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汪精卫被刺的四届六中全会不久，国民党召开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骂做不抵抗将军的张学良面对华北危局，希望国民党五次大会开成救国抗日的誓师大会。但蒋介石却在《对外关系之报告》中强调对日关系“当为最大之忍耐”，并公然提出了“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不轻言牺牲”的外交方针。会后，张学良仰天自语：“华北休矣！”

东北三省是在张学良的手中丢掉的，他唯有带领东北军打回老家去，才能洗刷不抵抗将军的罪名。为此，他秘密去监狱中探望了东北政坛名士杜重远先生。

杜重远先生因《闲话皇帝》一文受累入狱。他由前来探监的老朋友——秘密共产党员胡愈之的口中获知了《八一宣言》，以及蒋介石正在秘密谋求和共产党接触的消息。因此，他希望张学良在东北军集中陕甘两省的情况下，走联合抗日道路。并指出有三个有利条件：第一，中国共产党发表了《八一宣言》，毛泽东领导的中央红军到了陕北，可以联合起来；第二，陕西省的实力派杨虎城是有抗日进步思想的，他的左右也有一些进步分子，可以合作；第三，新疆的盛世才原是张学良的部属，他利用有利的地势，可以和苏联搞好关系，这也是一个不可小视的抗日力量。

张学良信服杜重远先生的见解。他为了尽快地打通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也想了很多的渠道，其中之一是请求原部属李杜将军帮忙。

东北抗日失败之后，李杜和马占山、苏炳文等抗日将领退入苏联国境，遂和共产党友生了联系。不久以前，他辗转回到上海，依然和共产党保持着接触。他为了快些完成张学良的托付，请求有红色牧师之称的董健吾帮忙。

这时，董健吾已经接受宋庆龄先生的付托，去陕北苏区送信，他答应李杜将军：等外出回到上海再帮忙。

诚如前文所说，童健吾带着中共中央对国共谈判的条件和复信回封上海，当面交给了宋庆龄先生，并受到宋的感谢。

也就是在这次相见中，董健吾说起在去年12月，张学良曾秘密会见李杜将军，郑重委托李杜帮助寻找中共关系，以商谈在西北联合抗日问题。他征询宋庆龄先生：可否从旁相助以及如何相助？

宋庆龄认为张学良想联共抗日是好事，应该给予帮助。说到如何相助一事，她想起前天史沫特莱和艾黎曾带来一位避难的“周先生”，“是个颇有学问、经历不凡的共产党员，很适合去从事这项工作”。她建议董健吾去史沫特莱家去和这位“周先生”谈一谈。

董健吾遵命来到史沫特莱家，他一见这位”周先生”惊得一征，禁不住地说道：

“怎么是你？”

这位“周先生”淡然一笑，风趣地说：

“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呢？全是万能的上帝早己安排好厂的嘛！”

这位“周先生”的真名叫刘鼎，原在中央特科工作，先是陈赓的副手，后是潘汉年的搭档，自然和董健吾是老熟人了。董健吾惊诧地问：

“你不是早已撤往中央苏区了吗？”

但是，刘鼎同志途经闽浙赣苏区的时候，值第四次反“围剿”战争，通往中央苏区的交通被封锁。经方志敏同志的劝留―并征得中央同意，他留下担任闽浙赣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兼红军第五分校政委。方志敏奉命率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向皖南挺进，不久失利被俘。刘鼎等人隐藏在弋阳仙霞岭一带活动，过着野人一样的生活。1935年盛夏，因下山觅食被俘。先解往南昌行营军法处，后转送九江俘虏营。他寻机逃离九江，潜回上海。刘鼎通过原在中央特科工作的蔡厚叔同志，找到在华的美国进步作家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当史沫特莱听说刘鼎是来自江西的红军，遂把刘鼎带到新西兰友人路易·艾黎的家里，并嘱咐道：“他将住在你们这里，直到他去别处。”刘鼎遂以“周先生”的化名留居在路易·艾黎的家里。

董健吾把张学良想找中共关于商谈抗日的事说了，问刘鼎可否当此重任。刘鼎感到事情有点突如其来，不知底细，就说：“我急于找到党中央，希望能得到组织的指示。”董说：“到了西安才可以去陕北，这是一个条件，一定要让他们送你去陕北。这次我去陕北，就是张学良派飞机送到肤施，再派骑兵护送到瓦窑堡的。”

刘鼎听说这是找到党中央的一个途径，很兴奋，但想到事关重大，表示要考虑两天再答复。李杜得到刘鼎的答复，立即电告张学良：“寻找我朋友，已经找到了。”这时，张学良则刚在洛川会见过李克农，同中共建立了联系，但仍然很重视李杜介绍的关系，立刻选派自己的亲信，高级参议赵毅去上海迎接。从此，刘鼎摇身一变，成了中共派驻张学良身边的代表，为促进第二次国共合作建立了功勋。

时人和后人，也应该记住董健吾帮助张学良找到刘鼎同志的功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