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毒不丈夫，斩草要除根。蒋介石本着这两句古训行事，决计连罗斯福总统商请不要把史迪威调离缅甸战场的面子也不给，遂给罗斯福发了一则强硬的电文，要求“调回史迪威将军，另派胜此重任之将领来华代替”。

至此，蒋介石认为驱史大局已定。他为了显示自己大国元首之风度，又命人草拟一长篇备忘录，将史迪威来华功过一一叙过，并请赫尔利代转罗斯福总统。

赫尔利被美国的史学家讥评为：“他当年曾断送了不少职业外交官的前程。在他青云直上的仕途上，铺满了这些外交官的尸骨。而今，他认为自己再度青云直上的时机到了，决计踩着史迪威的肩膀向上攀登。为此，他给罗斯福总统发了如下这则有关史迪威去留的电文：

史迪威与蒋委员长之性格，恰不相容，又失去共信之基础……蒋委员长对史迪威谋合作，史迪威对蒋委员长则谋屈服，史迪威之误，在想屈服一革命家，而此革命家，乃能率带装备陋劣之军队与日本赓战七年之人物，窃以为如我总统支持史迪威将军则将朱去蒋委员长，甚至还可能失了中国。总统来电谓：“中国情形如此严重，美国不愿再负统带中国军队之贵任。”窃未敢苟同，盖正惟中’国情形严重，美国便更应担起贵任也。

支持史迪威而使中国不能维持其对日作战之力量，历史上判决，恐不能予我总统以同情。……

史迪威非能担任中国统帅之人，他不但不能与蒋委员长合作，且与其所统带之军队干部，亦多不和，其指挥部更时涉及国际性之纠纷，史迪威是一员战将，马歇尔如任他为战将，当能胜任愉快，但透过史迪威维持中国作战则办不到，兹敬谨建议：请另派与委员长能移同心协力之美籍年轻将领来统率中国陆空军。

赫尔利10月13日

罗斯福总统阅此文，遂于10月15日签发命令：“将史迪威自中国战区召回。”

史迪威于10月19日从马歇尔将军抢先发来的电报中得知：“木已成舟”。是日中午奉到正式调回命令，并“伤其对外勿作声明，四十八小时内离渝，行踪保密”。

史迪威作为主角在华演出的悲剧就要落幕了。读者都会猜想他此时此刻的心情和想法。他一如既往，从不掩饰内心的活动，在日记中写下了如下这段话，可作为读者品评史迪威人格的尺度：

一、全能的当局出于足够充分的理由，决定解除我在中缅印战区的职务。因为我在当今中国政府那里是个不受欢迎的人，这是唯一的理由。

麻烦主要是姿态问题。我尽力用双脚站着而不是用双膝跪着。我认为跪姿不适于美国人。由于提升是为了使我具有相应的军街从而得到一个未能实现的职位，我要求降低我的永久性级别，派我去指挥一个师进行战斗。

二、全能的当局已经宣布解除我在中缅印战区的指挥权，原因是蒋介石和我之间发展起来的分歧、不和。我同蒋介石的关系在任何时候都是建立在非个人性的官方关系基础之上的。尽管我们在许多战略战术问题上常有不同意见，只要作出了决定，我总是尽力贯彻执行。我在中国的使命是提高中国军队的战斗力，实际上存在着这样一个协议，即中国提供人力，我们对其进行训练和装备。……

史迪威这位晓勇善战的军事家就这样被政治家栖牲掉了！但是，他仍以倔强的个性向政治家们作最后的挑战。他命令约翰·谢伟思返回华盛顿，“根据他在延安写的颇有说服力的报告，说服政府同共产党建立关系——虽然他自己已不在其位，但他时时刻刻总是想着尚在中国大陆的二十四个日军师团。他认为，必须组织共产党对日军采取行动。毫无疑问，他对国民党没有什么友好态度。”然而史迪威至死也不曾想到，谢伟思此次华盛顿之行导致了他终生的悲剧。

史迪威不愧为典型的军人，当他猜测罗斯福为“第四次竞选总统”，担心共和党（尽管他自己也是共和党）得此案情攻击民主党，而限他四十八小时内离开重庆，他依然能控制住满腹的悲愤服从命令。在离别前夕的紧张时刻里，他向有关人员致函告别。“他留下了一封很有礼貌的信给陈纳德，为他的军功战绩和深得中国人民的敬慕而感到骄傲。”他还函告在延安的朱德，“对不能与您和您的不断壮大的杰出的部队并肩抗日深感失望”。接着，他又专程赶到孙中山夫人宋庆龄官邸话别，“她哭了，很苦恼”。“她希望能去华盛顿向罗斯福总统说明真相”。他怀着依依惜别之情告别了孙夫人，驱车又来到美国驻华大使馆，令他吃惊的是，高斯大使业已感到十分厌倦，决心在此届总统任职期满辞职还乡。

不知蒋介石是处于外交礼节的需要，还是为了有意羞辱史迪威？他突然决定授予史迪威中国最高的勋章——青天白日特别绶章。从授勋本身看是外交礼节。但是，他把这一最高勋章交于一位下级军官转给史迪威的参谋人员来看，无疑又带有极大的污辱用心。

对此，史迪威依然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他采用了类似以牙还牙的办法处置：他通过类似级别的一名美国军官拒绝了这一勋章。作为正式理由的借口是：“像他这样级别的美国军官认为接受任何外国的勋章都是不明智的。”接着，他驱车赶到委员长官邸，强压着怒火，自然丝毫没有失败者的低三下四，主动地向蒋介石做了一次道别拜会。

蒋介石胜利了，故意装出一副彬彬有礼的样子，“说他对这一切感到十分遗憾”，只是由于“我们性格上的不和他才要求把我解职，希望我与他通信，继续做中国的好朋友”等等。

史迪威不会演这种角色，直率地指出“无论他对我怎样看待，请他记住我的动机只是为了中国的利益”。最后，他说了那句老话：“最后胜利。”

蒋氏是个假戏真做的高手，他破例地把史迪威送到了门口。

史迪威就这样告别了中国，直接飞到缅北密支那前线，向那些亲切喊他“乔大叔”的中国士兵道别。他留给中国远征军最后的几句话是：“旧寇未灭，你们还有许多仗要打。要加强训练和战备，要时时居于不可战胜的状态才好。”

10月27日黎明，史迪威登机离开机场。8点，他在飞机上“最后看了一眼中缅印战区”。他感到惜别之情越来越浓，而时时令他厌恶的政治角逐却越来越淡。这时，也只有这时，他这位十足的军人才会对战争、对人生产生这样的感悟：

一个人的亲身经历在广阔的范围里和战争的洪流中变得无足轻重了，尤其是当它与不满联系在一起时。当总的结果是成功时，谁会留意一个不满者的抱怨呢？如果一个人能够说他没有辜负他的祖国，如果他能够安享人生，那么他就没有理由再去要求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