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昆仑加人中国共产党以后，根据党的指示，他全身心地投入到秘密的工作中。为了确保在国民党中枢机关得到党所需要的情报，并能保证他的真实的政治身份不被国民党的特务机关侦知，他依然以国民党右派的政治面貌出现。为此，他表面上不仅继续和他捻熟的右派元老时相过从，而且还和各地方实力派尤其是派驻首都的代表频频交往。实事求是地说，王昆仑不仅向中共中央提供了国民党上层方方面面的军政情报，为中共中央一些政治决策提供了依据，而且对这些地方军事实力派领袖人物的思想转变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王昆仑在一般的国民党人的眼中，又是一位激进的抗日派。如果他突然放弃救亡抗日的政治色彩，必然会引起怀疑。为此，他一方面为了应付国民党―主要是特务的视听，一方面又想影响、团结更多的年轻人走上正确的革命道路，他请示党组织并得到了同意，决定创办南京读书会。

王昆仑晚年曾多次谈到创办南京读书会的事。据他的回忆是在入党前后，他向卢涛、王世英同志汇报说：“我在南京搞了组织，叫‘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有意组织进步青年学习马克思主义。”卢涛和王世英均不赞成，认为政治色彩太浓。遂改为读书会。

王昆仑为了扩大读书会的影响，请在南京中央大学读书的妹妹王枫介绍更多的进步青年参加。为了掩人耳目，他还利用节假日搞郊游和爬山活动，打出的口号也是冠冕堂皇的：为准备救亡抗日进行军训和健身。实质上呢，他则是利用这样的机会向进步青年宣讲国内国外的政治形势，使更多的人投入到救亡抗日的洪流中去。

王昆仑的言行虽然没有暴露其政治身份，但依然引起了军统特务头子戴笠的重视。在这期间，蒋记国民党为确保“攘外必先安内”国策的执行，在其统治区―尤其是南京和上海大搞白色恐怖，不少共产党的地下组织被破坏了，很多党的优秀干部死在敌人的屠刀下。为了王昆仑的安全，也为了保证党的白区工作能正常运行，卢涛和王世英专门和王昆仑谈了一次话：

“为了便于工作，我希望你经常到上海去，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我们来南京见你。”王世英开门见山地说。

“可以，”王昆仑沉吟片刻，又问道，“我们在上海什么地方见面？安全间题有无保证？”

“你可否在上海搞个小公馆？最好把你在无锡的太太也接到上海去？”卢涛似有准备地说。

其实，王昆仑早有此想法，但那时并不是为了方便党的工作。当时，他的妻子范映霞在无锡一住就是三年，原本和王家长者、同辈间的矛盾日趋尖锐，几乎到了再也无法共处的地步了！每次王昆仑由南京回无锡小住，不仅享受不到一点天伦之乐，而且必然要和范映故大吵大闹，搞得他上无法当孝子，下不能对兄妹。再者，范映霞又生了一个既乖又漂亮的女儿，几乎成了王家―尤其是王昆仑掌上的明珠。从某种意义上说，王昆仑回无锡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关照大女儿金陵读书，和呀呀学语的小女儿玩耍。他为了根本解决范映霞和王氏家族的矛盾，同时又能经常见到两个可爱的女儿，曾几次动议在上海建立自己的家。而今，党组织出于工作的需要，希望他这位国民党的立法委员学着其他达官显贵的样儿在上海建公馆，因此，他当即答说：

“我近期就在上海建立公馆，到时我再通知你们地址。”

“好，好！”王世英是个痛快人，当即又说道，“你可以定期去上海，借口是度周末。”

这就是设在上海法租界霞飞路霞飞坊王公馆的由来。

接着，王世英和卢涛又突然要求王昆仑交女朋友，而且要在上海、南京两地广泛地交女朋友。当时，王昆仑的直感是：国民党上层的官僚、政客为显示其身份和地位，都学着西方人的样儿租女士、小姐厮混，自己不应独善其身，而应同流合污。目的是便于为党更好地工作。因此他欣然应允。但是，出他所料的是，王世英和卢涛还给他介绍了一些女中豪杰，如胡愈之的夫人沈兹九、章伯钧的夫人胡子婴，以及和国民党上层有着各种关系的胡济邦等。到这时，他又感到党组织有意让他关注妇女工作。所以他当即说道：

“我在南京和上海有不少女朋友，如曹孟君等人就是很优秀的。我愿帮助她们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出王昆仑所料的是，卢涛和王世英都赞成他和曹孟君加强联系。这时，他虽然尚未和曹孟君发生后来的爱情关系，但他凭借自己的政治敏感，猜到了曹孟君有可能就是共产党。之后，王昆仑果真和妇女界的领袖人物广为交往，并利用妹妹王枫、王素的关系，和不少进步青年女性也加强了来往。关于他在南京、上海从事妇女运动的作用，当时在女性领袖人物中有这样一句戏曰：

“我们是在从事妇女运动，而王昆仑是在运动我们妇女。”

王昆仑很快在上海法租界霞飞路霞飞坊建立了王公馆，并把妻子和两个女儿从故乡无锡接到上海，成为王公馆常住的主人。王昆仑平常在南京立法院上班，主要做孙科以及其他派系的工作，有意了解国民党上层的动态。每隔两个星期，王昆仑自南京来上海和家人团聚，借此向中共上海中央局有关接头人汇报所掌握的重要情报。有关王昆仑在这期间从事情报工作的情况，他的另外一个接头人曹亮同志做了如下回忆：

1933年或1934年我在上海工作时，在田汉同志家中见到王素，以后又认识了王素的大哥王昆仑。他当时是国民党的立法委员，但谈吐之间使我觉得他不像一般的国民党人，经常流露出对我党进步活动的理解与支持。我向潘汉年同志汇报了这个情况，并询问王昆仑的政治背景。潘汉年同志说，王昆仑是我们的人，是党员。他能接近南京政府的上层，并跟反蒋的军界人士如桂系、刘湘、韩复集、石友三等有来往。以后，潘汉年同志正式给我任务―与王昆仑接头，听取他的报告，并布置一定任务。这一段期间，王昆仑经常往返南京上海，几乎每两周一次，在陕西路长安饭店与我见面，他向我谈到的国民党内部政情动态，对我党大有裨益，因此我每次都写成报告交给“老大爷”（老太爷不确。在党内指向忠发，而向远在1931年6月22日被捕叛变，并于24日被国民党枪杀。此处应是“小开”。小开是潘汉年的代号）。

是年秋天，王昆仑由南京到达上海，在长安饭店等候他的是卢涛，他向卢汇报完南京的情报之后，卢严肃地说道：

“昆仑同志，我们有几个同志要出去，是来自浙江、江苏各地的，先绕道去北方天津、大连等地，然后再出去。你有办法搞到出去的护照吗？”

王昆仑清楚所谓出去就是出国，否则是不需要护照的。而此时中共出国的地方又一定是苏联。那时的中国人去苏联是要冒很大政治风险的，因为这一行动就有可能被戴上亲苏的帽子。自然，什么样的中国人才亲苏呢？不用间，十有八九是中国共产党人。所以，有些人就是因为办去苏联的出国护照而被捕、坐牢。时下，中共上层人士多数都上了国民党特务机关的黑名单，如按正常手续办出国护照，恰好为特务机关提供了逮捕的线索，因此这条路是绝对不能走的！但是，没有盖有国民政府外交部大印的护照，想去苏联唯有偷越国境一途。在那时，无论是走沦为日本殖民地的东北，还是西出新疆，都是极其危险的。怎么办？只有从国民政府外交部护照科中偷护照，填上假的身份，贴上经过化装的出国人的照片，再盖上国民政府外交部的大印，才能确保出国人员的安全。办这种事―愉国民政府外交部的护照，也只有王昆仑这样有身份的国民党立法委员才有可能。但王昆仑却从未干过和偷字有关的事，因而他听后一怔，没有立即回答。

“有困难吗？”卢涛有些焦虑但声音却很小地问。

“让我想想看。”王昆仑答说。

“不是想想看，而是一定要办到！”

“几天内要我办到？”

“越快越好广

王昆仑没有说什么，只是微微地点了点头。

王昆仑当听说要他偷护照的那一刹那，他就想到了上边说到的那位胡济邦女士。胡和王昆仑―尤其是和王的两个妹妹十分熟悉。胡在南京期间，王昆仑曾利用职权帮过她的忙。时下，胡在外交部护照科任科长，由她帮办是最合适的人选。但像这样机密的大事如何向胡说呢？胡万一不办。又会发生什么情况？这的确需要王昆仑做各种试探。

胡济邦因俄文水平不错，十分向往苏联，并有意和进步人士交往。也就是在王昆仑入党不久，她通过另外的渠道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王昆仑问她可否搞几本护照之后，她就猜到了王昆仑要护照的用途。因此，她半开玩笑地说：

“堂堂国府的立法委员需要出国护照还不容易？需要几本？我明天就给你送来。”

王昆仑真是大喜过望！没有想到如此轻易地搞到了出国护照。据当事人胡济邦回忆，她先后帮王昆仑从国民政府外交部偷了十六本护照。建国以后，周恩来谈到此事，还当面表扬王昆仑：“多亏了你们搞到了出国护照！”

搞到护照很难，但是把护照由南京安全地送到上海，并交到有关人士的手里，则更是要冒很大风险的。也就是在这前后，内线的同志获悉：军统头子戴笠已经把王昆仑列入了黑名单，并委派监视宋庆龄女士的沈醉兼管王的工作。如果在去上海的客车上发生意外，后果将是不堪设想的。为此，胡济邦扮做王昆仑的情人，二人同乘一座包厢，堂而皇之地去上海度周末，车抵上海火车站以后，王昆仑把胡济邦安排住在东方饭店，自己带着护照住在青年会，安全地把护照交到了接头人的手里。对此，王昆仑和胡济邦都很满意，一直认为用假扮情人的手段，瞒过了监视王的军统特务沈醉。

多年之后，沈醉回忆说：王昆仑和胡济邦相偕去上海的事情，在他们二人尚未到上海就知道了，他奉命守在敌飞路妓飞坊王公馆的周围，窥探和王来往的人。但出他所料的是，王昆仑和胡济邦没有回家，他以王和情人在外夜宿为名做结，并给戴笠打电话做了报告。

不久，王昆仑在南京获悉：蒋介石为落实他的“镶外必先安内”的既定国策，从全国调集大军，准备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军事“围剿”。并从纳粹德国请来了以塞克特将军为首的军事代表团，制订了全新的战略计划，扬言要**平中央苏区，把红军完全消灭在红色根据地中！他深感情况紧急，立即通过关系约见主持南京工作的卢涛同志。出他所料的是，卢涛于日前去了上海，并给交通员留下话：

“有急事可来上海找我。”

王昆仑听后一怔，几乎是本能地发出这样的自问：

“卢涛同志为什么突然要去上海呢？……”

卢涛同志此次东下上海，是奉中央局军委之命成行的。而且也是和粉碎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军事“围剿”有关。简而言之，正当上海中央局密切关注敌人动向，迫切需要得到有关第五次军事“围剿”情报之际，早已和我党建立关系的老同盟会员莫雄将军找到了接头人，告之蒋介石已经委任他担任江西第四专区专员兼保安司令，他请求地下党为他配备得力的干部。中央局经过缤密研究，决定派有军事指挥才干的卢涛同志出任莫雄的参谋长。同时，还要求卢涛同志尽快搞到敌人第五次军事“围剿”的全部作战计划。因此，他怀着依依之情对王昆仑说：

“我要去那边一段时间，今后你就直接和世英同志联系。”

王昆仑清楚去那边的含义，就是去红军活动的苏区。他一听就像条件反射似的引发了他藏之心底的念头：离开这雌旋的南京国民政府，像毛泽东、周恩来那样组织军事武装，和蒋家王朝争天下。他心情沉重地对卢涛说：

“当我获悉廖仲恺的公子廖承志被蒋介石逮捕之后，我真想和序夫人一道打上府去，找他算账，当我惊悉杨杏佛先生被暗杀之后，我真想从南京出走，到那边去扛起枪，当普通一兵！你就要去那边了，能带我一块儿去吗？”

对于王昆仑这种心情，卢涛是完全了解的，因此，他很坦率地对王昆仑说了如下这段话：

“去苏区，还是留在南京，这要权衡对革命的实际利益来决定。你去中央苏区，只是普通一兵；而在南京却可以发挥很多人无法起的作用。共产党在群众运动中可以唤起千军万马，但要在南京城里为党培养个‘国民党立法委员’为革命工作，恐怕十年八年也难得培养出一个来。党希望你长期从国民党内部来反对反动的国民党，反对独夫民贼，为中国革命做出特殊的贡献。”

王昆仑告别了卢涛同志之后，遂又约见时任中央局军委负责人的王世英同志。王世英听了王昆仑的汇报之后，有些沉重地说：

“你曾在潮州分校工作过，又曾出任过国民革命军政治部秘书长，军界一定有不少关系，能不能在最短时间内，搞到一份‘围剿’中央苏区的战略计划？”

王昆仑没有说什么，只是微微地点了点头。

为了便于开展情报工作，胡济邦还打进兵工署署长俞大维家中任家庭教师。由于胡长相漂亮，且又善社交，深得俞大维一家的喜欢。加之胡又是经国民党元老覃振等介绍入党的特别党员，俞对她从政治上不仅不加防范，而且有时还和胡谈论一些党国大事。因此，王昆仑认为交由胡济邦完成偷第五次“围期”中央苏区的战略计划是可行的；遂向胡交待了任务。

胡济邦接受任务不久，俞大维奉命上庐山开会，两天后又返回南京，并洋洋得意地告诉胡济邦：

“蒋委员长在庐山召开了军事会议，部署了进剿共军的战略计划。我看啊，活跃在湘鄂赣一带的红军就真的成了秋后的妈炸了！”

由此，胡济邦知道了俞大维上庐山开会的内容。按常规，兵工署长是一定知道战略计划、兵力部署的，否则他无法向各部提供军火。为此，她寻机找到了俞大维自庐山带回的全部军事文件，用特殊的照相机进行了拍照。然后，她和王昆仑又扮做情人东下上海，安全地把洗好的胶片交到了王世英的手里。王世英紧紧握住王昆仑的手，十分激动地说：

“你们为党立了大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