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色的序幕

史迪威，1883年3月19日生，祖先是英国人。这个聪明活泼而又有进取心的孩子最喜欢干的事，是爬房顶和在马槽里淹死老鼠，最不喜欢的是礼拜天的礼拜。而这种不安分，或日喜欢自行其事的性格至死未改，成为史迪威在华悲剧事件中的性格原因。

史迪威在父亲的安排下考上了有名的西点军校。在军校读书期间，他天赋最高的是语言，最喜欢的是运动，有着极强的竞争意识和求胜心理。

史迪威于1904年毕业于西点军校，以少尉军阶派往菲律宾第二步兵团服务。1911年再次奉调去菲律宾，顺路过中国，小住十三日。这是他第一次到中国，或许是正好赶上辛亥革命，亲眼见到了中国人民反抗清朝专制统治的义举，由此和中国结下了一种亲缘。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史迪威奉派到中国北京充任美军语言教官，一住就是三年。他不仅亲自目睹了“五四运动”前后的中国情形，而且开始努力学习汉语，广泛接触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1926年他再次奉派到中国天津美军第十五团任营长，顶头上司就是马歇尔中校。他们共事虽说仅有八个月，而且这两位性情相反的军人谁也不承认结下很深的友谊，但马歇尔这位“在美国陆军中最有军人风度”的将军，的确在影响着史迪威的后半生。

1934年，已五十一岁准备退役的史迪威又奉调到中国担任驻华使馆的武官，一住就是五年。他亲眼目睹了日本军国主义侵华的全过程。他不仅看到了兵败如山倒的国民党军队“抗日”的真情，而且也听说了八路军挺进敌后抗战的消息。他历经深入考察，终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中国的军官是腐败无能的，士兵是吃苦耐劳的，是优秀的，只要有优秀的军事将领，中国军队将无敌于天下。”

1942年1月16日下午，出任美军总参谋长的马歇尔召来了史迪威，二人就出使中国有关的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

马歇尔讲了英国和中国在缅甸的矛盾，以及为东南亚和远东没有统一的有力的指挥系统而感到忧虑。接着，他又说明为了调和英国和中国的矛盾，盟国决定成立中国战区，由蒋介石出任战区最高统帅，由美国派出一名负指挥之责的参谋长。

“史迪威，你是不是认为出使中国，可以大显身手，有所作为？”马歇尔间。

“是的，”史迪威沉吟片刻，又担心地补充，“如果我能够得到军权的话。”史迪威或许是太了解蒋介石了，他对蒋已经提出交出部分军队表示怀疑，并以怀疑的口吻说道：“如果能得到军队，事情成功的可能性将是无限的。我对此抱有极大的热情。”

史迪威给马歇尔写了一份战略问题备忘录，明确指出：西南太平洋是盟军处于守势的地区，必须“最大限度”地动员中国的“进攻力量”。同时，至少投入一个美国军，以便把战争引向日本本土。

史迪威或许是太了解中国和英国的国情了，他对指挥中国军队，尤其是英国军队存在着某种担心，因此，他提出美国应当派遣一个军去中国战区交由他指挥。遗憾的是，美国在“先欧后亚”的战略指导下，决定不派美国军队去中国战区。也就是在这节骨眼，马歇尔正式通知史迪威出使中国的六项使命：

（一）美军驻华军事代表；

（二）在缅中英美军队司令官；

（三）对华租借物资管理统制人；

（四）滇缅监督人；

（五）在华美国空军指挥官；

（六）中国战区参谋长。

史迪威面对这六个头衔毫无兴奋之意，因为他清楚未来完成这六项使命是何等的困难。然而他那勇往直前、无坚不摧的军人性格使他毫无畏惧，他想的是作为一名指挥官，如何更好地完成这六项使命。在这些待命出发的日子里，他想的最多的是蒋介石，因为他懂得只有他们二人合作完满，盟军在中国战区始可有为。

为加重自己这位中国战区参谋长的祛码，史迪威晋见了罗斯福总统，又拜访了总统的政治顾问霍普金斯。

霍普金斯与史迪威的会见再次说明政治家和军事家的差异：前者重热情和空泛的鼓动，而后者则重实际的举措。从某种意义上说，军事家往往是政治家手中的道具。对此，史迪威却反其道而行。结果，最后参预判决他命运的人，就是他死瞧不上的“侏儒式的家伙”―霍普金斯。

史迪威就是在这种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的撮合下被决定派往中国的。凭着他的敏感，他朦胧地预感到了这种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必将影响他出任中国的使命。因此，越是临近踏上征程的日子，他越是感到此行使命的沉重！

史迪威及其随行的参谋班子很快完成了准备工作，于1942年2月11日告别华盛顿，飞往迈阿密。由于天气等方面的原因，在两次取消飞行计划之后，他们终于在13日——星期五起飞升空，怀着极其复杂的情感告别了祖国和亲人。

啊！这是一个多么不吉利的日子哟，一个是13日，一个是星期五，西方人不知是出于何种历史的原因，把这两个日子的前面都冠以“黑色”二字。今天，这两个“黑色”的日子偏偏又重叠为一个日子.是自然的巧合，还是他们信奉的上帝有意的安排？总之，这种带有极浓的迷信色彩的习俗就像是一团棉花，堵住了史迪威及其随行参谋人员的心口，一个个真是憋闷极了！

珍珠港事件爆发之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火很快燃遍了欧、亚、非三大洲与三大洋，美国通往中国的正常航线完全被切断了！史迪威一行不得不改飞临时航线，有时为了安全，一会儿乘泛美航空公司的水上飞机，一会儿又搭乘DC-3型运输机，前后十二天，进行了一系列高难度的飞行。但是，史迪威想的不是飞行安全，而是他未来的顶头上司蒋介石。他飞行距离越是接近中国，蒋介石的形象越是闪现在他的眼前，像过电影似地回放在他的脑海屏幕上。最后，蒋介石渐渐地化作了一尊雕像立在他的心中，令他不得不发出这样一系列的自问：“我如何与这位中国的军事独裁者合作？我又该如何利用美国租借物资以及其他权力，把这位中国的军事独裁者纳入反法西斯战争的轨道？……

史迪威没有结论。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

因此，战场上血与火的较量是幕后政治角逐的继续。

进而推论：战场上血与火的较量介入的国家越多，各国的政治家在幕后角逐就越是错综复杂。

战场上的血与火是锤炼军事家的熔炉，战争幕后的角逐则是各国政治家大显身手的舞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缅印战区的血与火锤炼了史迪威、陈纳德、亚历山大、蒙巴顿、杜幸明、孙立人、戴安澜等军事家，而在这场大战的幕后参加角逐的有罗斯福、马歇尔、霍普金斯、丘吉尔、蒋介石、宋子文等政治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