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昆仑告别六朝古都南京的心情是异常复杂的。在回归故里的车上，发生在石头城中的那一幕幕惊心动魄的救亡悲剧，在他的脑海屏幕上演个不息，使他不能不从这些主演救亡悲剧的主角身上问个为什么？

这些年来，王昆仑虽然反对中国共产党，但他有很多北京大学的同学和先生却是共产党的领袖人物。有的被北洋军阀杀害了，有的被蒋介石、汪精卫等国民党屠杀了，然而他们不仅没有被斩尽杀绝，反而在青年学生中发展壮大起来。

每当说到共产党，他就条件反射似的想到两个人：一个是曾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的毛泽东，一个是曾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对于毛氏，王昆仑知之较多，他不仅认识其泰山杨昌济先生，而且还知道毛氏的发妻杨开慧，自然也知道毛本人在北大图书馆供职的往事。使王昆仑难以理解的是：毛氏为了践行其革命理想，毅然抛弃国民党的中央执行委员兼宣传部副部长之职，跑到井冈山当山大王，带着一批泥脚杆子和蒋介石的百万大军角逐天下―且在蒋介石的军事“围剿”下越来越壮大，这到底都是为了什么呢？说到周恩来，王昆仑知道的更多一些：周的弟弟周恩寿是王昆仑在南开中学任教时的学生，王氏相识已久的邓颖超是周恩来的革命伴侣；说到周在黄埔军校任政治部主任期间的为人和政绩，他远在潮州分校任职的时候就听说了。同样令他不解的是：周恩来为什么要和蒋介石、国民党决裂在南昌起义呢？又为什么冒着生命的危险在上海和军统、中统斗法呢？王昆仑的结论只有一个：

毛、周是为了在中国践行共产主义的理想。

由此，王昆仑想到自己为了践行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而加入国民党，为了自认为是无限忠诚于孙中山先生的弟子，敢于参加西山会议派反对所谓的国民党左派。时下，他认为国民党完了，蒋介石变成了当今的袁世凯，再也肩负不起抗日救亡的民族大任。而全国的工农大众，尤其是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不仅同情或倾向共产党，而且还把救亡抗日的希望寄托在共产党身上，这又是为了什么呢？接着，他又反问自己：“我对共产党知之有多少呢？”这时―也只有这时，他才感到自己对反了近十年的共产党几乎是一无所知。为此，他决定回到无锡的第一件事，就是潜心研究共产党信仰的理论马克思主义。

王昆仑回到无锡，再也无心观赏美丽的太湖，一头扎进书斋，集中研读不同文本的马克思原著，与昔日自己学习的西方哲学著作进行比较。或许因为他是学哲学的，对理论间题有着特殊的爱好，很快他就被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所吸引，进而被俘获。接着，他又把马克思主义和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进行比较，他感到这二者之间有着某种共同的东西。也只有在这时，他才认识到自己坚持孙中山先生的旧三民主义反对以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为其特征的新三民主义是错误的。

王昆仑是一位注重名节的儒风很重的革命家。换言之，是可以为主义而献身的人―尽管其改变主义信仰的过程是异常痛苦的！时下，他的思想开始由三民主义向马克思主义转化，却不知高举马克思主义大旗的共产党对自己这样的人如何看待。但他却暗自下定决心，按照他自认为能救国的主义去办。

王昆仑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更希望用自己变化的思想去影响国人，并借以实现救亡图存的爱国之志。用他的话说：像孙中山先生那样做些唤起民众的工作。为此，他想到了办报。

那时办报，第一个条件是要找到志同道合的办报人。为此，他通过当年在天津南开中学的学生、曾在他父亲王星如先生做无锡税务所长时任科长的王雨岳等人，找到无锡“青蛙话剧社”的成员孙翔凤等青年。初次见面，“大家都很坦率和热情，一席话谈得很投机。此后，我们就成为姚宝巷王（昆仑）家的常客”。另外，王昆仑家有架无线电收音机，在那时还是罕见之物，它能收听上海、南京广播的当天战事新闻。已经成为王家常客的上述青年也经常去收听。在王昆仑的诱导下，大家逐渐认识到：“这些消息倘能公诸于众，是无锡社会需要的。”在此基础上，“有人提议利用这些消息印发报纸，以供社会需要”。经过多次议论，遂商定办一张新型的报纸。报名就定为《人报》。

办报的第二个条件―或许是最重要的条件就是经费。当时，团结在王昆仑周围的青年人多为自食其力者，谁也拿不出一笔钱来创办报纸。再者，办这样一份新型的《人报》不仅得不到资本家支持，而且在相当一个长的时间内是要赔钱的。怎么办？王昆仑答应每月筹措《人报》所孺的一百五十元大洋。当大家一致推选他出任《人报》的社长时，他却不愿公开担任。为便利工作，他又举荐曾做过县长的表兄龚念的担任《人报》的社长。

王昆仑不仅充任《人报》的精神和物质的强大的后盾，而且还化名为《人报》写了不少文章，把自己的思想公诸于众，并以此影响、启迪并服务于故乡的人民。

王昆仑在故里蛰居期间，历经近十个月的读书思过的修身，终于在马克思主义之火的锻冶下，抛弃了过去矢志信仰的理论以及追求的所谓革命理想。初步认为：马克思主义是比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更为高明的学说。但是，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是否比以三民主义为革命方向的国民党好呢？王昆仑没有―也不可能在这时得出结论。他的直观印象是：共产党领导下的红军受穷苦的老百姓欢迎，并且高喊抗日救亡的口号；而昔日打倒列强除军阀的国民革命军，业已变成新军阀蒋介石角逐天下的工具，不敢抗御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他在这时萌生了这徉的念头：只要中国共产党真心抗日就跟着共产党走！

提到共产党，王昆仑自然知道恩师李大钊等人的下场，他也不会忘记自蒋介石“四……二”大屠杀以来，有多少共产党人死于蒋记国民党的枪下。另外，他作为国民党的要人，也清楚有不少中共领袖人物如顾顺章、向忠发等人的叛变，给共产党―尤其是上海地下的共产党所带来的损失。而像他这样一个曾是西山会议派的骨干分子，并积极赞成分共的国民党上层的新贵，突然转向共产党，暂且不说需要多少勇气和冒何等的危险，就说共产党又会怎样看待自己的行为呢？他再次陷入极度的矛盾之中。

王昆仑历经长时间的精神痛苦和思想斗争，遂毅然做出决定：为了危亡的祖国，为了苦难的中华民族，放弃个人的荣辱，本着朝闻道夕死足矣的先哲遗训，向共产党靠拢。

同时他也清楚，要想找到能介绍自己这样的人加入共产党的人，只有到南京、上海去找。是年初冬，正当王昆仑欲告别故乡之际，已经出任国民政府立法院院长的孙科派人送来了委任书：委任王昆仑同志为国民政府立法院立法委员。

王昆仑接此委任状并无欣喜之感，因为他知道自己是太子派的中坚力量，太子孙科出任立法院院长，自己当立法委员是顺理成章的事。他为了尽快找到共产党，遂借此打点行囊告别无锡，去南京立法院上任了！

王昆仑回到南京不久，蒋介石为自己重登“九五之尊”制造舆论，于12月15日召开了国民党第四届第三次中央全会。蒋介石在会上公然提出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既定国策，并写入第四届第三次全体会议宣言中。

王昆仑知道“安内攘外”一词，源于甘做儿皇帝的石敬塘之口。蒋介石如此而为的目的或曰结果，必定是当日本人的儿皇帝，而六年之后的汪精卫恰恰是按此道路滑下去的。

国情的发展，不幸被王昆仑所言中。国民党第四届第三次中央全会闭幕刚好半个月―1933年元月6日IH本军队进攻山海关，遂揭开了长城抗战的大幕。由于蒋介石用重兵在江西等地进行所谓剿匪，再加之张学良防御长城一线的东北军战斗力极差等原因，致使中外关注的长城抗战不足两个月―3月4日以承德沦陷敌手为标志而告负。结果，张学良做了蒋介石的替罪羊。另外，蒋介石委派亲日大将何应钦等人进驻北平，未来华北的命运就可想而知了。

也就是在这半壁江山即将沦落敌手之际，王昆仑对业已为之奋斗整整十年的国民党完全失去了信心！与此同时，他横下了一条心，为寻求新的救国之路，在南京寻找中国共产党！

南京是蒋家王朝的政治、军事中心，军瞥宪特―尤其是中统和军统这两大特务组织系统密布各地，就像是无形的眼睛在时时盯着反对蒋介石的所有对手。王昆仑十分清楚自己的处境，像他这样和蒋介石唱过多年对台戏―而且时下仍属于太子派的骨干分子，早已上了中统、军统监视的黑名册，即使不和共产党有政治关系，也难保自身的安全；而今他竟然在铁幕之中像瞎子一样寻找共产党，其政治风险是何等的大啊！他出于诸多方面的考虑，细心地分析周围的国民党要人，认真地选择谁有可能是共产党―或间接认识共产党。最后，他想到了左恭。

左恭，系湖南人，一直在国民党政府中任职。据王昆仑回忆，早在胡汉民供职南京时期，他就和左恭相识。王此次由故乡无锡返回南京就任立法委员，左恭在其湖南同乡肖同兹（时任宣传部副部长兼中央通讯社社长）手下任职。由于王同肖称熟，遂又由肖的原因和左恭时相过从。多年之后，王昆仑对这时左恭的评价是：“左恭和其他国民党中央党部的人作风不同，我也不同‘左很谨慎，不多表示。还认识一些人，也反对cc，反对黄埔系……这样，就交往多了起来。”有一次王昆仑问左恭：

“你还和些什么人可说话？”

左恭没有正面回答，沉吟片刻反问道：

“清问，你常和什么人来往？”

“孙科院长。”

“还有呢？”

“于右任，于胡子。”

“还有吗？”

“有之”王昆仑自然清楚左恭间话的本意，想了想，答说，“都是一些对国民党失望的人。”

又经过一段交往，用王昆仑事后的话说：“他慢慢知道我了，但仍很谨慎。”他用商量的口吻说：

“我倒认识几个人，可以和他们见见面。”

或许是王昆仑过分急切想找到共产党，或在他心中认为左恭就是一位地下的共产党，他直奔主题地问道：

“他们是不是共产党？”

多年之后，王昆仑回忆说：他问过上边这句话后，左恭吓得忙说：

“唆，唆……不是，不是……”

但是，左恭还是向王昆仑介绍了两个人。对此，王昆仑做了如下的回忆：

谈话时，左恭不在。我搬到无锡同乡会，他的样子还记得，是个年轻人，来到肖同兹客厅，轻轻地谈。我说：

“我的朋友，真能谈心的没有。”

“谈什么？”

“谈政治主张。”

“这么多人……”

“我在北平（京）做群众运动认识了些共产党，有的谅解，有的不谅解。”

“你想见共产党吗？”

“能合作吗？”

“你可得负责。当然，他不一定是共产党，你可以大胆说话就是了。不能告诉人。”

王昆仑自然明白“不能告诉人”这句话的分量，遂点了点头。事后，王昆仑知道：“这两个人也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做事，认识左恭、肖同兹，但平时不来往。”经双方商定，王昆仑又和这两个年轻人谈了一次。开始，王昆仑向这两个年轻人“说了很多蒋介石的事”。接着，王昆仑问道：

“你们不也是中央党部的吗？”

两个年轻人没有准备，用王昆仑事后的话说，“他们不愿多说”。王昆仑为了让这两个年轻人放心，大胆地说：

“我是个老囱民党员，很不满国民党的现行政策。”

接着，王昆仑开怀杨谈了自己对国民党的认识过程，以及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国策的不满。其中一个年轻人问道：

“不要忘了，你是立法委员啊！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王昆仑经过这两次谈话，认定这两个年轻人是共产党。同时，他也断定左恭是共产党。因此，他向这两个年轻人**了自己对国民党的全部看法。

左恭是中国共产党打入国民党内部的党员。经过他自己和王昆仑的交往，以及两位年轻的中共党员的谈话，知道这时王昆仑的思想异常苦闷，急切想找到一条新的救国之路，遂向时任中共南京市委书记的卢涛同志做了报告。

卢涛早年从军，在奉系部队中供职，后又脱离奉军南下，在郑州结识续范亭将军，以及中共打人西北军中的党员南汉袁、刘仲华等人，并由刘仲华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32年，中共南京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市委书记李云生被捕牺牲。党中央经过研究，决定调卢涛同志来南京，出任中共地下党南京市委书记。恰在这时，左恭向他报告了王昆仑的情况，经过缤密研究并报请有关部门的批准，遂决定亲自做王昆仑的工作。

卢涛和王昆仑接头时用的名字是王世昌。由于他们都是属于知识分子型的革命家，谈话的内容可谓是上下五千年，纵横八千里，将古比今，感概系之。在他们接触两三次以后，就到了无话不谈的地步。一次，王昆仑当面直言；

“你看国民党怎么样？我看它很快就要垮台了！”

“我看没有这么快。”接着，卢涛比较全面地分析了国内和国际的形势后，十分郑重地说，“蒋介石先是总司令，后是委员长，建立政权后，矛盾一一暴露出来。并在不断发展，即使垮台，也还要一段时间。”

王昆仑认为卢涛的意见有一定道理，但依然坚持自己的看法，并进而说明：“蒋介石排斥异己，不得人心；国民党尔虞我诈，矛盾重重，派系林立，四分五裂，很快就要垮台。”对此，卢涛再次全面地分析了蒋家王朝所存在的一切矛盾，以及所面对的日本侵略等危局，最后又说了这样一句话：

“国民党的最终失败是必然的，但它目前还不会马上垮台。这是因为国民党内部派系的共同利益暂时掩盖了它们之间的矛盾。要促使它垮台还必须做长期的艰苦的工作。”

王昆仑折服于卢涛的政治见解，遂微微地点了点头。或许是他太痛恨蒋介石的独裁政权了，他坦言问道：

“我能为你们做些什么吗？”

“你把所知道的国民党各派情况讲给我们听。”

王昆仑郑重地点了点头，沉吟良久，又严肃地问道：

“我可以加入中国共产党吗？”

卢涛早就想到了王昆仑会提出这个间题，因此，他也很坦诚地答说：

“我一个人不能决定。上海还有一个人，他现在在上海。”

王昆仑明白自己的地位不同，吸收像他这样的人加入中国共产党，卢涛一个人是不能做主的。但是，他为了表示自己的决心，在和卢涛每次见面的时候，他总是要郑重地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事情。据王昆仑多年后的回忆，在这段和卢涛交往中，主要向卢涛讲了国民党各派的情况，并做了如下的回忆：

“孙科是中山先生的儿子，对蒋介石不服。”

“还有呢？”卢涛问道。

“于右任，一度被称为国民党左派。这个老先生，话到嘴边，就不多说了。”

与此同时，王昆仑还讲了他所熟悉的国民党右派元老的情况，以及国民党内部各派系的划分、成份、主要领导成员等等。卢涛听了这些情况之后，主要指示王昆仑做孙科的工作，并把有关人员弄进立法院。王昆仑遵命把左恭等人拉进立法院。他们之间不得发生政治关系，直到解放前都是心照不宣。有一次，王昆仑再也忍耐不住了，再次问了这样一句话：

“我什么时候入党啊？像我这样的人，到底能不能入党啊？”

卢涛只淡淡地说了句“考虑考虑”。

事后，卢涛向王世英同志全面介绍了王昆仑的情况，留在上海的中央局研究决定：同意王昆仑加人中国共产党，关于王昆仑履行入党手续的情况，事后他做了如下回忆：

1933年，我住在无锡同乡会，卢涛谈了我的入党问题，有意让我去上海。我想起了当年孙中山先生要我加入国民党之后，是要履行手续的。因此，我问道：

“填表？”

“用不着，请你做点精神准备。”

在谈到履行入党手续的地方，王昆仑认为办公室最为安全。因此提出“在办公室里怎么样？”卢涛同意了，并说：

“咱们现在开始。”

卢涛拿个小本，“你是哪儿人啊？叫什么名字？什么出身？……”卢涛轻轻地问。他为了让王昆仑放心，请王昆仑看他的本子上没有写字……接着宣哲。卢涛站在旁边，举起右手，说道：

“想什么，不要说。”

王昆仑也举起手，默念着誓词，宣誓结束之后，卢涛和王昆仑紧紧握手。卢涛小声地说了这句话：

“党需要你！”

王昆仑在晚年回忆起这一激动的时刻，说了这样一句话：

“我一生不会忘记，这是193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