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斯福私人顾问柯里来华调解蒋史矛盾，将中美关系紧张的原因归于史迪威；柯里提出撤换史迪威，遭马歇尔反对
柯里来华后，和蒋介石进行了七次会谈，还和史迪威进行了多次会晤。
史迪威和高斯对柯里这次访华的评价是：为讨好总统罗斯福，想用一种不费气力的办法―不惜靠贬低美国在华工作人员，以平息蒋介石的愤怒。就史迪威的性格而言，他听了柯里盛气凌人的训导，一定会给予无情的还击的。但是，时下柯里的身分是总统特使，自然是代表总统说话的，所以他这种尖刻的本性又让位于军人的“服从”了。他当时缄默不语。夜间写日记的时候，又在笔下怒斥柯里是个“神经不正常的小人”。
柯里并不知道史迪威复杂的内心活动，从表面看，他认为自己的言行完全慑服了傲岸不逊的史迪威。他本着所谓乘胜追击的原则又严厉地质问道：“据委员长讲，你曾经公开对他说：如果‘委员长同意，你将率领共产党的队伍去进行夺回缅甸的战役。’有这样的事情吗？”
“有！不过那是我影射他无意收复缅甸说的一句玩笑话。”史迪威为了验证自己的这句玩笑话，又补充说道，“他当时也近似开玩笑地回答说：‘那我愿服从史迪威将军的命令。”’
“你理解错了，当时，委员长可不是在说笑话。”
“那他……”
“是对我们美国的一种抗议：说我们表面上拥护国民党，而心里却相信共产党。”
这种解释，又等于砸了史迪威的“醋坛子”，他当时大讲了一通国民党军队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事实，又说了周恩来曾经允诺把八路军交由他指挥抗日。最后，他无比愤慨地说道：“我们美国人的最高宗旨是消灭法西斯，打败日本军国主义，而不是帮助蒋委员长消灭共产党和八路军！”
“可你毕竟是中国战区的参谋长啊！”
“那我们的罗斯福总统还是同盟国的领袖呢，可他不仅公开支持斯大林领导的苏联红军抗击希特勒入侵俄罗斯，而且还通过各种渠道支持东欧地下的共产党抗击法西斯的入侵。而我史迪威仅仅说了句玩笑话……”
“好啦，好啦……”柯里不耐烦地摆了摆手，阻止史迪威借题发挥，“我只是给你提个醒：不要介人国共两党的纷争中去。”
“看样子，你此行是没有会见驻在山城的中共要人的任务了？”
柯里淡然一笑，遂点了点头。
“那周恩来先生一定会感到十分遗憾了！”史迪威沉吟片刻，下意识地叹了口气，操着十分惋惜的口吻说道，“我认为阁下此次中国之行不见周恩来，也是一种遗憾。”
周恩来坐镇重庆，时刻关注着蒋介石和史迪威这一对矛盾的发展。因为这不仅关系到中国战区抗击日本侵略，而且还直接影响到国共两党军事实力的增长。所以，他对以调解蒋史矛盾为己任的柯里使华，也必然会给予特别的重视。
周恩来十分熟悉蒋介石的治国之策，也清楚蒋介石和史迪威这对矛盾的核心，是把美援物资用于时下的抗战，还是成为将来消灭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八路军的物质基础。就这个意义上讲，他是支持史迪威的做法的。另外，周恩来对柯里是有所了解的，尤其对柯里公然反对美国有条件援华租借法案更为担心，如果他这位总统特使站在蒋介石一边，说服美国政府改变这一政策，这必将从根本上损害中国共产党的利益.给战后打败国民党，取得全国的胜利带来极大的困难。因而，周恩来有责任遏制美国援华租借法案的改变。
周恩来作为一位纵观国际风云的战略家，非常清楚美国对苏联的政策是权宜之计。因为从根本上讲美国是反对建立共产主义制度的。也正因为如此，美国的对华政策是不含中国共产党的。自然，美国的援华物资也没有八路军的份。如何改变这种不正常的情况呢？周恩来的基本方针是：广交朋友，加强交流，化解一切不利因素。为此，他和约翰.戴维斯等一批思想敏锐的美国在华人员建立了很好的私人关系。但他也清楚，真正改变美国的对华政策，还必须设法影响美国政府的决策人。
基于上述理由，周恩来于7月31日约见了戴维斯，坦言：“中国抗战目的只在保存实力，供争取国内优势之用，除用交换压迫方法外，租借物资将被囤存，反攻缅甸必须以美国人为统帅。”最后，他又诚恳地表示：“我希望会见罗斯福总统的私人代表柯里先生，当面向柯里先生转述共产党人对抗战、对中美关系的意见。”
约翰.戴维斯或许是太了解腐朽、黑暗的蒋氏政权了，也或许是被周恩来的人格魅力所折服，他不但完全赞成周恩来的上述分析，而且也非常同意柯里能听一听中共方面的意见。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影响罗斯福的对华外交策略。因此，他作为史迪威的“国务卿”愉快地接受了周恩来的请求，并要史迪威当面转告这位总统特使柯里。
但是，这位只想讨罗斯福总统喜欢的柯里，不愿冒和蒋介石闹翻的风险，婉言拒绝了会见周恩来。
周恩来获悉柯里婉拒会见的消息，深表遗憾。
也就是在这次和柯里晤谈之后，史迪威接受了“我们到这里是与中国政府合作的”思想，从此打消了自己再度访晤周恩来的念头。
但是，史迪威认为柯里婉拒周恩来除去政治原因而外，还有反对周恩来关于由美国统管对华租借物资大权的意见。果如斯，史迪威认为对自己未来在华工作是十分不利的。为此，他给柯里写了一份备忘录，除继续坚持“美国为缅甸战役提供大量援助，但要求蒋介石保证，以改革军事和进行战斗作为增加援助的条件”外，同时还一针见血地指出：“蒋介石政权可能把美国当傻瓜捉弄；这个政权敷衍塞责，言而无信；它虽期望盟国胜利，但却不尽本分的努力去获取胜利；企图到战争结束时囤积一大批军火，从而让自己永存下去。”
对此，柯里并不关心，因为这并不是他此次使华的任务。
历经柯里的外交折冲，使蒋介石和史迪威都感到为达到各自的目的，在短时间内谁也不可能离开谁。既然如此，他们都很理智地克制了个人的情感，设法找到重新暂时合作的机缘。或许是蒋介石想留给柯里一个豁达、大度的一国领袖形象，也或许是蒋介石按照中国的传统，想给客人一个完满离开中国的面子，他主动地采纳了史迪威提出的反攻缅甸的“脱身之计”。但他却“狡猾地提出两个参加缅甸战役的条件，即美军必须参加海上和地面战役，和必须得到空军的强有力支援”。最后，他又向柯里郑重地强调：“中国参战与否，首先取决于中国认为英国政府是否有意参战。”
柯里使华的任务，是使剑拔弩张的史迪威和蒋介石坐下来，面对面地消除各自内心的愤意，把暂时不能解决的政治问题搁置一边，在反攻缅甸方面取得统一。因而他一听蒋介石的口气，便十分聪明地答说：“可以，可以！为了不再生出其他枝蔓，趁我在重庆期间.委员长和史迪威当面讲清，由我向罗斯福总统汇报。”
就这样，蒋介石同意再度会晤史迪威。他为了做得自然，把再见史迪威的日子选在欢送柯里的宴会上。
但是这次相见对史迪威而言，唯一使他高兴的是再次见到了他所敬重的宋庆龄女士，但对蒋介石依然没有好感。
史迪威或许是受够了蒋介石的冷淡之苦，在褐谈中，史迪威面请蒋介石准其赴印视察蓝伽训练事宜，并察看英缅军对于反攻缅甸之准备，蒋同意了。他就像是一只逃离樊笼的小鸟，于8月4日和柯里同机飞往印度。他为了倾述此时此刻真实的情感，曾高兴地写信告诉自己的夫人：“从‘白痴机构’的有毒气氛中解脱一时。”
但是，蒋介石却企盼着柯里回到华盛顿，能给他带来解除史迪威一切职务的消息。
柯里随史迪威飞赴新德里，对印度进行短暂的考察，遂乘机飞回美国，向罗斯福总统报告中国之行。
柯里在与蒋介石的会谈中，表现出强烈的美国意识，完全依据罗斯福总统支持史迪威的电文行事。但是，他在给总统的报告中却为“迎合罗斯福的心意”而大谈中美关系。他以无庸置疑的口吻告诉罗斯福总统：“我们有着难得的机会对中国乃至亚洲的发展施加深刻影响。据我看来，在军事上和外交上充分支持委员长是完全符合我们国家的利益的。我认为我们不需要对这种支持规定什么条件或附带什么担心……在他的权力范围之内，我们完全能够信赖他按照我们的愿望推行一项有力的战争政策，并创建一个现代化的和民主的强大国家。”
是什么原因导致目前中美外交关系的紧张呢？柯里坚持认为，“过去中美之间的误会和紧张关系主要是由蒋介石、史迪威、宋子文和陈纳德之间个人的纷争引起的。这个间题可以通过改变美国人在中国的活动方式和个人表现得到解决。”柯里进一步指出，国民党和它的领袖代表着中国合法的民族主义，这是美国必须加以鼓励和支持的一股力量。所以，他竭力要求罗斯福撤换引起摩擦的史迪威将军，代之以一位愿意安抚蒋介石的“外交”将领―或许就是陈纳德。同时，罗斯福最好召回不得人心的高斯大使。
这就是柯里给罗斯福开的解决中美紧张关系的药方。
罗斯福为了作出最后的对华政策，再次召见了柯里。
“你认为中美关系紧张的真正症结在什么地方？”
“对华特殊的租借物资法案。”柯里是很会揣度罗斯福的心理活动的，他断然说罢又补充说道，“我认为我们没有必要在援华时附加任何条件。”
“这我清楚，”罗斯福对柯里的表态未做可否的答复，把话题一转又问道，“中美关系紧张的导火线是什么呢？”
“是史迪威和蒋委员长的不和，”接着，柯里又滔滔不绝地向罗斯福报告了史迪威和蒋委员长之间存在的无法调和的矛盾之后，再次建议道，“为了维护中美关系的最高利益，我建议同时撤换史迪威、高斯、宋子文。”
总统是美国最高权力的象征。但是美国的总统，尤其是罗斯福总统只主管方针大计的筹划，具体事务均交由主管部门去做。在二战期间，有关全球战略设计以及高级指挥官的起用和罢免，主要是由参谋总长及联席会议提出方案，由总统签署执行。因而，马歇尔将军和史汀生部长手中的权力是很大的。
但是，今天罗斯福却把柯里的建议看作是解决令人烦恼的中国间题的一种比较简便，或者至少是可行的办法。因此，他十分干脆地说道：“我同意召回史迪威将军，让惠勒尔将军代理他的职务。”
“那您就下命令吧！”柯里对罗斯福采纳自己的意见感到高兴。但他清楚罗斯福平时说话有着很大的随意性，忙又补充说，“我想马歇尔将军会执行您的命令的。”
“还是你代表我和马歇尔将军协商解决这件事为好。”
马歇尔将军是坚定支持史迪威的。因此，他和史汀生部长坚决抵制罗斯福撤换史迪威的动议。另外，马歇尔等军界人士对柯里非常反感，都认为柯里是一个可恶的政治小丑。
罗斯福继续坚持自己的意见。他直接写信问马歇尔：“史迪威在中国的情形到底怎样？很显然，他与委员长的关系非常紧张，因此我认为，他在其他地方会比在中国更加有用。”马歇尔和史汀生对他说，找不到比史迪威更合适的人选了。马歇尔写道：担负重新打通缅甸重任的人必须是一个美国人和一个能够率领部队作战的统帅，而不是一个“只会与重庆发展和谐关系的”协调者和物资供应者。
罗斯福总统向马歇尔将军让步。而马歇尔将军根据“欧洲第一”、“太平洋第一”的战略原则，同意罗斯福总统的建议：自1943年起，将派出一百架运输机，每月经驼峰向中国空运五千吨物资，另外还将向中国战区调拨二百六十五架作战飞机，满足陈纳德将军的要求。需要说明的是，罗斯福总统不赞成向蒋介石提交换条件，只是在马歇尔将军的要求下，强调改组中国军队“对实现我们的共同目标有着极其重大的意义”。
接着，马歇尔、史汀生同时约宋子文长谈，极言缅甸战场之复杂、中英关系之隔阂，及美国将领率带中国军队完成反攻之必要。又云，美国将领中，史迪威最有能力，其性情固属乖僻，然中印缅战场之事，亦非柔和之人所能办，望宋子文予以合作。
就这样，史迪威和蒋介石第一回合的较量暂时被平息下去了。
史迪威不愧是一位优秀的指挥员，他飞抵新德里不久，就很快组建了整训中国军队的司令部，亲自视察蓝伽（又译拉姆加尔）训练基地，克服了印度政府无休无止地反对和阻挠后，把九千余名步行到印度的缅甸战役的幸存者集中到蓝伽，举行了正式开训典礼。他站在指挥台上，望着换上新式装备―一个个精神抖擞的“子弟兵”，似乎已经看到了收复缅甸战役的胜利的曙光。他无比激动地大声说：“孩子们！中国士兵是世界上最好的士兵，你们经过严格的训练之后，战斗力绝不亚于任何国家的军队！到那时，我一定能指挥你们打败狗娘养的日本鬼子！”
拉姆加尔对史迪威而言是一种观点：即西方的战争技巧没有一种神秘到不能教会中国人；同时，拉姆加尔对史迪威而言又是一种新的战争起点：即在缅甸失败的中国军队经过整训后一定能雪耻，重新收复被日本人占领的缅甸。简而言之一句话：史迪威把拉姆加尔当成了涅梁之地。当史迪威缤密筹划所谓“重生”的时候，他发现驻印的二十二师、三十八师自缅战溃败之后缺额甚多，呛待补充。他于9月3日乘飞机东行，由于天气的原因.到9月6日才安抵重庆。不久，他满腔的热情很快又被国民党的官僚体制拖得不耐烦起来。
他更加憎恨中国这种官僚体制。每当他想到急需整训中国三十个师的任务后，就情不由己地萌动这样一个念头：“要中国士兵，不要中国军官，尤其不要中国将领。”并拟将驻印军营长以上军官由美国人担任。
史迪威的这一动议不仅遭到了蒋介石的坚决反对，而且也“立即遭到全体中国将士的强烈抵制。因为这损伤了中国军队的自尊心，视史迪威所为是在中国建立殖民地式军队。”遂又形成了僵持局面。
史迪威可能是接受了以往的教训，他悄然作罢，再也不提他这种行不通的所谓改造中国军队的方案；蒋介石作为回报，由何应钦告之史迪威：同意自9月份每日由昆明空运四百五十八名军事人员，补足在拉姆加尔受训的中国军队的额缺。
但是，就在史迪威欲要和蒋介石进一步商讨增加在拉姆加尔训练的人数以及制定反攻缅甸的计划的时候，蒋介石突然离开山城重庆，到外地视察去了。史迪威焦躁不安，再次给他亲爱的夫人写信诉苦：
“花生米”不在城里，政府机构自然就停止运行了。由一人喂养一条狗是种可爱的习惯，而由一个人统治的政府则是另一回事了……倘若我最终完成了这一使命，并回到卡梅尔（史迪威的故乡），我将像一位八十岁的老翁，你就得用手推车推着我到处走了。
史迪威难以适应这种“被人们推来推去”的生活，他就像是在战场上主张进攻那样，力图靠自己的努力―主动进取改变这无所事事的现状，并对他为之奋斗的进攻方向―收复缅甸尽量做些有意义的事情。在这期间，他和老友商震将军频繁接触，共同讨论了反攻缅甸的计划，二人无原则分歧，谈得十分和谐。或许是商震将军太了解史迪威的个性，也或许是太明白蒋介石的用兵之道，故有意提醒：“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你和我交谈，从某种意义上说，依然属知己之范畴，而你若想把纸上的东酉变成现实……”
“更需要知彼，对吧？”史迪威有点耐不住了，遂抢先下了结论。
商震老于世故，深沉地点了点头。
“可我更需要知道的这个彼―蒋介石，又太难摸清他心里是在怎样想的了！”
“你是军事家嘛，为什么不可以先进行一下火力侦察呢？”
商震的点播，对史迪威而言虽无“豁然开朗”之意，却大有“茅塞顿开”之感。他认真地研究了时在山城的军事将领的情况，最终选中了火力侦察的对象―刘斐将军。
刘斐主管国民党军队对日作战计划的制定和各战区作战协调工作。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之时任军令部次长。实事求是地说，当时中日会战的计划多出于刘斐之手。自然，这也是史迪威选中他这个目标对蒋介石进行火力侦察的原因。
史迪威对刘斐的印象是十分矛盾的。他称刘“有闪光的思想，他是军事行动委员会的二号人物，一个需要理发、苍白、进遏的家伙。严于律己，非常严于律己。他从不出格.总是一位才华出众的谋士，总是在沉思，想出一个又一个精确而深邃的观点。他无所不知。其他人则一无所知。”但是，史迪威并不知道此时此刻的刘斐和中共以及主张抗日的民主人士的关系密切，对蒋介石借抗日之名向美国索取军火物资十分反感。同时，刘斐不仅清楚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关系始末，也知道史迪威和蒋介石矛盾的本质。刘斐的意见大体如下：
一、进攻缅甸只有在三个条件下方可进行，即：
1.中国战线两边都很平静。
2.中国战线两边都很活跃。
3.中国战线上只有数点活跃。
二、中国目前的目标是：
1.维持现状（完全平静）。
2.“调整布局”和建立第二条预备防线。
3.“准备反攻”。
三、日本人将向缅甸派遣五一十个师。英美应在缅甸有五一六个师。中国军队的三一五个军在腊戍地区牵制住二个日本师，美英军对付另外的三一八个日本师。
四、中国军队不能进攻。他们没有飞机和火炮。如果中方进攻，日方可向中国调入五一十个师和三百一五百架飞机，以将中国军队打败，那样就万辜皆休了。
五、当国际形势有利时，中国将进攻。当日本人在别处被大量牵制住时才会如此。
六、……
七、“中国人只有在有把握取胜时才会进攻。”
九、日本人占领着广州是一个点。他们已经控制了海，因此我们无法进攻他们。日本人占领着长江是一条线。他们有舰船和飞机，因此我们不能切断它。日本人占领着华北是一个面，扩展开来，我们也无法进攻。
史迪威越是反复揣摸刘斐这有条有理的宏观纵论，越是有着一种不祥的预兆：蒋介石在短期内不会真心同意反攻缅甸。怎么办呢？他的战略思想只好暂时又由反攻缅甸转到“蓝伽计划”方面来了。因为他始终坚信：只要有经过整训的三十个师，就能确保收复缅甸所需的军事实力。
这时，史迪威又想起前几天为争取几千缺额所遇到的困难，遂禁不住地自间：“我能说服蒋介石交出三十个师让我整训吗？”与此同时，当他想到此举的结果之后，又暗自大骂蒋介石：“这个目光短浅的小人物，他怎么就看不到我是在为他整训三十个师呢！”他或许是慢慢地适应了所谓的环境，也或许是逐渐磨炼得失去了一些棱角，从而学得乖了起来，他暗自骂过娘之后，又开始冷静地思付说服蒋介石的办法来了。
在史迪威的心目中，对蒋介石最有影响力的人物是宋美龄。在山城的多数外国人的心目中，蒋介石主内政大计，宋美龄掌外交方针。但在史迪威的心目中，即使是内政大计，宋美龄也得当蒋介石的半个家。因此，他坚信只要说服了宋美龄赞成整训三十个师的计划，蒋介石就不会再和他的“蓝伽计划”为难了。几经思索和准备，他使出了欧美男士向女人献殷勤的全部本事，先讨得宋美龄的欢悦，然后才再向这位“中国皇后”娓娓倾诉为什么要整训三十个师。此法果然奏效，据史迪威的日记所记：“她对拉姆加尔的训练印象颇深。”史迪威也不失时机地扩大战果，当即对宋美龄说：“夫人对此有什么指示吗？”
“我们必须再派九千人去那儿。”
史迪威一听为之一振，暗自说了一句“谢天谢地！”他为了巩固这来之不易的战果，又采用近似激将的口吻问道：“委员长会同意这样的计划吗？”
“会的！”宋美龄大包大揽地说道，“委员长一回到重庆，我就告诉他这件事。”
史迪威十分满意，并称颂宋美龄：“她颇有胆识。”自然，他对宋美龄的慷慨许诺，完全归功于自己的策略：“你必须要赢得她的信任。”
史迪威从情感深处非常讨厌蒋介石，压根就不想和他共事，可是上帝又是这样无情地开史迪威的玩笑：他必须和讨厌的蒋介石共事，有时候他还必须施用某些他所鄙视的手段——甚至陪上笑脸讨得蒋介石的“令箭”方能行事。如果说他向宋美龄献媚是心甘情愿的，那他给蒋介石一个笑脸他都很不情愿。每当他和蒋介石打交道，甚至需要讨价还价的时候，他总想靠手中的法宝租借法权慑服蒋介石。半年以来无数次教训告诉他：蒋介石虽然想得到更多的美援物资，可蒋氏绝不想通过向他史迪威俯首称臣的办法达到目的；相反，蒋氏一旦发现了史迪威手中这张王牌的妙用，遂依靠自己的地位和权力，通过各种外交渠道，采用软硬兼施的策略，把他史迪威轰回美国去。史迪威每每想到这些令他愤怒的往事，就断了向蒋介石屈尊求教的念头。今天，他刚刚想到可否采取向宋美龄献媚取悦的策略和蒋介石谈话，遂又下意识地漠然一笑，又近似鄙夷地哼了一声，暗自说道：“取悦花生米，笑话，我还没有下贱到这样的地步！”
但是，史迪威稍许从情感的漩涡中跳出之后，又想到了中国的一句名言：“岂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遂又叹而摇首地暗自说：“是啊！在这个世界上，尽如人意的事情是没有的。”当他的情感波涛完全平息之后，他又进而认识到：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会中的人―无论是政敌还是朋友都是在相互制约中造就事业的。为此，他才又理智地寻思能让蒋介石同意让他整训三十个师的办法。
蒋介石非常爱听歌功颂德的赞歌，又非常讲求军事实力，很少军事冒险。正因如此，他打败了一个又一个地方实力派，并建立了蒋记军事独裁政权。有鉴于此，史迪威一改往日口头汇报或纸上谈兵的惯例，决定用“蓝伽计划”已取得的成果向蒋介石证明：在印度拉姆加尔经过整训的部队面貌焕然一新，提高了战斗力。为此，他冲洗放大了在拉姆加尔训练中国部队的照片，请蒋介石审阅和提意见。
蒋介石终于回到了山城重庆，不知是出于外交礼节，还是宋美龄从旁起了作用，他决定于9月21日在官邸与史迪威共进晚宴。开宴前的活动是特意安排的，与会者陪同蒋介石看史迪威准备好的那些照片，其效果大出史迪威的所料，这些照片打动了蒋介石。对此，史迪威有些激动地写了下边这段话：
当开始讨论问题时，我们只花了十分钟加以修改，有关印度训练的事情都通过了。给拉姆加尔增派部队，同意。我们也可挑选自己的人。
史迪威就像是经历了“山重水复疑无路”的困扰，突然出现了“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觉那样，真是既高兴激动又无限感慨啊！是日深夜，他在日记上写下了这段话：事情的规律就是如此―你几个星期忧心忡忡，到处争斗，突然之间，一切全都明朗化了。打动蒋介石的是那些照.片，这真是个绝妙的主意―他可以真实地看到事情的进展情况。显然，他对这一点感到很满意。小傻蛋，他怎么会不满意呢？我们在拼命帮助他，而他批准一下倒显得好像做出了巨大让步似的。这种态度也有其作用。人们在受到阻挠和无休止的欺骗之后，一得到批准就感到大大松了一口气，使你几乎要对你正不由自主地设法帮助的那个家伙十分感激了。
在蒋介石看来，史迪威在印度训练中国部队，是得到美械装备的最简便的途径。换言之，也是国民党一不花钱请外国军事教练，二不用购买现代化武器，就使国民党部队―主要是蒋记嫡系部队现代化，像这样的好事何乐而不为呢！另外，蒋介石还认为在暂时轰不走史迪威的前提下，赞成“蓝伽计划”是讨好美国人最简便的方法，所以他同意了史迪威的全部请求。然而，未来如何使用这些经过整训的部队，蒋介石的心里却有着另外一本帐。他为了加强这种友善气氛，又关心地间史迪威：“运送这样多军队的工具解决了吗？”
“解决了，”史迪威边说边取出一份与中国公司签署的合同交给蒋介石，“根据合同，双方共同投资，各自承运。请委员长批准。”
“很好，很好。”蒋介石当场阅毕遂在合同的右上角签上“同意”二字。
“关于反攻缅甸的计划……”
“不急，不急……”蒋介石示意不必说下去了，“罗斯福总统的特使就要到达山城了，等我和贵国的总统特使会议之后再议也不迟。”
到这时，史迪威才恍然大悟：罗斯福总统派出的环球亲善大使温德尔·威尔基就要到达中国访问了。他几乎是本能地自问：“温德尔·威尔基的来访是吉还是凶呢？”
蒋介石利用罗斯福私人代表威尔基访华，大造典论，联合陈纳德反对史迪威
1940年，温德尔·威尔基成为美国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与竞选第三任的民主党候选人罗斯福大抢总统宝座。最后，他得了两千两百万票，仅以五百万票少数差距，败给罗斯福。
威尔基本是民主党员，在1930年中期，改属共和党。早在他做民主党时，罗斯福就非常喜欢他，说要请他做国务卿。后来虽成了罗斯福政敌，但罗斯福对他的好感不减。罗斯福说他绝不忽视曾有两千两百多万美国人支持的这位优秀政治家，因此，委请威尔基做他非官方的代表，飞访世界各地，作环球亲善访间。威尔基于8月26日搭乘一架四引擎轰炸机起飞出访，并于五个星期之后飞抵山城重庆。
蒋介石准备以盛大的国宾礼仪欢迎威尔基的到来。他对威尔基感兴趣是因为预计威尔基很可能成为下届美国总统。蒋介石还试图利用威尔基访华这一有利的时机，轰走史迪威，而继承人最好是坚定支持蒋介石夫妇的陈纳德将军。
为此，蒋介石下令大搞装饰门面的活动，还借威尔基访华大造舆论，对美国公众施加影响。为此，“访间日程里安排着各种宴会、欢迎仪式、会见、午餐会、访间学校、工厂、女童子军和军火仓库等等。他不是下榻在美国大使馆，而是住在中国政府的国宾馆。”史迪威认为：蒋介石是为了把威尔基与“美国人的污染隔绝开来”，其目的是为了在威尔基“酒足饭饱、筋疲力尽，全身器官麻木迟钝时，向他灌输适当的理论。”
就说是陪同威尔基的政客官员吧，也是蒋介石和宋美龄精心挑选的。一位是受过美国教育，巧舌如簧的董显光，另一位是中国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
蒋介石下令山城各界人民倾家而出，拥上街头，欢迎威尔基的到来。
按照中国传统的外交礼仪，蒋介石亲自出场，主持隆重而热烈的欢迎仪式，并发表了《欢迎美国总统代表威尔基氏致词》。他使用了几乎是赞颂基督的言词赞美威尔基。
接着，蒋介石为展现中国军队的强大，在一个四周都是西式建筑的大型阅兵场上，为威尔基举行阅兵仪式。“参加检阅的权贵们衣著华贵，卫兵和警察都带着白手套，受检部队排着整齐的方队，迈着不太标准的德军正步，从检阅台前通过，钢盔闪闪，枪尖如林。在方队的后面是坦克、装甲车和打着三角旗的骑兵部队。这是一支专供阅兵用的部队。贵宾还观看了成都军校数干名学员表演的激动人心的军事演习。他们把枪高高举过头顶，涉水渡过一条湍急的河流。然后他们冒着硝烟炮火，穿过层层铁丝网，爬上一座山。”而威尔基仅仅从这些做给他看的表演中，竟然得出了如下结论：
中国举国上下，团结奋战，领导他们的是一批训练有素晓勇善战的将领；中国军队是由一个懂得为谁而战和如何作战的将士组成的有力的战斗集体。漂亮的表面文章作完了，接下来就是“单兵教练”式的会谈。蒋介石趁热打铁，以自己所谓的军事之长纵论亚洲战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地位，中国在这片东方古老的土地上单独抗击日军侵略长达五年多的战略作用，以及对全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作出的特殊贡献。这给威尔基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事后，他著文写道：“蒋介石穿着中国长袍，显得庄重而又有‘学者’风度”，“这位中国领袖比传说中的形象还要高大”。
蒋介石在扼要地追述了缅战失败的教训之后，遂又谈起未来中国战区抗击日军侵略应以空军打击为主，以陆军反击为辅的战略原则。他信誓旦旦地保证：“本人相信，在华空军尽早进攻实属可行。”蒋氏兜售完陈纳德空中打击理论之后，突然把话锋一转，其矛头自然地对准了史迪威，毫不留情面地攻击史迪威坚持不懈地强调地面行动，“是一个远远落后于时代的老朽，一个妨碍以空战制胜，在泥淖中费力前进的老顽固”。最后，他郑重说道：“这也就是我和史迪威将军的分歧。而这一分歧的缘起，盖源于贵国军界保守和先进两大派系在中国战区的反应。我只不过仅仅是支持先进派而已！”
威尔基受命出访的前夕，就知道了史迪威和蒋介石闹得很僵，且又把参谋总长马歇尔将军，乃至于总统罗斯福都牵涉进去，只是欧洲战场和太平洋战场主导着美国参战的主攻方向，使得美国决定政策的军政两界的要人未能采取断然措施。不言而喻，威尔基此行是负有调查或调解这一使命的。威尔基听了蒋介石这振振有声的介绍和论证之后，他得出的结论比劳克林.柯里还明朗：史迪威的战略思想阻碍着中国战区反法西斯战争的顺利进行。也就是在这一瞬间，资深权重的马歇尔将军和史汀生部长的形象从他的脑海中浮现而出，迫使他不敢贸然答应蒋介石些什么。他沉吟片刻，非常策略地说道：“委员长阁下，您可否把方才讲的战略思想说得再详细些呢？我回到美国，一定如实地向罗斯福总统报告。”
“我看由驻华的美国将领讲这些问题，不更客观一些吗？”宋美龄示意蒋介石住口，微笑着代为答说。
这时的威尔基早已被宋美龄雍容华贵的仪态和风采折服了，他情不由己地问道：“夫人说得在理，但不知夫人讲的是哪一位驻华的美军将领？”
“陈纳德将军。”
威尔基和陈纳德虽同属共和党人，但并无政坛共事的渊源，只是由于“飞虎队”的威名播扬于海内外，威尔基才注意到这一夜之间成为英雄的陈纳德将军。威尔基一踏上中国的大地，他就发现到处都在传扬陈纳德的英雄事迹。再者，他在美国就听说军政两界对陈纳德褒贬不一。为了给罗斯福总统的最后仲裁提供有力的佐证，他通过美国驻华使馆单独约见了陈纳德。
陈纳德和史迪威的分歧点主要是军事方面的。由于陈纳德率领美国志愿航空队，以不满一百架飞机，在半年多时间内作战百余次，取得了击落敌机二百九十九架的辉煌战绩，使他越发坚信“空军制胜”的理论。他认为“取得了空中优势，就等于阻止了日军在地面的行动”。
史迪威认为：空中力量应该是克敌制胜的武器，但绝不是打败日本的根本条件。收复缅甸，把上百万日本军队从中国大地上赶走，主要是靠陆军来完成。仅就后勤保障一项，没有陆路或海路通道，单凭空军运输也是难以完成的。就说飞机场吧，也必须有强大的陆军来保卫它。因此，史迪威，乃至于美国参谋总长马歇尔将军和空军司令阿纳德将军均反对陈纳德“空军制胜”的理论。
蒋介石支持陈纳德与反对史迪威是密不可分的。
这样一来，在中国战区就形成了蒋介石联合陈纳德反对史迪威的格局。结果，陈纳德为了登上美国在中国战区最高指挥官的宝座，不仅设法击败对手史迪威，而且还要忠诚于中国的恩人蒋介石。
但是，按照美国军界的规定，陈纳德未经史迪威的批准是不能与威尔基正式见面的。使陈纳德惊奇的是，尽管他感到史迪威对他没有好感，但史迪威还是批准他与威尔基会晤。史迪威告诉他.他可以与威尔基畅所欲言，甚至可以陪威尔基去重庆郊外的白市释机场走走。在机场上，陈纳德威风凛凛地站在一排P-40型战斗机前，机头都画上了ik鱼的图案。史迪威让他们俩在陈纳德的办公室里单独会晤了两个小时。
诚如陈纳德的一位好友所说：“陈纳德从来也不是一个注意按指挥系统申诉的人，即使他在昔日的陆军航空队时也是如此。他认为，只要打赢战争的目的正当，什么手段都可使用。”陈纳德利用威尔基召见的良机，详细地论证了他的“空中制胜”理论；同时，他直言不讳地“对通过驼峰运输的物资姗姗来迟，对他认为的史迪威和比斯尔（已出任驻印的第十航空大队司令）力求压制在中国的空战深感不满认”当然，他也站在蒋介石的立场上全面攻击了史迪威将军。他甚至列举缅战失利后的史迪威拒绝乘坐飞机离开战场，被部属讥为“飞毛腿乔”（不懂空军）的有力证据。
先入为主，是造成偏听偏信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威尔基早已在蒋介石夫妇那里接受了对史迪威的论评，因而就更容易听信陈纳德将军的“空军制胜”理论。于是，他建议陈纳德：“你可以致函罗斯福总统嘛，我负责把信转交给总统。”
陈纳德认为实现自己“空中制胜”理论的良机到了，遂于当夜写了一封长信。诚如美国史家所评说的那样：这封信“说得再差，也是经典之作。”为使读者全面了解这场争论的情况，现将这封“经典之作”的长信摘其要点如下：
(1)日本会在中国被打败。
(2)日本会被这样一支小小约空军打败，它在其他战区会被认为是可笑的。
(3)我深信，只要我有全权指挥这样一支空军，我能把日本人打垮。我相信我能拯救千千万万名美国军人和海员的生命，而美国将付出的代价很小。
(4）我想我所说的是有信心的，这不是带着个人考虑说的。我之所以有信心是基于下列事实：自从1923年以来我一直坚信日本会对美发动战争。我将自己军事生涯中最美好的年华用于研究这一问题；我任中国空军的非官方顾问已有五年之久，同时，我以此身分，对日作战也有五年之久……。
(5）我到中国……得到了蒋委员长和中国高层领导人的信任。如果我有了他们的信任，这是因为我（a）已是一位常胜将军；(b)我从不对中国人说假话，我从不许诺去于那种我力不能及的事。
(6）我现在深信，只要我拥有作为一个美国驻华军事指挥官的全部权力.我不仅能打垮日本，且能使中国人变成美国持久的朋友。我相信，我能培植这种友谊，使中国世世代代成为一个大的友好的贸易市场。
(7）军事任务本来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但现在它被那些不灵活的、不合理的军事组织和不懂如何在中国进行空战的人所复杂化了。
(13）然而，为了完成这一目标，应给我充分的作战自由；我能直接与蒋委员长和中国邵队打交道。我知道蒋委员长也希望我这样做。要是我在美国志愿队工作期间后退一步，我就不会作出那么有信心的声明了……
假如我有权只向蒋委员长报告一切，我想在中国进行陆空联合作战。
(14）我重申，这一计划将使中国的地面部队作战顺利，而且肯定会使麦克阿瑟顺利前进，并会支援在太平洋上的海军的作战。而且，还会在战后使中国成为我们持久的友邦。
美国准将陈纳德
但是，与陈纳德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史迪威却受到了威尔基的冷遇。
史迪威自认为是美国在华最高军事长官，总统私人代表威尔基理应首先找他了解情况。可是出他所料的是，威尔基根本就没有召见他的意思。
史迪威不悦地看着威尔基接受着蒋介石有意装出的虚伪宣传，一直也想不出让这位总统特使认识中国真实情况的办法。就在军政部在军人俱乐部为威尔基举行的一个有委员长出席的鸡尾酒会上，何应钦似有准备地提议：“总统特使阁下，如果您有兴趣的话，可以到西安附近的黄河前线看看。”
史迪威对这一带非常熟悉，他早在二十年代末曾在这里帮着冯玉祥修过公路。另外，近来他还不断地听说，“在此驻扎的胡宗南所部不仅全力封锁陕北的红军（即八路军），而且还和隔河对峙的日军相安无事，大做军火买卖。”因此，史迪威认为这倒是一个极好的机会，遂大声附和地说了这段话：“威尔基先生当然应该去看一看，决不应该错失良机。那里是中国最大的市场。日本人和中国人在那里互相交换他们各自需要从对方得到的一切商品。”
史迪威的言行是失礼的，这是他的性格使然。
再者，史迪威这位“中国通”毕竟是美国人，而且是一位远离中国现实的高高在上的美国将军，他不可能对蒋介石的一切弄虚作假了如指掌。哄骗像威尔基这样的美国人还不容易吗？为此，蒋介石淡然一笑，不露声色地说道：“威尔基先生的确应该去看看中国最大的市场。为了确保阁下的安全，我决定委派二公子纬国陪同前往。”
威尔基已经从史迪威和蒋介石的话音中听出了某些门道，遂笑着说道：“好！我一定去看看中国这个最大的市场。”
威尔基在蒋纬国的陪同下飞往西安，然后又乘火车和四轮大车，到达黄河岸边，按计划视察了前线。不过，“借助望远镜能直接看见日军大炮的炮管还是非常激动人心的”。所谓前线视察结束之后，威尔基对蒋纬国说了这样一句话：“这个前线不仅仅是一个只供参观的地方。”
聪明的蒋纬国清楚这句评价的真意，是对史迪威将军言行的批评。这位曾在希特勒属下学习装甲兵的青年人知道美国人特有的嗜好：喜欢收集一切战利品。他在回程中，怀抱着口军骑兵军刀和几瓶上等法国酒走进威尔基的包厢，恭敬地说道：“威尔基先生，这是我英雄的突击队送给您的战利品。”
威尔基一见兴奋不已，或许是为了他回国写文章用吧，惊奇地问道：“他们是怎样从日本军人那里缴获来的？”
“突击队在夜里渡过河去，回来时，总是带着这样或那样的战利品，包括俘虏和敌人的军事计划。”
威尔基这个毫无军事常识的人就不会想一想：几个突击队员乘着夜色泅渡到黄河的对岸，靠什么去抓获敌人的俘虏？又靠什么把这些俘虏运到黄河的这边？蒋介石就是以此拙劣的办法骗过了这位美国总统派出的钦差大臣。更为可笑的是，威尔基回国之后又靠手中的笔为蒋介石作了轰轰烈烈的宣传。
为雪缅战失败的耻辱，史迪威甘愿身受夹板气，奔波于重庆和新德里之间
温德尔·威尔基离去之后，最大的受益者蒋介石对史迪威采取了敷衍塞责的态度，因为他相信罗斯福总统会对史迪威作出新的抉择。
史迪威对威尔基中国之行的表现是很不满意的，可他决不会想到幕后有那样多的政治交易，而且多数是对准他的。因此，威尔基在山城重庆形成的“旋风”尚未散去。史迪威又投入到了“蓝伽计划”和反攻缅甸的策划中去了。他根据缅甸锥形地形的特点，认为收复缅甸必须从北和西两翼出击。西面的部队由“蓝伽计划”训练完成，代号为X部队；北面的部队应有云南昆明等地在设立整训三十个师的基地培训完成，代号为Y部队。如果再加上驻印和第十航空队的空中支援，收复缅甸指日可待。
史迪威的军事计划是一厢情愿的，因为他忘记了任何重大的军事行动都受着政治制约。像收复缅甸这样极为特殊的战役，必然要受着中美英，乃至于缅甸和印度等不同利益方的制约。
这时，史迪威的“国务卿”约翰.戴维斯回国述职之后又返回了山城，并给他带回了令人沮丧的报告：“这个战区完蛋了。他们不再向这里提供援助……柯里看上去似乎想要掐断我的喉咙，中缅印战区已没有多大希望，‘主要战略方向在其他地方’。参谋长（马歇尔）说，派不出地面部队”等等。就常理而言，出任这样一个不受重视，且又时时有可能被人排挤的战区指挥长官，他有理由混天度日，过着“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清闲而又舒服的日子。但是，这不符合史迪威的军人性格，他不愿等待命运的安排，并且喜欢和命运挑战，因为他坚信靠自己的努力会干出一番事业来的。他几经痛苦的思索和抉择，毅然决定不顾来自美国和重庆的各种干扰，继续请见蒋介石，协商反攻缅甸的大计。
然而就在史迪威准备请见蒋介石的当天，即温德尔·威尔基离去的翌日―10月9号的晚上，他收到了设在印度司令部的副参谋长费里斯的报告，告诉他在拉姆加尔受训的中国军队遇到了英国人的干扰。
蒋介石看来，英国人的所为是必然的，没有什么可值得大惊小怪的。英国人出于败落的宗主国的特殊心理，是绝对不赞成中国军队进驻要求独立的印度境内的。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英国人从根本上讲不赞成中国军队解放缅甸。而蒋介石为了自己的利益.也不愿意牺牲中国的军队为英国佬解放缅甸，因为在中国的国土上仍驻有近百万的日本军队啊！时下，英国人反对在印度拉姆加尔整训中国军队，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在变相地告诫中国：不要派军队染指缅甸。聪明的蒋介石不仅不会借此挑起中英之间的冲突，而且还会将其视为给史迪威出难题的一个天赐良机。他一反常态，非常痛快地批准了由商震主持制定的反攻缅甸的计划，并将中国预计派出的部队由十到十五个师改为十五到二十个师。不知其情的史迪威乐观地认为：“看来不错。”蒋介石却加重语气对史迪威说：“请记住：这份作战计划是建立在美国和英国派出足够的舰艇和航空母舰、并在孟加拉湾获得制海权和制空权之上的。再者，英国人还必须保证在仰光实施两栖登陆。”
“这我清楚，而且我和委员长的意见是一致的。”史迪威连忙答说。
“英国人阻止中国部队在拉姆加尔整训是没有道理的，我也充分相信贵国是有办法改变这种做法的。”
“是的，一定会的。”
“我已经批准了反攻缅甸的作战计划，能否执行，就看英国人的态度了。”
“我一定说服他们同意。”
“为了方便你的工作，我授于你在印度之全权，务必严守军纪。”
史迪威知道此次印度之行的艰难，认为靠他一个人的力量是无法改变英国佬的态度的。于是，他向马歇尔发电求援，希望以英美联合参谋部最高长官的身分改变英国人的立场。接着，他打点行囊，带着自己的参谋班子飞往印度，和老对头―独眼将军韦唯尔进行舌战。
英国人突然反对把中国人运到印度进行整训是有其原因的。从历史根源上看，中国和印度，尤其是印度深受英国殖民主义者的统治之苦。为了防止中印合作，英国人认为必须阻止中印两国人民，尤其是两国军队的接触。在史迪威看来，英国“防止中印合作的长远政策”的本质是：只关心大英帝国的利益；而蒋介石的所作所为表明，他只关心中国自身的生存。简而言之一句话：英国和中国关心的都不是如何取得胜利，“而是怎样在战后获得更多的利益，或至少保持现有的利益。”另外，甘地和尼赫鲁在印度发动了轰轰烈烈的民族独立运动，强烈要求大英帝国还印度人民以自由，英国为保全自己在印度的利益，除去下令逮捕甘地等领袖人物而外，再就是封锁来自世界各国支持印度独立的消息。基干中印两国的历史渊源，以及蒋介石访问印度时作出的支持甘地的姿态，遂由驻印总督给英国内阁政府写信，由帝国作出决定：阻止中国军队以整训为名进入印度。
自然，老奸巨猾的独眼将军韦唯尔绝不会道出大英帝国的难言苦衷，而是当面向史迪威提出了各种困难。其理由是：“铁路运输已经饱和；每天运送军队的数额不能超过二百名；机动车和畜力车数量有限，如用于运输中国部队，将影响印军运输。”最后，他竟然向史迪威发出这样的质间：“请史迪威将军告诉我：还有多少中国军队要来、他们为什么要来？”
史迪威听后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震愕不已地发出这样的自问：“为什么？我的天哪！……”但是，当他稍许平静下来再一想也就明白了：“他们不想让中国军队参加收复缅甸的战役，这是问题的实质。”当他再一看独眼将军韦唯尔那毫无表情的面色，愤慨地说了这句话：“中国军队来印度整训，是为了协助我们盟国收复缅甸。”
“谢谢，”韦唯尔作出无可奈何的样子，漠然地答道，“这需要帝国政府作出决定。”
史迪威非常气愤地回到了自己的住处，顿感身处异国，一片凄凉。他无处诉说这满腹的愤感，只有像往日那样打开日记本，记下这一天难以宣泄的悲枪情绪。
翌日―10月18日，史迪威收到了马歇尔将军的回电，告诉他已经和联合参谋部英国方面的将军商妥，为史迪威在印度整训中国军队提供一切方便。不久，‘这一决定就会由英国政府通知驻印总督和韦唯尔将军。史迪威激动地看了好几遍，颇有些得意地自语：“否极泰来！终于出现了柳暗花明又一村的乐观局面。”
就常人而言，没有必要再找韦唯尔将军继续谈这件事了，因为这位独眼将军在没有接到英国政府通知之前，他肯定是不会改变立场的。可是史迪威不是属于这种常人之例，他希望再看看这位“老傻瓜”韦唯尔是如何表演和转变观点的。借用中国的话说：“有意取笑和看韦唯尔将军的热闹。”所以，他秘而不宣马歇尔将军的回电内容，以十分的真诚继续说服这位独眼将军改变立场，支持在印度拉姆加尔整训中国军队。
诚如史迪威在日记中所写的那样：韦唯尔这个“英国佬对拉姆加尔（即蓝伽计划）怒气十足。”“明确说不欢迎中国人。没有住处，无法运输，没有物资……昨天缺一万一千辆卡车，现在变成了三万三千辆。印度军队有一百四十万人。他对我们提的任何事情都离不开他的部队。总的态度是拒绝中国人。但他想让我们的空军服从他的指挥。”“他们对印度有一点中国人都恼火得不行。”“还是老一套，像过去关闭缅甸公路、拒绝军队一样。他们似乎没吸取教训。”
10月19日，英国驻印度总督和韦唯尔将军收到了英国政府的指令，立即会见史迪威将军，态度也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现在他们每天可以运送四百人，而且还能搞到一些牲畜，还有卡车。他们将在利多给我们一个防区，他们将为我们提供供给品。”但是，作为交换条件，“他（韦唯尔）坚持要指挥拉姆加尔的部队。”更出史迪威所料的是，韦唯尔将军竟然提出想指挥美国驻印度的第十航空队。史迪威当即答说：“我早已收到我国政府的训令，第十航空部队隶属美军系列，其他盟国无权指挥。至于韦唯尔将军指挥在印整训的中国军队一事，也需请示蒋委员长后再定。”
史迪威作为一名美国将军，原本是不相信“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军事是为政治服务”这一学说的，然而他通过和蒋介石、英
国的韦唯尔，乃至于和罗斯福总统的私人代表劳克林.柯里、温德尔·威尔基等打交道，终于认识到大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这一论断是何等的正确啊！
接着，史迪威又和韦唯尔商谈反攻缅甸的作战计划，首先，他提交了随身带来的“反攻缅甸军事方略”，供双方作为讨论的主要依据。
韦唯尔之策“旨在保卫印度，而非打通中缅，自与史迪威目的不同”。双方争论甚烈，依然没有结果。韦唯尔“仍谓缅南收复需要海军助力，而海军助力不可必得，不如先收复北缅；于是史迪威收复全缅案，与韦唯尔之收复北缅案乃同时审议。”结果，史迪威只好飞返重庆，并于11月3日在黄山，向蒋介石报告在印商谈结果如下：
1.收复缅甸之开始日期，定在1943年3月1日左右。
2.使用兵力，英军一师、印缅军六师，共七师。其中三师自英坊经儿瓦沿更的宛河流域夺卡萨、土威坡、孟瓦，另一师占阿恰布向东进展，其余三师为后备军。
3.中国军队若于师，自云南出去击腊戍，夺曼德勒，经雷列姆占罗衣考，此部队须于2月25日以前准备齐全。
4.在印之中国军队，以雷多为根据地，经胡康河谷与猛拱，夺取密支那，与英军在卡萨会师。
5.因航空母舰未能确定，故孟加拉湾方面，能否握有制海制空之权，尚待再商。
6.雷多方面，须建筑道路、兵房、堆栈、修理工厂，及足容三千人之医院，并须储备四十五日之粮食，三个月之弹药。
蒋介石听后表情凝重，一言不发。史迪威误以为中国方面有困难，或者这位蒋委员长又节外生枝，甚至是撂挑子不干了，遂“叩间云南方面中国可用之兵力，与准备完成之可能日期”。蒋介石郑重告之：“中国担任之兵力，除驻印两师外，可再派一师，参加蓝伽训练，为后备军。云南方面，预定出兵十五师，可于2月以前准备完成；但此次缅甸作战之中心间题，在于英国能否在孟加拉湾握有制海制空权，以阻止仰光方面敌军之增援。如海空实力不能充分准备，则我不愿另派一兵一卒参加此次战役，因吾人不能再受第二次之挫败。”
史迪威清楚蒋介石的方略是：“坚持南北缅水陆同时夹攻之战略，自始不变”；“然英国人收复缅甸，本自有其时期与方略……英国宁愿以自力收复缅甸之一部，而不愿以中国之兵力收复缅甸之全部。”怎么办？史迪威再次陷入进退维谷之中，遂发出这样的啃叹：“引导两个国家一致对付日本决非易事！”
史迪威为了完成所谓的中缅印战区的战斗任务，同时也是为了自己雪缅战失败的耻辱，只好忍辱负重，甘愿身受中英两国的夹板气，再次奔波于重庆、新德里之间，竭力说服蒋介石和韦唯尔同意他的收复全缅甸的战略计划。对此，史迪威不免发牢骚说：“活见鬼，我成了一名听差了，我跑到重庆拉拉委员长的袖子，告诉他最好南下向萨尔温江进攻，因为英国人正计划从南面攻入缅甸……如果英国人单独占领了缅甸，中国人可就无地自容了。接着，我又飞到印度，拉拉阿尔奇（韦唯尔）的袖子说，委员长正准备南下萨尔温江，你们最好也迅速采取行动。如果中国部队真的大胆地挥师南下，而你们却仍按兵不动，你们英国人没有尽到白人的义务，往后的日子可难过了。”
在这期间，史迪威诚如他的一位朋友说的那样：“像蟋蟀那样到处跳……他什么事都要管。”就在他往返重庆、新德里进行“扯袖子”的过程中，他还挤时间经常到拉姆加尔训练基地，和负责训练的孙立人、廖耀湘共同制订计划，“视察驾驶员训练队、军乐队、医院和靶场。史迪威为自己能再次从事训练部队的工作感到十分愉快”。
史迪威利用重大节日之庆典，尤其是孙中山先生的诞辰纪念仪式，“站在中国国旗下，向中国部队发表演说。他用汉语向士兵们讲述中国历史故事，给他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他为使讲演更加富有色彩，恰当地引用了中国典故。在说到效忠国家时，他列举了宋朝大将岳飞抗击入侵金兵的例子。他还讲了越王勾践卧薪尝胆、不忘失败的耻辱的故事。他告诉部队，他代表的是蒋介石。他们必须英勇战斗。否则他就有负重托，无颜见使他获得荣誉的委员长。他提醒中国士兵们应对他们自己的国家有所页献。他叫他们不必为武器和装备担心。他会亲自保证部队得到与日军同祥精良的装备。”他看着这些在拉姆加尔训练的可爱的孩子们，真是打心里高兴极了。为此，他曾写信告诉自己的妻子：
我们给中国军队开办的训练学校十分气派。学生们学得很快。他们吃得很好，医疗上得到关心，教学也有实效，他们还拿到了军钩，可以看电影、进行田径锻炼，等等。他们喜欢这些；你知道，中国军队从未受到过如此的待遇。他们会是好样的。
总之，史迪威的“议事表中满满地排着兵站、交通管制、医疗卫生、通讯与工程保障，以及从蚊帐到榴弹炮等各类问题。在过去几个月中，美国参谋人员，已经和中国作战处共同确定了一个齐装满员的整编团所需的人员和装备的详细数字，以及每种装备占租借物资的确切比率”。据计算，必须经由驼峰空运四千三百吨物资，方可满足在云南整训的Y军―三十个师的需要。结果，由于占用陈纳德将军的装运燃料油的货舱容积，因而遭到自以为获得总统特使威尔基支持的陈纳德的反对。
在史迪威的心目中，陈纳德依旧是一个不守纪律、爱虚荣的部下，从未把他看成是一个主要的竟争对手。所以，当史迪威收到陈纳德的杭议书后，冷漠地笑了笑，拿起笔就在抗议书上批了这段文字：
陈纳德总是像鸭子那样咯咯地叫个不停，真碍人手脚。他对比斯尔（第十航空大队司令）仍然耿耿于怀。我要他住嘴。执行命令。
另外，史迪威似乎生来就和政客、官僚、喝兵血的高级将官无法共事。就在他往返穿梭“扯袖子”和监督实施完成整训部队的过程中，他和罗卓英闹翻了。原因是极其简单的：按照国民党的军队传统，军晌交由主管首长分发，而分管这件事的最高长官罗卓英不闻不问，按照以往的规矩照此办理。不久，史迪威听说罗卓英及其属下扣士兵的军晌，他怒不可遏地质问罗卓英，并擅自决定改变以往的规矩，要当面把军响发到每一个士兵的手里。这样一来，士兵高兴了，罗卓英等就丢了面子。由此和史迪威产生矛盾，甚至怠工。史迪威整理了罗卓英的十大罪状，控告到了蒋介石那里，并强烈要求撤换罗卓英。
蒋介石虽然也是一位刚惶自用的军事家，但他决不像史迪威那样没有城府.把心存的大小事都挂在脸上，把一切心里的话都放在嘴上。有时，他为了达到某一种政治目的，还违心地陪着笑脸说相反的话。可是，当他认识到了应该“揭锅”的时候，方才翻脸、摊牌，甚至搞突然袭击，置对手于死地。再者，为了某种所谓最大的利益，他也可以随意地放弃局部的利益，或采用变通的手法弥补有意失去的局部利益。
史迪威并不完全了解蒋介石自中国传统中承继下来的这套治国之策和用人之道，他从不认为蒋介石“弃兵保车”，甚至“遣兵保车”是一种对付他或者是对付美国政府的手段。相反，他认为这是自己坚持原则的结果。有时还视其为正义战胜邪恶的必然。这就是史迪威和蒋介石的真正区别，这也决定了史迪威无论由谁支持，最终必然败在蒋介石的手下。
史迪威提出了撤换罗卓英的要求，自以为还会像当年排除杜幸明那样难，出他所料的是蒋介石当即允诺。更令史迪威震惊的是，他久已想获得师团干部的任命和裁撤权，蒋介石也欣然同意了。为此，他激动地在日记中写道：“好极了。这是我们向前迈出的最大的一步。”
史迪威并不知道这“向前”的背后还有更大的阴谋。
与此同时，史迪威收到了马歇尔将军等人发自美国的密件，告诉他蒋介石及其陈纳德等人四处告状，不把他赶回美国誓不罢休。令他愤慨的是，不仅陈纳德通过威尔基向罗斯福总统告了他的状，而且蒋介石夫妇还利用私人关系，策动驻华使馆海军武官麦克休上校进～步向美国军部施加压力，要求召回史迪威。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