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昆仑既然去中央苏区无望，遂又安心在南京和上海为党从事既秘密又特殊的工作。他为了扩大南京读书会的影响，在南京举办“冬令讲学会”，他不仅自己亲临现场讲演，而且还亲自出面请社会名流章伯钧、陈翰笙等到会讲演，还发起“绥远抗日后援会”。这些活动不但激发了文化界和大学生的爱国热情，而且也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王昆仑由于社会地位不同，他不可能出面领导上述活动，而是通过读书会的骨干成员去组织。这些活动得罪了热心剿共的蒋介石，也必然成了中统、军统两大特务组织的眼中钉。不久，读书会的骨干成员和与读书会有关的进步青年共计九人突然失踪，他们是：汪楚保（即汪季琦）、狄超白、钟潜九、孙克定、华应申、潘斌（潘汉年的弟弟）、黄顺智、陶方古、吴文山。不久，就获悉这九人已被关进蒋记牢房。

上述九位青年多是南京革命活动的组织者，同时也是读书会的骨干分子，因此在南京青年尤其是在大学生中产生了很大的反响。加之这些被捕的革命青年在狱中声称爱国无罪，如不释放就死在狱中。所以，在南京很快形成了一个声援这九位被捕青年的爱国运动。王昆仑的妹妹王枫和这九位被捕青年过从甚密，关系又好，第一个找到哥哥王昆仑说明情况，并恳请出面营救这九位被捕的青年。

王昆仑虽然是立法委员，但他也不能不分青红皂白就去保释被捕的人员，更何况被捕人员是政治间题，且又多达九人之众！为此，他分析了这九位青年的社会背景，遂决定采取不同的方式进行营救。例如：汪季琦的哥哥汪东是中央大学文学院院长，王昆仑就设法通知汪东，请他出面保释弟弟汪季琦，如有为难处，他从旁相助；再如华应申，他是无锡人，王昆仑就请老乡长同时又是国民党元老的吴稚晖出面作保；由此类推，他又通过张继、军振等国民党元老出面作保，全部保释了被擒的九名青年学生。

与此同时，王昆仑清楚地知道，这九位青年学生多是无锡会馆的常客，而他自己则又是被捕青年来无锡会馆投奔的主人。就常理而言，他自己必然也成了特务关照的中心人物，他经过深思熟虑，并征得党组织的同意，决定从无锡会馆搬出。

冬去春来，江南一片春色。但是，自1934年的春夭开始，王昆仑就很少听到令人振奋的消息。是年6月，中统和军统两大特务系统倾巢出动，在租界工部局的配合下，一举破坏了设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局和江苏省委，中央局书记李竹声、江苏省委书记赵立人、全总党团书记袁孟超等六人先后被捕。其中李竹声自首叛变，并交出党的工作经费十万元向敌人买命。是年10月，敌人又根据李竹声提供的线索，先后逮捕了盛忠亮等九人，盛又叛变。敌人又根据盛提供的线索搜查了中央局机关，大量的机密文件落入敌手，又为来年2月再次破坏我党设在上海的地下组织提供了线索。简而言之，上海的地下党组织几乎全部被敌人破坏了！

王昆仑作为潜伏在国民党中枢机关的特殊党员，他很快就获悉中共中央局及其地下党组织遭破坏的消息。一旦和他保持单线联系的同志如王世英、曹亮、胡济邦等被捕―甚至进而自首叛变，他这位立法委员随时就有被捕的可能。因此，他过着抑郁愤愈且又提心吊胆的日子，真可谓是度日如年啊！

或许是又应了祸不单行这句老话，就在上海中央局第二次被破坏不久，中央红军未能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军事“围剿”，退出中央苏区，开始了被毛泽东同志称为“叫花子打狗―边走边打”的长征。更为严重的是，由于中央局数度被敌人破坏，中国共产党和第三共产国际失去了联系，散落在各处的地下党员只好各自为战，凭着党性在为苦难的祖国工作。王昆仑在这极其艰苦的环境中，也唯有和那些心照不宣的党员休戚与共，更加积极地投入到救亡抗日的时代洪流中去！

王昆仑毕竟是一位把信仰视为生命的政治家，他无时无刻不在关心长征西去的红军命运，因为他知道这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兴亡；另外，他还急切地盼望能早一天和第三共产国际恢复联系，唯有如此，中国革命才会成为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是年初夏，潘汉年和陈云相继自长征路上回到上海，绕道去苏联。据史记述，潘汉年到达上海之后，找到了他的弟弟潘斌，并通过潘斌了解了上海地下党的情况，潘斌还帮助潘汉年办了去苏联的护照。就常理而言，潘汉年留沪期间，有可能和王昆仑相见。即使未曾谋面，播汉年请弟弟办的出国护照，也只应是通过王昆仑这条渠道从外交部偷来的。遗憾的是，详细的内情随着当事人的仙逝永远地带走了！

就在送走潘汉年和陈云不久，时在上海塔斯社工作的钱俊瑞从外电中收到了一份重要的消息：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了第七次代表大会，提出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的国际统一战线。不久，他又从外电收到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起草的文件《为扰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一一即《八一宣言》。钱俊瑞认为此宣言十分重要，及时地交到了组织的手中。经研究，认为这是在新时期的行动大纲，很有必要向宁沪两地的地下党员传达，并按此精神执行。但是，在白色恐饰笼罩的南京和上海再也找不到安全的地方，怎么办？有关人士找到了王昆仑，请他解决传达《八一宣言》的安全之所。

王昆仑作为政治家，他非常清楚自己的处境：早就列入国民党特务的监视之中。但是，他自己―包括地下党的同志都不曾料到这位立法委员的处境是如此的险恶！多年之后，负责监视王昆仑的特务头子沈醉写下了这段文字：

抗日战争前，我在上海任法租界组组长时，便和这位王副市长（王昆仑时任北京市副市长）见过几次。他现在决不会记得，当年他从南京到上海，回到法租界辣斐德路辣斐坊（应是攻飞路故飞坊）家中时，经常看到在辣斐坊（彼飞坊）口的几个西装革履的青年中，便有我在内。当时他是国民党的立法委员，属于孙科“大子派”的骨干，可是他并不是在当国民党的官，而是在暗中搞反对国民党的革命活动。每次他从南京动身到上海，南京特务处便通知上海特区注意他的活动。所以他在法租界的活动，我就得负贵侦察、监视。

王昆仑虽然不知道戴笠派沈醉专门监视他的活动，但是他清楚无论是上海的王公馆还是南京新建的家，绝不适合作为地下党的活动场所。另外，他还清楚向上海、南京两地的地下党的负责人或党的重要成员传达《八一宣言》这样事关重大的文件，是不准出任何一点差错的！否则，留在宁沪两地的党员骨干就有可能被一网打尽。再者，奉命前来听传达的地下党员骨干至少有二十多人，在什么地方、找个什么理由可以骗过国民党特殊的监视呢？这的确是给王昆仑出了一道难题！

事有凑巧，王昆仑的父亲在无锡太湖之滨有名的奄头诸建了一座太湖别墅，早就说过要请亲朋好友到此一游，按照传统叫“温锅”，讨个吉利一一来的宾朋越多越兴旺。他想借此机会请宁沪两地的同志来无锡“温锅”助兴不很好吗？再者，王家在无锡是望族大户，又有他这个立法委员当保护伞，不仅不会引起当地特务的怀疑，而且说不定这些特务还会为这次会议当“保镖”呢！他把这一想法报告了地下党组织。

宁沪两地的地下党组织经过填密的研究，认为王昆仑的方案比较安全‘也可能是政治形势过分严峻的原因，为确保大会的安全，预防一切不测事件的发生，遂又问王昆仑：

“还能再找到一个去无锡的理由吗？要知道，此行多是一些很有身份的人啊！”

王昆仑想了想，顿时愁颜尽逝，笑着答说：

“阳历八月，恰好是太湖有名的水蜜桃成熟的季节，我可以学着王母娘娘开蟠桃盛会的办法，请大家到太湖来做客。”

“好！宁沪两地的神仙准时赴会。”

王昆仑和宁沪两地的地下党组织又经过再三研究，认为去太湖之滨传达《八一宣言》是万无一失的方案。因此，商定时间，分路而行，齐聚落头诸太湖别墅。

但是，不知何因，如此秘密的一次活动，竟然又被军统特务的狗鼻子嗅到了，并提前做了布置。请看沈醉的回忆：

记不清是从什么方面得来一个情报，当南方有名的水蜜桃正值成熟的时候，这个王委员（即王昆仑）将在无锡太湖滨他家的奄头诸太湖别里请客，去的客人都是些反蒋革命人士，并有中共地下党领导人参加。这在当时是扣当重要的情报，也是戴笠认为最适合逮捕王昆仑的时候。因为他不但进行秘密反蒋活动，而且在一些公开场合中，也敢于指责蒋介石和国民党的倒行逆施。他的名字早就上了特务处的重点黑名单。那次得到的情报是，他将以请客游园为名，实际上是要召集一次秘密反蒋的重要会议。所以戴笠命令我率领一个组的特务十二名，分成三批，先后去布置、侦察，必要时，即全部予以逮捕。

那次我是第一批率领四名特务先去无锡，与特务处江苏省站无锡组组长盛某取得联系，由他领着几个当地的特务协助我。可能是由于情报日期不准确，或是他们临时改变了，我带去的人两天内都到齐了，而太湖别壁里还是那样安静。我有点急了，便和盛某通过他的一个组员（该人与别壁的花木工是亲戚关系）暗中进去侦察了一次，发现有请客的准备，才安心等在附近。

对此，王昆仑丝毫没有察觉。而地下党的负责人也没有察觉。就是前来赴会的所有同志都没有察觉。他们按照预先约定好的时间、路线，大摇大摆地赶往无锡；提前赶到无锡的主人王昆仑和妹妹王枫等一会儿在车站，一会儿在码头，喜笑颜开地把前来赴会的各路“神仙”迎进奄头诸太湖别墅，准备参加以王昆仑的名义召开的“蟠桃大会”。

正当王昆仑以主人的身份欢宴来自宁沪两路的神仙的时候，沈醉等特务也忙个不停。请看沈醉的回忆：

约在我们到无锡的第五天，上海方面来的人，也分批到了，首先去的是王昆仑和他妹妹王枫等，接着有吴茂荪、孙晓村等人，常监视王的两个组员都认识这是常去辣斐坊（仗飞坊）王家的客人。另有几位都是穿着讲究西装的中年人，哪一个是共产党的重要人员？谁也弄不清楚。这时我考虑再三，不敢随便动手。虽然盛某已和无锡誉察局等都联系好了，逮捕时，会出动誉察来协助，但逮捕什么人却没有敢告诉他们。因为王家在无锡一向受到当地士绅和群众的尊敬，一旦走漏风声，就会出问题。我当时考虑得最多的是出发前，戴笠一再叮嘱我，一定要把那个共产党的重要人员抓到。否则，孙科系统的人会大吵大闹的。没有抓到共产党要员，或者那个共产党要员没有去，就不可轻举妄动。我估计即使那个共产党的重要人员去了，他身上决不会携带什么文件或足以证明他是共产党的任何东西，而我们所认识的几个，都是当时社会上的名流，万一全都抓起来，没有找到证据，那么，随便逮捕立法委员的这个贵任，我可担不起。特务处的书记长唐纵在戴笠离开南京时，他下令逮捕过几个搞反蒋活动的改组派，结果汪精卫出面大闹一顿，欺笠除立即释放了被捕的人，还将唐纵徽了职。这一教训对我来说是有很大启发的。我当时唯一的希望，是通过无锡组那个特务的亲戚，去了解这些人在大湖别里内的活动情况再进行研究。得到的消。息，除了知道他们吃饭和品尝水蜜桃外，谈话的内容却不知道。我便决定宁可挨骂不去冒险。因为太没有把握，对方又都是一些惹不起的人，万一抓起来而找不出他们与共产党往来的任何证据，怎么下台？“捉虎容易放虎难”。我便没敢去冒风险，好在他们也没有停留多久，又都走了。我便把带来的人打发回上海，自己去南京见戴笠，说没有发现有重要的共产党人去参加活动，所以不敢随便抓这些人。他也只是叫我继续注意侦察、监视王等在上海的活动。

王昆仑等并不知道这幕后的戏剧，他们都真的认为来到了世外桃源，在太湖别墅中一边品尝着江南有名的水蜜桃，一边听着传达《八一宣言》，并有声有色地进行着讨论。

自从中央局书记李竹声被捕叛变以来，宁沪两地的地下党组织就像是失去父母的孩子，在国民党的政治中枢南京和东方冒险家的乐园上海战斗着。对和错？完全靠自己去判断。而今，他们虽然无法和在长征途中的党中央取得联系，可他们终于听到了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指示，听到了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声音―那就是有名的《八一宣言》！

但是，如何在国统区落实《八一宣言》的精神呢？王昆仑又陷入了新的思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