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元月13日，张学良由南京移往蒋介石的发祥地奉化溪口，先在武岭学校住了两天，后迁居雪窦山中国旅行社，交由军统局“管束”。

不久，滞留西北的东北军将领，在营救张学良的策略上发生了严重对立，并于2月2日发生了少壮派军官孙铭九等人刺杀王以哲将军的“二·二”事件。为使东北军将领步调一致，以便办理善后，何柱国将军奉命飞赴溪口晋见张学良将军。

张学良将军获悉王以哲将军被杀始末以后，在给于学忠将军的信中写了这样两句话：“弟不肖，使兄及我同人等为此事受累，犹以鼎芳（王以哲将军的字）诸兄之遭殃，真叫弟不知如何说起，泪不知从何处流。”当他获悉周恩来为平息东北军自相喋血，冒着生命危险去王以哲将军家吊唁，同时，还冒着诸多非难把少壮派代表人物孙铭九、应德田、苗剑秋转移到红军驻地以后，他深情地瞩何柱国将军转告好友：

“我为国家牺牲一切，交了一个朋友，希望各袍泽今后维持此一友谊。”

有关张学良和周恩来相交经过，一直为海内外所瞩目。由于政治、历史诸多原因，传云纷呈，莫衷一是。就是张学良将军最近谈到周恩来，也仅说了这样一些话：“周恩来先生我非常佩服……这人说话一针见血，没有什么委曲婉转绕弯，虽然他是那么大的一个政治家也是外交家，但是他说话直截了当，人很聪明，我俩见面感情极好。”然而他们交往的内容是什么呢？他依然是守口如瓶。

蒋介石调任张学良将军出任西北“剿总”副司令之职有两个目的：其一，进剿陕北红军以及就要到达陕北的中央红军；其二，为安抚张学良将军，采用失之东北而收之西北的策略，制造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矛盾，从而达到节制杨虎城等西北军将军的目的。而张学良将军就任此职，也是有着自己的想法的：“陕匪刘子（志）丹股不过数千，而陕政当局本系旧好，又曾托人对良有过表示，自能合作。而西北可做杭日后方根据，何不应命。”把话说白了，张学良将军意以二十万东北军，从速消灭数千陕北红军，把西北当作救亡抗日、打回老家去的根据地。

但是，大出张学良将军所料的是：“陕北剿匪失利，良立返陕，本先，一百十师曾遭覆灭，师长何立中阵亡，此则一0九师又筱灭，师长牛元峰拒降而死。此两师长为东北军之佼佼者……两次惨败，使良心中倍增痛苦，更加深良素认为因内战而牺牲优秀将才之可惜，并对共匪之战斗力，不为轻视。”加之部属对此失败哗然，责难张学良将军，“我等东北人，背井离乡，随汝入关，心中所希望者，有一日同归故土，到不得已时又舍弃我等而去，何等心肠？……”更有甚者，指责“良忘却父仇，不顾抗日大业，盲目服从，求一己之禄位，东北军人，本志在抗日，良对东北军之牺牲，不知爱惜，反竭力逼迫东北军走上‘死路’一条。”这就逼迫张学良将军不得不冷静思索。进而改弦更张，逐步由“剿共”变为“联共”。

张学良将军第一个会面、并举行正式秘密会谈的共产党人是李克农。

李克农时任中共联络局局长。因东北军高福源团长被俘，并从中斡旋、搭桥。促使张学良将军先后三次和李克农相见。有关张、李会谈史有定评。唯有第二次洛川会谈有一趣事鲜为人知：那天，张学良将军为遮人耳目，化装成一个富商风尘仆仆地赶到洛川。李克农握住张学良的手诙谐地问：

“张将军，你解甲从商啦？”

张学良将军是位政治家，遂以政治幽默的口吻答说：

“我是来做大买卖的，是整销，不是零售。”

由此可见，张、李会谈是融洽无间的。

但是，正如张学良将军事后所记：“良当时不悉李克农为共党中何等人物，谈判之下，所提之请求，与后来共党所提之条件大致相似，良答复如彼等真诚，可以容纳转陈，但彼之地位，是否可能代表该党，表示怀疑，促其首领毛泽东、周恩来辈来见。彼答以共党所提诸事，曾经其全体表决者，如良诚信，彼可商请毛、周来见。彼立即北返，得其答复，周恩来愿同来会见，请约地点和时日。”

这就是周恩来和张学良于4月9日举行肤施（即延安）会谈的起因。

就在双方约定会谈地点和时日的期间，张学良主动请来了共产党人刘鼎同志。

刘鼎原名闭薄民，四川南溪人，早年赴德国勤工俭学，后又留学苏联。他回国以后，在周恩来主持的中央特科工作。不久，顾顺章叛变，奉命转移到浙皖赣苏区工作。1935年因边区失败而被俘，又从九江俘虏营逃往上海，因找不到党的组织关系，暂时隐蔽在路易·艾黎的家中养病。恰在这时，张学良烦请部属李杜将军为他寻找共产党，偶然机会之中，由宋庆龄把刘鼎介绍给李杜，再由李杜介绍给张学良。几经交谈，张学良对刘鼎的评价是“很有教养”，“有学问”，谦称“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并邀刘鼎一齐飞往洛川，等候与周恩来会面。

张学良久闻周恩来是出了名的美髯公，那天**。在肤施天主教堂的门口一见周恩来的面，就主动地迎上去，紧紧握住周恩来的双手，以无庸置疑的口吻说：

“你一定是周先生，久仰，久仰！”

周恩来打量了张学良一番，风趣地说：

“张将军，好眼力啊！”

“谁人不晓共产党中的美髯公啊！”张学良说罢大笑不止。

周恩来听了这笑声，心中油然生出一种异样的情感，他不无感慨地说：

“初次相见，就感到张将军是个痛快人，有着一种说不出的亲切感。”

“周先生，这话从何而来？”

“张将军有所不知，我少年时代，曾做过你父亲张大帅的三年臣民，对东北人的性格是熟悉的，而且打心里是喜欢的。”

“难怪周先生也如此痛快。算得上半个东北老乡了。”

张学良和周恩来同声大笑起来。

有关肤施会谈的经过和成果略而不述，仅写如下三点鲜为人知的轶事：

一、周恩来在谈及红二、四方面军就要出川北上抗日的时候，张学良将军十分爽快地说了下边这段话：

“欢迎在川西北一带红军北上入陕，来多少都欢迎。红四方面军北上，驻陕、甘的东北军可以让路，红二方面军要经过中央军防区，我可以去斡旋。”

二、肤施会谈圈满地结束了，张学良紧紧握住就要离去的周恩来的双手：“周先生J今晚的协议，东北军一定严格遵守。”

周恩来语调坚定地答说：“请张将军放心，共产党、红军方面，绝不毁约。”

张学良一挥右手：“来人！”孙铭九手捧重礼走到近前，张学良接过礼单说道：

“这是我送给周先生的‘程仪’二万银元，请笑纳。”

周恩来自然知道“程仪”即所谓的盘程钱，这是过去达官贵人相别时一种礼品仪。做为共产党人，且又是和张学良初次相见，怎么好收受这样重的“程仪”钱呢！他犹豫了，一时不知该如何作答。

张学良误以为自己送的“程仪”少了，或是他送的钱恰是共产党人认为的那种“不干净”的钱，当即郑重声明：

“这是我个人的私款，决不是你们骂的那种肮脏钱。”

周恩来急忙解释，又诚心诚意地说：

“谢谢张将军，这二万银元堪称是饥中送饭啊！”

张学良听后深受感动，周恩来竟然把他送的“程仪”，用做红军解决饮食之用。这对一万多名红军战士而言，二万“程仪”实在是太少了！他当即又送上一份礼单：

“周先生，这是二十万元法币，算是我对红军将士的一点心意。”

对此，周恩来感动不已，迭声道谢。

张学良转身取来一册精装的地图，双手捧送到周恩来的面前：

“周先生，这是一本比较精确的高等投影设色地图，可辅助军用，送给红军……”

“可以更好地打击日本侵略者！”周恩来激动地抢先说出了结论。

“这也是我的心里话！”张学良坦诚地说。

三、归途中，周恩来对同行的人说：“谈的真好呀，想不到张学良是这样爽快的人，是这样有决心有勇气的人，出乎意料！真出乎意料！”

周恩来向党中央汇报肤施会谈之后，中央的领导同志请刘鼎向张学良转达：“那边的同志都欢迎你，欢迎你做为一个大有作为的红军的朋友，说你是当今全国最勇敢的第一个决心抗日的将军。”

刘鼎回到西安以后，向张学良转达了周恩来的亲笔信：“……坐谈竞夜，快慰生平，归语诸同志并电告前方，感服先生肝胆照人，诚抗日大幸！

对于肤施会谈，张学良将军说了如下这段话语：

“会谈后，我是太满意了，比我想象中好的太多了，我结识了最好的朋友，真是一见如故！我从未见过这样的人。周先生是这样地友好，说话有情有理，给我印象很深，解决了我很多的疑难。我要早见他多好呀！”

“我和蒋先生处了多年，但弄不清他打完红军后是否就抗日。对中国共产党，我十分清楚他们是抗日的。”

肤施会谈以后，张学良将军根据周恩来的设想：“即使你有干部，也要自己培养新干部，我们现在办红军大学，你可以办军官训练团。红大上面将来可以办抗日大学，军官团上面也可以办抗日大学。两边都有抗大，可以合在一起成为联合的抗日大学。”他和杨虎城将军共同创办了王曲军官训练团。

随着王曲军官训练团的开办、抗日同志会等组织的秘密或公开筹备，东北军将领中的元老派和少壮派的矛盾突现出来。以孙铭九、应德田、苗剑秋为代表的少壮派，公然反对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到处宣讲联共抗日。以时任王曲军官训练团教育长王以哲将军为代表的高级将领不赞成此道，认为起码是过激，加之他在训练团中大讲中庸之道，遂遭到少壮派军人的攻击。一天，应德田怒气冲冲地向张学良报告：

“王以哲对人说：东北军本是委员长的部下，何谈拥蒋？投靠共产党，再去拥蒋，这种道理简直说不通。”

这引起了张学良的警觉。待到应德田等人多次反映王以哲在训练团中酝酿拥王代张以后，张学良毅然下令以黄显声代王以哲，出任军官训练团的教育长。

这时，王以哲将军的思想有了很大的变化，和中国共产党有了特殊的关系―且又为张学良将军所不知，一时发生了误会和矛盾。他把孙铭九等人掌握人事大权，喻之为宦官包围皇帝。有人劝他向张学良进言，他却哨然长叹地说了下边这段话：

“副座豢养这群人物，就是为了对付像我这样地位的人，我如去说，不是招致副座的怀疑吗？”

张学良将军夹在了这种斗争的中间，日子非常不好过。他突然找来共产党驻东北军的代表刘鼎，似怒似怨地说：

“我的日子难过，想了几天，想把队伍拉出去，能拉多少算多少。请你向你们党中央和毛先生、周先生报告，我立即派飞机送你到肤施，回来时我到哪里你就追到哪里，告诉我结果。”

刘鼎有点愕然，问：“怎么回事？”

“我在这里，翻来覆去地考虑了几天，现在主意打定了。”张学良情绪有些激动地继续说，“前面是强大的日本鬼子，后面是整我、迫害我的蒋军，我的队伍里年轻有为的人不少，但老气横秋、顾虑重重的也很多……好人、坏人混杂，捏不到一起，干脆分手。迟分不如早分，早下手为强，可以保留最大的力量来抗日。我和周先生谈过，彼此了解，干脆跟你们合在一起，丢开手干。”

刘鼎立即电告中央，希望在安塞见面，有要事相谈。

中共中央接到电报以后，估计张学良要有什么大举动，所以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李克农等人都赶来安塞。听完刘鼎的报告之后，当即举行紧急会议。最后，毛泽东做了如下这段发言：

“我们党对东北军不是瓦解、分裂，或者把它变成红军，是帮助、团结、改造他们，使之成为抗日爱国的力量，成为红军可靠的友军。因此，我们不赞成张学良拉队伍和红军一起干。而且拉出一部分队伍来，就要散掉一部分，这不是增强而是削弱抗日力量，要对张学良多做解释工作，叫他不要性急，做扎实工作，团结更多的人，把全部东北军都争取到抗日阵营中来。”

张学良听了刘鼎的转达后非常感动。他指出“过去有些人说这是共产党以此吃掉对方，这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你们共产党是真正帮助东北军，发展东北军的。”因此，他更加坚定了联共抗日的决心。说：

“你们党中央既然要我这样办，纵使碰钉子，或者削职为民，乃至坐牢、杀头也在所不惜。”

在张学良将军的努力下，东北军中的矛盾暂时缓和下来。但是，当张学良被宣布“管束”之后，少壮派代表人物孙铭九、应德田、苗剑秋等人还是杀害了王以哲将军。对此，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电唁王以哲将军的家属，并做出如下评价：

鼎芳先生遇难，不胜哀悼。鼎芳先生努力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但是国家民族之干诚，亦爱国人民之领袖。此次主持和平，力求统一团结，乃见恶于少数不顾大局之分子，逮以身殉。

随着时日的推移，诚如徐帅说：“原来，我党与友军联合造成西北抗日局面的计划，因蒋介石亲临西安大力‘剿共’，已濒临‘流产’危局。当时陕甘宁边的数万红军，在敌人重兵封锁下，缺少衣粮，难以过冬，不得不准备进行新的战略转移。部队开动前，我党向张学良做了通报。张学良力主红军留在现地，‘熬过一、二个月’，等待西北局势的变化。”

这时的张学良处于发动“西安事变”前夕的抉择中。对此，共产党人无从知晓。

红二、四方面军已经出川，下一步向何处发展，均在未知数中。张学良将军事后记下了这段话：“共产党派叶剑英求见，并携有双方停战计划和毛泽东之约书。愿在抗日前提下共同合作，军队则听受指挥。”张学良将军由叶剑英的口中获悉红军困难，他当即拨五万元请宋庆龄转交。

10月的陇东已经寒气袭人了，红二、四方面军出川北来，没有御寒的冬衣。张学良将军闻讯命令被服厂，立即为红军赶制一万套棉衣，悄悄地送到红军的所在地。

叶剑英就要离开西安回保安了，张学良将军又以赠“程仪”的名义送红军十万元。叶剑英激动不已地说：

“张将军真是雪中送炭啊！”

张学良将军和共产党交朋友的过程中，并非都是如此和谐的。他对中国共产党的贡献，也绝非如上所述的钱和物。他帮助中国共产党把“抗日反蒋”的路线改为“逼蒋抗日”。建国后周恩来总理曾有过这样的讲话：

“当年是联蒋抗日还是反蒋抗日，党内有争论。张汉卿说：‘要抗日必须争取蒋介石’，主张联蒋抗日。他的爱国主义心情二十多年来，始终如一，正因为如此，我们更加怀念他。”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里中国共产党的代表人物周恩来一直在怀念张学良将军，而张学良将军也从未忘记周恩来这个朋友。但是，由于人为的原因，他们两个真心相知的朋友终未再次晤面、倾谈，不能不说是中国历史上一大遗憾压

蒋介石与蒋经国均已作古，李登辉终止了“截乱法”，允许张学良将军以九十高龄赴美探亲。张学良将军回大陆祭先祖、会朋友的日子也快来到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