德国的希特勒覆亡在即，到那时美、英、苏等盟国必然移兵亚洲，而气焰嚣张的日本也就剩下投降一途了。换言之，即使中国被排挤在战胜日本的盟国之外，也会像欧洲那些被德国占领的国家一样获得新生。更何况日本在中国还有装备精良的百万大军呢！而聪明的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都不会牺牲自己国家的军队解放中国。因此，这就决定了中国不会被抛弃在盟国之外，并且依然会兑现《开罗宣言》中所允诺中国的一切权力。
为此，蒋介石毅然作出了决定：不仅不委任史迪威指挥中国全部军队的大权，反而正式要求美国政府立即召回史迪威。
由于蒋介石向赫尔利明言：“史迪威在华一日，中美商谈一日不能进展。”因而史迪威只好由进攻变为防守，他提出了“为打破僵局起见……请委员长考虑”的所谓意见：
关于中共事项：派我到延安去说服中共，叫他们承认蒋委员长有统率中共军队的权力，而服从我的指挥。
……
关于租借物资事项：
所有军用之租借物资，均送请委员长按下列办法处理之。
1.驻印军与远征军，应以最优先之次序分配之。
2.其余各军及红军、贵阳军，平均分配之。
3.其他军队，非有全套单位之配备不予分配。
指挥权问题，按照赫尔利之建议解决并公布。
但是，蒋介石驱史方针已定，决无收回成命之可能。他再仔细审读史迪威出此下策的建议书，立刻想到了中国的一句俗话：“欺软怕硬”，并不无鄙夷地对赫尔利说了这句话：“史迪威反复无信，不予接受。”
9月24日，蒋介石约见赫尔利，以更加强硬的立场阐迷了请美国召回史迪威的长篇讲话。蒋氏在畅述了史迪威来华奉职之经过之后，又把矛头指向了马歇尔将军：“史迪威为马歇尔之旧属，马歇尔予以支持，自甚正当；但中国战区之复杂情形，恐马歇尔将军尚未了解。照史迪威今日之情形，出任全中国战区统率之重任，余实难保其一无意外。只照此次到渝与阁下共同商讨之情形，予己失去对伊最后一分之希望与信心，因此予不能使其担负中国战区及中美联军统率之重任。”
赫尔利是一位典型的政客，他见蒋驱史已定，无可挽回，或许考虑到自己未来在华的升迁，竟然说了如下这段有悖于美国对华政策的话语：“美政府对于委员长为中国惟一之最高领袖，有深切之认识，此认识乃一切军队指挥系统、租借法案物资问题、中共处置问题、后方勤务补给问题之前提。史迪威性情刚强，但对委座屡次帮助，非不感激……我曾明告史迪威，美国运华租借物资于理应即全部奉与委座候其分配始合正办，今仍握于伊之手中，妨及委座威望，殊属错误，为改善关系起见，首先应将租借法案物资连同此后续到者，均交委座支配。”
是日，宋子文根据蒋介石的授意拟成如下备忘录，请赫尔利代转罗斯福总统。蒋介石明确“不能再委史迪威将军以如斯重大之责任，且拟请其辞去中国战区参谋长之职务，并请由此战区遣调离任。”“如罗总统指派任何美国将领富于友谊合作精神者，以接替史将军，予必竭诚欢迎，且将以全力支持其作者。”
蒋介石的决定不仅激怒了马歇尔将军和史汀生部长，而且也令罗斯福大失总统之体面。几经往返折冲，谁也不准备后退一步。最后，罗斯福总统理智地作出了让步，其根据是：“他并不准备驳回一个国家元首已表明的愿望，硬给他派一个美国指挥官。否则就是与他废除不平等条约，恢复中国主权所作的努力背道而驰，既然蒋介石发表声明乐于委任另一个美国人，罗斯福就很愿意在史迪威身上让步。”接着，罗斯福总统通过政治顾问霍普金斯转告时在美国的孔祥熙：“总统已将委员长来电与我商量，并谓中国为独立之国家，委员长为中国元首，既认史迪威人地不宜，自应另选人员继任，唯尚须与马歇尔商酌再复。”
蒋介石获此消息之后，决不给罗斯福总统以反悔之机，他立即召开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把解除史迪威将军的职务的缘起如实相报，并获得国民党中央一致通过。旋即，又把中央常委会的决议照会赫尔利，并请代转罗斯福总统。
这时，盛怒之下的马歇尔将军愤然扬言：“如果史迪威被调，伊将不令美国将领统率中国军队，或担任中国战区参谋长。”
但是，罗斯福作为一国元首却不能感情用事，他既然决计调离史迪威，就须以平等的地位与蒋介石洽商善后，遂以10月6日给蒋介石发去一则电文。罗斯福表示：
美国政府不应再冒遣派美国军官统率贵国全部陆军之责任，但为维持具有巩固贵政府极大重要性之中印空运，使其保有适当安定之态势起见，史迪威将军仍有使其在阁下直辖之下，统率中国在缅一切军队及中国所有云南军队之需要，请阁下对于上述军队之缺额与物资迅加补充，否则今后中印间之空运，势将受到日敌之扰害。
予接受阁下之建议，解除史迪威为阁下参谋长之职务，并已决定不再使其担负有关租借物资之事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