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吧，现在由我把你们的所需通知华盛顿。同时，我也请大家放心，宋子文外交部长会通过外交途径施加压力的。”蒋介石说罢巡视了一遍与会者的表情，遂又看着有意避开视线的史迪威，以将军的口气说道，“我还相信，作为我的参谋长―史迪威将军也会行动起来，如实地告诉他们这些情况的。”

蒋介石终于完成了迂回、包围的阶段，并把主攻方向引向史迪威。

本来，史迪威是同情中国战区的处境的，他作为战区参谋长，也向美国的参谋总长马歇尔将军提出了所需要的飞机数字，不仅和蒋介石提的五百架飞机没有太大的分歧.而且还得到了马歇尔将军的允诺，就常理而言，双方坦诚交换意见，一定会皆大欢喜的。但是今天，史迪威却认为蒋介石召集的军事会议是变相地对他围攻―并带有突然袭击的味道，这就等于砸了史的“醋坛子”，从情感上本能地产生了对立情绪。同时，他还认为这是蒋介石向美国索要军事物资的最低要求。为此，他有意不做正面回答。待他搞清了“他们现在需要的是P-51或P-47I飞机，再就是P-38飞机，如此而已”之后，他才以教师爷的口吻说道：“我提醒诸位。你们完全忽视了轰炸机、弹药、汽油的有限库存。没有这些，飞机就变成了一堆废铁。”

史迪威的发言引起了争论。由干发言者的立场不同，都有意使用冷峻的外交辞令攻击对方。其中陈纳德和史迪威用英语辩论把会议推向**，而一些不懂英语的与会者却只有傻听傻看的权力了！宋美龄和蒋介石交换了个眼色，示意大家安静，遂严厉地对史迪威说：“我们不想讨论此事，怎么办到那是你的事。”

“我同意夫人的意见，”蒋介石唯恐史迪威起而反对，忙宣布.“现在休会一刻钟。”

与会者闻声相继起身离席，井然有序地走进了休息室。而会议室就剩下宋美龄和史迪威两个人了，史迪威担心自己在宋美龄面前办出蠢事―随声允诺所求之事，遂决定三十六计―走为上。

“史迪威将军，”宋美龄抢先一步笑着说道：“我们二人单独谈谈好吗？”

史迪威无法脱身了，只好违愿地坐在原处抽着烟斗听“皇后夫人”训导。

宋美龄以东方传统友谊为手段，向史迪威发动了人情攻击，很快就弥合了近几天来的所谓感情鸿沟，旋即又操着玩笑的口吻说道：“在英国人看来，史迪威将军是半个中国人；今夭，我作为委员长的夫人，则要求史迪威将军作一位名副其实的中国人。可以吗？”

史迪威是很不善外交辞令的，尤其是在他仰慕的女性面前，作为将军的雄风会**然无存。再者，他对宋美龄的邀谈存有戒心，故作愕然状地说道：“我不明白夫人说这番话的意思。”

“意思是简单的。你作为中国战区的参谋长，自应为委员长分忧解愁嘛！”宋美龄说到此处莞尔一笑，“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祸福相依，荣辱与共吧。”

史迪威仍未品出宋美龄的话意，仅是微微地点点头，以示愿继续受训教。

“这不仅决定了你和委员长的关系，而且也很自然地要求你急中国战区之所急。”

接着，宋美龄对史迪威提出了做一位名副其实的完全的中国人的标准―用史迪威事后的话说：“我得做一个中国人，当一个根据他们的意愿、并经她同意在一切事情上向美国游说的傀儡。”最后，宋美龄肃然正色，十分郑重地说“一旦你与大元帅建立起一种良好的关系，我就动身去美国，我们将会看到你会成为一个完美的将军。”

史迪威完全明白了宋美龄和她邀他的真实目的，故作认真的样子问道：“我将成为一个怎样完美的将军呢？”

“我保证让你成为一名四星上将。”

这就是史迪威在日记上写的：“蒋夫人在会议休息时干了件很糟的事”。史认为“这是企图对他行贿，以换取他同意中国的各种要求”。对此，他愤慨地在日记上写道：“见他们的鬼！”

宋美龄的伎俩失败之后，蒋介石就采取了图穷匕首见的策略，取出预先准备好的“手谕一纸”，非常严厉地命令道：“史迪威将军，这是维持中国战区之最低三项需要，请你编入作战计划之内，律便与美政府洽商。”

史迪威很不情愿地接过手谕，当众双手捧读，全文如下：

一、请美国于8至9月间调陆军三师到印，协助中国军队恢复缅甸交通线。

二、自8月起应经常保持中国战区第一线飞机五百架。

三、自8月起每月应保持中印空运五千吨之数量。

史迪威刚刚看完全文，蒋介石又十分严厉地补充道：“请转告贵国政府：如果这些最低要求得不到满足，我们就被迫取消中国战区，重新调整中国的立场，并作出其他的安排。”

“委员长的意思是，时下亲日活动十分活跃，”宋美龄忙又补充，“为了确保中国战区抵御日军的人侵，最好美国政府写一赞同中国战区三项最低要求的信。”

史迪威看完所谓三项最低要求的公文，又听了蒋介石夫妇咄咄逼人的发言，真是感慨良多啊！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下了他当时的真情实感：

中国有一位朋友―美国，一位非常慷慨的朋友。由于我们对意外发生的危机准备不足，中国人就攻击我们不多做些事情。他们带着威胁和指责离去，得到了总统和参谋长的道歉。现在，他们又由于重轰炸机调往埃及而大发雷霆，提出了“三项最低要求”……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但他们却如此愚番，以为我们会答应。另一种可能采取的方法是他们将“作出其他安排”。“中国没有外援无法再打下去”。“亲日活动十分活跃”。他们试图吓唬我们……

蒋夫人想要我转送关于澄清五百架飞机一项要求的公文，并加上我的推荐，还要我将信件的要点告诉她。

至此，史迪威已绎没有退路了，他也或许被这预谋好的事件激怒了，当即郑重声明：“这是大元帅给总统的最后通碟，超出了我的职权，不能代为转呈！”

“请问你的职权是什么？”

“我借此机会再向大元帅阐明我的身分，”史迪威严肃地瞪着就要震怒的蒋介石，“一是大元帅的参谋长；二是中缅印战区美军总司令，其职权超出中国之外；三是战争委员会的美方代表，代表和维护美国的政策；四是总统负责租借物资事物的代表；五是一名宣誓要维护美国利益的美国军官。”

为“拖住中国”，确保美国在华利益，史迪威在与蒋介石矛盾越发尖锐的同时，派心腹拜会周恩来

史迪威一是感到自尊心受到了伤害，再是他性格中的“醋意”借此发酵起了作用，使他当众和蒋介石叫起了“真儿”，把本来就相当激化的矛盾搞得越发尖锐、复杂了！

蒋介石对美策略是建立在以退为进，或日以所谓友谊换取美国政府的同情，借以获得更多的美援基础之上的。因此，他在保卫缅甸的战争中，不得不违愿地赞同史迪威的“进攻战略”；最近，中美之间突发的事件给了他一种新的外文启示，单讲“退”是“进”不了的。而且还会给对方造成软弱可欺的错觉。为此，他毅然决定采取冷淡史迪威―进而造成欲要远离美国的姿态，迫使美国主动采取修好的措施。惟有出现这种局面，他再向美国开价才是有份量的。

也就是在这种特殊心理的驱使下，蒋介石第一次萌发了辞退史迪威的念头。但是他考虑再三，认为时下条件不成熟，且又自负地认为略施小计就可迫使史迪威就范，所以，宋子文来电征询对史迪威“是否尚拟留其继续供职？”蒋介石复告：“暂时不必表示”，“益也望美政府自动召回之也”。

也就是在史迪威转呈备忘录这一天―7月3日，宋美龄也一改温文尔稚的仪态，再次向史迪威发动了讨伐。请看史迪威在日记中作的有关记述：

皇后夫人（蒋夫人）打电话要我给华盛顿写报告……她在电话中大发脾气，开始责骂我。于是我说我愿去见她。让我一直等到董显光到来；她把陈珍珠（蒋夫人的秘书）叫来，记录下来我说的每句话。简直像疯狂的魔鬼。她抽了一个响鞭，但小丑没有应声跑出来。她要把我的所作所为向蒋介石报告。我的立场是：整个事情是个圈套，这不过是澄清三项最低要求中第二项的问题，因此作出评论超出了我的职权范围，除非我的政府要我这样做。

史迪威并不在乎蒋介石对他是热还是冷，因为他自信手中握有的权力，尤其是租借物资控制权足以使蒋介石改变态度。但是，他作为中国战区参谋长兼美军驻华首席代表，就不能不考虑蒋介石―实际上也是中国对日本的态度。如果像外界传言中的“宁渝合流”，即汪精卫和蒋介石重新握手言好真的变成现实，那他对于自己的祖国，乃至于对二战中的所有同盟国都是失职。另外，他作为一名肩负重责的军人，看重的更是近百万侵华日军的动向。他清楚这样多的侵华日军一旦挥师南下，东南亚诸国如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就等于脖子上又套上了新的绞索；而在太平洋和日本激战的美国海军、陆军就要多付出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人的栖牲。因此，他越发地感到把日本军队’‘在中国拖住”的战略是何等的英明！然而如何才能触摸到蒋介石的真实态度呢？他决定拜访老朋友―美国驻华大使高斯。

高斯是一位城府很深的中国通，又是一位资深的外交家。加之他性格内向，不轻易说“是”和“不是”，给人一种冷面观音的形象。他不赞成蒋介石独裁，更是反对蒋氏专横，或许他在中国呆的时间较长，且对东方治国之术有所研究，他对蒋氏靠军队与权谋维持一个腐败的政权更是深恶痛绝！时下史迪威和蒋介石闹得僵持不下的局面，也早在高斯的预料之中。所以，他一见来访的史迪威就坦而相告：“乔，你的一切麻烦盖源于租借法案。”

所谓“租借法案”，是美国政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未正式向德意日宣战之前，向同法西斯作战的同盟国借贷或出租武器、弹药、战略原材料、粮食和其他物资的法案。英国、苏联等国根据这一法案，自美国得到了他们所需要的军用物资。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由欧洲扩大到了亚洲和太平洋，同盟国遂决定设立军火分配委员会。由于英国和苏联等阻遏，中国无代表参与军火分配委员会。换言之，中国在获得美国军队物资方面受到歧视。军火分配委员会指定史迪威为中国租借物资之收受人，予以“何时分配”及“交与何处”之特权。换言之，“中国政府向军火分配委员会申请之租借器材，必待史迪威制出接受方案与时间，始肯审度”。这在蒋介石等看来，“史迪威操此大权，则遇未经其同意之申请，每不制具方案，使我审请或葬送于无形，或停滞于不可究洁”。这就是蒋介石对史迪威由敬而恶的根本所在。

史迪威十分清楚：英国和苏联等国租借美国的军火物资是有独立支配权的，与中国两相对照，是明目张胆地歧视中国。从某种意义上讲，有气不敢对美国政府发泄的蒋介石，把史当成出气筒也是情理中事。想到这些，史迪威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遂又问高斯：“你说该怎么办呢？”

“简单，”高斯突然以美国人的幽默近似调侃地说道，“你给罗斯福、马歇尔发电，建议把套在蒋介石头上的紧箍咒拿掉，享受和英国、苏联同等待遇。”

“不要忘了，阁下是始作俑者之一。”史迪威反以调侃的口吻说道，“一旦拿掉了蒋介石头上的紧箍咒，他会拿着我们美国的钱、武器去做什么呢？”

“放心，”高斯清楚史迪威来访的原因，遂开门见山地说道，“他不会和汪精卫修好，更不会和日本人靖和。”

“为什么？”

“你比我还清楚犷如果说汪精卫是因为投靠日本人得以生存的，那么他蒋某人呢？我认为一是靠高举抗日大旗，再是巧妙地向我们美国要钱、要武器，方得以维持他的政权。一旦他丢了这些……”

“就失去了自身存在的价值。”

高斯赞同地点了点头。

“这就更坚定了我的看法：传说日本使者和南京方面的代表已到重庆，准备就和平条件进行谈判，完全是蒋某人进行讹诈的阴谋。”

“对！他相信从我们美国得到的东西是太多了，而与日本人讲和，则有百害而无一利。”

“他向我们美国要这样多的东西干什么呢？”

“一是中饱四大家族的私囊，再是积聚军事力量，等抗战胜利后和共产党争天下。”

史迪威对共产主义并无好感。但由于他在中国的朋友―知名的美国记者埃得加.斯诺、史沫特莱、路易丝.史特朗等人和中国共产党多有接触，他对中国共产党人也并无恶感。早在武汉任职期间，他曾礼节性地拜访过周恩来和叶剑英等中共领袖人物，其印象也是很好的。另外，他作为军人，十分赞赏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坚持在敌后抗战，这又和他熟悉的国民党军队形成了鲜明对照。为此，他经常发出这样天真的自问：“蒋介石为什么不和共产党八路军一块抗日呢？”今天，当听说蒋介石囤积美国的军火物资，是“等抗战胜利后和共产党争天下”以后，他就萌动了和驻山城重庆八路军办事处负责人周恩来谋面的念头。可是，他担心蒋介石会借此攻击他勾结共产党人，遂又打消了亲访周恩来的念头。最后，他决定派自己的心腹戴维斯代行拜会周恩来，听一听中国共产党对蒋介石的看法。

约翰.戴维斯于1908年生于四川的嘉定（今四川乐山县）。四年后举家迁往成都。其父是美国传教士，除担任神职外，还在华西大学教课。约翰.戴维斯就是在这样一个风景如画的天府之国长大的，并在这里接受了小学和中学的教育。后来，考入北平燕京大学，成为约翰.司徒雷登的得意门生。不久，返回美国就读哥伦比亚大学，并于1931年考取R外外交官。由于他精通汉语，熟悉中国西南诸省的人情民俗，被派往云南省昆明担任领事。抗日战争爆发不久，他被调往武汉。也就是在这期间，他不仅和史迪威结为好友，而且还和周恩来等共产党领袖人物时有交往。珍珠港事件爆发之后，史迪威就任使华要职不久，他又成了史迪威使华班子中的政治顾间。当时，在中国工作的美国人有句玩笑话：“戴维斯是史迪威政府中的国务卿。”由此，我们也可以想见戴维斯在史迪威心目中的地位以及所起的作用。

自然，在史迪威和蒋介石碎起的冲突中，身为“国务卿”的戴维斯也必然贡献了自己的全部智慧。据史料可知，就在7月1日蒋介石密谋围攻史迪威的那次会议的前两天”戴维斯曾借口去医院探望生病的周恩来，二人进行了一次长谈。有关这次晤谈的详情，诸方均未公布，只有梁敬撑先生在其专著（史迪威事件》一书中有如下扼要的内容摘要：访周恩来于医院，周谓：蒋将与日讲和，又云：如伊得蒋许可，愿率兵援缅，并受史迪威指挥。

戴维斯作为美国驻华的战略情报人员，自然知道蒋介石从未间断和日本秘密来往，而轰动一时的所谓“桐计划”―日蒋汪三方携手的“和平计划”，也难以瞒过政治嗅觉极灵的戴维斯；至于日本通过被囚在北平的他的恩师―司徒雷登进行所谓日中亲善活动，他也必将知其全貌。因此，他是同意周恩来此见的：“蒋将与日讲和。”但是，蒋介石与日讲和之举是真还是假……甚至像中国古之名言所云：“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由于此行的借口是探视病人周恩来，看来二人未及深谈。

史迪威在缅甸吃够了蒋介石横加干涉的苦处，因此他使用“花生米是个卑鄙的人”这种难听的宇眼形容他的上司蒋介石。而今，周恩来竟然主动提出：“如伊得蒋许可，愿率兵援缅，并受史迪威指挥。”这就很自然地促使史迪威又增加了对蒋介石的憎恨。时下，他最关心的是蒋介石下一步的动向，所以，他对戴维斯再三叮嘱：“再访周恩来先生的时候，主要听听他对这方面的看法和意见。”

周恩来自打西渡勤工俭学归来出任黄埔陆军军官学校政治部主任迄始，和蒋介石分分合合已近二十年了。他们二人没有什么不解的私怨，有的只是永远难以弥合的政治歧见。蒋介石一生，乃至于他的公子蒋经国先生也从不攻击周恩来的人格和品德。这说明他们二人之间是非常了解的。另外，周恩来作为一代外交高手和政治大家，不仅能从山城重庆这个小舞台善观全球的政治风雨，而且还能从全球政治风雨中看出蒋介石心路历程的真正轨迹。对此，美国学者塔思曼根据美国档案撰写了如下这段记评：

美国战略情报局的人员（戴维斯）为此拜访了周恩来，周恩来认为，根本不存在单独烤和的危险，“抗日已成了一种有利可图的买卖，因为这样可以得到大量的援助。”周恩来还说，国民党官员以善于运用外交手腕，拨弄美国的神经而感到自豪，他们在上海与白本人保持联系，“目的就在于对华盛顿进行恫吓。”

有意思的是，自视公允的梁敬停先生却对此视而不录。他在记录7月5日戴维斯造访周思来的谈话内容的时候，仅摘要记了如下这样一段话：周言：国共关系恶劣，政府以四十四万一千人之兵力围困中共，对日不肯积极作战，保持实力，以备另用。

我们从这段内容摘要中依然可以看出周恩来讲话的用意：提请美国注意，租借给蒋介石的军火物资并未用在抗日上；相反，蒋从近处着想，政府以四十四万一干人之兵力围困中共；蒋从长远着想：保持实力，以备另用。把话说白了，也就是等抗战胜利之后，集中全力和中国共产党争天下。结论是：美国给蒋介石的军火物资越多，未来中国人民就越会饱受内战之苦。

戴维斯或许是认为7月5日访问周恩来谈得不够尽兴，也或许认为有些疑点需要进一步探究，遂于7月10日又造访了周恩来。

聪明的周恩来认为应当让美国人，尤其是美国的决策者知道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情况了，因为惟有如此，美国的对华政策方是较为公正与全面的。所以，他向戴维斯作了全面的介绍。

戴维斯如实向史迪威作了汇报，并向史谈了自己对蒋的意见。

史迪威在作了周密的调查之后，认定蒋介石如此而为是一种“讹诈”行为。所以，他吁请高斯大使电告美国政府之后，遂又我行我素地筹划他的“蓝伽计划”。

但是，性格倔强的蒋介石不予以理睬，致使“蓝伽计划”无从实施。更使史迪威深感愤慨的是，“自史迪威以备忘录说明其来华之地位与权限之后，委员长即不复召见。”如“其7月2日、5日关于注意昆明防务之报告，与7月7日、18日收复缅甸之建议，委员长亦只交主管机关核复，不予直接批答。”

史迪威哪是受这等气的美国将领，遂“以训练中国军队进行濡滞为由”，密电马歇尔将军，建议与蒋介石摊牌。其电曰：

为寻求此后处理事务得有准绳起见，我提议军部应请罗斯福总统将下列意旨通告蒋介石，如该意旨经其接受，此后我们任务将有真正之成效……如遭彼拒绝，则亦不至妨及美国对日之战事，因国民党不至冒自杀之危险与日本讲和也。

我们必须于此际将蒋介石拴住……否则，蒋将永不就范；今假定本年年底攻缅，则下列诸点，必须办理：

1.总司令须即派定，并须予以组训与监夸补给物资器械之全权。

2.作战单位必须早日集中云南，其组织与训练，亦应立刻开始。

3.总司令须有解除中国军官职务之权。

4.各部队师级单位，皆须设置美国教练军官。

5.未经教练处推荐之中国军官，皆应解职。

6.陈纳德之延誉宣传，必须停止。

上列诸点如不得蒋之承诺，则吾人应采下列各步骤：

1.调回在华军事人员。

2.撤出第十路空军。

3.解散在华军事教官。

4.停止华军装备。

5.所有在印之援华军械移与美国。

美国陆军部相继收到了蒋介石企图剥夺史迪威对租借物资控制权的电文，以及史迪威强烈要求和蒋介石摊牌的电文，一并呈罗斯福总统裁夺。罗斯福指示马歇尔起草回电，断然拒绝分散史迪威的职权，毫不含糊地声明，史迪威必须首先对美国负责。电文中明确答复蒋介石：“史迪威将军要全部按照你的命令来行使职权是不实际的。”罗斯福阅过马歇尔起草的回电，又提笔在电文上补充道：“任何继任者，都具有与他相等的权力。”

此电稿由麦克莱次长持示宋子文。

据美国学者宣称：宋子文“在把这封信转交委员长之前，对其全文和语言都作了修改，而与此同时，马歇尔却向史迪威发去了一份原件副本，这样，史迪威看见的是自己的地位被再次确定，而蒋介石得出的却是另外一个结论。在这以后的几个星期里，他俩一直就争执不下，互相的不满不断加深，直到弄清真相。蒋介石见到原信内容时，其受侮辱之感是可以想见的。他又演出了一场要取消中国战区的闹剧，以示抗议。”

罗斯福也决不赞同史迪威因此而和蒋介石摊牌，进而逼蒋就范的简单做法。因为他清楚如此而为，不仅会干扰亚洲战场顺利发展，而且也有悖于他对战后中国作为一大强国立于世界的战略期望。如何解决这一棘手的难题呢？他陷入了思索与筹划中！

恰在这时，罗斯福总统的私人顾问，且又自称十分了解中国情势的柯里先生来到总统官邸，他毛遂自荐，愿作为总统的私人顾问和代表飞赴重庆，调解中美之间因租借物资法出现的矛盾。罗斯福听后愁颜顿逝，当即批准了柯里的中国之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