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春，蒋介石亲率蒋、冯、阎、桂四个集团军，誓把占据半壁江山的奉军逐出关外，完成统一大业。

6月初，奉军节节败北，时任陆海军大元帅的张作霖面对溃败的危局，决计告别古老的北京，率部退回发祥地奉天。但是，当他于此惨败中想起自己率部数度人关，最后终于问鼎中原的光辉业绩，一种难以言喻的情潮打心底泛起。他拭去即将溢出的泪花，把心爱的长子―时任奉军第三、第四军团长的张学良唤到身边，习惯地叫了一声张学良的乳名“小六子”，旋即不无伤感地说：

“这次，咱爷们是败在蒋介石和日本人的夹击中，这口窝囊气到死我也咽不下去！我这个臭皮囊（张作霖的习惯自称）老了，很可能无力重整旗鼓，率部挥师入关了，只有靠小六子你给我出这口窝囊气。”

时下的张学良并不赞成父亲的这番话语，但他看看父亲，作为孝子，遂又把到嘴边的话咽到肚里，违愿地点了点头。

张作霖似得到了某种慰藉。他沉吟片刻，突然把头一抬，分外郑重地发问：

“小六子你知道唐朝有个李世民吧？”

张学良闻声感到有些愕然，再一看父亲那严肃的表情，轻声地答说：

“知道！”

“你知道这位李世民多大岁数登基的吗？”

这下可把张学良给问住了。

“你怎么连这样大的事都不清楚呢？”张作霖说罢伤心地叹了口气。

“父亲，”张学良愧疚地说，“原谅我无知，我回去一查历史就知道了。”

“不用去了！他在28岁那年就当上了皇上。”

张学良深知父亲虽是草莽出身，却很想早日登上皇位。为此，他经常研究汉刘邦、唐李世民、明朱元璋等人的发家史，对他们起事中的一些重要战役和掌故如数家珍。对此，张学良的记忆总显得不如父亲。相反，他对华盛顿、林肯等人的历史却了如指掌。

“小六子，你今年多大岁数了？”

“再过两天——也就是6月4日，我就28岁了。”

“对！和李世民当皇上的时候一般大。”

张学良闻之又是一惊，他有些茫然地看着父亲那铁青的脸，真猜不出父亲说这些的真正用意。

“小六子！这些天来我想了许多，看来打天下和坐天下的事，我这个臭皮囊恐怕都不行了。”张作霖说罢叹了口气，旋即又摇了摇头。好一阵子没说话，突然像是下命令似的严肃地说：“从现在起，你就要做当今的李世民。”

“不！我不做李世民。”张学良本能地反对着，当他看见张作霖就要暴怒的样子，又坚定地补充说：“父亲，你也不要做当今的李渊！”

“为什么？！为什么……”张作霖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了，他腾地一下站起身来，活像是一头被困的雄狮，大声地吼叫着。

张学良很少看到父亲对自己发这样大的火，为了不使就要退回关外的父亲过于伤心，他没有说出自己的理由，只是缓缓地垂下了头。

“没有大志的东西！”张作霖余怒未消地又大声质问，“你知道日本裕仁天皇今年多大岁数了吗？”

“知道，”张学良复又抬起头，“裕仁天皇和我同庚，28岁。”

“算你有记性，还知道日本的裕仁和你同庚。”张作霖操着恨铁不成钢的口气说罢，复又哨叹不已地摇了摇头，“你若是我的儿子，那就应该立志当今天中国的裕仁天皇!”

“我不当！我不当……”张学良再次本能地反对着。

“为什么？！为什么……”张作霖也再次怒不可遏地大声质问着。

张学良为什么不做李世民，也不当今天中国的裕仁天皇呢？

张学良虽然生在一代军政府首脑之家，但他的思想却远远超越了其父张作霖先做东北王、最终要当中国的皇上的境界。究其思想核心是爱国主义。用他最近在美国反复说的一句话来说：“我年轻时可以说是‘爱国狂’。”对此，他的原任机要秘书郭继城曾做如下论证：

他的思想的根源，是坚定彻底的爱国主义。这一思想的形成基本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中国传统的孔孟老庄的忠君体国，民为国本，和无我的思想、侠义的思想；一是西方民主主义的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和民有、民治、民享的思想。他承认“受西方教师与朋友的影响超过本国的师友”。

张学良的爱国思想，是以其民主主义思想为基础的。他把“以民意为准则”作为自己思想和行动的出发点。1928年6月，在他兼任奉军军务督办发表的就职通电中，曾郑重宣称：“国家之大体主权在民意所归即国是所在，自今以往以全体民意为准则……其一切规章制度悉采取众意”，要“姆除一切苛捐杂税以利民生”。

另外，中国伟大的民主主义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对张学良将军的爱国主义思想的形成，也起了很大的作用。期间，张学良将军和孙中山先生有过一次间接交往和一次相见晤谈。

1922年6月16日，孙中山先生蒙难广州观音山，后避居上海。为了击溃暗中支持陈炯明发难的吴佩孚，他曾构想和相继败在直系手下的皖系段棋瑞、奉系张作霖，结成孙、段、张反直大三角联盟。其间，他意外地收到了张学良纵论天下的信腆，令他惊不已，当他获知张学良尚不满22岁的时候，他似乎看到了东卡来的希望。因此，他当即挥毫写了如下这封信：

烦诵手书，借悉一切。所论奉省暂持冷静态度，以侯时机，实为特识。文烦致书尊公，述此后军事进行，宜由西南发难，据险与敌相持，使彼欲进不得，欲退不可。然后尊公以大兵直捣北京，略定津保，以复其集穴，绝其归路，敌必可灭，正与高明之见不谋而合。望力持定见，他日运筹决胜，可为预期也。转芳辰君来，连日讨论，悉东三省整军经武，养锐待发，易胜欣慰。兹特请汪精卫先来渴，一切代述。希赐接洽为荷。专复。

敬颂 台绥

孙文

9月22日

孙中山先生写罢这封信后，大概想到了张学良是“胡帅”之贵公子，遂又当即写下了“天下为公”的横幅匾额，由亲赴关外的汪精卫和孙科面交张学良。

弱冠之年的张学良，收到一代革命宗师孙中山先生的墨宝，除去受宠若惊之外，一定会想到孙中山先生对自己的无限期望―一定要“天下为公”。不久前，年逾90高龄的张学良回忆起孙中山先生―尤其是孙中山先生扶病北上，在天津病榻旁召见他的往事，他真诚地说了下边这段话：

“我很佩服他。他有头脑，在病**对我说：东北处于两个帝国主义中间，东北青年责任重大。”

孙中山先生在北京病逝之后，张学良自然清楚中国未来发展的趋势。加之，他清醒地认识到：“我自22岁领兵打仗一直打内战，所以我对内战厌恶到头了。一次我去河南，老百姓痛苦的不得了。他们说儿子去当兵，到哪儿去了没人知道，没活劲儿了。自己打自己，只剩下老弱妇孺，我看了心痛极了。从那时起，我下了决心，一旦我能掌权，一定要尽量避免无意义的战争。”因此，他断然对父亲说了这样两段掷地有声的话：

“父亲！你让我做李世民，说明你这是旧脑袋。现在时代变了，不是封建时代了，中国不能再有皇帝了，我决不能当太子，你也决不能当皇上。”

“父亲，你让我当中国的裕仁天皇，你也错了，我也不可能学裕仁，日本有日本的国情，你也不要希望我学裕仁，我应该做一个为人民拥护的公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