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远征军第一次入缅杭战失败后，蒋介石得出教训：“再也不听美国人的话，受英国人愚弄了！”
1942年，时令刚刚进入6月，可素有“火炉”称谓的山城重庆已经是很热很热的了！
还是重庆南郊避暑胜地黄山那座客室，还是一个万籁俱寂的寻常深夜，蒋介石依然驻步在那幅世界地图的前边。与往昔不同的是，他那双分外严肃的目光忽而盯着缅甸，忽而又移向印度，待到他的目光由非洲、欧洲，并逐次转向美国华盛顿的时候，他那本来就沉郁难看的尊容，就越发没有一点愉悦之色了！
近一个月以来，缅甸溃败的电文就像雪片似地飞到蒋介石的办公桌上，他犹如热锅上的蚂蚁一样坐立不安。说句实在话，他作为中国战区的最高统帅，怎能不关心入缅抗战的十万将士的存亡和安危呢！
第五军是蒋介石第一个机械化军，合计有四万二千将士。历经“同古会战”到“克复棠吉”前后，总共伤亡七千三百余人。但是，自所谓“曼德勒会战”被迫取消之后，在各自为生的大溃败撤退中死伤了一万四千余人，恰好是战场伤省的两裕！二者相加，又正好是五军原有人数的一毕。换言之，仅宜军就有二万一千多名将士的忠骨弃埋于异邦大地啊！然而直到今天，军长杜幸明所率军直属队仍未走出蛮夷之地，到达印度。这还要有多少将士付出宝贵的生命呢！为此，他首先拆阅了中国远征军第一路副长官兼第五军军长杜丰明发来的最新电报。电报说，缅甸“整天倾盆大雨。原来旱季作为交通道路的河沟小渠，此时皆洪水汹涌，既不能徒涉，也无法架桥摆渡。我工兵扎制的无数木筏皆被洪水冲走，有的连人也冲没。加以原始森林内潮湿特甚，蚂蟒、蚊虫以及千奇百怪的小爬虫到处皆是。蚂蜡叮咬，破伤风病随之而来，疟疾、回归热及其他传染病也大为流行。一个发高烧的人，一经昏迷不醒，加上蚂蛾吸血，蚂蚁侵蚀，大雨冲洗，数小时内就变为白骨。官兵死亡累累，沿途尸骨遍野，惨绝人寰。”
这是一幅何等恐怖的用血肉之躯堆成的画面啊！蒋介石看着看着下意识地把头垂在了胸前。待他想起首次赴缅视察时的那一个个生龙活虎的士兵渐渐化作漫山遍野的白骨，他的心酸楚了，他的双眼模糊了。待他再想到爱将第二004师长戴安澜重伤殉国时，已禁不住哭泣似地自语：“戴安澜，我的好学生……”
蒋介石蓦地抬起头，连满面的泪痕都未擦一把，近似歇斯底里地大吼：“我要厚葬戴安澜！……”
6月17日，第二00师到达云南腾冲，戴安澜的遗骸随部队回到了祖国。他的灵枢先后经过云南昆明、贵州安顺和贵阳、广西柳州和桂林，最后运到全州膺葬。灵枢所经各地党政军民各界人士隆重迎送和路祭，借以表达对英灵最真挚的追思和悼念。
1942年10月6日，国民政府颁布命令，批准戴安澜由陆军少将追晋为陆军中将；12月31日颁布命令，批准他的英名入祀首都忠烈祠，同时入祀省、县忠烈祠。
美国政府为了奖励戴安澜作为盟国友军的一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做出的巨大贡献，1942年10月29日，以总统罗斯福的名义，向戴安澜颁发了惫绩勋章，他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第一位获得美国勋章的中国军人。
1943年4月1日，国民政府在全州隆重举行全国性的追悼戴安澜大会，一万多人参加，全国各地派代表前往致奠。蒋介石特派军事委员会西南（桂林）办公厅主任李济深为代表，在追悼大会上致祭。李济深在悼词中说：戴故师长为国殉难，其身虽死，精神则永垂宇宙，为中国军人之模范。
中共领导人周恩来、朱德、彭德怀、邓颖超等人撰写挽联、挽词，哀挽戴安澜以身殉国。其中毛泽东送的挽诗曾轰动一时，现恭录如下：
海鸥将军千古
外侮需人御，将军赋采薇。
师称机械化，勇夺霓黑威。
浴血东瓜守，驱楼棠吉归。
沙场竞殉命，壮志也无违。
新中国建立以后，1956年9月21日，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追认戴安澜为革命烈士。
中国远征军第一次入缅抗战彻底失败了！.这在中国军政各界引起了轩然大波，追究失败责任的争论不仅在当时，而且到了半个多世纪以后的今天也没有统一的结论。再者，由于中、美、英三国的利益不同，国共两党的政见不同，其分歧是难以弥合的。纵观诸家之说，何应钦的分析是较为公正的，道出了第一次入缅作战失利的本质：“此次入缅作战，先因同盟国之作战准备，未有具体协定，当敌陷仰光之后，英军主力移至铁路以西，铁路正面由我应战，而因时间仓卒，未能及时集中，无法发动全力，自始至终，均呈被动之态势……”
但是，更多的时人，乃至于今天的学者多把缅战失败的责任归丁史迪威将军。他们不是从军事指挥的角度，而是出于某种政治动机，有意把矛头指向史迪威。就说受到蒋介石夫妇宠信的陈纳德将军，因为美军中的权势之争的恩怨也公然指责史迪威将军：“史迪威在中国军队准备攻势之顷，突将精锐抽出，致为敌所乘，在委员长观之，直是军事经验尚未成熟之表现，委员长自此对史迪威统率大军之能力与信任，均生动摇……”
三十年后，亲台湾学者梁敬撑先生则更是直言：“史迪威措施之失当，尚不止此，在密支那失陷一周前，委员长曾电史迪威、罗卓英，令其速将主力向密支那与气马方面移动，其师腊戍甫失守，而杜幸明军长尚能集合三个师，故其局势并非不可挽救，不幸史迪威竟未遵照委员长之指示，早入密支那，而徘徊于曼德勒与士威坡之间，直至前方兵退路塞，密支那铁路无法成行，我数万大军乃因此困于北缅，遭受饥冻，牺牲逾千，尤可异者，史迪威身为前敌指挥官，当战事紧张败妞之时，既未向统帅报告战情，又擅自弃军离队，转入印度。”
而率部入缅指挥作战的杜幸明将军则认为失败的责任有三：(1)中英在战略上的矛盾；(2)中国迁就英美，放弃指挥权；(3)中国远征军将领的失职。在谈到第三条原因的时候，他讲了如下这段话：“中国远征军的惨败，罗卓英（时任中国远征军第一路司令长官）和我都有责任，罗卓英的责任更大。尤其是罗卓英对于乔克巴当的行动……更是惨败的关键。他把军队的‘生地’……变为‘死地’……一意孤行，以致一败涂地，丧师辱国。
“我的最大责任是1942年4月19日未与史迪威、罗卓英彻底闹翻，未能独断专行，下令让第五军全部向棠吉集中，反而委曲求全，选遣了一个团到乔克巴当去。对于史迪威的命令，我并不在乎（因为我可以直接向蒋介石请示），而对罗卓英应服从到如何程度，却未曾得到蒋的指示，心中无底，未敢断行，以致造成不可收拾的局面。以后又未料到敌人先我侵占八莫、密支那，丢车上山的决心太晚，又造成雨季困于野人山的惨境。”
蒋介石认为首次入缅抗战失败的根子在于“战略”。他所指的战略有两层意思：其一是中英缅印美等盟国没有统一指挥核心，各自为战，一盘散沙，必然败在有着统一意旨、统一作战目的的日军手下；其二是史迪威不顾主客观条件，一味地强调“倒霉的进攻战略”。而蒋氏真正的教训是什么呢？一位美国学者一针见血地指出：“蒋介石把部队交给一个外国人指挥时，并没有想到他自以为最精锐的两个军会受重创。他请外国人指挥自己的军队意在取悦于美国，以便获得更多的租借物资，他无论如何也没有打算假戏真做。”
随着入缅抗战的失败，蒋介石希望盟国拯救中国的幻想化为泡影。同时，他于沉痛的失败中感悟到战争，尤其是同盟国参战无一不是首先为了本国的利益。而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英国和美国。
美国人为什么在日本偷袭珍珠港以后才宣布参战呢？因为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利益受到了损害。罗斯福作为一名大国政治领袖和军事战略家，他清楚要战败德意日等法西斯侵略者，必须建立全球性的统一战线。也就是在这种特定的历史背景下，罗斯福为了美国在华的最大利益―籍制在华的近百万日军不能脱身南侵，减少太平洋和印度支那等地的军事压力，他不仅说服丘吉尔恩赐给蒋介石一顶中国战区最高统帅的桂冠，而且还破例同意拨给中国五亿美元的贷款。
同时，罗斯福为了使美国成为全世界反法西斯的盟主―自然他也随之变成了指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第一司令，他说服美国人把报复日本人放在打败希特勒之后，遂同意了丘吉尔的“欧洲第一”的战略。但是，当日本人乘胜扩大在太平洋以及印度支那的战果的时候，罗斯福又视情制定了亚洲战场“太平洋第一”的战略，对于抗击日寇近五年的中国战区从未放在重要的位置上，这是受罗斯福的“美国出钱、出武器，由中国人完成箱制日本人”的既定方针所决定的。
也就是在这种战略格局之下，美国完成了“出钱、出武器”的允诺，罗斯福才视唯一通往中国的国际通道滇缅公路是事关全局的补给线。因而，他不仅同意中国派遣远征军入缅抗战，而且还赞成史迪威统率这支和美国利益无直接关系的中国军队。史迪威为完成美国交给他的战略使命，忍辱负重地屈从于亚历山大将军的靡下，而不顾及中国军队的伤亡也是在情理中事。这时，也只有这时蒋介石才清醒地认识到：“史迪威迁就，乃至于违愿地保护英国军队，决不是惧怕亚历山大将军，而是在坚定地执行美国的亚洲战场的特殊使命！”
英国人为什么开始反对中国出兵缅甸呢？因为它担心自己在东南亚的势力范围被中国染指。可是当香港、新加坡、马来亚等相继陷落，并有近十万英国皇家部队当了日本的俘虏之后，老奸巨猾的英相丘吉尔认为只有借助于中国军队方可保住缅甸，遂在和罗斯福总统达成默契之后，同意中国远征军入缅抗战；不久，仰光陷落，驻缅英军害了“恐日症”，并达到“谈日色变”而失去战斗力的时候，聪明的亚历山大将军利用美中在缅的各自利益，自然也巧妙地利用了史迪威将军的弱点，借助中国军队掩护已成惊弓之鸟的英国军队安全撤退到印度。这都是从大英帝国的最大利益出发而为之！也正因如此，丘吉尔首相才代表英国政府对亚历山大将军做出如下评价：在缅甸特殊的战场上打了一个大胜仗。
但是中国人，尤其是蒋介石如何对待缅战呢？公平地说，自缅甸战役一开始就是清楚的，那就是借保卫仰光达到保卫滇缅公路畅通的最高目的。但是，那时的蒋介石为顾全大局起见，并未向史迪威明语，只是曲言相告：“我军此次入缅作战，能胜不能败，第五第六两军为我国军队之精锐，苟遭败挫，不但在缅无反攻之望，即中国全线欲再发动反攻，亦将势不可能，故此次出师之成就，绝不应视为二三个军战争之效果，其胜败之机，不独足以决定全部军心之振颓，且足以影响全国人民之心理。”并再三叮嘱：“坚持华军作战须以保卫曼德勒为目标。”但是，蒋介石为取得“指挥中英双方在缅甸作战部队”的大权，难以从各种矛盾杂揉一起的局面中跳出，相反，却十分被动地迎合亚历山大和史迪威的请求，组织“同古会战，收复仰光”于先，放弃“平满纳会战”于后，待到被迫取消“曼德勒会战”，缅战的败局就无法挽回了。他的教训是：“再也不听美国人的话，受英国人的愚弄了！”
这句话的潜台词是：今后处理亚洲战场，尤其是在收复缅甸的战争中，要调动美国人和英国人为中国的利益服务。这就是未来蒋介石指导缅甸战局的主导思想。自然，这也是蒋氏未来和美国、英国，尤其是和史迪威的矛盾无法解决的核心。
“大令，你又在为缅甸战役的失败伤神吧？”
蒋介石闻声从沉思中醒来，缓缓地转过身，望着宋美龄微微地摇了摇头。
“那……你一定又是在望着地图生史迪威将军的气了吧？”
蒋介石淡然一笑，遂又摇了摇头。
“你是在……”
“生美国人的气！”蒋介石碎然变色，非常严肃地说道，“准确地讲，我是在生罗斯福总统的气！”
“为什么？”宋美龄愕然了，忙又追问，“难道罗斯福总统对苦难的中国，还有对大令你……”
“都是做给世人看的！”蒋介石真的发怒了，大声地指责，“在他的良心天平上，中国，还有我蒋某人是无足轻重的。”
“你的根据是什么呢？”
“还用我讲嘛！在全球战场上欧洲第一；在亚洲战场上太平洋第一；在所谓的盟国中英国是第一。简而言之一句话：中国在他罗斯福的心目中永远是最末一名。”
对此宋美龄未置可否。
接着，蒋介石转身望着挂在墙上的那幅世界地图，指出：就在缅甸战场急需空军支援的时候，罗斯福通过他的参谋长马歇尔发电给我，说美国时下没有支援缅甸的飞机。但是，他们为了报复日本人偷袭珍珠港，并借以提高美国人的士气，却动用了十六架最先进的B-25型轰炸机，在杜利特尔将军的精密策划下，于4月18日在航空母舰“黄蜂”号上起飞，冒险去轰炸日本领土。结果，对日本造成的损失微乎其微，而这些先进的B-25型轰炸机难以回到“黄蜂”号航空母舰上，不得不在夜幕中冒着恶劣的夭气飞临中国的上空，由于事先没有和我们打招呼，许多飞机失事，一些驾驶员被迫在黑暗中跳伞，被我国军民营救。最后，他哀叹一声，说道：“夫人不会不知道陈纳德将军对这次行动的评价吧？”
宋美龄自然知道陈纳德如下的意见：“杜利特尔出击的结果是日本人派出一支十万人的远征军，在一支颇具规模的空军支援下，正在攫取杜利特尔一行和另一批轰炸机本想利用的机场……在当时三个月的战役中，日本人将其血腥的矛头戳进了华东心脏地区二百英里之深，在二万平方英里上大肆蹂蹭，破坏着陆机场，杀害任何被怀疑与杜利特尔空袭稍有关系的人。空袭者们所经之村镇人民均被屠杀，就连孩子也不放过，村镇被夷为平地。”对此，宋美龄也极有情绪地说道：“他们的这种短视行为，的确给我国人民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和不幸。”
“更为重要的是，再一次证明了罗斯福不把中国战场放在眼里，”蒋介石越说火气越大，“另外，他不是处处在说要平等对待中国吗？为什么他和丘吉尔在美国再次会商不邀请我们参加？这不又恰好证明他说一套做一套吗？”
宋美龄也因此而优怨满腹。最近，她从欧美一些有良心的新闻记者的笔下读到这样的文字：“盟国也没有平等地对待中国。中国对未能制定一个以反对殖民统治为内容的、与大西洋宪章对等的太平洋宪章而心怀怨恨。他们对美国过分重视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深感不满，认为这是无视中国的严重局势。丘吉尔6月份第二次访美期间，盟国召开的所有会议都把中国拒之门外。更有害的是继续不让中国参加联合军需品分配委员会。中国径直提出参加联合参谋长会议，这样能自动成为联合军M品分配委员会成员，但被该组织于6月13日以保密为理由拒绝了。”但也可能是这位受美国教育长大的第一夫人懂得了“弱国在强国面前不可言勇”的道理，就像是受欺侮的小媳妇那样把这种优怨存于心底，有意转移话题：“大令，史迪威将军已经到达了陪都重庆.你打算什么时候召见他？”
也可能是上帝的安排，蒋介石于无意之中看见了日历牌：今天是6月3日。他有意地问道：“夫人，还记得你我第一次会见史迪威将军的日期吗？”
“这……”宋美龄犹豫片刻，“记得，是3月3日，在缅甸的腊戍。”
“到今天正好是三个月。”蒋介石近似自我嘲讽地说道，“如果我这次于4日召见他，岂不是和上次仅差一天？”
“你的意思是……”
“一、我和史迪威将军的交往重新开始；二、这次交往是接着上一次开始的。”
史迪威到达印度新德里以后，胸中已有随时可以写成文字的收复缅甸的计划。但是，依据他在缅甸战场上的亲身经历，使之对中国和英国的军队失去了信心。他带着愤怒的心情向美国陆军部报告：“对于英军的行为只能有一种解释：他们从一开始就没打算坚守缅甸，他们为了削弱中国的力量故意放弃了缅甸。”他担心史汀生部长和马歇尔参谋长怀疑他的结论，还使用了这样一句富有哲理的话为自己辩护：“相信什么是历史真相，往往比历史真相本身更重要。”他的结论是：收复缅甸，必须有美国军队参加战斗。为此，他于5月25日致电陆军部：“我相信中国在战略上具有决定性的重要地位，我对此深信不疑。因此不向中国战区派遣美国部队无疑是个重大错误。”
随着缅甸失陷，日本对中国完成新的包围之后，罗斯福的对华战略是：担心中国的抵抗意志将因其与外界的隔绝而窒息。同时，欧洲战场始终占有不可改变的战略优势地位。亚洲战场上的战略尚未确定。美国迄今只能设法继续拖住中国，以中国为基地对日海上航线进行空袭，并在将来使之成为进攻日本的跳板。
史汀生和马歇尔把罗斯福新的对华战略概括成一句俗话：“拖住中国。”具体内容是：向中国提供足以使之继续战斗的物资。为了平抑蒋介石和史迪威的愤感情绪，马歇尔把设在印度的第十航空队交史迪威指挥。因此，史迪威请求派美国军队来缅参战的设想也随即化为泡影。也就是在这样的前提下，随史迪威撤退到印度新德里的参谋人员接二连三提出调动申请。史迪威望着这一份份请调报告感慨良多，可又无法借大骂请调人员而发泄满腹的积郁，惟有在日记上写下这句话：“主啊，难道他们中间就没有一个人把战争放在第一位，而把个人放在第二位吗？”
史迪威在得不到美国军队支援的情况下，他依然没有动摇过那已经铭刻在心的誓言：“重整旗鼓，胜利地返回缅甸。”他的办法是：整顿中国军队。诚如一位美国学者说的那祥：“史迪威明白，改造军队的工程是一项极其艰巨的事业，他甚至有可能是在拆自己的台。不过，他相信，以租借物资作为交换条件，是能够争取蒋介石同意改造军队的，至少可以先从训练三十个师的计划开始。”
这是史迪威的一贯想法。时下，在得不到美国军队支援的情况下，“为了中国，为了战争，也为了他自己”，恐怕是最佳选择了。
史迪威为了说服蒋介石同意他整顿中国军队的方案，首先制定了一个收复缅甸的计划。
其次，史迪威在报告中公然提出：“有一大批中国高级军官应该枪毙。”
自然，史迪威手中还有一张王牌：“监督及办理（支配）美国援华之军火、武器及其他器材。”把话说白了，史迪威有权力通过整顿中国军队，为蒋介石培训三十个美式装备的机械化师。史想当然地认为：这对蒋介石而言是有着不小的**力的。
这时，史迪威患了严重的黄疽病，医生催促他去中国治疗。就这样，他怀着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和蒋介石摊牌的决心离开新德里，飞赴中国的重庆。出他所料的是，蒋介石预先给他准备好了依山而建的官邸和司令部。从官邸平顶的屋顶上可以看到嘉陵江水从北面穿过巨大的峡谷奔流而下，真是既壮观又雄伟；使他更为惊诧的是，他刚刚住下，宋美龄就亲自打来了电话：“蒋委员长明天中午召见你。”对此，他不能不发出这样的自问：“我和蒋的会见是喜还是优呢？……”
为了争取美援，一向独断专横的蒋介石对掌握这张“王牌”的史迪威“礼贤下士”；归史迪威指挥的美军驻印第十航空队被罗斯福调往埃及后，蒋介石夫妇冲着史迪威大发雷霆
史迪威是一位性格倔强的美国军人。同时，他又是一位讨厌政治权术，且又过分重感情的末流政治家。再者，他清楚美国对于中国战区坚持抗战的份量以及他手中握有监督及办理美国援华之军火、武器与其他器材的王牌，使得他忘记了蒋介石是一国之领袖，而自己是蒋领导下的一位战区参谋长。因此，他一见蒋介石的面，就像是背台词似地大讲了一通。待蒋介石“询以缅战失败的原因”，他“开门见山，指名道姓讲述了全部情况”，并且有些得意地暗示挖苦蒋介石，“那情形就如同踢一位老妇人的肚子一样”。接着，“他就提出了军队整编方案”。
史迪威或许是深为坐陪的宋美龄的风采所慑服，也或许是一厢情愿地认为宋美龄会完全支持他的整军方案，他把一份用英文书写的报告当面呈交宋美龄，并有意用英文说道：“请夫人过目，如有不成熟的地方请夫人直言。”
宋美龄当场浏览一遍，她对这份报告的整体印象不佳。因为史迪威这一套整军建议，蒋介石远在三十年代初叶就试验过了。但是，由于中国各地割据的实力派群起反对蒋氏的“削藩裁军，一切权力归中央”的整军方案，遂引发了震惊中外的蒋冯阎中原大战。因而宋美龄直言道：“哎哟，这不就是德国顾问向他（蒋介石）建议的那些东西嘛！”
这对期望值过高的史迪威而言，犹如中国的一句俗话说的那样：“用热睑蛋贴了一个冷屁股”，其感觉真是丧气极了，一时不知该如何是好。
今天晤面，蒋介石自始至终都很少说话，似乎就是带了两只耳朵，耐着性子倾听史迪威讲话似的。待到宋美龄讲完上边那句话后，他有意避开缅战和整军这两个话题，分外关心地询问起史迪威的病情，并关切地说道：“记住：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你的当务之急是养病。怎么样？本星期六来黄山一块度周末好不好？”
史迪威听了这番话后真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了，可是当他再看看蒋介石满面笑庸的表情，又不能否认这就是事实。也就是他的目光在打量蒋介石的表情的瞬间，发现蒋介石那光头的形状像是一颗“花生米”。这为他给蒋起绰号找到了依据。他沉吟片刻，近似本能地发出了这样的自问：“他―花生米说这番话的真意是什么呢？”
蒋介石是靠军队起家的三军统帅，一向看重自己在军中的尊严和权威。自黄埔建校近二十年来，他要求部属，尤其是他的黄埔弟子必须严格执行军中的礼节。事实上也是如此，任何将佐见了他都要执礼如恭：单独召见要行军礼，开会前必须起身立正欢迎。因此，他今天对史迪威这种类似’‘教师爷”的说教是不会满意的。另外，蒋氏又是一位信奉东方礼教的政治家，那就是要尊重同仁，即使是十分生气地指出对方的缺点，也要给对方“留面子”。然而，今天史迪威的表现却与此大相径庭。对此，一位美国学者批评道：“在一个人的面前，尤其是在一个中国人的面前，列举在他领导下所出现的种种间题，决不是说服他采取改进措施的最佳方法。”“就说史迪威擅自提出枪毙军长和师长这样大的事情吧，除去有越权妄谈之嫌外，他忘记了这些人是蒋介石的部属，这也就太不给蒋委员长面子了！要知道，中国人，尤其是蒋介石是注重‘打狗也要看主人’的传统习俗的。”
但是今天，蒋介石却一反常态，他不仅一忍再忍史迪威的越礼言行，而且还能做到以微笑对怒颜，主动请史迪威来黄山度周末，这究竟是为了什么呢？简而言之一句话：蒋氏是遵照“小不忍则乱大谋”的古训行事的。
诚如前文所述：由于美国杜立特将军轰炸东京事件，引起日敌对于浙东衙州机场之争夺，日敌正以两股十余万之兵力，进攻浙东赣东，浙赣会战正在激烈进行，加以缅战失败，国际交通完全锁闭，人心震动，全局动摇。蒋介石正向罗斯福提出空军援助计划。他将此事交由时在美国的外交部长宋子文办理，希望史迪威能从旁相助。
与此同时，英国首相再度访问美国，与罗斯福总统讨论全球战略问题。
蒋介石对这次英美首脑会晤极感不快。除去未邀请他参加讨论全球战略问题的原因外，罗斯福和丘吉尔都未把东南亚，尤其是中国战区列入英美会谈的议题也是原因之一。谁能为中国战区讨得一席之地呢？时下惟有靠战区参谋长史迪威将军向他的上司，且又是好友的马歇尔将军去争取。
蒋介石和史迪威在缅战失败的看法上是非常对立的，但是，在收复缅甸、加强中国战区的军事实力诸方面蒋介石却与史迪威有着共同或近似的看法。再者，他懂得由史迪威出面间美国呼救，远比由宋子文通过外交途径求援要有力得多。所以，他不但理智地做到了以微笑和大度相待怒不可遏的美国参谋长，而且还指示在美的宋子文做史迪威的工作。
蒋介石为了上述整体利益，明令不准国内各界批评史迪威在缅战失败的责任，同时，还电告时在美国充任军事代表团团长的熊式辉和外交部长宋子文，“不必逮与美方或马歇尔言及，以待美军部之自悟”。
在此期间，史迪威利用在重庆官邸养病的特殊机遇，继续运筹空运中国三十个师至印度的蓝伽（即拉姆加尔基地）进行整训。他“不顾蒋氏夫妇的冷遇而乐此不疲的原因，除去个人要雪缅战失败之耻外，他还坚信建立一支完整、有战斗力、可用的军队显然符合现政府的利益”。另外，他还深信“有美国站在蒋一边，支持他，蒋不致于轻易放弃这个千载难遇的良机”。“即使不谈军事，仅从整编能减少在农民中强拉壮丁这一点来说，它对于中国的社会福利也将起重要作用”。因此，他的病情一候有所好转，就主动地要求见蒋介石。
但是，蒋介石这时考虑的中心不是史迪威整训三十个师的所谓“蓝伽计划”，而是赶在罗斯福和丘吉尔再次会晤结束之前，设法通过史迪威、宋子文这两条不同的渠道争得更多的美援。因此，蒋介石依旧是耐着性子听完史迪威的所谓“蓝伽计划”以后，就直言指出：“根据中国战区的实际情况，我正向罗斯福总统提出空军援助的计划，希望前线借给五百架飞机为标准之空军，中印交通每月能有五百吨之空军能力。惟有如此，方能维持中国继续作战之局面。我希望史迪威将军……”
“能利用我的特殊地位，帮着委员长得到这些军用物资，对吧？”
“对，又争……”宋美龄笑颜常驻地望着史迪威，有意奉承地说道，“你是中国战区的参谋长嘛，有责任帮着中国战区获得更多的军援物资。”
“那……我的整训中国军队的蓝伽计划呢？”
蒋介石直言相告：“蓝伽计划固甚重要，而空运之飞机数目与吨位之供给，则尤急切。”最后，他看着焦躁不安的史迪威，复又加重口气地补充道，“中国军队是需要整训换装，但作为中国战区全局而言，却是要求贵国兑现军援物资。”
史迪威再也压抑不住自己的火气了！用他事后写在日记上的话说：“又是那一套―什么飞机、坦克、大炮才能赢得战争等等。”他发怒地说道：“我再强调一次，就是提供再多的物资装备，这支军队也还是会继续腐败下去！”
“你……”
“我的结论是：赢得这场战争的唯一办法，就是彻底整伤地面部队。”
蒋介石何曾受过这样的顶撞？他气得浑身微抖，双日直冒金花，几乎拍案而起，下令送客。但他还是在“和为贵，忍为高”的古训教导之下，为了他的最高目的―争取更多的美援物资.还是强忍下了这口窝囊气。
这时，聪明的宋美龄急忙出来打圆场，告诉史迪威：“委员长还得考虑到‘某些势力’的影响。”接着，她为了缓和气氛，有意转移话题，“你在印度期间，见到英国驻印最高司令长官韦唯尔将军了吗？”
“见到了，还谈到了打回缅甸的汁粼。”
“什么？”蒋介石拌然冷笑起来，似乎要把方才的怒气一泄而出，遂又操着鄙夷的口吻说道，“没有中国军队的支援，他们想都不敢想！”
虽说蒋介石的话语道出了未来收复缅甸之战的某些真理，但傲岸不逊的史迪威却忍受不了蒋介石这充满鄙视之情的态度，他有点激动了。或许是史迪威就像是许多美国男人那样，不愿意在他尊敬的女士面前暴露自己的性格弱点，他一见楚楚动人的宋美龄正在朝着他微笑示意，遂又强迫自己把激动的心潮平息下来。
接着，史迪威“与蒋介石谈这谈那。第五军将留在印度，我（史迪威）保留指挥权，因为这样做对中国人便利一些，他们用不着和美国人打交道。杜幸明将留任。”对此，史迪威认为“他（杜幸明）的面子保住了，我的脸却丢了。”
在这种气氛中，宋美龄知道蒋介石不会真心投入谈军队整编这等大事，即使是决定了的事也是不作数的。她担心史迪威和蒋介石再次话不投机而引起争吵，遂巧妙地宣布这次会晤结束：“史迪威将军该休息了，有关‘蓝伽计划’具体实施之事留在下次再议吧。”
这次会晤，蒋史二人都未给对方留下好的印象。史迪威为了验证自己对蒋介石的印象准确与否，曾和一位中国将军进行了如下谈话：
“你说蒋介石是否会进攻缅甸？”
“我看史将军是能说服他的，其他人是办不到的。”
“为什么？”
“因为没有人敢告诉他什么不好的消息。”
“何应钦将军呢？”
“何虽是军事委员会的负责人，也不敢告诉大元帅（蒋介石）任何不好的消息。”
“大元帅对战局是否真的焦虑？”
“他在内心里是的，但却装出一副全局在握的样子。”史迪威听后非常失望，他禁不住地想起了他所熟悉的北洋政府时代的军阀和政客的表现。为此，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下了这段话：
中国政府是一个建立在威恩兼施基础上的机构，掌握在一个无知、专横、顽固的人手中。它与家族和财团关系密切，一旦与之脱离，这一政府就会轻而易举地土崩瓦解。面对危急情况，它除了硬撑下去之外，拿不出其他办法来。即使有必要的爱国之心，占有支配地位、盘根错节的势力一个也不会出面接管和进行内部清洗，更何况没有这种爱国之心。只有外来的影响会对中国发生作用―或是被外来浸略打得四分五裂，或是立即形成一些新观念并马上加以实施。
至此，史迪威也很自然地联想到蒋介石是如何看待他的为人和价值，他沉吟良顷，又在日记上写下了这段话：
蒋介石是怎样看待我的呢？我认为他意识到我告诉他的是事实情况，到目前为止他对此不屑一顾。我成为他逃避英国人的便利工具。他认为给我下一道命令（你不是我的参谋长吗？），他就能够利用美国的每一件物资和每一支部队。他知道我对中国怀有友情，并希望我在所有问题上都站在中国人一边；我是美国援助的可见标证。
但他在缅甸问题上使我备受欺骗。他从未通过正式官方渠道任命我为总司令。他与杜、林蔚和侯直接联系，他没有对俞飞鹏、余或杜发挥影响。
他对答复我的备忘录毫不上心，他不肯对中国军队进行整顿。
现在的问题是，我下一步该怎么办？是袖手旁观，还是辞职而去？
正当史迪威于养病中独自揣度蒋介石的时候，蒋却把注意力转到正在美国举行的罗斯福和丘吉尔的会谈上来。他指示宋子文要随时报告情况。
宋子文是国民政府中最富活力的外交干才。二十余年以来，他坚持走拒日亲美的外交路线，被美国“华尔街”视作中国亲美路线的代表人物，实事求是地说，宋子文在以美抗口，尤其是在争取美援用于抗击日寇方面是有着特殊勋劳的。他收到蒋介石的电报以后，自然明白蒋的全部用意，在遵命报告罗斯福和丘吉尔会谈的情况同时，还迭电在重庆养病的史迪威，以软硬兼施的手段逼史迪威就范。
与此同时，宋子文获悉：丘吉尔于6月17日飞赴美国，在华盛顿稍事休息之后，就动身到罗斯福总统在纽约州的海德公园住宅进行拜访，双方就开辟欧洲第二战场还是执行“体操家”计划争论不休。6月20日晚，丘吉尔同罗斯福一起乘火车回到华盛顿。第二天，罗斯福在白宫交给丘吉尔一份电报，说非洲的托卜鲁克陷于敌手，二万五千人被俘。丘吉尔听后震惊得目瞪口呆，一时不知该如何对策。罗斯福对丘吉尔显而易见的悲痛迅速作出反应，并表示关切，使丘吉尔很感动。罗斯福非常动感情地问道：“我们能帮你什么忙？”
马歇尔将军望着心情沉重的丘吉尔首相，首先提出派一个美国装甲师去增援，并立即作出安排。结果表明，这是一项极其重要的决定。然而，有待解决的是，英美主要的军事行动方向仍未作出决定。
蒋介石获悉这一消息之后非常紧张，他认为罗斯福不是中了丘吉尔的苦肉计，也会再次屈服于丘吉尔的压力，除继续赞同“欧洲第一”的战略之外，又必然会增加一个“非洲第一”。结果，在满足英国军需的前提下，势必减少对中国战区的支援。怎么办？惟有借助于史迪威的力量，才能保住已经向美国提出的军援物资。
西方人说：“政治家是实用主义者”。总评蒋介石的一生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他是中国近代最大的实用主义者。时下，他为了获得史迪威将军的好感，遂一改往昔要人朝拜的礼习，采用礼贤下士的姿态，偕夫人宋美龄主动到史迪威官邸，进行第三次会晤。
史迪威并不了解蒋介石夫妇屈驾访谈的背景和目的，他只是从自己的视角认为：蒋氏夫妇脸上的笑颜是向他屈服的象征。因此，他准备会谈一开始就向对方发动攻势。出他所料的是，蒋介石主动提出了方案：
一、稳定计划：其中包括稳定中国战区和实施“蓝伽计划”两个方面。对此，蒋介石和史迪威均无疑义。
二、反攻计划：也就是收复缅甸的计划。只要美国答应给中国五百架飞机，并每月通过驼峰航线（飞越喜马拉雅山航线）给中国运送五千吨军用物资，中国就坚决执行交由史迪威指挥的以收复缅甸为目的的反攻计划。
接着，史迪威代表美国总统罗斯福完全承诺蒋介石所需物资，尽管他也讲了经过驼峰航线运输这些物资的困难。旋即，他又提出了炮兵训练计划，这正中蒋介石的下怀。
至此，史迪威虽然感到此次与蒋介石晤谈有点异样，但他却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蒋介石在谈判中常常会突然来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这是其中的一次。”由此可知，史迪威对蒋介石知之甚浅‘同时也足可证明：史迪威不是一个权谋家，未来他败在蒋介石的手下是必然的。，
今天会晤，史迪威自以为胜利了，遂又向视军权为生命的蒋介石发起进攻：“为了确保‘蓝伽计划’的实施，我提议留下孙立人将军负全责。”
“他太年轻了，”蒋介石不想在这些间题上和史迪威纠缠，边说边起身，“好吧，我会仔细考虑的。你和夫人继续谈吧，我暂时出去一下。”蒋介石借口躲了出去。
宋美龄再次审阅史迪威送呈的“蓝伽计划”，没有再说一些泼冷水的话。当她听了史迪威坚辞杜幸明的全部理由之后，并未感到有什么意外，且十分平和地说道：“你愿意接受罗卓英将军吗？”
“可以，如果我负责训练的话。”
史迪威和宋美龄比较融洽地谈了一会儿，不知何故，宋美龄又借口走开，蒋介石走进，史、蒋继续会谈。他们很快达成了协议：史迪威任司令并负责训练，罗卓英主管行政和军纪。
蒋介石为了继续讨好史迪威，又讲了如下这段被史迪威称作“心理课”的话：“我常常晚上躺在**，想着他们会做什么蠢事。然后我写信告诉他们不要去做这些事情。但他们是如此愚笨，如果你不事先告诫他们，他们还是会做出许多蠢事来。控制他们的奥秘在于―你必须想象到他们会做的任何一件错事，并警告他们不要去做。这正是我勤于写信的原因。”
史迪威作为回报，再次通报给蒋介石：美国驻印度的第十航空队归史迪威指挥，史将有计划地把它调往中国战区，交由陈纳德将军指挥，借以加强中国战区的空军力量。
最后，蒋介石讲了如下这段记录在案的话语：“君之任务，除拟具联合参谋部组织外，并应尽速拟具中国战区整个作战之计划，尤应特别住意战事发展中，各阶段所需陆军空军之实力，及恢复缅甸越南泰国应采何种战略与战术及其使用之时期。依我所见，此时期应分两阶段：第一阶段应保持中国现状，不任其续被敌人吞占。第二阶段应注意反攻，如军队应如何训练，军备应如何储藏，发动时期应如何推算等……
“君来华时，正值缅甸作战，匆速之间赴缅指挥，对于中国军事，实只负一部分之责任。君既为我之参谋长，应将全部军事作一统筹计划，勿限一隅；关于飞机数目及中印空运吨位之事，即系保持中国战场现状之所必需，望君特别留意。”
第三次蒋史会晤应当说是和谐的，史迪威也是比较满意的。但是，这种和谐的氛围很快就应了中国的一句俗话：“乐极生悲”，迅速地朝着新的对抗发展，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
罗斯福总统应丘吉尔首相所请，为稳定因德军名将隆美尔进攻北非而造成的危局，决定调美国驻印度第十航空队飞往埃及，轰炸德军之补给线。也就是在蒋史第三次会晤的翌日―6月25日，美国驻印之第十航空队接到飞调命令，即于26日将其轰炸机悉数飞往埃及的开罗。直到这时，才飞报时在重庆的史迪威将军。
史迪威获悉这一消息之后深感意外，且矛盾到了极点。
这意外消息还有更为严重的负效果：史迪威代表罗斯福总统曾向蒋介石保证：美军驻印之第十航空队将用于中国战区。但就在翌日―6月25日全部飞往埃及，这必然要造成史迪威欺骗蒋介石的印象。自然，还要加剧时已缓和的蒋史间的矛盾。
与此同时，蒋介石收到了自美国发来的情报：“正在前往中国途中的一批B～一24%重NI轰炸机也在苏丹的喀士穆突然改变航向，前去支援英军。”这就越发地使蒋介石夫妇感到受了史迪威的愚弄。因此，当史迪威心情沉重地把这些消息通报给蒋介石夫妇之后，蒋氏夫妇借此冲着史迪威大发雷霆。其中蒋介石异常严厉地责间史迪威：“罗斯福总统不是保证把第十航空队派到中国来吗？为什么不预先通报我就把飞机调拨走了？种种迹象表明，我不能相信罗斯福总统是掌握情况的！”
对此，史迪威是无权回答蒋介石的责难的。他为了表述自己的情感和看法，当即答说：“我不仅反对把第十航空队调往埃及，而且对擅拨中国战区的军用器材，我也十分反对。但木已成舟，无法阻止。”
“史迪威将军，你是我的参谋长，应该发电回去问明‘是’和‘否’。”接着，蒋介石望着不予回答的史迪威进而断言，中国受到了歧视，并历数了受到歧视的事实。最后，他又大声责问，“我有权要求美国政府作出明确回答：中国战区还是不是同盟国的一个战区？”
“我可以代为回答：是！”
史迪威决没想到，他这句带有几分情绪的答话又引来了更多、更严厉的非难。首先，蒋介石严正指出：“中国为同盟之利益，已贡献其最大之努力，且以最忠诚之态度，尽其应尽之义务；五年抗战，固为中国求生存，亦为同盟国作奋斗，倘英美以中国之实力尚有保持之必要，则绝不应一再无视中国之利益……”接着，令史迪威震惊不已的是，蒋夫人也怒木可遏地责问：“为什么每次英国人吃败仗，都把中国人的装备拿去抵挡？如果总是这样，中国没必要打下去了。”
史迪威愕然地望着宋美龄，似乎真的有点不认识了。恰在这时，宋美龄愤怒地站起身来，操着最后通膜的口吻，分外郑重地说了如下这段话：“委员长要盟国就中国战区有无存在和支持的必要作出‘是’或‘不是’的回答。”
史迪威在此咄咄逼人的责问下既无法代为回答，也不想因此和蒋氏夫妇闹翻，他为了尽快摆脱这尴尬的困境，遂采取三十六计走为上的策略―主动地告辞了。
史迪威与陈纳德的性格水火不相容；蒋氏夫妇“以夷治夷”，起用陈纳德，迫使史迪威就范
史迪威是非常同情中国战区的处境的。由于他受着自己这一特殊地位的决定，他不仅是真心地反对美国不顾中国的利益支援英国，而且也是真诚地希望中国战区能从美国多得到一些战略物资。但是，这次突然事件的爆发搞得他措手不及，难以为补；令他更为气愤的是，蒋介石和宋美龄竟把全部责任推到他的身上。他于暗自惊呼冤枉的同时，凭着他那颗“热爱中国的良心”，回到自己的官邸，立即给罗斯福总统发了这则电文：
蒋委员长相信总统确有诚意，而此命令（按指调拨第十路空军轰炸机之命令）总统或是尚未知清。他觉得盟邦未将中国看做共同作战之一员，中国五年抗战，业已尽过最大努力，而盟邦曾否以最善努力相待，则有疑问；如果利比亚危急，中国又何尝没有危险？他又说，第十路空军用于帮助中国作战，是得过我们保证的，十路空军如有调动，中国应该先受通知。现在盟邦似乎对于中国战场不感兴趣.他希望对于此点有一“是”或“否”的答复。蒋夫人亦言亲日活动正在发现，我们要问“美国是否愿意中国与日本讲和？”委员长与夫人对于此事均甚情怒，他们坦白地要得到“盟邦是否对于中国战场尚有兴趣”的答复。职以为事态如此严重，宜请交由深谙此事背景之官员处理。职现派顾鲁白立刻飞回美国……以职所知，此事业至极端严重阶段。
6月26日这天对史迪威而言真可谓是祸不单行！他刚刚给罗斯福总统发完电文，就又收到宋美龄怒声责间他的电话，告之宋子文自美国打来长途电话，据宋掌握的情况，史迪威的言语不慎，帮助了罗斯福下决定调驻印第十航空队飞赴埃及。为此，他火气加怒气，第一次和自己敬爱的蒋夫人在电话中吵了起来。请看他当天的日记：
蒋夫人来电话，宋子文来一长电。现在我成了坏蛋。由于我说过我们不能使用一百架以上的运输机而破坏了中国的运输。我说过不需要四引攀轰炸机而破坏了该轰炸机的运送计划。如果我什么东西也不要求，陆军部当然不会运来。总之，我是个狗娘养的。我狠狠地反驳了他们，告诉他们我所要求的物资，并提请他们注意5月到10月期间所指定的优先权和吨位，说明了汽油和机场的困难。
史迪威稍事平息之后，又不能不虑及由此而引发的所有后果。当他想到一切正直的人经常被政客当猴耍的残酷现实，遂又在日记上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但我却害怕现在自己被怀疑上了。同时我也害怕陆军部把我当成替罪羊。“遇到麻烦，就找史迪威算账。”史迪威这位自称坦****的君子再也坦**不下去了！说句老实话，他并不害怕蒋介石夫妇的怒责，因为他是美国将军，在出使中国期间不仅有美国作后盾，而且手中还握有制约蒋介石的不少本钱。也许正因为他太看重自己是美国将军这一点了，他过分地考虑如何使自己置身事外，免为美国陆军部的替罪羊。最后，他决定派自己的副手顾鲁白借回国述职，当面向史汀生、马歇尔二位了解自己的上司讲清这一事件的原委。到这时，过分自信的史迪威如释重负，有些得意地自语：“我看花生米将奈何于我？……”
话再说回来，蒋介石对史迪威本来就既无好感，又少信任。而今美国突然调拨驻印之第十航空队飞赴埃及，他和宋美龄都开始怀疑史迪威从中做了手脚，戏耍了中国。因而，他那种受屈辱的民族心理碎然之间走向反面―一定要对所谓戏耍中国人的史迪威发泄满腔的愤怒。同时，他为了验证自己的结论是否正确，给时在美国的外交部长宋子文发了如下这则电文：
刻史迪威来言，空军第十队之轰炸机，奉美改府令悉调北非作战；准备飞印之运输机，亦调往北非。此意是否罗斯福总统之意，彼有告之否？总统前电所云之四百六十架飞机，已拨来华，而现到者，据予所知，不及十分之一，……史迪威已派副团长顾鲁白回美报告……希洽。
无独有偶。6月26日，宋子文与美军部摊牌时，也指责“军部对中国的紧急空运方案，以史迪威未有表示，百般推托”；“第十路空军司令蒲立登来渝，委员长召见，竟以未奉史迪威命令为词，规避不应”。
也正是这天―6月26日，英国首相丘吉尔不仅改变了罗斯福总统要求开辟欧洲第二战场的设想，而且还借口隆美尔进攻北非向美国要到了开辟非洲战场的军需物资。丘吉尔就像是一个高超的化缘和尚，背着装满东西的钵孟高高兴兴地打道回府了。
而罗斯福呢，他却成了一位永远也满足不了各种“和尚”所需的施主。他刚刚送走本家―共同信仰基督教的“西方和尚”丘吉尔，又赶忙研究“东方和尚”蒋介石需要些什么。他仔细地审阅了史迪威发来的报告，又听了亲信居里和宋子文谈话内容的汇报，他顿感间题非常严重。在他的脑海屏幕上立刻闪现而出这样的画面：日美在太平洋激战犹酣，中国战区却突然烽火拌熄……当他再想到在华的百万日军乘虚挥师南下，他禁不住地暗然自语：“一定要拖住蒋介石！……”
罗斯福清楚蒋介石是一位讲究实际的政治家，一切空头支票对他再也不起作用了。然而，时下财大气粗的美国已经初露捉襟见肘之拙，并经常出现僧多粥少的被动局面。时下，罗斯福就暂时拿不出任何东西满足蒋介石的所需。怎么办？他思来想去，也只有向蒋介石解释的言词。遂于翌日―6月27日给蒋介石发了如下这则电文：
接史迪威转来尊电，兹向公保证，美国及其同盟国均确信中国为共同作战之重要分子，并视维护中国战区为击败敌人最切要之步骤。最近轴心兵力在近东迅速推进，突使美国面对最危急之局势，若不立予制止，恐中印交通亦将中断，或受严重之骚扰，故曾搜集一切可能力量赴援，以保持我与中国战区之交通线。美国空军第十队之重轰炸机调赴埃及助战，乃一临时措施，一侯保卫交通线之空中力量充实之后，该项飞机即当调回，仍交空军第十队应用。至A-29式之轻轰炸机，现在卡东候命，尚未决定在何战区使用；至在印之空军中型轰炸机与驱逐机，自将仍为支援贵军之用。
罗斯福
蒋介石收到罗斯福的电文后非常失望，他认为罗斯福是在用美好的语言搪塞中国战区的真正需要。如何才能改变罗斯福的决策―起码不再为了英国而牺牲中国呢？他陷入了极其矛盾与痛苦的沉思。
宋美龄很看重政治。时下，她还清楚自己的全部价值是蒋介石的夫人，为了扩大自己的政治权限和影响，就必须充分利用蒋介石夫人这一头衔。与此同时，还必须充分施展自己的聪明才智，利用自己在美国长大，结交了许多美国朋友等有利条件，迫蒋向自己让权。而今，她看到蒋介石陷入了一筹莫展的境地，遂以智者解惑的身分主动地来到了蒋介石的身边。
“大令，我以为罗斯福总统开此空头支票敷衍我们，是压力不足所致。”
“这我清楚，可我们……”
“还有不小的余地嘛！”
蒋介石叹而摇首。
“我们为什么不能把史迪威争取到我们这一边来呢？”
“他……”
“不是没有可能的！”宋美龄笑了笑，“所谓文武之道，乃一张一弛嘛，我们不能对史迪威把弦绷得这样紧。”
“我对他嘛，这弛的工作……起码我是做不来的。”
“那就交由我来做。”宋美龄把话题一转，“我看，在这节骨眼上……是可以起用陈纳德这只棋子的。”
“好！”蒋介石突然一扫满面的愁云，把右拳重重向左手心上一砸，说道，“用陈纳德打史迪威，逼迫史迪威和我们结成统一战线，夫人，这就叫……”
“以夷治夷。”宋美龄开心地笑了，因为她的计谋得到了蒋介石的认同。接着，她又计高一筹地说道：“等你给史迪威造成兵临城下的局面之后……”
“你再登台唱一出红脸戏！”
陈纳德和史迪威的矛盾是由诸多因素铸成的。
首先，陈纳德和史迪威这两个美国将军均属于刚烈少柔的性格，而且一个比一个刚惶自用，很难共事，更谈不上和得来。再者，史迪威属于科班出身的正规军人，且又得到参谋总长马歇尔将军和陆军部长史汀生的支持，压根就瞧不起陈纳德。在史迪威的心目中，属下陈纳德只有服从命令的份儿。然而陈纳德自视在美国军界，尤其是在空军中是一位怀才不遇的奇才，根本没把史迪威这等正规军人放在眼里。另外，陈纳德凭借自己的努力，白手起家，在中国搞起了一支“飞虎队”。有意思的是.美国在太平洋上的正规军被日军打得大败的时候，陈纳德指挥的“飞虎队”却接二连三地击败日本的空军，并一举成为全世界瞩目的名人。因此，他认为自己在蒋介石统治的中国有和史迪威分庭抗礼的本钱。
其次，由于史迪威和陈纳德难以调和的性格冲突，导致了他们之间的矛盾日渐加剧，并伤害了私人的感情。史迪威尚未走马上任时，他就支持美军空军司令阿纳德将军压制陈纳德，起用比斯尔为美国驻中国空军最高司令长官；接着，阿纳德将军背着陈纳德组织了轰炸东京的计划。在陈纳德看来，此举不仅是愚蠢的冒险，而且还引发了日本军队攻击他在江浙一带建立的空军设施。对此陈纳德主观地认为史迪威是介入其中的，尽管事实并非如此，依然还是增加了陈纳德对史迪威的憎恨。.尤其是史迪威在败走印度以后，陈纳德多次抨击史迪威指挥的失误。甚至对史迪威拒不搭乘飞机逃离失败的前线的壮举，还毫不留情地讥评为：“史迪威将军身负战区参谋长之重任，兵败之后，不急全局善后之纤筹，而作偏裨跋涉之行径，殊为失职。”
史迪威听后是相当不悦的，甚至有点耿耿于怀。当他自印度返回重庆中途于昆明逗留期间，听说陈纳德在昆明建了一座妓院，供美国的志愿大队享用。于是，在回到重庆之后，史迪威向马歇尔将军发去了指控陈纳德在昆明建妓院，军官们在“桂林物色妓女”的密件。
再其次，史迪威和陈纳德在抗击日军侵略的战略上最初就对立，随着战局的发展，遂演变成了水火不相容的矛盾。
缅战失败以后，陈纳德非常自信地认为，只要能够得到所需要的装备，他就能够以阻止日本战争物资通过南中国海的方式击败日本。
陈纳德的理论对蒋介石夫妇很有吸引力。“如果五百架战斗机，一百架运输机加上陈纳德的全权指挥就能赢得这场战争，就没有必要去改造军队和破坏各种利益集团、各政治派别和战区司令长官之间危险而又微妙的平衡了。”陈纳德的主意也正好适应蒋介石的既定目标，加之空军作战不需要中国参与，而且看起来又是那么简单易行，于是诱使美国提供一支有五百架战斗机的空军部队，和通过驼峰航线保证这支部队得到作战所需的一切物资和装备，就成了蒋介石的不可改变的目标。
这就是蒋介石夫妇决计“以夷治夷”―以陈纳德攻击史迪威的缘起。
是日，宋美龄请来了视她为“女皇”的陈纳德将军。她亲自把刚刚煮好的咖啡双手送到陈的面前。从陈的表情可知，这位高傲的美国将军受宠若惊。接着，宋美龄有意地问：“陈纳德将军，你是中国战区美国空军的负责人，自然知道贵国为什么把驻印度的第十航空队调往埃及的原因了？”
这真是哪壶不开专提哪壶，陈纳德一听火冒三丈，愤慨地答说：“我本是一个美国空军退役的上尉，像这样的大事怎么会和我商量？”
“事先总会通知你吧？”
“用中国人的话说：我在他们眼里算个老几？夫人，我到现在还没接到正式通知呢！”
“这可能吗？”宋美龄故作十分吃惊的样子，“假如果真如此，那你如何实施自己的空中打击日军的战略计划呢？”
“这……首先得问我们美国驻华最高军事长官史迪威将军了！”
至此，宋美龄的目的达到了。旋即，她又告诉陈纳德，蒋介石为了挽回驻印之第十航空队调往埃及的损失，同时也是为了支持陈的“空中打击日军”的计划，决定于7月1日召开中国战区军事会议，并恳请陈纳德将军届时出席，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的意见说出来。对此，陈纳德是心领神会的，当即答说：“我会带头向‘醋坛子’乔开炮的！”
“醋坛子”乔是美国军界，尤其是在华工作的政府官僚与军事代表团成员背后对史迪威将军的称谓，由此可以获知史迪威的性格以及在美国同事心中的形象。一般说来，“醋意”较浓的男人心胸偏小且狭隘，加之史迪威还有对政敌不加设防的弱点，一旦受骗或事出所料，就必然引发“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的烦恼。结果，“醋意”就更是要大发。由于这种特定的性格驱使，史迪威和蒋介石、陈纳德的关系就陷入恶性循环，终成势不两立。
史迪威处于中美关系淬然紧张的矛盾漩涡中，可他依然我行我素，找罗卓英等人谈话，共商实施“蓝伽计划”。至于蒋介石夫妇在幕后做了哪些手脚，他是不屑一闻也不屑一间的。待到6月30日夜晚接到通知：要他于7月1日赶到蒋介石官邸出席军事会议，他竟然还天真地发出这样的自问：“花生米是真的醒悟了吗？……”
7月1日上午，史迪威准时赶到黄山别墅会议厅。他发现蒋介石、宋美龄、陈纳德、比斯尔、周至柔、毛邦初等人已经按照法定的座次就座，似乎他一到就可以宣布开会了。他和与会者寒暄过后，直奔留给他的空座位上大方地落座，并诧疑地自问：“为什么与会人员都是中美双方的空军指挥官？……”
这是蒋介石夫妇有意安排的。事后，史迪威愤慨地在日记上写下了这样一句话：“一切都已经预谋好了。”首先，蒋介石宣布开会.大讲特讲了一番空战在中国战区的特殊地位，旋即打住，有意巡视了一遍与会者的表情，十分严肃地问道：“毛邦初司令，你需要多少架飞机，才能确保中国战区的制空权？”
毛邦初，为蒋介石原配夫人毛氏族人。他先后就学于黄埔三期、广州航校二期、苏联第二军事学校。自苏联回国不久，即着手筹建杭州览桥航校，任第一任校长。抗战爆发以后，他出任空军少将总指挥，后协助空军总司令周至柔协调与苏联航空人员和美国航空志愿队的关系，与日军进行空战。而陈纳德最初来华出任空军顾问，也是经由毛邦初牵线促成的。他一听蒋介石点了他的将，当即起身成立正姿式，像背军中条例那样答道：“报告校长！需要二百架飞机和每月百分之二十的零配件。”
蒋介石微微点头，并示意毛邦初落座。接着，他看了看若无其事地抽着烟斗，且目中无人而傲视夭花板的陈纳德，换了一种口气询问道；“陈纳德将军，随着你亲手组建的志愿队的解散，你认为需要有多少架飞机才能确保中国战区的胜利？”
陈纳德缓缓地收回视线，把衔在口中的烟斗取下，以权威者的口气说道：“至少三百架飞机，和每月不低于百分之二十的零配件。”
不知何时，史迪威也叼上他喜爱的珑拍烟嘴大烟斗，其向上的角度高于陈纳德，就是连吸烟的节奏也远比陈纳德沉着，有风度。有意思的是，他的这些作为完全是不自觉的，绝不影响他听每个人的发言。待到陈纳德讲完之后，他恍然醒悟：“啊！二者相加，不恰好是蒋介石向美国要的五百架飞机吗？”至此，他明白了蒋介石召开这次军事会议的目的，遂不无蔑视地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