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收好来信，做出一种无所谓的样子，扫了一眼张群和陈布雷不安的表情，间：“岳军兄，你预测一下，汪先生下一步将会做出何等的决策呢？”

“难以测知。”张群轻轻地叹了口气，“但有一点是肯定无疑的：汪先生的出走河内和近卫发表第三次对华声明，这二者之间是有着某种默契的。”

“我同意岳军先生之见。”陈布雷进而补充说，“照这样发展下去，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难道就没有更好的善后之策了吗？”蒋介石忧心忡忡地问。

“从汪先生这一年多来的政治表现看，”张群有意中断讲话，看了看曾被算作“低调俱乐部”成员的陈布雷的表情，又加重口气说，“我看是很难逆转他的和谈主张的。”

“这仅是一种推测，虽说这种推测不无道理。”陈布雷心里感到不是个滋味，但对张群这样的亲日派也不好做出斯文扫地之举，“我看确切的消息，还要观察汪先生在河内的言行。”

张群聪明得很，没有再说些什么。

蒋介石知道应该结束这次洽商了。他沉吟片刻，有意叫了一声“张副院长”，旋即又以命令的口吻说：“密切关注汪先生在河内的一言一行。”

汪精卫自从见到近卫第三次对华声明的文件副本以后.全身心地投入到如何响应近卫声明、筹划未来的降日活动中去了。由于随行出逃的人员唯汪是从，他那愁云密布的脸庞，顿时露出了“小子得意”那特有的表情。自然，他也有一件不太顺心的事，那就是陈公博虽践约前来聚首，但对近卫声明的态度暂时还不那么合拍。由于陈公博曾言跟着他“跳火坑”，他也没太把这件事放在心上。这天晚上，为了草拟有关的电文，他忙了整整一夜，刚做完户外运动，用完早点，陈公博、周佛海、陶希圣等人相继走进来。他们未曾落座，就又对近卫第三次对华声明讨论不休。接着，他们又围绕着汪精卫提出的议题―该作何答复争吵不已。对此，当事人陶希圣扼要记述如下：“此刻有一种基本观点，在随汪出走之诸人的中间，颇有歧异。一部分得知近卫声明的要点以后，主张汪精卫游欧，不应该进入日军占领地区组织政府；反之，另一部分力主到上海去进行谈判，两种意见折中的结果，汪夫妇留在河内，其余诸人转往香港，暂为观望。”

汪精卫一侯争论有了结果，遂笑容可掬地点了点头，转身取来一份用毛笔写就的文稿，严肃地说：“为了响应近卫声明，我起草了一份电文，如果大家没有什么意见，就请公博、佛海、希圣你们三人带往香港，交林柏生发表。”

与会者很快传阅完毕，除去陈公博一人默默不语外，大家都众口齐赞这篇电文写得好。有顷，周佛海又说：“我们的事业要堂堂正正的，为了不使重庆的蒋先生事感唐突，我建议同时给他们写一封公开信。”

“我已经写好了，”汪精卫转身又取来一份用毛笔写就的文稿，“为了节省时间，请佛海同志给大家念一遍吧！”

周佛海双手接过文稿，一眼看到了醒目的标题：致中央常务委员会国防最高会议书。他习惯地点了点头，稍许酝酿片刻情绪，操着湖南味很浓的官话读了起来……

周佛海朗读的声音一落，与会的众人就不约而同地热烈鼓掌。汪精卫注意到了，还是陈公博默无表示。他不高兴地问：“公博，你难道不赞成？”

“我不是赞成与杏的问题。”接着，陈公博又说了如下这段记录在案的话：“我临行之时，力劝汪先生不要离河内，并且不要和日本人来往，以示无他。……只求汪先生不要再有行动，或者可以得重庆各同志的谅解。”

“那……你同意和佛海、希圣携此电文赴香港吗？”陈璧君有些不悦地问。

陈公博沉吟片时，面有难色地点了点头。

“这就是公博的性格！”汪精卫腾地一下站起，格外高兴地说，“你们到达香港以后，可把这份电文请顾先生过目。”

汪精卫称之为“顾先生”者，即顾孟余。在漫长的蒋、汪争权的历史中，顾孟余一直站在汪氏一边，被时人视作汪氏的智囊。抗战军兴，因政见不和，遂躲到香港静观政局的发展。因此，汪氏与“低调俱乐部”诸人的勾搭，顾概未与闻，而汪精卫通谋敌国的丑事也没有在事前告之顾，但汪没有忘记顾，还想拖顾下水，这不仅因为他素来赞佩顾有学问，尤其因为顾的一套“理论”配他的胃口，其最著者为顾根本否定阶级，特别否定中国有城市小资产阶级；还因为1932年汪之当上蒋政权的行政院长，全赖顾一手拉拢宋子文所做的“蒋汪合作”的撮合。无论从目前形势的需要，还是从长远利益的发展，汪都满怀希望顾能同意“和平”之业。但顾看了陈公博带来的电文大吃一惊，坚决反对：“万万不能发表！这是既害国家又毁灭自己的蠢事，我马上去电力争，未得他复电之前千万不要发表，如怕迟误，一切由我负责。”

陈公博唯唯而退，旋即赶到九龙塘约道五号周佛海的寓所，详告顾孟余的态度。周佛海听后大怒，说道：“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如果因为顾孟余一人的反对就不依期发表，那就散伙好了。我没有什么关系，我马上可以回重庆见蒋先生认错请罪，料想不会有什么问题的。打开天窗说亮话，事已至此还有什么商量的，干就干，不干就拉倒，顾孟余不过是一个部长，我难道就没有当过部长吗？怎么可以由他一个人反对就推翻一切，连电报也压住不发呢？”

陈公博本来就处于政治的十字路口，听了周佛海暴跳如雷的发言后，一时委决不下，遂叫来了林柏生，把顾孟余的意见告诉他。但林十分干脆，说道：“我不管顾孟余说什么，由你交给我的汪先生的信就等于是他的命令，他命令我29日发表我只知道遵办，如果要改期除非有他的命令，否则我要执行命令，决定如期发表见报。”

陈公博回到九龙塘私宅，命妻子李励在找来信笺并为他磨墨。详知一切的陈春圃守候其侧，焦急地询间怎么办？陈公博整着眉头说道：“现在就写信给孟余，不再和他见面了，见面反难说话，告诉他问题在于时间太紧迫，现在无法来得及于29日以前收到河内复电，那么电报往返磋商就谈不上，因为柏生坚持非依汪先生命令之日子发表不可，既然他明白表示不接受任何人的命令，这等于无商量余地，只好让电报如期发出，这回只好由我负责了。”

这样一来，汪精卫亲笔草拟的这份与近卫相呼应的电文，准时在12月29日的（南华日报）上刊出。由于29日的代电韵目为“艳”，故这份公开降日的电文又称“艳电”。

汪精卫的降日“艳电”公开发表以后，在海内外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时香港人民都在为祖国的前途担优！顾孟余阅此电文大怒，将《南华日报）用力掷于桌上，愤然说了一句：“从此再不谋面！”决然与多年拥戴的领袖汪精卫一刀两断。接着，顾又匆匆打点行装，悄然离港赴渝，改换了政治的门庭！

周佛海、陶希圣、林柏生诸降日分子因力主发表“艳电”，为汪精卫争得做“对手”之第一步而高兴。他们为正式卖国求荣而欢宴、碰杯，畅谈着下一步的行动计划。当他们谈起“艳电”在山城反应的时候，周佛海很自然地想到了他的第一个主子蒋介石。他近似打趣地间：“这一炮会把蒋先生击晕吗？”

“艳电”这发炮弹虽然没把蒋介石击晕，却打乱了他的整个部署和方寸。加之整个重庆因“艳电”的发表陷入一片混乱，这个元旦他过得真是糟透了！但是，他很快恢复了平静，严肃地思忖着处置汪精卫的策略。在他的智囊、幕僚们的参预下，终于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处置汪精卫的方案：

一，蒋介石主张对汪精卫的叛变行为的处置应留有余地，“对汪个人来说，尽量使汪不要走人极端，进一步与敌人勾结，为敌人所利用；对汪派人物来说.也可以争取使他们与汪脱离关系，站到重庆这一边。当时追随汪清卫叛逃的仅仅只是个别分子，大多数原改组派成员仍留在重庆，如果对汪处置不当，反而会促使汪派人物的紧张不安。因此蒋主张对汪不要过于严厉，对于参与汪精卫叛逃的人物，也不要追究。

二，争取龙云等地方实力派。在蒋介石的心目中，汪精卫从军事上讲是毫无实力的。如果促使龙云这些地方实力派站在自己一边，汪精卫的一切企图都无法得逞。事实上，龙云为中华民族大义，很快站在了蒋介石的一边，并通过各种渠道了解被开除党籍的汪精卫的情况，及时电告蒋介石。他建议蒋介石最好派汪的亲信一二人到河内，以私人名义欢迎汪回国。“如果回渝最好，否则在国内任何一处居住，均可避免再与日人勾结，以免挺而走险，对外则团结之裂痕不现，对汪则以后无从活动，日人亦无从挑拨。”龙云还说他曾面告陈昌祖，蒋介石召开中央临时会议对汪处分一事，“系不得已服从多数主张，但心中始终为汪留有余地”，请陈转告汪，切勿误会。

1月8日，蒋介石复电龙云，说对汪的处置，“此时只可冷静处之，置之不间为宜”。他劝告龙云，汪到越南后的言行，“绝不如吾人所想象之汪先生，现若劝其返渝，则彼必以恶意推测，且彼亦必不出此”。关于让汪留在国内的间题，蒋说：“无论何地，不惟敌国可借此造谣，甚或假借其名义，多所引诱，即国际亦复怀疑，而全国军民之惶惑更无论矣”。蒋指出，对汪精卫来说，“当以赴欧为惟一上策”。

三，为了预防西南边睡诸省地方实力派发生意外，召集川、黔、湘、赣、康各省主席及军政大员赴渝开会。与此同时，为了监视这些与汪精卫有联系的嫌疑军阀，中央军作了如下部署：在重庆配备军官学校学生军一万五千名；在成都配备两个师；在陕西省汉中配备约四个师；驻扎四川各地的八万中央军分驻各主要城市……形成对四川军阀的军事压力。

四，香港是汪精卫叛国降日的活动基地，蒋介石派遣戴笠赴香港，暗杀追随汪精卫降日的主要干将。

五，在强大的讨汪舆论的背后，蒋介石又秘密派出亲信陈布雷、工宠惠悄然赴河内访问汪精卫，传达蒋对汪的态度―回归重庆，既往不咎。但失败了。

然而，蒋介石并没有放弃争取汪精卫的念头。而且在国民党的高级官员中，越来越多的人赞成蒋介石的做法。1月21日.至30日，国民党中央在重庆召开五中全会，专门讨论了对汪精卫逃离重庆一事的善后处理。会议决定派谷正鼎前往河内劝汪赴欧，勿与日本进一步勾结。

谷正鼎原为汪精卫改组派的重要成员，时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谷氏自然明白蒋介石要他赴河内的目的―兼有考察自己政治倾向之用意，因此他欣然应命，携带蒋介石给汪精卫、陈璧君、曾仲鸣三人的官方护照及旅费，赴河内游说汪精卫去了。

再说，自从汪精卫发表“艳电”以后，激起了全国军民和华侨的群起戟指，纷纷声讨。南洋华侨领袖陈嘉庚通电指出：“汪精卫甘冒不匙，公然赞同日寇亡国条件，稽其行迹，不仅为总理之叛徒，抑且为中华民族之国贼。”他要求蒋介石公布汪精卫的罪行，“通缉归案，以正国法而定人心，八百万华侨拥护抗战到底”。国民党各战区司令也纷纷联名通电：“以汪言和应通令全国严缉究办，通缉归案，明正典刑。”陕甘宁边区军民则更是大张旗鼓地声讨汪精卫卖国投敌的罪行，要求国民党当局予以严惩。

汪精卫面对此起彼伏的声讨浪涛，方知过高估计了自己的力量！起初，他认为以自己的地位和影响，只要登高一呼，万众必然响应。龙云、张发奎、邓龙光等地方实力派自不必待说，就是重庆国民政府中的某些要员，也会立即跟随。结果，蒋介石不打自倒，他保准可以登上国民党及其政府的最高宝座。但事与愿违，他叛国投敌的行为不过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落得个身败名裂，遗臭万年的可耻下场。另外，他的降日行为加强了抗日战线的团结，有利于对日作战的进行。

就说当时日本的形势吧，对汪精卫来说也是极其不利的，“艳电”发表后不足一周的时间，与汪谈判的近卫内阁宣布倒台。汪如同被人遗弃，惶惶不可终日。

不久，香港发生了戴笠等人击伤林柏生的事件，汪精卫和陈璧君陷入了极大的恐惧中。怎么办？思之多时，并无良策，惟有加速降日的步伐，方可在日本主子的保护下免于丧生。2月4日，他致信日本前首相、时任枢密院议长的近卫，要求日本支持他成立“统一政府”，称“敝国目前最感迫切需要者为必须有统一而健全之政府”，不然，“则各个破碎离立，无担负责任之能力”。汪并乞求其“政府”能与日本“立于平等之地位，如此，始能得全国人民之了解与信任，向共同目的，而共同致力”。

汪精卫还招高宗武到河内，策划成立“统一政府”的办法与条件。经过五天的密议，拟出了具体方案，并派高宗武携此方案及汪致近卫的亲笔信，前往东京，与日本政府进行交涉。

汪精卫为了使其企图得以实现，还要求日军进攻西安，包围四川；截断中苏交通；攻占南宁，截断通往越南的交通线；攻占南昌、长沙，截断湘赣路；进攻襄樊、宜昌，控制湘南、四川咽喉。同时，他还要求日本每月提供三百万元的活动经费。

就在这时，谷正鼎飞到了河内。谷是深知陈璧君在汪精卫心目中的地位的，他把主攻目标选在了汪夫人身上。但是当他说明来意之后，陈璧君却一反常态地说：“像这等重大决策，惟汪先生之命是从。”

谷正鼎听后一怔，顿感问题严重了！他缓和了一下气氛，遂又把目光投向一言未发的汪精卫，把蒋介石恳请汪精卫回心转意，同心御侮的希望重复了一遍。汪精卫冷漠地笑了笑，说道：“以前我因蒋的凶、残、暴、虐、自私而反对他，他用尽各种方式来危害我，船经新加坡，他致电该地政府，以共产党名义引渡我回国，说我勾引贺龙、叶挺、张发奎等祸粤。事为同志、侨胞所闻，一面与该政府交涉，一面守卫码头，直至船离码头始散去。沿途尚设许多陷阱，阻我治病。我何尝要过他甚么护煦，他现在要我拿了他的护照，凭照拿人，使人侮辱我，拘禁我，一如孙总理在英京公使馆的被诱入、钉箱，送回给他安排。谷同志你回去告诉我们的同志，叫他们好好工作，你及正纲，也要谨慎小心，他（指蒋）如把党国搞得好，我便终身不回国亦得，如搞得不好，我去了，还是要回来。”

谷正鼎一听完全断绝了希望。换言之，他河内之行的使命已经完结，应打道回府了。他出于礼貌，又有意地问：“汪先生，我该回渝复命了，不知汪先生有何消息要我转给蒋先生？”

“有！”接着，汪精卫讲了如下这段记录在案的话：“其一，我不离重庆，‘艳电’不能发出，然当此危难之时，离重庆已经很痛心的了，何况离国？我所以愿意离国，是表明要主张得蒙采纳，个人不成问题。其二，闻得国民政府正在努力促成国际调停，这是可以的。然而至少国际调停与直接交涉同时并行，如此，则我以在野之身，从旁协助，亦不为无补。其三，如果国民政府，始终不下决心，任这局面僵下去，我虽离国，也会回来。”

谷正鼎十分知趣，收好带来的三张官方护照，悻然离去了。

“汪先生，”坐在一旁的曾仲鸣不安地间，“下一步，蒋某人将会采取什么手段？”

“大的方面，须静观事态的发展。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汪精卫突然显得是那样的沉重，“我们今日以后，要小心点，他要消灭我们三个人了。”

汪精卫的预言是完全正确的。当蒋介石听了谷正鼎的汇报以后，遂决定采取断然措施，通过暗杀汪精卫，遏制住抗日战争中的卖国降日的逆流。

土肥原贤二在华最后的得意之作：绘制汪精卫傀儡政权的蓝图

1938年11月下旬的一天，夜深了，土肥原贤二依然伏案翻阅来自各方的密电，分析着中国军政形势的变化。这时，一位特务机关的随侍悄然走进，摇着手中的电文，颇有些激动地说：“将军！好消息，好消息……”

土肥原贤二接过电文，一看编号知是影佐祯昭和今井武夫发来的，暗自说：“一定是关于汪精卫的！”旋即用心地读起了这则电文：

为落实重光堂会谈内容，再三往返于东京、上海、香港之间。汪氏工作出现了突破性的进展，现将经由汪精卫、周佛海协商之后，答复我方的要点报告您知：

一、汪兆铭承认了上海重光堂会谈的日华协议记录。

二、在近卫声明中，日本有明白表示不进行经济垄断和干涉内政的必要。

三、汪兆铭预定12月8日从重庆出发，经过成都，于12月10日到达昆明。

此时由于有特别保守秘密的必要，中国方面希望在12月12日左右发表近卫声明。

四、汪在昆明、河内或香港中之任何一地宣布下野。

土肥原贤二阅罢电文喜上眉梢，这答复，明确地说出了蒋汪分手以后的格局；汪精卫权且逃出重庆，着手组建与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分庭抗礼的新中央政权。如果这一计划得以实现，由他负责的“土肥原机关”，将以特殊的谋略功勋彪炳帝国侵华的历史。

但是，土肥原贤二毕竟是从事谋略工作的老手了，这拌然而起的激动心情很快平静下来，昔日失败的教训重现心头。首先，他分析了汪精卫和蒋介石历史上的矛盾，用一句中国的俗话说：在国民政府这只“槽上”，是同时拴不住蒋、汪这两条叫驴的，所以分裂是必然的；其次，他又回忆了自七七事变以来汪精卫的言行，尤其他想到汪精卫在国统区支持的“低调俱乐部”的政治主张，以周佛海、陈公博等人发起的以汪精卫为核心的“和平运动”之后，他认为在中国大势所趋的形势下，汪精卫这个亲日派有可能挺而走险，建立一个臣服于日本帝国的中央政府是可能的。另外，他还清楚蒋介石的态度―采用一切手段，扼杀汪精卫筹建的傀儡政府。当他想到蒋介石的手中掌握着中统、军统这两支庞大的特务组织的时候，立即给影佐祯昭、今井武夫发去了一份急电，要他们敦促关小姐早日把李士群弄到上海，组建一支能与中统、军统杭衡的特务机构。同时，命令“土肥原机关”的有关人员，要严密保护汪精卫的出走。具体行程日期应服从安全需要，谨防不测事件发生。

俗话说得好，底了钱的赌徒是一定要扩大战果的。土肥原贤二布置完汪精卫出走的计划以后，又自然而然地打起了吴佩孚的主意：如果吴的工作十分顺手，进而再搞一个汪、昊携手合作，大功垂成矣！

然而，令土肥原贤二失望的是，昊佩孚只想把他的“中国政府”建在什锦花园的大帅府内。

正当土肥原贤二策动吴佩孚的工作受挫之际，南方策反汪精卫的工作却取得了异乎寻常的进展：1938年12月18日，汪精卫逃出重庆。按照土肥原贤二的建议，12月22日，近卫首相发表第三个对华声明。蒋介石于26日发表长篇演说，厉言相驳。汪精卫终于在29发表了投敌叛变的“艳电”，公开和蒋介石分手了。

1939年元旦，土肥原贤二是独自一人度过的。他的桌上摆着三张报纸：一张刊有近卫内阁第三次对华声明，一张载有汪精卫的“艳电”，一张是刚刚收到的登有国民党中央执行常务委员会的决议：罢免汪精卫的公职并剥夺其国民党党籍，动员全国报纸对汪精卫发动讨伐。土肥原贤二用心地研究着这三张报纸的内容，分析着中国政局的发展，以及如何尽快地把汪精卫推上傀儡的座位。但是，他很快又否决了自己的想法，因为他太了解中华民族的心理了，匆忙举动，一定会落个欲速则不达的结果。历经深思熟虑，遂给上海的影佐祯昭、今井武夫发去了如下的指示：

汪精卫等人的行动，完全出乎重庆政府及一般民众的意料，有如晴天霹雷之感。因此，给与其内部的深刻冲击，超出想象之外，无疑将以此为转机促使重庆政府益加分裂……但是，过早地暴露日本方面与汪的关系，。恐怕反而会使功名心强烈的中国人走向相反的方向去，所以跟他们交涉时，有必要将汪与日本方面的关系秘藏在工作当事人的脑中，别让中国人知道。

与此同时，土肥原贤二认为应当加紧对中国军阀的工作，借以把政治视线由汪精卫的身上转移到这方面来。当然，如果在中国造成吴佩孚和汪精卫携手共进的政治局面那是最为理想的。退而言之，就算借此保护了汪精卫的工作顺利开展，那也是一个不小的胜利。新年一过，他为了取得声北击南―并取得南北呼应之效，遂决定出动一切可以调用的力量，促使举棋不定的吴佩孚早日出山。

然而汪精卫的出走，对吴佩孚的震动很大。吴作为一名失意的政客，深知自己的政治资本远不及汪精卫，一旦日本人把中心移到汪精卫的身上，他就失去了出头之日。所以，他本来就很矛盾的心越发地动**不定了。另外，他从全国谴责汪精卫的舆论中，感到了民心不可辱，民意不可欺的力量。他已经到了暮年之际了，如果一反岳武穆之德，行秦桧之为，是否划得来？他处在了人生的十字路口上！

土肥原贤二利用和北洋系的老关系，买通了昊佩孚的亲信、部属，使得什锦花园车水马龙，说客盈门，搞得吴佩孚欲出不能，欲走无方，完全陷入了困境。但是，他依然是“不见兔子不撒鹰”，绝不轻易地答应土肥原贤二的要求。

土肥原贤二终于忍耐不住了，为了转移中国各界人民对汪精卫的声讨，同时也为了尽快地促使吴佩孚出山，遂决定孤注一掷，企图导演一出“既成事实”的闹剧―采取强硬的手段，迫使吴佩孚举行一次中外记者招待会，公开表明对‘旧中议和”的态度。

1939年1月30日，中外记者招待会准时在什锦花园召开。

吴佩孚毕竟是一位老谋深算的军阀、政客，他绝不会轻易地受人愚弄的。

那天，当他听到土肥原赞二捉刀代笔的“通电”以后，虽不知出于何人之手，但他清醒地知道：日本人正在导演一出既成事实的闹剧。他如果打上门去，势必落个惨遭软禁的结局，不但真相难以大白于天下，而且还会借他失去自由的机会，演出更多的荒诞的戏剧来。他灵机一动，遂安排了谈个将计就计的方案。

吴佩孚带着自己请来的翻译人员，准确地译出他自己对形势的见解，提出了包括‘旧本无条件撤兵”和“中国应保持领土和主权完整”等，作为中日和平的先决条件。吴佩孚原为直系军阀的领袖，与英国、美国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利用英、美和日本在华利益的矛盾，通过亲信向英国合众社记者郑重声明：吴佩孚并未接受日方所谓的重任，其他报刊所登的有关消息，均为日本人一手伪造。这样一来，吴佩孚于不动声色之中达到了目的。

土肥原贤二自以为得计，但换来的却是一记响亮的耳光。这在他的谋略史上又写下了失败的一页。

正如今井武夫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所做的证词说的那样：

由于吴自视过高，错保地认为他在重庆也有人望，所以在出山条件上和日方颇有距离，而对日本采取了模棱两可的暖昧态度……

当时华北方面军等日本各机关，都认为昊终究不肯出山，因而对此事表现冷淡。……由于土肥原直接归大本营领导.又是资历很深的中将，与华北方面军参谋意见不合，屡屡发生磨擦。

1939年2月，我为了调解土肥原机关与华北方面军及临时政府之间在对吴工作上的矛盾，前往北平。

今井武夫坦率地向土肥原贤二陈述了个人的意见：在华北树立一个旧军阀吴佩孚，不能收揽中国的民心，过多地耗费物力、精力是不上算的，也是不合时宜的。

土肥原贤二随着年龄的增大，那种长者所特有的虚荣心也与日俱增。他详细地询问了上海组建特务机构、河内汪精卫的策反工作以后，遂向帝国大本营写了这样一个报告：吴佩孚的工作是有成效的，它成功地转移了对汪精卫的声讨，绝对不能放弃，而且应当加强。有鉴于形势的变化，土肥原机关的工作重点南移。第一步完善以李士群为首的特务机构，第二步欢迎汪精卫北来上海，筹建以汪精卫为首的“亲日爪“亲满”的中央政府。

不久，土肥原贤二在今井武夫的陪同下，离开北平回到上海。

正当土肥原贤二积极谋划汪精卫北来组建新的中央政府之际，他的助手影佐祯昭突然慌慌张张地闯进屋来，惊恐万状地报告：“将军！汪……兆铭先生……在河内险遭不测……

“什么？”土肥原贤二腾地一下站起来，大声地吼道，“你再说一遍！”

“汪兆铭先生……在河内险遭不测！”

“他究竟遭没遭不测？”

“没有！是他的得意助手曾仲鸣，于3月21日夜……代汪先生遇难了……”

土肥原贤二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旋即又坐在了沙发上，低沉地w：“知道谁是凶手吗？”

“不知道！据估计……可能是重庆方面的人干的。”

刺杀汪精卫的事件，的确是蒋介石一手策划的。

根据时任军统局香港区助理书记王方南和周佛海等人的回忆，汪精卫逃离重庆发表声明，响应近卫对华声明三原则，充分说明和暴露了国民党的真实面目，使蒋介石感到很难堪，便叫戴笠立刻派人去河内刺杀汪精卫。戴笠便把原任军统局临澄特训班副主任余乐醒叫到重庆.和他研究了行刺办法.并由戴笠在特务总队内挑选了武术和枪法最好的唐英杰、陈步云等六人，由余率领前往。余为留法勤工俭学会学生，能操流利法语，对河内熟悉，去后即在汪所居住的寓所附近找到了房子。因汪在河内，法国人派有大批越南军警保护他，迟迟不能下手。戴笠怕汪去南京后更难找到机会，一再电促余乐醒早日动手，最后便决定越墙而入。不料当天晚上因曾仲鸣的老婆赶到了河内，汪精卫临时把自己住的一间大点的房间让与曾夫妇住，而搬到另外一间房内去了。特务们半夜越墙进去后，想用利斧破门冲进去。结果门打不开，只得在门上劈了一个洞，用手电照着开枪射击。因为曾仲鸣钻到床底下，呈露出半截身子，他们便以为是汪精卫无疑。打了几枪后，惊动了保卫的军警，结果除余乐醒、唐英杰两人逃走外，其余均被捕去……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谋刺汪精卫的简单经过。

土肥原贤二获悉汪精卫遇刺的消息后，首先想到的是支持李士群、丁默邮组建特工机构是正确的如果手中没有一种足以抗衡重庆的特工队伍，汪精卫及其同党必然会相继死于非命，所谓的新中央政权的筹建也必然夭折。他分析了汪精卫的处境，认为谋杀行为从反面帮了个大忙―把汪精卫逼上了降日的绝路。时下，是迎请汪精卫北来的最好时机。因此，他立即发报陆相板垣征四郎，果断地做出派遣影佐祯昭、犬养健等人赴河内，迎汪精卫北来上海的决定。

影佐祯昭和犬养健于1939年4月6日乘“北光号”从三池出发，于14日到达法属安南，驱车进入河内，一起拜访汪精卫。正如影佐祯昭所记述的那样：

汪对日华事变的发生发展表示悲观，说明蒋介石为周围的种种事情制约，毕竟不可能实现和平，现在只有在重庆外部诉诸舆论，展开和平运动，又谈了逃出重庆的经过，并且说近卫声明对和平运动的发展是最大的鼓励，热情洋溢。我问汪今后向何处去，希望在何种方针下实现信念。对此，汪说：“我实在感到留在河内的危险，并且没有意义。正在企图逃出河内的时候，贵国政府派你帮助我逃出来，对此表示衷心感谢。我已没有再留在河内的意思。因为当时情况，周围围绕着刺客，邻居的房屋已被重庆方面买下来。法国驻安南当局想把我的行动完全封锁起来，在这个地方已经不能积极行动。并且与香港、上海的同志通信联络也越来越困难，因此对今后运动已经不适宜。逃往的地点，相信上海最为适当。”

汪精卫和影佐祯昭经过密商，遂确定了如下出走的方案：汪精卫假称下野出国，前往新加坡，未得法属印度支那当局的谅解。25日逃出河内，雇了一只七百五十吨的小船“风安号”，驶出下龙港。按原定计划，第二夭在航海途中与影佐祯昭等所乘的“北光号”会合后一同航行，但因海雾之因两只船联系不上，“风安号”一时不知下落，使搭乘在“北光号”上的人大伤脑筋。隔了一天，两只船总算在汕头海面相逢，汪精卫一行在海上改乘“北光号”继续北行。

汪精卫坐在日本人的船上，首次感到何为安全之感！他坐在船头，早晨眺望海上红日，傍晚观看落日狂涛，而逃出重庆后的日月，犹如电影画面，一幕一幕地在他的脑屏幕上再次闪过，真是无限感慨在心头啊！用他自己的话说：百感俱集。他又突然来了诗兴，对着大海低吟这首七律《述思》：

卧听钟声报夜深，

海天残梦渺难寻。

佗楼歌仄风仍恶，

灯塔微茫月半阴。

良友渐随千劫尽，

神州重见百年沉。

凄然不作零丁叹，

检点生平未尽心。

是年5月6日“北光号”安抵上海，吓破胆的汪精卫依然不敢贸然下船，直到土肥原贤二为之觅到了东体育会路古董商刘仲祖的故居以后，他才于8日悄悄地离船，迁进这座四合院中。为讨大吉大利，他选定了“居之安”三字作为自己的寓所之号。

在安排汪精卫北来期间，日本政局再次动**，近卫内阁垮台了。新上任的平沼首相重新审议了对华政策。土肥原贤二等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说服平沼内阁延续近卫的对华政策。但他却意外地接到了紧急调令：出任第五军团司令长官。为了完成汪精卫傀儡政权的筹组，他请求暂缓赴任，候迎汪精卫的北来。所以，汪精卫一侯住进“居之安”寓所，他就迫不及待地叩开了“居之安”的大门，二人寒暄过后，土肥原贤二便直截了当地说：“汪先生！请安心在上海开创您的新事业吧，我已经为您组建了一支强大的特工队伍。”

汪精卫是靠着刺杀摄政王闻名于世的。但是，他在后半生中最害怕的事情就是被人刺杀。1935年11月1日，也就是土肥原贤二策划殷汝耕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的前夕，当时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正在南京开会。汪精卫因支持亲日政策而遭到国人的谴责，被一个乔装成摄影师的刺客刺伤。这个刺客用藏在照相机里的手枪向他行刺，险些当场毙命。上诲的外科医生未能为他取尽子弹，他不得不于12月辞去一切官职去国外治疗。在他决定北来上海的前夕，他委派大汉奸周佛海专程来沪拜访了土肥原贤二，希望在安全问题上给予保障。但令他感激涕零的是，土肥原贤二如此慷慨大方，一见面就把完整的特工组织移交到了他的门下。他紧紧地握住土肥原贤二的双手，激动不已地说：“谢谢将军的诚心！我汪兆铭一定为中日亲善和平大业奔波、尽力。”

他们二人分宾主落座之后，汪精卫以他那善于演讲的口才说明：过去单靠理论使重庆政府转变是非常困难的。如果贵国政府没有异议，希望变更这种计划，改成建立和平政府。

土肥原贤二听后心花怒放，因为汪精卫对组建新的傀儡政府比自己还心切。他当即严肃地答说：“我可以代表帝国政府向您保证，全力支持汪先生建立和平政府。”

继而，汪精卫又提出一旦和平政府建立之后，应当建立一支维持新政权的军队。他为了表现自己的所谓和平决心，说明这支军队的性质：丝毫没有用来同重庆政府作战而引起内战的倾向，其终极目的是使重庆政府改变抗日的主张，转向和平。他说罢以后，打量了一下沉吟不语的土肥原贤二，又沉重地补充说：“土肥原将军！一旦重庆政府与和平政府合并时，即本人的目的概已达到，旋即公开下野。”

“不！不……您万万不可下野。”土肥原贤二几乎是本能地大声反驳。

“阁下的意思是……”

“汪先生的和平政府，是合法的中央政权；而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已经下降到地方政府的地位，只应接受汪先生的领导。”土肥原贤二凛了微然点首的汪精卫一眼.“汪先生先提出的建立军队的设想是正确的。但这又是一个欲快从速，且又十分复杂的事情。建议汪先生提出可行的方案，我设法促使帝国政府早日批准，并协助汪先生尽快地完成建军的计划。”

“谢谢将军！谢谢将军……”汪精卫为了掩饰溢于言表的兴奋之情，他低下头呷了一口苦涩的咖啡，“另外，有关和平政府的筹建，不知贵国政府有何高见？”

“简单地说，希望汪先生尊重帝国近卫声明中所阐述的基本原则。”土肥原贤二再次重申了近卫三次对华声明中所提出的“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三原则。旋即又引而不发地反问，“但不知汪先生对筹建新的中央政府有何构想？”

汪精卫讲述了他逃至河内不久，便成立了政治、军事和财务三个委员会。他自兼政委、军委会主任，财委由周佛海负责。接着，汪精卫从公文皮包中取出一叠公文，双手递给土肥原贤二，客气地说：“最近，我准备召开特别会议。这是供大会讨论的文件：《收拾时局的具体办法》，请将军过目后提出修正意见。”

土肥原贤二打开第一页，开首写的是第一章：召开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他不由得暗自说：“不愧是混迹国民党中的党魁。”接着，他又反复地看了看正文，沉吟良顷，盛着眉头问：“汪先生依然用孙文先生的三民主义为建国方略了？”

“是的！”汪精卫阐述了三民主义早已深入民心，这面旗帜是任何人也丢不得的道理，“我是三民主义的忠实信徒，又是中山先生的得意门生，自然更应高举这面大旗。当然楼，为了憧三民主义更好地适应时代的步伐，必须重新加以解释。这点，我想贵国是能够理解的。”

土肥原贤二微微地点了点头。他望着“实行三民主义，复兴中华民国”这段文字沉默良久，又低沉地间：“看来，汪先生不但不抛弃三民主义，而且即将筹建的新政府还叫中华民国，对吧？”

汪精卫镇定地点了点头。

这与土肥原贤二的构想相去远矣！他设想中的政权，虽不像伪满洲政府那样公开臣服于日本，但它应当旗帜鲜明地宣布和国民党决裂，和重庆的中华民国分道扬镰。可汪精卫不仅抱住三民主义不放，而且党的名称、国家的称谓也照旧不变。对此，帝国能够接受吗？万一在这些问题上发生了分歧，导致就要诞生的汪记伪政权流产，岂不可惜？他十分策略地说：“这样一来，中国岂不有了两个国民党，两个中华民国了吗？二者如何区分呢？”

汪精卫完全猜透了土肥原贤二这种特殊心理，他说明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均为中山先生所创，如果改弦更张，就会在国民的心目中产生错觉，同时也会授蒋介石以柄：起劲地骂我们是日本的傀儡。接着，他又说明在中国当代史上也不乏先例：远在南北议和的时代，北京和广州都同时称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后来宁汉分裂，南京和武汉也都同时称国民党和国民政府。都未发生混淆之虞。最后，他胸有成竹地说：“将军一定担心国际交往，以及外交行文不便，这我也想过了。在我的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前面冠以南京二字，一切问题就都解决了。”

土肥原贤二早就听说过这样一句话：“中国文有汪精卫，武有蒋介石，二人携手，天下无敌。”今天，他听了汪精卫的这番宏论以后，暗自庆幸地说：“多亏汪蒋不和！”

“看来，您是要完全、彻底地继承孙文先生的一切遗产了。”

“是的！在完全、彻底的前面，还要再加上忠诚二字。”

“请问南京国民政府的国旗呢？”

“当然是中山先生钦定的青天白日旗。”汪精卫望了望面带难色的土肥原贤二，“我十分清楚，这和贵国的企望是不尽相同的。”

土肥原贤二微微地点了点头。

“我想，只要将军说明我的良苦用心，贵国一定会赞成我这样做的。”

像这样重大的事情，土肥原贤二是不能私自作主的，为了不破坏这和谐的气氛，他未置可否地笑了笑。

汪精卫是个绝顶聪明的政客，他把话题一转，十分郑重地说：“为了筹建新的和平政府，我想首先访日，同贵国政府交换意见以后，再做最后的决定。”

“可以，可以……”土肥原贤二惬意地笑了，“我一定安排好汪先生访日的一切工作。”

土肥原贤二回到下榻之处，又收到了催促他就任第五军团司令的电文。他分析了日本和苏联在诺蒙坎一带一触即发的形势，认为自己必须卸任离去了。他怀着异常激动的心情，连夜起草电文，向大本营报告和汪精卫会谈的情况，以及汪精卫访日的请求。出他所料的是，帝国对汪精卫访日很不热情。他立即给陆相板垣征四郎发去急电，阐述汪精卫访日的重大意义，要求内阁再议。板垣征四郎立即遵嘱照办。“经过讨论后，陆相固不待言，即使政府方面也答应了汪的要求，决定在东京接待他。”

土肥原贤二将帝国政府的决定通知了汪精卫。同时，又怀着依依之情报告了自己就要卸任回国的决定。

汪精卫惊诧地呆滞了片刻，趋步走到近前，紧紧握住土肥原贤二的双手，情感复杂地说：“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我平生交友不知其数，但一见如故者惟将军一人。请将军放心，我一定沿着我们共同商定的路走下去，把中日亲善的事业发扬光大！”

土肥原贤二在华从事谋略工作三十余年，其终极目的，都是为了策动成立亲日的傀儡政权。他前后所接触的大小军阀、政客不下百多人，除溥仪、德王、殷汝耕少数人外，无一获得完全的成功。今天就要告别谋略事业了，没想到“策反”汪精卫却如此轻易获得成功，他激动得难以自持，声音都有些颤抖了：“谢谢！谢谢……您我相见恨晚，我们是真正的朋友……”

是夜，土肥原贤二登上了飞往东京的军用飞机，他回首就要远去的上海，无限的滋味一齐扑入心头……他有着一种最大的满足感―因为他一手绘制了汪精卫傀儡政权的蓝图。同时，他还有着一种难以言述的依依之情―他隐约地感到此次离去，将结束他作为“东方劳伦斯”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