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克休原为语言教官，早在三十年代就是蒋介石的顾间端纳的好友和高尔夫球球友。那时，他每周总有三四次去蒋公馆吃午饭。作为“宫廷圈子”的人物，他也成了美国大使的耳目。当时的另一位武官史迪威上校对此极为愤慨，并和麦克休结怨。
不久丸蒋介石夫妇又把麦克休请到家里吃饭，向他强调用陈纳德取代史迪威对盟国的好处。为此，麦克休给美国海军部长写了一封信，强调“史迪威坚持夺回缅甸是出于他在缅甸惨败以后所产生的个人野心。它分散了力量，妨碍按陈纳德的计划充分发挥空军的作用。”他认为“只要撤换史迪威和比斯尔，解散他们庞大的参谋机构，尤其是把权力移交给陈纳德”，就能鼓舞委员长，“使这个战区的局势得到根本的改变。”
海军部长诺克斯把麦克休的报告转送陆军部长史汀生。史汀生又将它转给马歇尔。“马歇尔读后怒不可遏。当他听说麦克休又把这套理论讲给在新德里的韦唯尔听后，更是火冒三丈。马歇尔认为，麦克休插手，给美国在中缅印战区作出的战争努力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损失’。他气愤地要求海军不许当时正在回国途中的麦克休再去中国任职。”
但是，对于麦克休的告状信，罗斯福总统是很有兴趣的。这是因为“罗斯福早有调史迪威去其他地方的打算，所以他很愿意屈从于中国方面的压力，接受集中使用空中力量的建议。”这自然遭到了陆军部长和陆军参谋长的坚决反对。
这场争论的核心是关于中国战区的战略间题，其表象则是有关史迪威的去留。可是令史迪威本人得以宽慰的是：“对于陈纳德要求获得最高指挥权的愿望。陆军部从未认真予以考虑过。”在军界看来，“陈纳德通过‘外交渠道’直接乞求于总统，并继续动员其亲信进行院外活动，犯下不可饶恕的罪行，使他在陆军部声名狼藉。”尤其他听说马歇尔将军对陈纳德致罗斯福总统的信的评价是：“只不过是一派胡言，战略倒不错，就是毫无意义。”使得史迪威那愤意不平的心得以缓解。同时，他还认为自己立于众敌攻击之中是一种骄傲的本钱。
也就是在这种错综复杂的政治氛围和战略态势下，在温德九龙坡为宋美龄送行。他望着那架远远飞去的专机，遂禁不住地又发出这样的自间：“罗斯福总统会听白雪公主（史为宋美龄起的绰号）的吗？……”
宋美龄访美期间，毫不掩饰她对史迪威的“厌恶”和对陈纳德的“无比钦佩”；史迪威一厢情愿筹划收复缅甸计划；蒋介石正式通知罗斯福：“中国拒绝发动春季收复缅甸的战役！”
宋美龄出访美国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宋美龄安抵美国不久，罗斯福总统的夫人专程去纽约的医院看望她。当罗斯福总统的夫人发现她是那么的“弱小和娇嫩”，以至这位美国第一夫人“油然生出了想要帮助她并把她当作自己女儿的愿望”。宋美龄及其随行很快由纽约迁到华盛顿，并作为最高贵的国宾住进了白宫。
宋美龄在访美期间，频频抛头于社交界和政界，激起了一片片赞美和欢迎之声。宋美龄以她非凡的外交手段和演讲天才，“在美国人心目中激发起想要表示友谊的强烈愿望。人们觉得，她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这种普遍愿望的象征，”对此（华盛顿邮报》载文说道：她所想要的，都是为了地球上的全人类。”
但是，宋美龄在幕后的情形就完全不同了。自从她于11月27日乘坐陆军部提供的飞机在美国降落起，她就开始尝试劝说美国改变战略。她在与赶来迎接她的总统政治顾问―霍普金斯谈话时，就闭口不提欧洲和太平洋战争，只是大谈特谈美国“在中国大陆上的所作所为”。她毫不掩饰她“对史迪威的庆恶，和对陈纳德的无比钦佩”。她告诉霍普金斯，史迪威“不了解中国人民。是史迪威逼着蒋介石把中国最精锐的一个师投入缅甸，以至后来该师全军覆灭。这是一个巨大的错误”。
就是在拜会罗斯福总统的时候，宋美龄也当仁不让地抨击r史迪威在华工作中的所谓失误，同时也直言不讳地称道了陈纳德所领导的“飞虎队”的历史功绩。另外，她为了改变军界支持史迪威的现状，按罗斯福总统的话说：“个个都是她企图‘勾引’的对象。”
宋美龄出访美国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重要使命，那就是通过她的外交手段提高中国的国际声望，使中国真正跻身世界四强（美英苏中）之中，把蒋介石捧上国际领袖的宝座。
聪明的宋美龄完全清楚罗斯福总统的对华构想，也清楚在史迪威使华之前在签署联合国宣言草案的时候，中国就被列为四大强国之一。对此，宋美龄和蒋介石是非常感激罗斯福的。
1943年1月14日，罗斯福总统和丘吉尔首相将相会于北非摩洛哥之卡萨布兰卡，举行世人瞩目的代号为“卡港”的会议。斯大林是否与会未定；中国的蒋介石是否在邀之列？不得而知。在这样的情况下，宋美龄如果能说服罗斯福总统邀请蒋介石出席，这不仅会提高蒋介石的国际地位，而且还会加强中国战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地位。
不久，宋美龄又获悉：斯大林拒绝赴会，原因是“苏联在斯大林格勒发动决定性的攻势”，他“一天也不可能离开”。而中国，根本就未被邀请。
这极大地激怒了好大喜功的蒋介石。同时也使宋美龄看清了所谓平等的虚伪。按照往昔的经验推理，蒋氏夫妇认为一定又是自视不凡的丘吉尔在捣鬼。事有凑巧，在卡萨布兰卡会议召开的前夕，中国和英国在收复缅甸的问题上发生了冲突，致使史迪威和蒋介石的矛盾再次尖锐起来。
12月7日―珍珠港事件一周年纪念日到了，史迪威作为一位高级的美国将领，那种雪耻、复仇、教训日本人的特殊心理是可想而知的。他兴致勃勃地为收复缅甸调兵遣将。然而，就在这一天，英国的韦唯尔发来了电报：提议取消进攻北缅的计划。这犹如晴天霹雷，惊得史迪威几乎失去了知觉，因为他清楚这标志着缅甸战役的被扼杀。
史迪威深知韦唯尔代表英国作出这一决定的份量，他为了此事不在山城引起轩然大波，自然也是为了他这几个月的心血不付诸东流，决定在封锁蒋介石消息的同时，立即飞往印度新德里会晤韦唯尔将军，再次去干他最讨厌的“扯袖子”工作。
史迪威怀着枪然的心情结束了和韦唯尔的第一次会晤，回到自己设在新德里的司令部。未等他征询参谋人员对收复缅甸战役的意见，参谋部就变成了发牢骚的“集中地”。用史迪威的话说：“极其悲观，故意设置障碍。提供物资援助，但歪曲铁路、公路的运输能力等等。”
史迪威不愿听这些泄气的话，他气冲冲地回到自己的办公室，接通了重庆何应钦的长途电话，希望能从何氏那里得到一点令人欣慰的消息。然而使他悲哀的是：“何应钦对我说，时间短促，无法将部队重新组织和集结起来。典型的策略―有意拖延，然后将缺乏时间作为借口。”史迪威没有好气地挂上电话，自言自语地骂道：“狗娘养的！似乎收复缅甸是为了我史迪威……！”
但是，史迪威是一位决不向困难屈服的美国将军，他历经和独眼将军韦唯尔反复协商，又达成了主要以史迪威让步为前提的新的春季收复缅甸的作战计划。他为了再向中方做“扯袖子”的工作，遂将和韦唯尔会商的结果以备忘录的形式函告何应钦、宋子文。
与此同时，史迪威预感到这一妥协作战计划前途难卜，遂求助于马歇尔将军以给英国和中国施加压力，促使这一春季收复缅甸的作战计划顺利实施。
很快，史迪威的备忘录转到了蒋介石的手里。也就是在这时候，蒋氏依然未收到参加卡萨布兰卡会议的正式邀请，就常识而言，蒋氏被冷落的大局已定。他在这种难以平衡的心理状态之下，自然对英美，尤其是英国首相丘吉尔越发充满敌意。加之，史迪威呈转的这份备忘录与原计划相去甚远，遂以“察见英方之变卦与美国无意出兵”为由，乃于12月28日以下列电文密告罗斯福总统：
请阁下敦促英方以充分之陆海空力量，负起共同收复缅甸之责任，中国军队与人民经过五年半军事与经济之消耗，实不能在缅冒第二次失败之危险。
对此，史迪威一无所知。
也就是在这期间，史迪威见到了一位小人物―美国租借物资管理委员会驻重庆代表艾尔索普。
艾尔索普是罗斯福总统的亲戚，被时人称作可以影响总统的华盛顿著名的专栏作家。1941年，他在来华出任陈纳德的新闻发布副官的时候，就把陈纳德奉为崇拜的偶像。几个月后，他在击蜷被日本人捕获，在关了一段监狱之后，被遣返美国。他在留居国内期间，一面利用他手中那支生花的笔，借报纸这块阵地拼力鼓吹飞机是制胜的决定性武器以及这一理论的创造者陈纳德，一面利用和罗斯福的特殊关系游说白宫的实力人物霍普金斯，并通过霍普金斯当上了美国租借物资管理委员会驻重庆代表.借此向史迪威发难。
对此，史迪威则更是一无所知。
史迪威终于送走了令他厌恶的1942年。正当他暗自思忖1943年是吉还是凶的时候，马歇尔将军在新年伊始发来了一件密电，告诉他蒋介石于去年12月28日致电罗斯福的内容，以及罗斯福对蒋介石的答复：“强调重新建立陆上补给线的必要性。敦促蒋在他以总统的身分与丘吉尔磋商以前不要作出消极的决定。”对此，史迪威的结论是：“罗斯福总统是赞成他的春季收复缅甸的作战计划的，正因如此，他才决定以总统的身分与丘吉尔磋商，并要求蒋介石不要作出消极的决定。”因此，史的心情是激动的。
另外，负责卡萨布兰卡会议具体文件草拟工作的马歇尔将军，知道罗斯福总统将代表美国向英国施加压力。因此，他在密电中命令史迪威必须设法尽快开始进攻。为此，史迪威怀着更加激越的心情迎接1943年。他“向宋子文发出一份又一份备忘录，他从中国自身利益，未来战略，取消缅甸战役可能促使美国取消对华援助等方面劝说中国”。史迪威强烈暗示，如果中国不参加行动，他的政府一定会就“中国目前的形势，它的人员、组织和政策情况是否还值得美国继续向该地区投入人力和物力提出疑问。”
就在史迪威一厢情愿地筹划春季收复缅甸的作战计划的时候，蒋介石正式获知不能参加卡萨布兰卡会议，他以极大的愤怒于1月8日正式通知罗斯福总统：“中国拒绝发动春季收复缅甸的战役！”
马歇尔为安慰史迪威，为其戴上“优异服务十字勋章”；英美高级军事代表团抵达重庆；两份关于史迪威的截然相反的意见，放在罗斯福面前
重庆的冬天是湿冷湿冷的，再加上大雾蔽日，一个月难得见上一次明亮的太阳，就越发增加了史迪威将军知冷与怀乡的情感。
史迪威由于不适应这种湿冷多雾的气候受了凉，加之春季进攻缅甸的计划眼见着泡了汤，使得他的情绪非常不好，经常一个人关在办公室里生闷气，或自言自语地骂娘。
宋子文知道了这些情况，他或许是有意排解史迪威内心的积郁和愤感，邀史迪威共进晚餐，在史迪威看来，这顿“中国饭菜，妙极了！”但宋子文“却坚持说仅仅是便饭而已”。接着，主菜上席了！“这道菜是炸的，外焦里嫩，环形、拇指上戴的戒指般大小。”宋子文一看史迪威有点愕然的样子，忙介绍说道：“是厨师的绝活儿，他对此十分骄傲，请品尝。”
史迪威侧目一看，站在旁边的厨师就像是唱完堂会的演员那样，在躬身等待主人给予语言和物资的奖励。他会意地点了点头，旋即用筷子拣起一个外焦里嫩的环形“戒指”送往嘴里，就像是一位地道的美食家在品评佳肴，他终于露出了满意的微笑，遂竖起大拇指，禁不住地连声称赞：“好！妙极了，真可谓是妙不可言。”
厨师很有礼貌地道了声“谢谢！”转身走进厨房去做更拿手的菜去了。
“TV,”史迪威按照美国人的习惯亲昵地称谓宋子文。随手又拣起一个外焦里嫩的环形“戒指”，在餐桌中央幌了幌，“如此美妙的佳肴是用什么原料做成的？”
“肚子。”宋子文淡淡地答说。
“肚子？”史迪威惊愕地重复道。
“对，”宋子文微微点了点头，“你是知道的，就是肠子，猪大肠的末端。”
“换句话说，这道菜叫炸猪肠子，烧烤括约肌，对吗？”
“对。”
“好啊！我现在在咬猪屁股。”
宋子文听后禁不住地笑了，而且笑得几乎到了喷饭的程度。
但是，史迪威却未跟着笑。他竟然多愁善感地联想到了自己在华的现状，遂又自我嘲讽地说了这句话：“我所能做的一切就是咬一口臭东西，尔后我就成了一名完全合格的饮食专家。”
“请吃感恩节大鹅。”宋子文为了转换气氛，指着一道新上的菜热情地招待着。
史迪威闻听一怔，方知今天是感恩节——“天啊！我怎么连感恩节都忘了呢！”接着，他再仔细一看摆在餐桌中央的大鹅：“它的头和脖颈坚挺着，仰成一个自鸣得意的角度，它的两眼中闪着惊奇的神色，嘴里吐出一只灯泡。做饭的人从鹅的咽喉处捅出一只手电筒，产生出一种新奇、优雅的效果。”他看着这巧夺天工的造型。似乎感到仍有不完美之处，有点遗憾地问道：“这只大鹅怎么没有一只尾灯呢？”
“可能是厨师个人的好恶吧。”宋子文看着史迪威那认真的表情，随口解释道。
“但我希望在下一个大节日时能见到一盏。”
这就是史迪威的性格。
史迪威的情绪就像是重庆隆冬的天气那样越来越不好。到了1月8日的时候，他学着中国人的样子希望八字能给他带来吉祥的消息。但是，当他再一看日历，又发现,8日是星期五，于是一种不祥的预兆又打心底冒出，因为在西方人看来，星期五是最不吉利的口子。他下意识地摆了摆头，似乎是在说：“为什么偏偏在8号是星期五呢？”
有顷，宋子文打来了电话，请史迪威的助手多恩将军去他的官邸，说是有紧急的要事当面相告。这又引起了史迪威的惊觉，他暗自诧异地自问：“TV有紧急的要事当面相告，他为什么不找我呢？……”
宋子文是一位十分注重礼仪的外交家。他深知史迪威这位美国将军的性格，更是清楚史迪威和蒋介石的矛盾，因此他担心把蒋介石给罗斯福总统的中国拒绝参加春季收复缅甸战役的电文直接转给史迪威，会惹得史当场发作，搞得双方都下不了台。他反复权衡利弊，终于想到了多恩将军。
但是，这并没有改变或减轻史迪威的愤怒。他在日记上写下了六个大字：黑色的星期五。而且还在每一个字的下边涂了黑点，以示醒目。
史迪威就像往常那样，很快就从对蒋介石愤怒的情绪中解脱出来，思索着可能引起的连锁反应：“对英国佬来说，这是一个多好的机会啊。正是他们所要得到的，现在他们可以撤手了，中国人也可以撤手了。让他妈的美国人去干去打吧。陈纳德哇哩哇啦的胡扯使我陷入了困境；他一直在说个不停，现在他们会让他放手干了。除非我们强硬起来并在眼下就把大元帅束缚住，那他将会永远失去控制。”同时，史迪威还认为：“如果我们使得陆军部足够强硬，并以退出相威胁―卡住物资、存起来，运走―我们也许还能有所收获，从而使这一变更得到补偿。但如果他们不够强硬，我们今后也就捏在‘花生米’的手心里了。”
史迪威想过了这些之后，很快又恢复了他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的决心。虽然他看出蒋介石正全力扶持陈纳德，但是他也明显感到，有陆军部的支持，他要比陈纳德强得多。由于他对宋子文抱有不小的幻想，认为有“TV”的“真诚帮助和中国军队内部人士的支持，就是‘花生米’也不是完全不可控制的”。他坚持认为：“中国如能不断得到美国的援助，一定会重新讨好美国。他可以利用这种形势，继续推行他整顿军队和训练三十个师的计划。”他还天真地认为，向蒋介石发一份最后通碟，也许会起作用；于是便草拟了一份，“如果乔治同意的话，就由华盛顿发给中国”。但不要请示总统。
1月10日，马歇尔将军把罗斯福回复蒋介石的电文转给了史迪威：“你为什么不等一等？我告诉过你我即将与丘吉尔协商。看在老天的份上，忍耐一下。”这在史迪威看来：这步棋死有缓。接着，他又通过自己的助手多恩将军向宋子文转达了“对‘花生米’的一系列条件”。宋子文为了稳住史迪威，或有意调解史和蒋的矛盾，除去代蒋介石说好话―蒋开始注意到了建立一支强有力的军队的必要性，并且有意地安慰说：“我几乎每天都对委员长说史迪威将军是不懈地支持中国军队的唯一一名美国人。”
也就是在这则马歇尔将军发来的密电中，史迪威首次获悉：卡萨布兰卡会议于14日召开。他审时度势，认为“现在是‘暂缓’前进的间隙”。可是每当他想到自己近来的遭遇，真是感慨万干；当他再一瞻念自己未来的前途，又顿觉不寒而栗。
卡萨布兰卡会议已经进行到第三天了，史迪威依然没有收到一点消息，他无限愤然地离开自己的卧室，大步向司令部走去。他刚刚走到门口，受到了多思将军的迎接。他放眼望去，“发现参谋人员神志庄重，列队站在中央”。他尚未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事，他的另一位部属伯金上校走上前来和他握手，然后郑重地说道：“请您站在这里。”
“怎么回事？是执行枪决？”自称“受害者”的史迪威嘟嘟囔囔地说道。
伯金上校宣读了一份嘉奖令，大意谓：史迪威在去年4月缅甸东枝战役中如何“亲临一个中国师的先头部队，身先士卒，以个人的榜样”，鼓舞部队重新振作起来，一举攻克东枝等战略要地。
史迪威佩戴上了一枚崭新的优异服务十字勋章。
史迪威对此受勋毫不为之动容，或许是由于作为军人的最高目标未能实现而心绪不好的原因。
这就是史迪威的可爱之处。
是谁突然想起来为史迪威授勋的呢？是马歇尔将军。
马歇尔将军最清楚史迪威将军这七个多月是怎样走过来的，他为了打通滇缅公路，以雪缅战失败之耻，不仅要忍受“英国佬”的滑头和厌战，而且还要和蒋介石无穷无尽地讲价钱；更使他难以容忍的是陈纳德将军和蒋介石结盟，欲要夺取他的指挥大权。他已经记不得在中国和英国之间“扯过多少次袖子”，才促成这次春季收复缅甸的作战计划。但由于“英国佬”为了自身的利益再耍滑头，从而导致蒋介石于1月S日断然拒绝参加春季收复缅甸的战役，这对史迪威而言，真是犹如当头挨了一闷棍，使得以尖刻著称的史迪威就像是哑子吃黄莲―有苦说不出。作为美国参谋总长的马歇尔将军，唯有授予一枚优异服务十字勋章，方可慰藉这位远在中国战区的老友的心。
罗斯福总统和丘吉尔首相为什么要召开卡萨布兰卡会议呢？简而言之，“欧洲战场的主动权已经转到盟国一边。”其时，“隆美尔所败于阿列盟，苏俄反攻于斯大林格勒，突尼斯登陆在望，西西里战略待商，对德战胜既呈曙光，英美当局始转其注意力于东亚。”自然，也顺理成章地再次提出了立即收复缅甸，包括实施两栖登陆，占领仰光的代号为“安纳吉姆”战役。
罗斯福总统作为一位大政治家，自然知道蒋介石碎然宜布拒绝参加收复缅甸战役的根本所在：卡萨布兰卡会议“号称讨论攻日策略，而中国并未被邀；扬言加强援华，而中国军运优先次序，犹居最末。”由于英国首相丘吉尔的压力，罗斯福违愿没有邀请蒋介石出席卡萨布兰卡会议，但他清楚参加“安纳吉姆”战役的是经史迪威整训过的X军和Y军。为此，这就要求他和丘吉尔首相必须向蒋介石作出姿态―或曰给蒋介石一个台阶下，方可结成实施“安纳吉姆”战役的同盟。因而他对丘吉尔首相建议；“我想向中国派遣一个高级军事代表团，向蒋委员长通报卡萨布兰卡会议的决定。”
丘吉尔当即表态：“好哇！我决定派出联合参谋长委员会英国代表约翰.迪尔元帅参加代表团。”
罗斯福总统在派遣代表团美方成员的时候可费了些心思。他知道在华的美军将领存在着空中战略和地面战略之争。加之他在蒋介石和陈纳德等人的影响下，实际上接受了用空军作战，时间最短，代价最小的理论。因此，他决定提议渴望“尽早轰炸日本”的阿纳德将军作为空中战略的支持者去中国。
马歇尔将军自然明白罗斯福总统这一提议的良苦用意，但他始终认为“驼峰空中运输线是不能与道路运输线相比的”。他决定提议美军后勤司令部司令布里恩.萨默维尔将军代表陆军部―作为空中战略的反对派参加代表团。
就这样组成了英美高级军事代表团，前往中国与蒋介石磋商参战事宜。
阿纳德将军不仅是一位渴望“尽早轰炸日本”的空军司令，而且还是一位坚定的美国利益主义者。因此，他支持史迪威反对独眼将军韦唯尔。
史迪威随高级军事代表团自新德里飞往重庆，晋见他瞧不起的“小人物”蒋介石，沿途他向阿纳德将军等人讲了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和蒋介石的独裁。他指出在现今的中国“金钱、影响和职位是领导人唯一考虑的事情。阴谋诡计，欺骗出卖，虚假报道，索要他们能得到的任何东西；他们独一无二的念头是让别人打仗；对他们的‘英勇斗争’做假宣传；‘领袖们’对人民漠不关心。懦弱蔓延，勒索至上，走私漏税，全然愚蠢无知的参谋机构，无力控制派系争斗，继续压迫民众。拯救他们的唯一因素是老百姓的麻木服从。‘知识分子’和富人把他们宝贵的息子送去美国，农家子弟离家去死―没有关怀、训练或领导。而我们则处于这样一种位置；只能支持这个腐败的政权并赞美其挂名首脑，那个英明的爱国者和战士―‘花生米’。天啊！”
阿纳德将军很早就听说了蒋介石政权腐败无能的一些传说，但像史迪威将军说的这样详细和具体则是第一次。因而他怀着极大的兴趣想快点见到这位蒋委员长，他一到重庆，就在史迪威的陪同下赶往重庆南郭黄山别墅参加会议。或许是先入为主在起作用，仅仅谈了空军后勤供应问题，除发现陈纳德的理解很不现实外，还发现这位蒋委员长“不愿意尊重逻辑或理性。”很快，他又发现一谈到修建机场和燃料供应，蒋介石和陈纳德总是“挥挥手，一带而过。他们不懂得，也不愿意过问后勤问题”。
阿纳德将军作为空军司令，很自然地倾向于空中打击并强调其重要性，但是，罗斯福总统并不知道阿纳德司令历来瞧不起以“飞虎队”而闻名于世的陈纳德将军。再者，由于陈纳德强调空中战略忽视了后勤保障，从而使得阿纳德将军很快倒戈支持史迪威。
蒋介石作为意欲角逐世界级大国领袖的政治家，非常清楚罗斯福和丘吉尔联合派此高级军事代表团的目的，是对他未能参加卡萨布兰卡会议的政治慰藉。同时，他也认为这是自己挺直了腰杆而决不仰承他人鼻息执行独立的外交和军事路线的结果。他审读了英美高级代表团带来的“安纳吉姆”作战方案之后，随即又以更加强硬的态度并理直气壮地向美国提出新的三项要求：
1.为陈纳德成立一个独立的航空司令部；
2.每月经驼峰运送一万吨物资；
3.在11月之前，即“安纳吉姆”战役实施之前向中国提供五百架作战飞机。
这实在大出英美高级代表团的所料，而且也超越了该代表团的授权范围。在阿纳德，尤其是史迪威看来完全是得寸进尺的讹诈。而这次商讨“安纳吉姆”战役的会议，完全变成了讨价还价的交易。蒋介石在讲完所谓原因之一―“中国没有自己的空军，因而需要陈纳德的特遣部队保卫重庆”之后，又义正词严地向代表团发出了最后通赚：“告诉你们总统，除非我的三个条件都得到满足，否则，我不能打这个仗，他也别指望我派中国部队参加这次战役。”
阿纳德“决不会把这种话带给总统”，也不理睬蒋介石发出的最后通碟，继续会谈―一个答应增加空军运量，一个希望增加的更多，会越开越乏味。
史迪威是个现实主义者，他知道这次会议谈论的所有问题都将交由他落实和兑现。或许是他真的太想指挥“安纳吉姆”战役了，他以勿庸置疑的口吻追问蒋介石：“如果条件中包括有海军的支持，委员长是否会于秋季发动攻势？”
蒋介石一听这责备他的口气碎然怒火升腾，他发疯般地说道：“我难道没说过要打仗吗？”旋即又通过翻译宋子文给史迪威来了个难堪。
经过反复地讨价还价，会议最终作出这样的结论：美、英、中三方于2月9日在加尔各答举行具体实施“安纳吉姆”战役计划的会谈。中方参加会谈的是何应钦和宋子文，英国代表是迪尔和韦唯尔，美方代表是阿纳德、萨默维尔、比斯尔和史迪威。
阿纳德将军一行飞往重庆之后，蒋介石唯恐阿纳德等人不如实地向罗斯福总统反映他的要求，遂于2月7日写信给罗斯福.重申了他的新三项要求以及参加“安纳吉姆”战役的保证：“中国军队将在预定时间做好准备，去完成指定任务”。
中美英军政最高幕僚人员于2月9日在印度的加尔各答集会.讨论“安纳吉姆”战役的具体事项。
史迪威非常高兴，因为阿纳德将军等人都认识了“中国的政府机器”和他不得不与之打交道的蒋介石与何应钦。临行前，阿纳德对史迪威说：“你应该得到一个桂冠。”他后来又写信给史迪威说：“亲爱的乔：你那份工作真不是人于的……不论是在什么时候，只要你需要我的帮助，尽管吩咐。”
按照史迪威的逻辑推论：既然阿纳德将军获知了中国现状以及蒋介石的真实情况后可以支持他，那么罗斯福总统也理应如此啊！他在2月9日极不策略地给罗斯福总统写了一封措词尖刻的信控告蒋介石，并郑重指出：“对华援助，必须采取以此易彼之交换手段。”
事有凑巧，也就是在这节骨眼上，艾尔索普带着一份如何解决中缅印战区存在问题的建议回到华盛顿，交给了霍普金斯。“他的建议慷慨激昂，貌似有理，长达二十一页，其要点是，由于批准进行缅甸战役，我们将要采取‘自以为是、危险、其结果极其可疑’的地面行动，而放弃一次‘光辉、能够轻易取胜的空战良机’。”而造成这一战略错误的主谋者是史迪威。因此史迪威必须调离。
这两种针锋相对的意见相继送到了总统办公室桌上。罗斯福阅罢暗然自语：“是到了我下决心的时候了！”
罗斯福从政治角度来解决中国问题，作出支持蒋介石和陈纳德的决定；史迪威失意标志着美军法军部在中国战区战略思想受挫
艾尔索普的建议极大地影响了罗斯福总统的决策。
罗斯福仔细地分析、研究了东南亚和缅甸的态势，他同意丘吉尔的这一观点：“重新征服缅甸，就像是用牙齿一根一根地用力拔豪猪刺。”既然如此为什么一定要立即收复缅甸呢？加之，“安纳吉姆”战役和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的准备工作互相冲突，按照既定的“欧洲第一”的战略原则，所谓的“安纳吉姆”战役应当暂时放弃。接下来，就应让陈纳德来对日本采取主要的军事行动，使他卓有成效地利用空中优势发挥作用。因此，他认为支持陈纳德的空中战略，“是在短时期内立即显示出美国在中国战区的作战活动的最简便的方法”，同时，也“可以挽回美国因许诺把主要力量用来对付德国，而无法在亚洲投入更多力量的局面”。
史迪威控告蒋介石信的内容，欲加促使罗斯福总统放弃军事战略的需要，而从政治的角度来解决中国问题。
罗斯福关心的是战后的中国应享有大国地位，防止苏联填补东亚因日本失败而留下的真空。为此，他不能不考虑中国最高统治者蒋介石支持陈纳德的意见，同时，他很自然地认为史迪威坚持整训中国军队和收复缅甸是直接违背了蒋介石的意志。此外，“花生米”这种称呼，对同样是统治者的罗斯福来说十分刺耳。“罗斯福认为蒋介石应享有与自己相同的尊严，尤其是他处境困难，所以更应该受到尊敬。”
几经考虑，罗斯福总统于3月8日作出了支持蒋介石和陈纳德的三项决议：
1.成立美空军第十四航空队，以陈纳德为司令，独立行使指挥权。
2.逐渐增加陈纳德空军之实力，使达到飞机五百架之数额。
3.在设备许可情形之下，中印空运数量，每月应增至一万吨。
诚如美国史学家所论述的那样：“总统的这项决定，和他处理复杂的战争事务的许多其他决定一样，都是折中产物。”罗斯福为了照顾陆军部的意见，他命令陈纳德领导的第十四航空队仍要受史迪威领导。他为了阐明自己为什么要否决陆军部的意见，给马歇尔将军写了一封影响很大的信。在信中，罗斯福指出：
史迪威“对待蒋委员长之办法，大有错误。蒋是中国人。”“自有其保持优越地位之必要”。
罗斯福总统的决定以及致马歇尔将军的信函，标志着美军陆军部在中国战区战略思想的受挫。
作为总参谋长的马歇尔将军必须执行总统命令。同时，他认为自已有义务向总统罗斯福阐明空军对地面部队存在着的依赖性：“一旦我们的空中作战行动给日本造成损失，他们就会向我们发动地面进攻，而保卫机场的任务就必然落到中国军队肩上。”事实上，由于在一年前美国空军突然轰炸日本，随之带来的后果是：浙江等地的空军基地已被」日军地面部队摧毁，至今仍未修复，另外，马歇尔将军为了证明陆军部支特的史迪威在中国战区的战略思想正确，又向罗斯福总统郑重指出：“中国陆军日前作战能力低下的状况必须彻底改变，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利用中国在这场战争中的潜力。因此，改变现状，必须是美国派往这一战区代表其利益的代表的主要目标。”
罗斯福总统认为马歇尔将军的政策目标，是利用美援的附加条件，强迫蒋介石的中国完全按照美国的利益行事，这是他绝对不能认同的。他终于下达了总统令：“以陈纳德为司令的第十四航空队于3月11日正式成立，陈纳德同时摇升为少将。”
陆军部接到总统命令后，自然会有着各种议论。很快，大家的意见都不约而同地集中到史迪威的身上来，因为陈纳德的晋升必然会降低史迪威在中国战区的地位。采取一项什么样的补救措施给予平衡呢？总参谋部作战处终于想出了办法：授予史迪威一枚总司令级的荣誉军团勋章。
马歇尔将军同意作战处的提议，他认为唯有如此，“就能做到万全，使中国相信，史迪威将军完全受到美国的信任”。是美国关于中国问题的“主要决策人”。另外，他还认为如此而为还可以慰藉自己对不起史迪威的愧疚之心。因而他在作战处的请示报告上大笔一挥："3月16日授予史迪威一枚总司令级的荣誉军团勋章。并呈报总统备案。”
罗斯福是一位大政治家.当然懂得勋章只是完成一种政治目的的手段或日工具。作为参谋长马歇尔而言，需要借此抚慰失意的部属史迪威将军；而作为总统罗斯福，他决不赞成因抚慰史迪威进而削弱蒋介石因获得三项要求而对美国的信赖。他站在大国总统的立场上更需要的是蒋介石对美国，或者说对他罗斯福的感激，因此，他在否决授予史迪威这枚荣誉军团勋章的同时，又决定把这枚荣誉军团勋章授予蒋介石，而史迪威所获得的唯一的荣誉权力，是代表美国总统为蒋介石授勋。
陈纳德胜利了，他认为是自己“空中战略”的胜利，是支持他的白宫要人霍普金斯以及艾尔索普从旁相助的结果。他戴上金光闪闪的少将军阶，踌躇满志地组建第十四航空队，为了他的“空中战略”更加辉煌的未来谋划着。
蒋介石胜利了，他认为这是自己和史迪威以及美国陆军部反复较量而取得的胜利，是中国的朋友霍普金斯、摩根索等人从旁相助的结果，也是夫人宋美龄访美大获全胜的象征。需要说明的是，他并不感激罗斯福总统的施舍，因为他认为这是自己采用强硬外交手段逼迫罗斯福总统节节败退的胜利成果。为此，他暗自下定决心：以胜利者的姿态，按照既定的方针大步前进！
史迪威失败了！他面对晋升为少将的陈纳德不得不发出这样的自间：“总统为什么会支持他的‘空中战略’呢？”难道我的所作所为全都错了吗？”当他再想到由自己把一枚总司令级的荣誉军团勋章戴在蒋介石的胸前的时候，他几乎是愤怒地自语：“‘花生米’有什么功德可以配戴这枚勋章呢！”
3月10日，史迪威六十大寿的日子到了！在这人生极有纪念意义的日子里，他面对重庆早来的春天，不能不想到自己未来不寒而栗的前途。他向谁发泄这满腹的怨忧呢？还是像往日那样写在日记上吗？他微微地摇了摇头；给远在大洋彼岸的妻子写信吗？这必然会给相敬如宾的忠诚妻子带来不必要的担心…他想来想去，最后决定给夫人写一首咏叹春天的诗表述自己的心情。他在诗中写道：
我在芬芳的重庆迎来春天，
混合着美景和恶臭，
有花有鸟，有洒落的大粪，
我将永远不再铲粪。
真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啊！史迪威写诗的语言依然是那样的尖刻——把腐败的国民党政府和正在自鸣得意的蒋介石比作大粪。我们由这首诗的结论仍可窥视到他此时此刻那灰暗的心境。
残酷的现实不允许史迪威“回到那边我最喜爱的海岸”，而是继续留在中国战区“铲粪”。
既然如此，史迪威根据马歇尔的指示精神：“戒其勿再阻抑陈纳德或触怒委员长”，遂把自己的工作限定在整训中国军队和修利多公路（即后来称为的史迪威公路）两个方面。按照史迪威的想法：我帮助中国整训军队，蒋介石起码不会反对吧？我帮助中国新修一条自印度到云南的国际公路，把更多的军火物资输送到中国，蒋介石总应该是欢迎的吧？……
蒋介石与史迪威历经一年多的较量，终于悟出了这样一个结论：所谓史迪威问题，决不是孤立的史迪威一个人，而是代表了美国，起码是军界一派人对中国战区的看法。因此，只能利用美国决策的矛盾，采用以夷制夷并软硬兼施的谋略，迫使看重中国战区地位的罗斯福总统作出裁决。为此，他一改过去的做法，采取了决不和史迪威发生正面冲突的手段，有时还作出言听计从的样子，有意主动缓解他们之间的紧张关系。例如：史迪威对陈诚印象不错，又听说他在军中与何应钦相对立，遂学着中国以夷制夷的策略提名陈诚接替罗卓英出任中国远征军司令兼昆明Y军总司令。蒋介石不顾何应钦的反对，立即同意了史迪威的提名，这给史迪威以良好的民主印象。
但是，史迪威并不完全知道蒋介石同意走这步棋的真实用意―利用亲信陈诚控制中国参加整训的军队。由于国情和地位不同，史迪威始终不甚理解蒋介石为什么视军如命。然而自小就知道“有枪便是草头王”的蒋介石最怕的就是军权旁落。当然，他对史迪威这位美国将军也同样不放心，生怕蒋记军队通过美式整训，变成史迪威发号施令的私有财产。怎么办呢？由陈诚代为监督史迪威整训军队是最合适不过的人选。
再者，云南是地方实力派滇系领袖龙云的地盘。长年以来，云南百姓“只知龙老主席，不知蒋委员长”。中央数度想派军队进驻云南，均被龙云以种种理由所坚拒。而今由盟军提出在云南训练三十师Y军，就等于向龙云的地盘派遣了远远大于滇军的中央军，为他日解决龙云打下了伏笔。而由陈诚坐镇云南也是再理想不过的人选。同时，为了安抚杜幸明，蒋介石任命杜为昆明防守总司令，为两年半后解决龙云埋下了一名大将。
简之，任命陈诚之举是一石数鸟之事，蒋介石自然会欣然同意。
由谁取代罗卓英在印度实施“蓝伽计划”呢？蒋介石确实费了不少心思。最初，他属意得意门生邱清泉。但徐庭瑶、杜幸明等人认为邱氏脾气暴躁，恐与史迪威闹翻，影响美援。他几经遴选，遂改调另外一位得意门生——第八军军长郑洞国将军继任。
就这样，蒋介石于不声不响之中完成了对中国参加整训部队军权的控制。
史迪威决计整训中国军队的目的是收复缅甸，是为了雪耻。他做梦也不曾想过夺蒋介石的军队。另外，缅战失败的教训使他越发坚信：“中国的士兵是好的，军官则是无能的。”换言之，经过整训的中国士兵，在美军指挥官的指挥下定能击败日军。结果，“要中国士兵，不要中国军官，尤其不要中国将领”的思想再次抬头，遂导致史迪威和参加整训的中国军官发生对立，并遭到绝大多数军官的坚决抵制。
蒋介石获悉这一消息之后，认为史迪威是在把中国军队改造成像缅甸、印度那样的殖民地式的军队。尤其当蒋介石听说史迪威“拟将驻印军营长以上的军官由美国人担任，并且先由美国调来三百多名军官，准备接替中国军官的职务”以后，他的直觉是：经过史迪威整训过的中国军队已经由姓蒋改为姓美了。从某种意义上讲，等于由美国变相地接管蒋介石赖以生存的军队。所以，蒋介石不仅要行使权力阻止史迪威达到目的，而且蒋、史之间刚刚缓和的矛盾再次尖锐起来。
再者，罗斯福总统决定成立第十四航空大队，晋升陈纳德为少将司令的一个目的是，通过所谓的组织手段，缓解史迪威和陈纳德的矛盾。在一般常人的心目中也是这样认识的：“史迪威专负训练装备中国军队之责任。陈纳德专负打击日敌运输之任务……两人业务各有专属，宜无磨擦。”但是，由于史迪威的手中不但握有分配租借物资的大权，而且根据总统命令，陈纳德的第十四航空队隶属史迪威的领导之下，结果史、陈之间的矛盾不是缓和了，相反更尖锐了。
矛盾依然是在中国战区应当执行史迪威的“地面战略”还是陈纳德的“空中战略”之争，冲突的焦点却是租借物资的分配。
蒋介石退守四川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他认为当今四川之途依然像当年孔明那样：“东拒双夔门，北扼秦川，南慰彝蛮（龙云等少数民族实力派）。为此.他学着当年孔明的样儿，委派最为忠诚的弟子胡宗南亲率数十万精锐之师坐镇西安，不仅可以抗御日寇西犯黄河，而且也能限制陕北红军向巴蜀一带渗透和发展；时下，南边有陈诚坐镇昆明整训三十个步兵师，再辅以昆明防守总司令杜幸明无形的威慑，与印缅毗连的云南可保无虞；但是，靠什么坚守出入四川的必经通道三峡和双夔门呢？一旦在川鄂交界之处再现当年刘备败失白帝城的惨剧之后，靠什么遏制住溯江入川的日军呢？他思之良久.唯有强大的空军。因此，他强烈要求加强陈纳德的第十四航空队。这就又必然导致空军优先分配租借物资的问题。
何应钦纵观中国战区的全局，认定此次日军溯江进攻两湖的第一个战略目标是宜昌，最终目的是占领重庆。或者说迫使局促山城的国民政府投降，真正完成宁渝合流，使滞鼠神州的百万日军挥师南下，与美军在太平洋诸岛进行决战。因此，何氏除去赞同蒋介石用空军扼守通往重庆的天然屏障三峡之外，他还要求紧急调拨陆军把日军阻止在宜昌以东。为此，他提出暂停组织实施收复缅甸的战略计划，把在云南参加整训的Y军急调入川，保卫山城重庆。
史迪威听后大惊失色，他近似本能地感到：如果何应钦的这一计划得逞，云南整训三十个师的计划必然推迟；如果蒋介石的计划得逞―强烈要求加强陈纳德的第十四航空队，X军Y军的整训都因空军优先分配租借物资而受到影响。所以，他坚决地反对蒋介石与何应钦的提议。理由也是堂而皇之的：“这正是日本人希望达到的目的，部署在云南的部队开始使他们不安了。”
像往日那样，蒋介石解决与史迪威分歧的办法是开会。结果是：这两位性格执拗的人越开会分歧越大。
蒋介石在日军就要发动的进攻面前的确是慌了手脚，他认为必须让陈纳德的第十四航空队发动一次大规模的空中攻势，才能确保山城重庆的安全。依据他以往的经验，没有得到罗斯福总统的认可，史迪威是不会改变他的基本立场的。换言之，他仍要和史迪威争论所谓战略的间题。然而面对日军就要大举西犯的危局，如何才能尽快得到罗斯福总统的帮助呢？遂成了蒋介石的一块心病。
用句中国的迷信话说吧：“天意难违”，罗斯福总统竟然主动地给蒋介石创造了一个机会：盟国的两大巨头―罗斯福总统和丘吉尔首相将于5月份在美国会晤，召开代号为“三叉戟”的会议。出蒋介石所料的是：中国外文部部长宋子文应邀出席。
罗斯福清楚“三叉戟会议”中很重要的一个议题是中国。而在所谓中国的间题上他和丘吉尔存在着根本性的对立。
为了在即将召开的“三叉戟会议”上不形成美、中联合对英国的被动局面，罗斯福再次违愿地拒绝邀请蒋介石参加“三叉戟会议”。作为回报，同意中国派遣外交部长宋子文参加会议，陈述中国在亚洲战场上的作用，以及将发动“安纳吉姆”战役的意见。
这时，蒋介石并不完全了解罗斯福总统的’良苦用心。相反，他认为宋子文得以参加“三叉戟会议”，是他执行强硬外交路线的胜利。换言之，是他和史迪威反复较量的结果。
是年4月，“宋子文赴美，查悉罗斯福所允维持空军前线五百架飞机之许诺，恐难实践，乃向蒋委员长建议，请电罗斯福召纳德面陈。”蒋介石清楚陈纳德在美国白宫有实力很强的政治家为后盾。如果能促成陈纳德奉命回国，当面向罗斯福总统面陈所请，真可谓是求之不得的大好事。为此，他向罗斯福发去专电，在力陈中国战区之艰难后，请总统召回陈纳德当面详陈。
罗斯福收到蒋介石的电文之后，也感到很有必要直接听取陈纳德“空中战略”的有关意见，这对“三叉戟会议”讨论“安纳吉姆”行动计划是会有帮助的。再者，受到“三叉戟会议”冷淡的蒋介石，并未像卡萨布兰卡会议召开前夕那样断然作出拒绝参加收复缅甸战役的决策，满足蒋的这一合理要求也是应该的。因此，他欣然同意召陈纳德回国述职。
马歇尔将军获悉这一消息之后大吃一惊，因为这等于陈纳德力主的“空中战略”将在“三叉戟会议”上得到确认。他于焦急之中电告史迪威密商对策。
史迪威收电后有点震怒，他或许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一改过去我行我素的军人作风，一面感激马歇尔提了个醒，一面建议他召自己、比斯尔和陈纳德回去。其用意都在不言之中：史迪威想联合第十航空大队司令比斯尔将军和陈纳德“金殿面君”，一决雌雄。
马歇尔同意史迪威的建议，当即请示罗斯福：以商讨反攻缅甸案为由，召史迪威和比斯尔回国述职。为促罗斯福早下决心，告之：“约陈纳德而忽视史迪威，将予人‘以陈代史’之揣测。”
罗斯福当然明白马歇尔将军这一建议的真实用心，但他作为一国总统，决不会因史、陈不睦而伤及马歇尔这样的资深超群的总参谋长。另外.马歇尔的陈请理由无疑也是正确的，因为在战略方面是不能凭借个人的好恶而厚此薄彼的。为此，罗斯福认为同时听听“空中战略”和“陆地战略”的异同和长短，不仅有利于他在亚洲战场下最后决心，而且还会为他与丘吉尔决策二战大局提供有力的佐证。所以，他同意史迪威和陈纳德同时回国述职。但他大笔一挥，砍掉了和史迪威结盟的第十航空队司令比斯尔将军的名字。
马歇尔只能同意罗斯福总统的决定，但是为了增加史迪威的祛码，或者说为了弥补史迪威作为政治家的短处，他又电告史迪威：一定带上比斯尔的一名参谋回国。
“三叉戟会议”尚未召开，美国军政决策层中已经分成竭然对立的两大派系：一、陈纳德“空中战略”派的支持者为霍普金斯、摩根索、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李海；二、史迪威“陆地战略”派的支持者为马歇尔、史汀生、阿纳德。而总统罗斯福则是支持“空中战略”派的。从上述名单可知：政界是“空中战略”的后台老板，军界则是“陆地战略”的强大后盾。
蒋介石作为一名纵横家，清楚美国这对立的两大派分歧的核心是支持还是否定他的蒋记政权。他坐镇重庆，使出全身的权谋解数，遥控大洋彼岸华盛顿这场“金殿面君”的好戏，因势利导演成“援陈打史”―进而为中国争取更多的军火援助的斗争。
蒋介石要求在美的宋子文、宋美龄、陈纳德要保持密切联系，共同应变和商决方针大计。
诚如前文所述：史迪威是一位整脚的政治家，这就决定了他非常鄙视那些鼠偷狗盗的事情。再者，他自视是美国在华的正式代表，所作所为光明正大。即便是和属下陈纳德回国对簿公堂，也不应失堂堂君子之风，或日大将军的风范。另外，他是一位“铁杆”的共和党人，对民主党选出的总统罗斯福素无好感。加之这一年以来的实践证明，他认为罗斯福支持，甚至是偏袒陈纳德，伤害了他那极强的军人自尊感。每当他想到罗斯福要陈纳德回国面陈“空中战略”的时候，遂情不由己地生出一种难以名状的鄙夷之感。
由于罗斯福总统早就属意于陈纳德，所以陈纳德先于史迪威得到召见。
罗斯福支持“空中战略”的腹案已经成熟，召见史迪威只不过是走形式而已。
然而，史迪威未能有力地向罗斯福陈述他的论点。更使陪同晋见总统的马歇尔将军所不解的是，史迪威自始至终只是弓着背，低着头，“嘟嘟囔囔地说了些中国不抗战的话”。
事后，马歇尔对史迪威的表现感到懊恼和失望，他不明白为什么史迪威会有如此下乘的表演，要知道这是决定两种战略方案命运的关键时刻啊！他不得不带着责备的口吻质间了史迪威。出他所料的是，这位倔强的部属却说道：“你难道让我在总统面前贬低陈纳德吗？我……无论如何办不到！”
这就是史迪威堂而皇之的理由：决不在总统面前贬低攻击自己的对手。换言之，在总统面前慷慨陈词为自己的战略思想辩白是自我标傍，违背了他做人的信条。这是史迪威的性格使然，也就是史迪威在所谓严肃的政治斗争中的性格悲剧之所在。
相比之下，陈纳德在总统面前不仅会为争宠夺势施展自己的全部才华，而且还会利用所有的手段抬高自己在中国战区的地位。但无论是前者和后者，都是在围绕着自己的政治对手史迪威大作其文章。这也是陈纳德的性格使然，同时也是陈纳德能和蒋介石联袂共事的性格基础。
马歇尔作为总统的战略顾问有着鲜明的两重性：作为交朋友，史迪威是可爱的；作为政治盟友，陈纳德确是一把好手。但是，当马歇尔从所谓人的政治品位还原到做人应遵从的人格操守的时候，他是那样厌恶陈纳德的所作所为，又是如此喜爱史迪威的洁身自好。甚至对史迪威在罗斯福面前的拙劣表现，他也似乎不无惋惜地原谅了。
是日晚上，史迪威和妻子在马歇尔等人的陪同下应邀出席了陆军部长史汀生家的晚宴。这时，他没有了在罗斯福总统面前的拘谨，毫不费力气地向史汀生全面陈述了自己的观点。为了帮助史迪威说明自己，同时也是为了阐明陆军部的观点，史汀生打电话给罗斯福说，他“非常钦佩史迪威，他愿意就总统对史迪威的明显怀疑向总统作出解释”。史汀生打完电话之后又给罗斯福写了一封信，回顾了他在挑选史迪威去中国时怀有的责任感之后，又充满信心地写道：“我们非常了解他，才把这场战争中最艰巨的任务交给他……几天来，他使我相信，他是我所认识的唯一能够顺利完成这项重要任务的人。”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罗斯福在制定全球战略计划的时候，主要依靠战略顾问马歇尔和政策顾间霜普金斯二人。实事求是地说，在“三叉戟会议”召开之前，马歇尔将军和霍普金斯在所有问题上都保持着互相尊重的态度。但是，现在由于关于对华政策的争执他们已经发展到互不理睬的地步。在这种情况下，罗斯福就不得不履行手中的权力了，以总统的名义发布对华政策命令。他为了缓和与自己战略顾问马歇尔将军的关系，再一次找来马歇尔恳谈对华政策。
马歇尔将军是一位坚持原则的军事家，尤其是经他之手作出的带有全局性的战略决定，那是很难再改变的。可是在对华政策方面，他忽视了罗斯福总统从政治视角处理中国间题的战略思考，过多地强调了美国和盟国在中国战区承担的义务，遂陷入了和总统的对立。
罗斯福最后的努力失败了，他只能按照自己的想法行事了：缩小反攻缅甸的计划，支持陈纳德的“空中战略”。
缩小反攻缅甸计划是4月底决定的，马歇尔将军也投了赞成票。因为作为总参谋长，他必须执行总统的命令。为此，他于翌日写信给史迪威：
昨日我与总统讨论中国问题，他认为陈纳德之空军作战计划，久被遗忘，今宜从速实行；云南华军之物资，亦宜照运。
总统在政治上必须支持委员长。空军轰炸方案，对于振导中国士气，亦至有效用。至于反攻缅甸之计划，总统意可缩小，只占领曼德勒为止。总统谓经此缩小之后，便与陈纳德空战计划，无所窒碍。
史迪威获悉罗斯福总统这一决定之后，他的直感是，这是一个建立在“对蒋介石的品质、意图、权势及能力完全错误的判断之上”的决定。史迪威心里想蒋夫人“已经弄得罗斯福分不清是非了”。蒋介石政府是“一幕独角戏，国民党是他的工具，蒋夫人是他的门面，愚蠢的美国宣传机器是他的杠杆，而我们全都是他的玩偶。”
史迪威也明白：像他这样一个小小的陆军中将在白宫决策圈中是无立锥之地的，谁也不会再听他的辩解，事实上他也无需为自己进行这种表白似地辩解。但他毕竟是一位喜怒哀乐分明的军人，他依然需要发泄内心积淤的愤感。面对这不可逆转的大局，唯有在日记上倾吐无余：
连续的退让证明，蒋介石认为只要喊上几声我们就会向他投降。情况正是这样。在我们到达华盛顿之前，罗斯福已经决定要在中国尝试一下空中努力。这正中英国人的下怀，他们根本不想为了缅甸打仗。如果能哄骗我们在对日作战首当其冲的话，他们为什么要为了中国而战呢？不管怎样，他们将在缔结和约的谈判桌上把缅甸拿回来。
除我之外，没人对建立一支地面力量的枯燥工作感兴趣。陈纳德保证在六个月内将日本人赶出中国。那为何不让他干一下试试？这可是通往胜利的捷径啊！“三叉戟会议”尚未开始，马歇尔、史汀生、陈纳德、史迪威等的“陆地战略”就遭到了罗斯福总统的否决，这无疑在他们每人的心中都蒙上了一层阴影。对坚决主张收复缅甸，并借以雪耻的史迪威而言，则更是晦气之极！因为他深信丘吉尔和宋子文会在“三叉戟会议”上一唱一和，配合默契，完全取消卡萨布兰卡会议作出的收复缅甸的承诺。因此，他不想参加这种会议，最好是能早一天回到他的整训基地―印度的拉姆加尔，听着那些可爱的中国士兵亲切地叫他“乔大叔”的声音。
就在“三叉戟会议”召开的前夕，马歇尔将军带来了一个惊人的消息：“蒋介石不同意缩小反攻缅甸的计划，强烈要求履行卡萨布兰卡会议的决定，南北夹击，收复缅甸。”对此，史迪威被打入五里雾中，搞不清蒋介石的葫芦里到底装的是什么药？马歇尔告之：“据蒋电文称：倘仅占取缅北至曼德勒为止，不特无补中国战场，且徒牺牲兵士，中国决不再蹈去岁覆辙。”
史迪威听后微微地摇了摇头，因为他清楚这不是蒋介石的真实意图。
“我认为蒋介石担心取消收复缅甸的计划，我们美国会减少对中国的军火援助。”马歇尔以无庸置疑的口吻说道。
“所以，”史迪威下了结论，“蒋介石在取得‘空中战略’胜利之后，又想把拒绝收复缅甸的责任推给我们美国。”
“对！”马歇尔近似命令地说道，“所以，你要打起精神，为尽快发动缅甸攻势而全力参加‘三叉戟会议’！”
不懂政治策略的文迪威在“三叉戟会议”上攻击蒋介石的为政与用兵之道，促使罗斯福下决心换将
蒋介石此举的目的完全被马歇尔将军所猜中：在美国兑现了空中支援的前提下，唯有把推迟“安纳吉姆”行动计划的责任推给美国，才能保住蒋介石“言必行，行必果”的领袖形象。与此同时，他还可以利用英美在“安纳吉姆”行动计划上的分歧，进一步与美国结成同盟，在“三叉戟会议”上压一压丘吉尔所代表的大英帝国的所谓霸气。
“三叉戟会议”实际上有两个议题：一是协调英美在欧洲战场上的步伐，再是重新确认“安纳吉姆”行动计划。罗斯福和丘吉尔经过激烈的讨价还价，在统一了欧洲战场的步伐之后，他们及其与会的高级助手又进入了第二个议题的争吵。
丘吉尔自始至终都不愿意履行“安纳吉姆”行动计划所承担的义务，他对他的参谋长们坦率承认：“到沼泽丛林里去同日本人作战就像到水里去斗盆鱼。”他赞成把鳌鱼拖上岸后用斧头把它劈死的办法。然而，在会谈中他不那么坦率了。他说：“在缅甸作战的种种困难是很明显的。”丛林中无法使用现代化武器；雨季严重限制作战时期，海军无能为力；他还指出，即使“安纳吉姆”行动计划获得成功，他们在1945年以前也不能使滇缅公路重新开放，即便到重新开放时，最大的运输量也只是每月二万吨……他提出了经过缅甸，进攻苏门答腊北部尖端和马来亚中部的行动的可能性。他还重申了把仗打到日本本土去的决心。
史迪威在获悉英国希望放弃整个“安纳吉姆”行动计划以后，愤然断言：“这将使中国人感到被遗弃，并对英国人产生疑虑。”丘吉尔就此宣称，他不会“为了安慰中国人而做蠢事”。他是不会“毫无目的地以代价巨大的行动来打仗的”。为此，史迪威曾两次插话驳斥丘吉尔，想让与会者重视他的意见。罗斯福或许是出于外交礼貌―美国的中将不能当面批驳英国首相，遂两次不让史迪威发表意见。
由此可见，史迪威绝不是一位具有战略眼光的政治家。另外，他又不会想到与会的陈纳德详细记录了与会者的发言，并密报了未曾出席军事会议的宋子文。
5月17日，“三叉戟会议”再度开会，宋子文代表蒋介石与会，当面和丘吉尔发生对抗。宋不辱使命，当即作了“最有声色之奋斗”发言。现摘录如下：
自敌人占领缅甸后，中国国际通道完全被锁，因此未能获得军火之援助与物资之接济；国内经济衰落，通货恶性膨胀。最近敌人复改变以前侵略方法，利用傀儡煽惑人心，一面以全力进犯晋豫鄂湘，企图威胁重庆。几此拳实，当为在座诸公所洞悉。中国处此危境，并无意外要求，只请同盟国实践诺言，履行罗斯福总统丘吉尔首相北非卡港之决议而已。此为鄙人代表蒋委员长奉告诸公之要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