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内阁近卫首相发表的第二次对华声明，成了汪精卫的教命稻草；汪草成卖国计划，密谋于12月8日逃离重庆
1938年11月3日，日本内阁近卫首相发表的第二次对华声明，震撼了中国的朝野。因为他提出了日本侵略的目标，即要“建设”一个以日本为盟主的所谓“东亚新秩序”。它的范围包括中国和“满洲国”，参加“新秩序”的国家，实质是日本的附庸国，成为日本独占的殖民地。这理所当然地遭到一切有良知的中国人的声讨！
但是，汪精卫却从这则声明中捞到了救命稻草。他反复地读着声明中的这段文字：“即便是国民政府，只要全部放弃以往的政策，更换人事组织，取得新生的成果，参加新秩序的建设，我方并不拒之于门外。”最后，他竟然有些得意地笑了。
然而，陈璧君却不理解地反问：“有什么好笑的呢？这段文字，等于向世人宣布，取消近卫第一次声明的原则：不以国民政府为谈判对手。换言之，岂不又回到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为谈判对手了吗？
“不！不”汪精卫边摇头边笑着说，“夫人完全没有看出近卫第二次声明的真谛来。”
汪精卫看出的近卫第二次声明的真谛是什么呢？近卫声明中的所谓“不予以拒绝”，包含了四个前提：第一，“全部放弃以往的政策”，这就是必须停止联共抗日，实行降日反共政策；第二.所谓“更换人事组织”，就是蒋介石必须下野，必须以汪精卫为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主持人；第三，所谓“取得新生的成果”，就是不仅承认日本扶植的伪北平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和南京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而且要与他们合并，并只能作为中央政府组成的一个成员，参加中央政府的建立；第四，所谓“参加新秩序的建设”，就是必须接受日本提出的各项灭华条件。
对上面四项前提，蒋介石以及重庆国民政府是不可能接受的。而日本政府的声明也不是针对蒋介石的，它的真正目标是汪精卫，是向汪发出的表示可以与之“谈判”，支持其另组“国民政府”的招降声明。
陈璧君听后恍然大悟，顿时变怒为喜，急切地说：“旧方亮明了旗帜，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对策呢？”
“通知佛海他们，立即赶到上清寺，起草对日和谈的具体条款。”
但是，汪记汉奸集团的第三号人物、时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代理部长的周佛海可没有汪精卫夫妇那样激动，他埋怨近卫声明把汪精卫将要建立的政权，与“临时”、“维新”两政权一样对待，故颇有情绪地说：“以国府与平、京两伪组织相提并论，实可痛也！”
“佛海，你怎么也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呢？”汪精卫望着周佛海，“我以为这是日方的策略，等我们的和平工作有了头绪，日方一定会改变其方略的。”
“为了早日促使日本政府支持汪先生.”周佛海一改其低沉情绪，分外积极主动地说，“我们开始工作吧！”
汪精卫、周佛海、陶希圣等人是有名的铁笔御吏，不知起草过多少国民党的文件。但是，对于草拟一份对日求和的降书，一时谁也不知该如何下笔。就说由谁执笔，写些什么内容，谁也不带头打破僵局，搞得室内的空气又人为地紧张起来。陈璧君终于耐不住性子了，她近似发脾气地说：“方才那股热乎劲都跑到哪儿去了？你们到底还写不写？”
“写，写……”周佛海十分滑头地说，“这样的事，非汪先生莫属。无人不晓，汪先生有一支生花之笔。当年，连中山先生也只改一字。今夭，我等若写这样重要的文章，岂不是在圣人面前卖字画吗？”
“就是嘛，”陶希圣也借机附和地说，“我等在汪先生面前班门弄斧，一定会贻笑大方的。”
汪精卫自然懂得周佛海、陶希圣此时恭维自己的特殊心理——不愿承担卖国的责任。他无比哀伤地叹了口气，抱着“跳火坑”的决心走到桌前，提笔展纸，几乎是不假思索地草成了这篇求和降日的卖国文章：
中国方面的行动计划
第一、发动
一、在上海日华双方代表谈判和平解决的条件一旦谈妥，梅思平即从上海经香港去昆明。
二、日本政府如果承认上述条件，将通过中国方面的联络员转达在重庆的汪兆铭。
汪在一二日之后与陈公博、陶希圣等一起，寻找借口逃出重庆去昆明。
三、汪到达昆明后，日本政府将选择适当时机发表日华和平解决条件。
四、汪发表与蒋介石断绝关系的声明，即日乘飞机去河内，转至香港。
五、汪到达香港后，为了建设“东亚新秩序”，发表收拾时局的声明，与日本相呼应。同时，国民党党员联名发表反蒋声明，对中国国民和海外华侨开展和平运动。
六、云南军队首先响应汪精卫的声明，反蒋独立，接着，四川军队也起来响应。
云南的龙云和四川军将领，已结成牢固的联盟，只因有中央直系的三个师在四川，所以决定先从云南开始起义。
另外，广东军队和在其他战线的军队，同情这一运动的也不少，因受中央军的监视，尽可能使其起义延缓进行。
七、日本军队对上述军事行动予以协助，为中央军在征讨上制造困难。如有可能，为了截断中央军进攻，希望从贵州方面进行追击。
第二、成立新政府以及其政策
一、汪兆铭应将同志集中在他的旗帜下，在云南、四川等日本军尚未占领的地区成立新政府，组织军队。
二、撤出一部分日本军队，使广东、广西两省成为加入新政府的地盘。
三、新政府应阐明和制定建设“东亚新秩序”的政策，发表日华合作政策的声明，并开展和平运动。
四、建立五至十个师的军队。
五、从日本招聘军事及其他方面的教官，进行建立“东亚新秩序”的教育，以培养人材。
汪精卫掷笔起身，双手捧着墨迹未干的降日行动计划，格外沉重地念了一遍。令他大为吃惊的是，周佛海、陶希圣，乃至于陈璧君都不约而同地鼓起了掌。他看了看大家那激动的表情，低沉地说：“既然大家同意这篇文字，那就立即派人赴港送给高宗武和梅思平，请他们尽快地和日方代表晤面，早日搞出一份日华双方都能接受的文字。”
在港的亲日派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梅思平收到汪精卫起草的“中国方面的行动计划”后遂开始行动。
据当事人今井武夫的记述，1938年11月20日，日本陆军省军务课课长影佐祯昭、中国课课长今井武夫与中国的高宗武、梅思平，在上海，达成日华协议：
第一、日华两国在共同排斥共产主义的同时，将东亚从各种侵略势力中解放出来。为实现建设东亚新秩序的共同理想，相互以公正的关系为准则，处理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方面的关系，为实现睦邻友好、共同防共和经济合作而加强联合。
为此，议定下列条件：
第一条、缔结日华防共协定。
其内容以日、德、意防共协定为准则，互相协作。且承认日军为防共而在中国驻军，将内蒙地区作为防共特殊区域。
第二条、中国承认满洲国。
第三条、中国承认日本人在中国领土上有居住和营业的自由，日本同意撤销在华的治外法权，并考虑归还日本在中国的租界。
第四条、日华经济合作应建立在平等互惠的墓础上，实现密切的经济合作，必须承认日本的优先、权，特别是关于华北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方面给予日本特殊的方便。
第五条、中国应赔偿日本在华侨民因事变造成的损失，但日本不要求赔偿战费。
第六条、本协定规定以外的日本军队，在日华两国恢复和平之后，立即开始撤退。
但随着中国国内治安的恢复，将在两年内完成撤兵，中国在这期间应确保治安，而且应在双方会议上决定驻兵地点。
第二、日本政府如发表上述解决时局的条件时，汪精卫等中国方面的同志应立即声明与蒋介石断绝关系；并且发表为了建设东亚新秩序，实行中日合作和反共政策的声明，同时侯机成立新政府。
日本方面 影佐祯昭
今井武夫
中国方面 高宗武
梅思平
昭和十三年十一月二十日
日华协议记录谅解事项：
一、第一条中的防共驻军，系为确保内蒙及其联络线，而在平津一带驻军，其驻军期限是以日华防共协定的有效期为期限。
二、第四条中的优先权，系指与其他各国在同一条件下，对日本提供优先权之意。
三、日本协助救济由于事变而产生的难民。
日本方面 影佐祯昭
今井武夫
中国方面 高宗武
梅思平
昭和十三年十一月二十日
除上述协议以外，作为今后两国政府共同执行的政策，在重光堂预备会谈上，今井和高、梅之间还研究了日华秘密协议记录。
日华秘密协议记录，内容如下：
日华两国为建设东亚新秩序牢固地结为友好邻邦，约定今后实行下列各项条件：
第一条、日华两国为了建设东亚新秩序，相互实施亲日、亲华的教育和政策。
第二条、日华两国针对苏联设置共同的宣传机构，并缔结军事攻守同盟条约，平时互相交换情报。在内蒙及与其确保联络的必要的地区驻扎日本军队，与驻防在新疆的中国军队，互相协力，在战时实行共同作战。
第三条、日华两国合作，日本援助中国从东亚的半殖民地地位中逐步解放出来，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为此，共同协作采取必要的措施。
第四条、日华两国以复兴东亚经济为目的，进行经济合作，其具体办法另行研究。
另外，此种经济合作在中国以外的南洋一带亦同样适用之。
第五条、为了实施上述条款，日华两国设置必要的委员会。
第六条、日华两国尽可能努力使亚洲其他各国也参加本协定。
为保密起见，高宗武、梅思平、外交部情报司日苏科长周隆摩都分别乘船到达上海。为使会场避开人们耳目，利用了上海新公园北侧东体育会路七号的一所空房，这所房子恰好在当时由于战争受到破坏，没人居住，闲置在那里。他们在此会谈之后，作了谍海奸雄土肥原贤二的宿舍，命名为“重光堂”。因此从那以后，这次密谈就称为“重光堂会谈”。
“重光堂会谈”结束之后，梅思平携全部文件返回香港，并于11月26日飞往重庆。当他在香港搭乘飞机的时候，为了躲过检查，将“重光堂协议”及近卫声明草稿，抄录在一块丝绸上，缝在夹衣内。他到达重庆以后，当即与周佛海同去汪精卫公馆，向汪报告了上海谈判经过，并一起对协议进行了讨论，直到12时才结束。
尽管汪精卫和陈璧君早有卖国求荣、反蒋降日之心，但因事关重大，成功与否难卜，所以事到临头，要他做出最后决定的时候，却又左思右想、前顾后盼、疑虑重重了。就说梅思平带来的这份“重光堂协议”吧飞也不知放在何处才算保险。
但是，周佛海和梅思平并不晓得此时汪精卫的心态，当天下午4时，他们二人又兴致勃勃地赶到了上清寺汪公馆，请求讨论对策，汪却一反常态，把过去的决定一概推翻，说是“须商量”才能决定。翌日下午讨论时，汪又提出许多疑难问题。周佛海深知汪精卫“无一定主张，容易变更”，“无担当，无果断，做事反复，且易冲动”，但他断定，唯独对于此事，汪精卫“虽有反复，结果必然如原定计划”。因此，周采取以退为进的办法“以冷漠处之，听其白然，不出任何意见”。结果正如周佛海所料，在陈璧君的坚决主张和督促下，汪精卫终于决定逃出重庆了。
但是，如何才能安全地逃离重庆呢？汪精卫认为最大的障碍是蒋介石。换言之，他们由重庆出逃的时候，蒋介石绝对不能由前线回到重庆。否则，一切计划都有告吹的危险。汪沉吟片时，疑虑重重地问周佛海：“你这位副秘书长兼代宣传部长，自然掌握蒋某人的准确行踪吧？”
“是的！近日，他偕陈布雷先生等人由长沙飞赴桂林，视察军事设施，估计12月中旬以前回不到重庆。”
“好！我们出走的日期就选在蒋某人回渝之前。”汪精卫停顿片刻，暗自计算了一下时间，用力挥动了一下右拳，“我看选在12月8日为好。”
大家一致同意汪精卫钦定的出走日期。接下来，又由汪精卫执笔起草了如下这纸答复日方的要点：
一、汪兆铭承认上海重光堂会谈的日华协议记录。
二、在近卫声明中，日本有必要明确表示不进行经济垄新和千涉中国的内政。
三、汪兆铭预定12月8日离开重庆，经过成都于12月10日到达昆明。这期间，因有严守秘密的必要，中国方面希望在12月12日左右发表近卫声明。
四、汪要在昆明、河内、或者香港中之任何一地宣布下野。
汪精卫草拟文件相当快，且又有相当高的水平。加之，他现在是名副其实的反蒋降日的领袖，按照中国官场的传统作风，大家只有拍手称道的份了！
“汪先生，”周佛海等到这唱赞歌的声浪平息以后，他不失时机地问，“我看还是应当通知公博先生吧？”
“那是自然了！”陈璧君自以为又要当上第一夫人了，说话的声调也变得庄重了许多，“未来的和平事业，没有公博参加是不行的。”
“可他如果坚持和我们唱反调呢？”陶希圣很不放心地问道。
“没关系，我了解他。他无论怎样反对，最后还是要跟着我汪某人走的。”汪精卫看了看点头称是的陶希圣，又对周佛海说，“你立即电告公博，请他接电后速来重庆议事。”
汪精卫对陈公博的判断是准确的。陈公博不赞成汪离开重庆，但他最终还是无法阻汪离渝。
是日下午，汪精卫又与陈公博、周佛海等详细研究了逃离重庆的计划。为了遮人耳目，便于逃脱，他们决定分别往昆明集中。汪以赴成都讲演为名，于12月8日，由重庆到成都，11日由成都飞昆明。陈公博和陶希圣因家在成都，故陈在成都候汪，陶则先行赴昆。在此之前，周佛海则以赴昆明视察宣传工作为名，赴昆明与龙云联络，布置一切，等候汪的到来。至此，汪精卫等人逃离重庆叛国投敌的计划，最后全部完成。
由重庆出走的日子越来越近了，汪精卫就像是一个待命行窃的扒手一样坐立不安。他忽而急躁，忽而叹气，连长长的夜时都不知该如何送走。相比之下，陈璧君却显得老练多了，她看着日渐消瘦的汪精卫，不无挖苦地说：“中国有句俗话：胆小不得将军做。像你这样前顾后盼，没个主心骨儿，如何能造就更大的事业呢？再说，你当年刺杀摄政王的勇气跑到哪儿去了呢？”
“这和那时不同了嘛，万一重庆出走失败了呢？”
“谁敢拿你问罪？”
“问罪事小，和平计划事大。”汪精卫说罢在室内快速踱着步子，不住地摇着头，他倏然止步，“为了做到万无一失，我必须给日方拍发一则密电。”
陈璧君闻之禁不住地大声笑了起来，她连讽带刺地奚落了汪精卫一通，旋即又指着桌上的台历，笑着问：“请看今天是几号了？”
“7号！”
“就是嘛，明天是我们成行的日子。”陈璧君嫣然一笑.“我看，还是多想想行前的准备工作吧！”
是日夜晚，汪精卫和陈璧君正在打点出走的行装，突然桌上的电话铃声响了。像往日那样，陈璧君走到桌前，拿起话筒，问：“喂！你是谁啊？”
“我是陈布雷，刚刚由桂林返回山城，有重要的事情找汪先生。”
陈璧君听后惊得不知该如何回答，站在一旁的汪精卫也吓得禁不住地自语：“他为何赶回重庆找我？……”
蒋介石获悉汪精卫出走情报，命“文胆”陈布雷离桂返渝探听虚实；汪精卫被迫延期出逃
1938年12月7日清晨，陈布雷像往日那样待命出发，跟着蒋介石在山水甲天下的桂林巡视。蒋介石却一改往日的作风，挥退侍从，严肃地说：“布雷先生，庸之（孔祥熙）刚才派人送信来，他的秘书乔辅三有消息，说汪先生正与日本人勾搭。我们要立即飞回重庆去。你是不是先到汪先生那里去探听一下。”
陈布雷的怀疑果真变成了现实。但令他更为惊诧的是，像他这样的心腹文胆，竟然不了解这件事的全貌，他禁不住地对这位所伴之君又多了一份畏俱，惊得下意识地张了张嘴，却没说出一句话来。
“不要大惊小怪，这是我意料之中的事。等了结了此案，我再告诉你汪先生降日的来龙去脉。”
陈布雷还能说什么呢？只有唯诺称是。然而他的心中仍然在不断地自问：“乔辅三是如何获得这样重要的情报呢？……”
提起乔辅三获取汪精卫出走的情报，还必须扼要地回述蒋介石对日秘密和谈的经过。
蒋介石没有像汪精卫那样投降日本当汉奸，但他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始终没有断了同日本妥协的念头，而且也从未间断过与日本秘密和谈的活动。从某种意义说，在抗战初期，蒋介石和汪精卫是“和衷共济”，合伙经营的。如高宗武等人在港与日本人秘密谈判，先是蒋介石批准的，后是汪精卫恩准的。
但是，善于权谋的蒋介石，还曾独家经营过与日本秘密和谈的分号，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利用孔祥熙的秘书，乔辅三和日本进行秘密和谈。有关此事，今井武夫作了详尽的披露，但蒋介石至死不愿承认。
乔辅三、孔祥熙在上海的心腹樊光在与今井武夫等人的会谈中，通过不同的渠道获知汪精卫近期出走的消息，他们急忙电告孔祥熙，并由孔徉熙转给了时在桂林的蒋介石。对此，蒋介石立即做出了由陈布雷先行飞返重庆，当面试探汪精卫的决定。
于是，陈布雷由桂林飞往重庆。
陈布雷到达重庆后，也顾不得和来迎接的夫人细谈，当晚9时便驱车前去拜访汪精卫。
汪精卫狐疑不定，却装出一副镇定自若的样子，他望着干瘪瘦黄的陈布雷，单刀直入地相问：“布雷先生一路辛苦，风尘未洗，深夜驾临，不知有何指教？”
“汪先生，日军进逼，战局危艰，布雷请副总裁赐教。”陈布雷其实是不宜做探子一类角色的。
“嗯，战局？这个战局……”汪精卫作深思熟虑状，他既不唱高调，也不唱低调，模棱两可地回答，“我看嘛，敌我两国可谓各‘有难处。”
“日前，”陈布雷恐穷追露相，吸了一口烟又说，“旧本近卫首相发表一项声明，声称‘国民政府，只要全部放弃以往的政策，更换人事组织，取得新生的成果，参加新秩序的建设，我方并不拒之于门外’。未知副总裁对此作何评论？”
汪精卫似有防备，他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微然作笑地说：“兆铭正想请教委员长对此作何评论？布雷先生作为委员长的秘书长，一定很了解委员长的胸中韬略吧？”
“这个，”陈布雷毕竟不是汪精卫的对手，遂字斟句酌地说，“委员长的见解嘛，可谓是一如既往……”
陈布雷虽能笔底生花，堪与汪精卫媲美；但他的口才和汪精卫相比却有天壤之别。再者，汪精卫善于窥测他人的心事，很快便转守为攻，逼得陈布雷只好层层设防，以免露出此次夜探的本意来。然而，汪精卫却从陈布雷的表演中感到了间题的严重，使他不得不考虑能否按原定的计划于12月8日由重庆飞往昆明。在这各怀鬼胎的交谈中，汪精卫又暗自想到：只要蒋介石不回山城，小小的陈布雷是无法阻止他出走的。所以，他又试探地问：“蒋先生为何未与布雷先生向机飞返？”
“今夭桂林夭气恶劣，能见度差，蒋先生临时决定缓飞。”陈布雷如实地答说。
“那……蒋先生何时飞返山城？”汪精卫追问。
“如果明日天气好转，他会搭乘专机飞返山城的。”陈布雷望着神色碎变的汪精卫，又有意地说，“蒋先生嘱我，请汪先生等他的到来，说是有重要的国事相商。”
“好，好……”汪精卫为了掩饰慌乱的情绪，玩弄着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招数，“我哪儿也不去，就呆在这上清寺等蒋先生的到来。”
陈布雷离去之后，陈璧君即从内室冲出，连声叫着“怎么办？怎么办……”此刻，汪精卫虽说也如热锅之蚁，但和陈璧君相较却显得老练多了。他冷静地作了如下分析：
一、重庆出走计划已经暴露，且又被蒋介石周围的亲信侦知。陈布雷突然返渝，连夜造访，是起投石问路的作用；
二、蒋介石生性多疑，在没有抓到确切的证据之前，他不会断然动手，否则必将影响全局；
三、必须立即取消12月8日离渝出走的计划，以不变应万变，静观事态的发展，伺机出走。
陈璧君完全同意汪精卫的分析，但是如何悄然地取消12月8日的出走计划呢？她一时没有了主意。她于慌乱之中走到业已坐在写字台前的汪精卫身旁，看着他飞快地写着这则密电：“因蒋介石突然来到当地，不得已将8日出发的预定时间加以变更，然而前途并不悲观……”陈璧君知道这是通过高宗武发给日方的密电。有顷，汪精卫又开始起草另一份密电，写下了这样几个字：“兰姊因事不能如期来，秀妹出阁佳期不必等候。”
陈璧君大惑不解地间：“写的这是什么意思？”
“发给留住昆明的周佛海的密电。”接着，汪精卫又解释说，“兰姊”是自己的代号，“秀妹”是周佛海的代号，“出阁佳期”是指日本发表策应文告的日期。全文的意思是说：他不能依原定日期离开重庆，请周佛海设法通知日方，不要因等他而误了发表文告的日期。最后，他又哀伤地说：”当然，也是为了通知佛海，请他在昆明安心等待。”
“佛海他能在昆明安心等待吗？！”陈璧君愤然地说。
周佛海当然不能安心等待。他按预定计划，于12月5日由重庆乘飞机前往昆明。他此次离去，是公开踏上背叛国家、出卖民族利益的汉奸之路，难免思潮起伏，不满现状，留恋过去，离情别绪涌上心头。他曾发出“岂飞机离地之刹那，即余政治生命断绝之时软”的感叹。他自忖“默念前途茫茫，国运、己运，均难料是吉是凶也”。但他卖国求荣之心早已决定，遂怀着投机家的野心，不顾一切，孤注一掷，“不辞冒险一行”。当他接到汪精卫的电报以后，如同晴天霹雷，在日记上写下了这样的话：“预定计划，将受绝大影响……大小事只能尽人事，成败惟听夭命。但余个人亡命，则早决心矣。”
汪精卫为了安抚周佛海，同时也为了做好日本方面的善后工作.他决定派陈春圃去昆明。
陈春圃是陈璧君的侄儿，时任侨务委员会教务处长。他名义上是护送汪的次子汪文梯和次女汪文询到昆明，让他们转飞河内，然后赴香港，实际的任务则是与已在昆明的周佛海联系，并等候汪精卫飞昆明的电报，以便通知龙云。同时还要预订由昆明赴河内的滇越铁路挂车包厢，将全部叛逃人员送往河内。汪精卫要他转告周佛海，一切慎重从事。陈春圃到昆明后，立即面见周佛海，周即日写信给龙云，告之汪已暂缓行期，又将情况电告高宗武、梅思平，让他们转告日本方面。
按照预先的约定，日本内阁近卫首相定于11日在大阪中岛公堂讲演，发表对华政策声明。由于汪精卫不能准时逃离重庆，近卫的声明也只得延期发表。12月8日，近卫只好告诉宫内大臣秘书官长松平恒雄：“今天起生病，停止大阪演说。”
12月8日，蒋介石如期飞回了重庆。当他听完陈布雷的汇报之后，毅然做出了两项决议：其一，由陈布雷发电，命留居昆明的周佛海返渝；其二，由他出面，在重庆黄山别墅约集行政院长孔祥熙、副总裁汪精卫、外交部长王宠惠、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叶楚枪等主要人士，听取关于今后抗战的意见。自然真正的目的，还是继续试探汪精卫的政治态度。蒋介石对日本近卫声明和近卫三原则坦率地表示拒绝。于是，蒋介石和汪精卫完全处于对立的地位了。
随着双方舌战的深人，汪精卫以攻为守，重提抗战初期的德国大使陶德曼调停事件，旨在逼迫军事上失败的蒋介石降日。
汪精卫慷慨陈述了陶德曼的调停失败以后，又当众大声质问蒋介石：“那时日方提出的和谈条件比现在苛刻，为什么那时蒋先生体念大局，曾毅然许诺，而现在却又不行了呢？”
对此，蒋介石支吾难答。
汪精卫乘胜追击，又借攻击焦土抗战的政策，进而摸蒋介石的底数。他对抗战强硬派的第二颗炮弹是针对火烧长沙事件而抛出的反对焦土抗战的论点：“由于对焦土抗战的误解，致使长沙遭受到人为的大火灾，这是令人非常痛心的事。抗战惟恃民心，若能唤起民心，就能得到一切物资，供抗战之用。反之，如得不到民心，纵有物资也不能随意使用。
“繁荣的城市即使不自行破坏，拱手让给敌人，只要民心尚在我方，在沦陷之后仍可以利用一切物资去破坏敌人，使之有助于我们收复失地。
“如果，像长沙那样化为焦土，就万事休矣！如果，烧掉战区内的一切物资，我们又将以何物资去抗战呢？”
汪精卫就这样一方面反对焦土抗战和游击战，一方面肆无忌惮地公然提倡“和平救国”。
会议结束了，蒋介石和汪精卫谁也没摸准谁的底。但因汪精卫当众质间蒋介石而未发现有异样变化，故以为蒋介石不知他准确的出走计划。他兴奋地赶回上清寺，当即向高宗武拍发了如下这则密电：
一、蒋介石来重庆，是由于其他公事，工作并未暴露。
二、汪的处境与计划完全没有变化，希安心。
三、大约延期七天，预定可以转入既定的行动。
做贼心虚，汪精卫一伙处心积虑，于12月18日逃出重庆；
“云南王”龙云按常规礼仪在昆明
机场欢迎汪精卫，令汪十分恼火；
12月19日，汪精卫一伙飞抵越南
河内
做贼者一定是心虚的。加之汪精卫在历史上多次受蒋介石的愚弄，他那短暂的兴奋很快就消失了。待到他给高宗武拍完那份密电，遂又回到疑虑不安的境遇中。从此，他和陈璧君闭门谢客，甚至在梦中都要发出这样的自问：“蒋介石真的知道出走的事了吗？”一天深夜，陈璧君不安地间：“周佛海这些人可靠吗？”
“你这问话是什么意思？”依然没有入睡的汪精卫有些诧异地问。
“我思虑很久了，周佛海这些人，原本就不是我们的同志啊！”
对此，汪精卫也不止一次地自问过。应该讲，周佛海，包括陶希圣、高宗武和梅思平，这四人以往与汪氏的关系都不深，何以忽然那样接近？而谈的又是有关国运的和战大计。但是，汪精卫思虑的结果是：“没有一成不变的同盟，更没有始终如一的战友。”因而他颇有些感慨地说：“蒋某人也不是永具吸引力的磁石，时代应该转弯了，像周佛海这些有志之士，一定是不愿跟着蒋某人沉沦的。结果，就会坚定地跟着我们前进。”
“那……公博又作何解释呢？”
“公博是个极特殊的人，只有在他的身上，还留有为朋友两肋插刀的遗风。”
“他们真的不会出卖我们？”
汪精卫思付片刻，很不自信地点了点头。
“他们都在想些什么呢？”
“无从知晓，”汪精卫淡然地笑了笑，“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他们的日子和你我一样，很不好过。”
汪精卫一言中的！周佛海、陈公博这些人的日子真是难过极了！陈公博曾自述：“我回成都以后，苦闷达于极度。第一，想到我不随汪先生走，不难人家看作我个人在内地作汪先生的内应工作，就是不这样看法，我也不忍眼看各人在我面前大骂汪先生。第二，想到我若跟汪先生走罢，数年来我苦心孤诣、隐忍自重以求党的统一的苦衷都尽付流水。第三，我更想到倘然是和平成功，东北是丢了，内蒙共同防共也等于丢了，所谓华北经济合作也等于共有，于中国前途绝无好处。自回成都以后，每夜都不能合眼，我只有最后一个希望，即希望离川以后，以个人的努力，阻止汪先生组织政府，更希望党对汪先生的制裁能够缓和.减少汪先生的冲动，这样我可以从容努力。”
再说周佛海，他原本是蒋家王朝的干将，时到今日，成败得失就在这刹那之间，他自然矛盾重重，前顾后盼：“既要打破环境，以开风气之先，当然要牺牲个人的地位和名誉。所以这一点，也没有费多大的考虑。最使我迟疑不决的，乃是情谊两个字。第一，十几年来，承蒋先生提携裁成，才得有今日。过去蒋先生决没有对我不起的地方。如果一旦脱离重庆，在我的居心，
固然没有丝毫反对他的意思，但是因为主张不同，事实上不能不处于对立的地位，在私情上，是万分难受的。第二，在党部、政府和军队之中，我的很好的朋友不少，此去不单音信难通，而且后会无期。这也是足以使我留恋的一大原因，这一个月的光阴，使我经历有生以来未曾经过的痛苦，饱尝人世间少有的烦闷。”
时下，周佛海独居昆明，得不到汪精卫准确离渝的消息，真是握时如年！就如10日由成都飞抵昆明的陶希圣吧，也因同一原因如坐针毡，焦灼万状。他们推测汪精卫在重庆的行动是否自由时，认为“以目前情势度之，机密或尚未泄，即有可疑之处，亦断不知其详。惟恐夜长梦多耳。惟汪如20日以前不能离渝，则事败矣”。不久，周收到香港来电，让他候汪，并谓情形已转告“对方”。当时，周佛海还接到陈布雷要他即返重庆的电报，他认为事已至此，再不能回重庆去，否则再也不可能逃出。他在日记上写下这句话：“今后之亡命命运，现已决定矣。”
话再说回来，坐镇重庆的汪精卫和陈璧君，终于握到了12月15日，蒋介石没有异样表现，他周围的特务也没有特殊的举动，就说分散在成都、昆明的党羽也均安然无恙，使他们夫妇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这不过是一场虚惊，蒋介石业已解除了怀疑。因此，他们夫妇决然做出重新出走的决定。当日电告昆明的周佛海，说他马日（21日）可赴香港。同时，派副官赶赴成都，当面通知陈公博，请他于18日前飞往昆明相会。
是日夜，汪精卫突然获悉蒋介石因身体小恙，短时间或许不可能离开重庆。他和陈璧君刚刚稳定的情绪又骤起狂澜。诚如周佛海听到这一消息后的心情一样：“世事如此凑巧，实非人力所能预料。焦甚！”
“怎么办呢？”陈璧君再也忍耐不住了，“我们还能如期成行吗？”
汪精卫没有作出肯定的回答。他暗自揣摩：蒋介石果真生病，离不开重庆，他是难以大摇大摆地逃出这座山城的。即使能偷偷摸摸地飞离重庆，一旦被蒋介石获知行踪，一个电话，或一封密电，依然会把他以及同行的党羽逮捕。但是，蒋介石小恙的消息，可否是有意放出的烟幕弹呢？果如斯就太好了！ 由重庆出走的计划仍可进行。然而如何才能测知蒋介石小恙的消息的真假呢？汪精卫又陷入了焦躁的凝思之中！
“你怎么啦？”陈璧君望着一筹莫展的汪精卫，生气地催促，“快拿出可行的妙计来吧！”
“今天不行！”汪精卫蓦地把头一昂，果断地答说。
“那……何时才能做出决定呢？”
“明天！”
“明天？”
“对！”汪精卫操着不容置疑的口吻，“等我明天探望了蒋某人的病情后再定。”
汪精卫探视蒋介石病情的目的，依然是为了摸底。其表演手段，也是黄山别墅论争的重演。对此，令井武夫根据汪精卫等人的追述，事后作了如下的回忆：
蒋介石……以如下的演说作为回答：“中国抗战前途日益光明，在各条战线上的中国军队，已退到山区，能阻止日军的进攻，形势更对我方有利。主要是抗战已使全国统一，国民团结，任何强大的敌人都无足畏惧……
汪听到讲话之后，勃然大怒，16日他与蒋介石两人吃饭时，当面毫不留情地质问蒋：“使国家民族濒于灭亡，国民党责无旁贷，我等应迅速联袂辞职，以谢罪于天下。”
蒋对此反驳说：“我等若是辞职，究竟谁来负政治上的责任？”两人争论到面红耳赤，几乎厮打起来。过了一会儿，蒋弃汪于不顾，就回到自己的卧室里去了……
以上是汪逃出重庆后，于上海在一次招待我们的宴会上，坦率讲出来的心里话。
汪精卫通过和蒋介石的争吵，亲眼看到了蒋介石没有大病。同时，他还获知蒋介石计划在西安武功召开军事会议，并将于18日飞往西安。这等于说明蒋介石已经放弃了对汪精卫出走的怀疑。
陈璧君听后愁颜顿逝，满怀**地亲吻了汪精卫，算是对汪亲探蒋介石的报偿。旋即她又急不可耐地说：“快点决定吧！我们哪一天走？”
“和蒋某人同日离开山城。”汪精卫似早已做出了决定。
“那……就是18日了？”
“对！”汪精卫低沉地说，“18日是星期天，多数党政机关放假，不容易走漏风声。等我们安全飞抵昆明，他蒋某人也飞到西安武功了。”
“还有两天了，”陈璧君暗自数着日子，自言自语地说，“这飞往昆明的飞机票……”
“我自有办法。”汪精卫长长地叹了口气，笑了笑说，“今天先睡个安稳觉吧。”
汪精卫于12月18日准时由重庆出走了。
周佛海对今井武夫还说过这样一段话：“我觉得出乎意外的是汪先生是怎样逃出来的？正巧这一天蒋介石召集年轻的国民党中央委员训话，在这次会上，党的副总裁汪先生可以不出席，因此，汪便没有到场。……在蒋介石训话时，汪便大胆地从重庆逃掉了。”
汪精卫自重庆出逃，已经成为历史。但是时人，尤其是一些真诚抗日的国民党要人如冯玉祥将军就提出了怀疑，并指出当时就有人说这是“蒋介石、汪精卫唱双簧”。为此，他曾在（放走汉奸汪精卫的蒋介石）一文中，作了披露：“那时重庆交通完全由军统局戴笠管制，人民出境买飞机票都要先登记，经过审查、核准，高级官吏更要先经蒋介石个人批准，汪精卫带着曾仲鸣、林柏生以及许多人乘坐专机飞昆明，事先既没有政府与党部给他甚么任务，戴笠岂有不先报告蒋的道理？说汪精卫是潜逃出重庆，断不可能。汪到了昆明，龙云还有电报来报告蒋，如蒋要阻止他，是绝对做得到的。”
历史是公正的，但由于历史中的权势者经常玩弄各种手段，掩其罪责或丑行，致使历史留下了许多“千古之谜”。然而，一切玩弄欺世盗名手段的政客，则是无时而安的。就说已经乘坐上飞往昆明飞机的汪精卫吧，他那惴然而恐惧的心不但加速了跳动，而且他又不能不于惊恐中，再想一想和蒋介石分道扬镰的起因。对此，陈璧君的侄儿陈春圃作了如下评述：
说到汪精卫要当上敌酋的对手，不用说与蒋介石的根本利益是冲突的，蒋要当“儿皇帝”的意愿与行动在汪的心目中是极其清楚的，不然派高宗武远涉重洋的试探又何为何来？现在汪既然插进一只手要取蒋而代之，蒋怎能放过他。蒋介石并不恨汪公开主张投降，谁也知道汪自逃离重庆以后，蒋自始至终无论在公开场合或私底下从来没有骂过汪精卫一句，这是事实；同时也足以说明蒋、汪的投降思想是彼此心照不宣的。……其实汪精卫也知道要当上“对手”只有在暗中争夺，为着不致落空，所以非先逃离重庆不可。否则谈不上响应近卫声明，而近卫声明之发表是有预定时间的，要响应又非在时间上作恰当的配合不可，否则过时太久成为明日黄花就不对劲了，因此潜逃日期就成为极关重要而又极应保密的事。成群结队的离渝是引人生疑的，所以群丑们商定分散逃脱的办法：周佛海先飞昆明，名义是视察宣传，过了几天陶希圣又飞昆，而陈公博其时是国民党四川省党部主任委员，则约定与汪精卫同一天自成都径飞昆明再行会合。我则护送本来在重庆南渝中学读书的汪的幼子文涕和幼女文拘飞昆，让他们转飞河内回香港，我则留在昆明与周佛海联络，并专候汪飞昆日期的电报通知龙云接他，另代定由昆明赴河内的滇越铁路挂车包厢，以便把全部逃脱的人装运河内。
汪精卫终于又回到了现实中，历经再三的思索，他依然是同意这样的结论：和蒋介石分手的抉择是正确的。出逃的计划虽然一变再变，但回过头来一看：还算是周密的。因此，他那薄雾淡抹的脸上，又浮现出一丝丝**的笑容。
这时，飞行小姐用那清脆而又甜美的声音报告昆明机场就要到了。汪精卫和陈璧君不约而同地对视了瞬间，二人那惆怅的表情渐渐逝去，旋即又会意地点了点头。似乎他们在无声地告慰：“啊！我们总算成功了……”
或许是汪精卫过于心虚，过了一会儿，他又身不由己地向陈璧君挪了娜，俯首夫人的耳边，小声不安地问：“电报发给谁的？”
“春圃侄儿。”这时的陈璧君心无所优，侧首望着神色紧张的汪精卫淡然一笑，又小声地补充说，“我已经向他电告了你的意思：为了保险起见，只许龙云一人来接，此外千万不要告之第二个人。”
汪精卫放心地点了点头。
飞机就要降落了，临着机窗而坐的汪精卫习惯地侧过头，但当他隔窗发现机场上布满了人群之时，惊得下意识地“啊”了一声，旋即又惶然自语：“这是怎么一回事？……”
昆明为云南省省会。时主滇要人为龙云，人送绰号“云南王”。由于龙云出于珍域利益，一向支持汪精卫反蒋。
龙云为了确保自己在云南的统治，建立了一支忠于自己的滇军。同时，他依靠这支滇军和蒋介石周旋。这样，他必然和力主削藩裁军的蒋介石发生对抗。龙云虽然没有像桂系李宗仁、西北军冯玉祥、晋系阎锡山等地方实力派那样和蒋介石兵戎相见，但从本质上讲仍然是不愿被蒋介石吞并掉的。他为了云南的自立，在汪、蒋这组矛盾中，也必然赞同汪精卫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因此，龙云在军阀混战的年代，同情汪精卫也是在情理之中的！
但是，龙云在对待日本侵略的大节上，实事求是地说，基本上是好的。仅就抗战初期而言，他毅然出席南京国防会议，与朱德、周恩来等共产党人见面，受到巨大的鼓舞。他在国防会议上当即表态云南出兵二十万。同时，他“代表云南一千三百万民众爱国护国之赤诚及愿将全部人力物力贡献国家，决心为国家民族神圣抗战奋斗牺牲到底”。在威震日酋的台儿庄会战的疆场上，留下了一万多名滇军将士的英灵。对此，朱德曾说：“抗战军兴，滇省输送二十万军队于前线，转送物资，贡献于国家民族者尤多。”在龙云逝世以后，周恩来总理也感慨不已地肯定了龙云一生的三大功劳：反蒋、抗日、联共。
随着抗日战争节节失利，战和之争此起彼伏。况且蒋介石从来没有关死“和”的大门。在这极其复杂、且又极为微妙的政治氛围中，汪精卫借“和”自救，进而反蒋，是有着一定的迷惑性的。再者，汪精卫在逃抵河内之前，其降日的全部主张，连对陈公博这样的中坚分子都不曾详细披露，他怎么可能对龙云这样一个地方实力人物，合盘托出降日的计划呢？
然而，这并不等于说明对汪精卫的投敌，龙云没有任何一点察觉。就说他接到陈春圃转来的汪精卫的电文：只许龙云一人去机场迎近，千万不要告知第二个人。聪明的龙云就没有“遵旨照办”。诚如当事人记述的那样：“他一转身却遍告各厅、署、局长，而且各条街的商店也零星落落地挂起了所谓的国旗，可见是奉命欢迎的。”
另外，龙云事后还写了这样一段文字：“在他（汪精卫）未到云南的前几天，我接到国民政府文官长魏怀的电报说：‘汪主席将到成都和昆明演讲，到时希即照料。’我接到电报后，以为汪先到成都，故未即作准备。后来他突然直接飞昆，已经到了机场，我才得报，去机场接他。”
龙云这段文字有两个含义：其一，我欢宴汪精卫是奉命而为，有国民政府文官长魏怀的电报为证；其二，汪精卫是国民党的副总裁，作为部属应按礼仪行事，即使未来发生其他变故，不承担其责。
这就是龙云不“遵旨照办”的真意。
但是，这却吓坏了仓皇出逃的汪精卫。他惊恐不安地步下飞机，看见前来欢迎的是龙云，心虽然安了一半，可怒色依然挂在拉长的脸上。
汪精卫抵达昆明以后，是日夜和龙云见没见面，各说不一。
好在历史为我们保留下来。
1938年12月19日“龙云以汪兆铭经滇飞往河内呈蒋委员长之效电”：
重庆。蒋委员长钧鉴：督密。汪副总裁于昨日到滇，本日身感不适，午后二时半已离滇飞航河内。昨夜及临行时两次电详呈。职龙云。效秘印。
这通密电中所说的昨夜，即汪精卫一行抵达昆明之夜。而“两次电详呈”一句，明白地指出18日夜晚，龙云已经向蒋介石电告了汪精卫一行到滇后的详情。作为封疆大吏，在未得到总裁蒋介石的示谕之前，他无权擅自处置副总裁汪精卫。因此，从组织关系上说，他可以不负汪精卫过昆明而出逃的罪责。这就是历史记下的公正的结论。
是日深夜，汪精卫和陈璧君等人还谈了何时离开昆明的事情。陈春圃作记述说：“当陈璧君告诉他要准备明夭夭气不好万一不能起飞，要迫着改乘火车走的话，那到河内时没有人照应接车是狼狈的，因此已指定我趁翌晨发河内的火车先走，以备万一时，汪听了笑逐颜开地赞同，但说：不管坐的是什么，总之明天非走不可；呆下去要出事的。”
次日上午，龙云拜会了汪精卫，并记录了如下谈话的内容：“次日上午，我去看他。他说：‘我明日要到香港。’我间他：‘到香港有什么事？’他说：旧本要派一个重要人员来香港和我见面，商谈中日和谈问题，我要去看看他们是否有诚意。’我留他多住几日再去，他说：‘我还要转来的。’（我曾把他要去越南的事电告蒋介石。）”
19日上午9时，汪精卫和周佛海、陶希圣等人对乘飞机还是坐火车进行了研究。认为乘飞机较快而有危险，很容易受到空军飞机的拦劫；坐火车虽比较安全，但时间长，“需坐候两日”。因而在讨论时，他们一会儿决定乘飞机，一会儿又决定坐火车，“机软？车软？”在短短的二十分钟内竟然变化了七八次，最后仍决定“冒险乘机”。至于行装等；则由陈春圃坐火车押送至河内。
确定了出走越南的时间及方法之后，随之而来的是办出国护照，以及购买飞机票。汪精卫不放心地询间随侍亲信曾仲鸣：“随身带着护照了吗？”
“带着了。”曾仲鸣答说。
“志舟兄，”汪精卫亲昵地称谓着龙云的字，“在昆明办理赴越南的签证方便吧？”
“方便。”
“这很好，”汪精卫侧首看了看躬身而立的曾仲鸣，“你就辛苦一趟吧。立即办理赴越南的签证。”
“是！”曾仲鸣转身离去了。
接下来，汪精卫又想到了机票事宜。在他的心目中，由昆明办理赴河内的机票是轻而易举之事，因陈璧君的八弟陈昌祖时任昆明航空学校校长，由他经办此事是万无一失的。但不知何故，他被当地的瞥察拘押。多疑的汪精卫恐生意外，低沉地问：“志舟兄，今天下午有直飞河内的航班吗？”
“有！是下午3时的直航班机。”龙云答说。
陈璧君说：“我已托付在昆明航校任教官的侄儿陈国强，向欧亚航空公司总经理李景极先生商洽包定了一架专机。”
汪精卫无限感激地着了看陈璧君，似乎是在说：“你真是我的贤内助啊！
汪精卫那忐忑之心得以安定，旋即又和龙云随意地交谈起来。不时，曾仲鸣匆匆赶回，双手呈上办好签证的护照，高兴地说：“汪先生！一切办妥，请您过目。”
汪精卫俯首一看护照的颜色，顿时怒生满面，他大声地质问：“为什么是一份普通的护照？”
国民政府时期的护照分三六九等。汪精卫官居副总裁，他出国所持的护照，自应属于免检的最高级别。可是办这样的护照，必须由外交部最高当局签发。这样一来，就有可能引起主管官员的怀疑，向蒋介石报告，从而泄露了全部出逃的计划。所以，负责此事的曾仲鸣未敢冒此风险，通过关系，办了一份普通护照。
汪精卫听后依然余怒未消，认为党的副总裁持普通护照是一种污辱。他生气地说：“立即给重庆外交部发电报，训责他们为何给我发这样的普通护照？”
“是！”曾仲鸣知道尔今发电报，不会影响出逃计划，故而应命照办。
龙云为了缓和气氛，不慌不忙地站起身来，微然作笑地说：“汪先生，汪夫人，你们在此小憩片刻，中午我再为你们饯行。”
龙云离去不久，陈璧君因过分紧张顿感全身不适。她为了松弛一下，信步走出户外，想在花园般的庭院中做些轻微的活动。她刚刚走到花坛旁边，只见沿着甫路走来一位年近半百的官员，她先是惊得一征，继而又小声地叫道：“表兄，请留步。”
陈璧君称之为表兄的官员，就是青史留名的梁宇皋。梁宇皋原是马来西亚爱国华侨，是陈璧君的表兄，且二人自幼由双方父母包办订亲。就在他们相恋之时，汪精卫突然来南洋宣传革命。陈璧君很快就被汪精卫的纵才所俘，倾倒在汪氏的门下。梁宇皋这位留学英国，并获得法学博士的学究，不知是受西方自由恋爱的影响，还是有自知之明，他主动地请人说项，解除了和陈璧君的婚约，成全了汪、陈的婚事。后来，梁宇皋回国参加国民革命，在老同学王宠惠出任外交部长时，他也出任要职。前不久，因办理和法国的有关外交事务来到昆明；今天，他为了躲避和汪、陈晤面，想悄然溜之大吉。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又遇上了冤家陈璧君。
陈璧君唤住梁宇皋的目的是简单的：梁是她的表兄，在蒋介石的心目中自然是汪精卫的亲信。一旦汪精卫出逃到河内，蒋介石是不会放过他的。因而陈璧君深情地说：“表兄，我恳请你听我一句话：今天下午跟着我们飞赴河内。”
虽说梁宇皋清楚汪精卫和蒋介石的恩恩怨怨，但他并不知道汪精卫突然去河内的原因，近似本能地问：“去河内做什么？”
“这不用你管，”陈璧君望着就要转身离去的梁宇皋，“请相信我这个表妹吧，我不会带你入地狱的。”
“谢谢你的好心，”老实、持重的梁宇皋唯恐再看见汪精卫，边说“再见！”边快步离去了。
“表兄，将来可不要后悔骂我啊！”
“谢谢！我一点也不后悔。”梁宇皋加快了步伐，很快走出了大门。
陈璧君依然凝视着那座门楼，枪然之情打心底生起。瞬间，她又想起行前和汪精卫说过的这段话：“您不是一个‘民主集中’的信徒吗？这样的大事，为何不与他们商量？他们留在蒋网罗中，能不牺牲吗？”当时汪精卫说：“蒋是奸雄，我们行后，蒋还要重用他们，柔和他们，以孤立我。他们是严防，不会被害。我们现在尚无力保护他们，通知他们，才是牺牲他们。”但是，当陈璧君想到和梁宇皋的亲情，又禁不住地暗然自语：“他恐怕难逃蒋介石的毒手……”
此事不幸被陈璧君所言中。汪、蒋正式分道扬镶之后，蒋介石给龙云下了一道命令：逮捕梁宇皋。龙云一是反对株连九族之举，再是对梁抱有好感，堂而皇之地拒绝了蒋介石的命令。不久，梁被免去了政府要职，龙云就请梁做四公子的家庭英文教师。直到1945年9月，梁才得以陪着龙四公子赴美留学，搭机逃出中国，很快回到马来亚。
中午12时，龙云设午宴款待汪精卫、陈璧君、周佛海、陶希圣等人，并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下午2时半，汪等全部人员赴机场，龙云亲自往送。临行之时，汪精卫还向蒋介石发了一个电报，伪称因“飞行过高，身体不适，且脉搏时有间歇现象，决多留一日，再行返渝03时一刻飞机起飞，经一小时飞行，遂进入越南国境。
汪精卫一行飞抵河内，寄居在朱培德夫人的寓所，其他诸人寄寓都城饭店。不久，他们转往河内附近山中名为“丹岛”的避暑地。当地旅舍颇多，但此刻是冬季，除此一班人之外，别无旅客。诚如陶希圣所记：“汪的心神不定，日夜沉思，忽一日跌在地板上，将一腿跌伤。”
汪精卫为何如此心神不定，乃至于将一腿跌伤呢？那就是日方原定密约，答应发表的《近卫第三次对华声明》，至今仍无准确答复，他无法向重庆国民政府表明自己的政治态度。12月21日清晨，陶希圣等人终于为汪精卫带来了（近卫第三次对华声明）的文稿，汪阅后激动不已，当即给重庆时任行政院副院长的张群拍发了这则电文：
弟拟对和平及防共问题以去就争，事前因种种困难，未及征兄同意，故请对弟之行止，绝不必加以考虑。
陶希圣、周佛海等人阅罢电文面面相觑，谁也没有表示态度，但从他们那矜持的表情，似乎可以猜到他们都在暗然自问：“张群将此电文转给蒋介石以后，他将作何表演呢？”
蒋介石决定封锁汪精卫出逃河内的消息；汪精卫发表公开降日的“艳电”；蒋介石形成完整的处置汪精卫的方案
在蒋介石的周围，张群是出了名的亲日派。在对日“和谈”问题上，和汪精卫的看法比较一致。就说高宗武秘密赴日前的许多情节，他也是知情的。但因为他和蒋介石的关系太密，汪精卫的出走计划也只能瞒着他。而今汪精卫自河内拍发来了出逃电文，显然是请他转交给蒋介石的。他深知此举的政治分量，故当即用密码电报发往陕西武功。
12月18日，蒋介石在重庆向全体中央委员训话结束以后，遂飞往陕西武功主持军事会议。他接到张群转来的汪精卫的电文，据说大吃了一惊，悔不该轻易地否定了乔辅三等人的报告。但是，当他再冷静地分析这份电文，尚看不出汪精卫出走河内的真正目的，更预测不出汪精卫下一步真实的政治动向。为此，他陷入了异常的焦虑中！
或许是应了“祸不单行”这句话吧，12月22日又收到了如下这份近卫内阁第三次对华声明：
日本政府，本年曾一再声明，决定始终一贯地以武力扫**抗日的国民政府。同时，和中国同感忧虑、具有卓识的人士合作，为建设东亚新秩序而迈进。现已感到，中国各地，复兴的气势澎湃而起，建设的趋势，日盛一日。当此之时，政府向国内外阐明同新生的中国调整关系的总方针，以求彻底了解帝国的真意。
日、满、华三国应以建设东亚新秩序为共同目标而联合起来，共谋实现相互善邻友好、共同防共和经济合作。为此，中国方面首先必须清除以往的偏狭观念，放弃抗日的愚蠢举动和对满洲国的成见。换言之，日本直率地希望中国进而同满洲国建立完全正常的外交关系。
其次，因为在东亚之天地，不容有“共产国际”的势力存在。日本认为，根据日、德、意防共协定的精神，签订日.华防共协定一事，实为调整日、华邦交之急务。鉴于中国现实情况，为充分保证达到防共的目的起见，要求中国承认在防共协定继续有效期间，在特定地点驻扎日军进行防共.并以内蒙地方为特殊防共地区。
在日、华经济关系上，日本既不想在中国实行任何经济上的垄断，对理解东亚新形势，并相应采取善意行动的第三国的利益，也不要求中国加以限制，始终只求日、华的提携和合作发生实效。即要求在日、华平等的原则止，中国承认帝国臣民在中国内地有居住、营业的自由，促进日、华两国国民的经济利益，并且鉴于日、华之间历史上、经济上的关系，特别在华北和内蒙地区在资源的开发利用上积极地向日本提供便利。
以上是日本对中国所要求的一个大纲。如能彻底了解日本出动大军的真意，就能理解日本在中国所寻求的，既不是区区领土，也不是赔偿军费，其理自明。实际上，日本只要求中国作出必要的最低限度的保证，为履行建设新秩序而分担部分责任。日本不仅尊重中国的主权，而且对中国为完成独立所必要的治外法权的撤销和租界的归还，也愿进一步予以积极的考虑。
蒋介石反复读了几遍这篇声明，接着又看了一遍汪精卫拍发给张群的电文，他十分敏感地觉察到这二者之间有着某种默契。他明白事实果真如斯，事情就变得复杂化了！所以他立即做出决定：中断军事会议，赶回重庆。
蒋介石回到山城以后，据说他首先拆阅了汪精卫出逃前留给他的信件，内容全是旧话重提，没有一点新鲜东西，更看不出汪精卫和日本有何秘密勾结的迹象。接着，他又读罢汪精卫在昆明行前掩护出逃的电文，以及责难外交部没发给汪特殊护照的电文，他也没有发现汪精卫和日本间的异常关系。最后，他读罢龙云发给他的三通电文，恍然醒悟：欲知故乡事，须问故乡人。遂立即发电昆明，询问汪精卫出走的详情。
龙云深晓政治个中事，接蒋电文后当即复电如下：
汪先生此次匆匆离滇，曾以效电（19日）略呈在案……查汪到滇之日，身感不适，未及深探，其态度亦不似昔日之安祥，不无诧异。临行时，始道出真语，谓与日有约，须到港商洽中日和平事件，若能成功，国家之福，万一不成，则暂不返渝，亦不作为离开钧座之工作。职观其行，早有此种心理，惟关系甚大，未识在渝时与钧座切实讨论及此否？……
至此，蒋介石完全失去了查询汪精卫出逃内幕的线索。接下来，如何处理汪精卫出逃河内，遂又变成了蒋介石伤神费情、分外棘手的大事。
时下的蒋介石，不愿承认汪精卫业已投日的现实，因为他害怕汪精卫在日本卵翼下另起炉灶，再和他蒋某人唱对台戏。另外，他深知汪精卫在国民党内的地位以及在海内外的影响，一旦汪氏投降日本大白于天下，不仅影响前方将士抗日的决心，而且还会助长后方所谓“和平”派的嚣张气焰，结果势必等于灭了自己的威风，大长了日本侵略者的“志气”。预测未来，假如亲日的欧洲诸国承认汪伪政权，他蒋某人的领袖地位就受到了汪精卫的严重挑战。他思忖良久，忽然想起了这句古训：亡羊补牢，犹未为晚。遂毅然做出决定：严密封锁汪精卫出逃河内的消息。
但是，纸里包不住火，雪里藏不住人。汪精卫出逃河内的消息，很快为外电所播发。其中，尤其是德国广播的消息，说汪此次离开重庆，是代表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与日本谈判和平间题，这在海内外，特别是陪都重庆引起了极大的混乱。蒋介石为了洗白自己，同时也是为了向汪精卫继续输诚，劝其回归，决定12月26日，在国民党纪念周会上向党政军高级人员发表讲话。他在揭露和痛斥了近卫声明灭亡中国的诸种谬论后，对汪精卫赴河内一事也作了说明。他说，汪精卫此次去昆明途中，“忽又发现心脏旧疾与脉搏不良之症，遂赴河内抬疗”。关于汪精卫出走的性质，他认为汪“离渝转赴河内，实为转地疗养，纯系个人行动，毫无政治意味。此行不仅与军事委员会无关，即与中央与国民政府亦皆毫无关涉”，“外间一切猜测与谣言，国人必不置信”。
蒋介石为争取汪精卫及其一派，维持团结抗战的局面，他还有意地称颂汪氏“爱党爱国”，与他有“久共患难之深切关系”。同时，他还电告驻英大使郭泰祺，要他“迅向汪先生恳劝”。
为了策应蒋介石这篇熬费苦心的讲话，《大公报》还专门发了一篇社评。
蒋介石作出如上部署以后，心中依然没有底数，遂把心腹幕僚张群、陈布雷请到官邸洽商。出蒋介石所料的是，张群一进客厅，双手呈上一封信，格外小心地说：“总裁，这是公博先生自河内写给您的信。”
“啊！公博也跟着去了河内？……”蒋介石惊得失口而出，匆忙接过来信拆阅。对此，陈公博作了如下记述：“到了河内，我写了一封信呈蒋先生，托张岳军和朱骋先两位先生转呈，中间略述我的主张，并盼党能对汪先生宽大，使我能尽最后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