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入主南京后，他认定共产党是“心腹之患”，而日本军国主义步步入侵中国是“皮肤之患”。由此产生了他的所谓“镶外必先安内”的既定国策。但是，随着伪满洲国的建立，以及华北日渐危急，全国上下掀起了坚决抗日，严惩汉奸的救国热潮。就在1935年11月1日国民党召开四届六中全会的开幕式上，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刺杀亲日派头子汪精卫案。当蒋介石获悉刺客的枪口原本是对着他的，因他未出席合影，汪精卫做了他的替罪羊之后，迫使他不得不考虑“攘外必先安内”的既定国策，还能行使多长时间。

蒋介石很快醒悟到必须接过坑日救亡的大旗，方能赢得对外―欧美诸国乃至于苏联的支持，对内―举国上下的拥护。自然，这也要获罪于日本与国内的亲日派。他为了对外遏制日本的侵略，对内分化、瓦解共产党和红军，遂又想到了苏联。也就是在这前后，他认真地阅读了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有关文件，以及中国共产党有名的《八一宣言》。他认为这是千载难逢的时机，委派行政院代院长孔祥熙和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英洛夫接触，并亲自出马和鲍格英洛夫进行秘密会商。当他得到苏联外交部明确答复：苏联政府不充任“中国共产党和蒋介石之间为建立抗日统一战线谈判的中间人”以后，遂决定通过几条渠道，亲自和共产党建立秘密联系。其中一条就是希冀他的郎舅宋子文完成这一秘密使命。

宋子文是欧美诸国在华的代言人，因而是个坚定的反日派。他虽说愿意完成这一秘密使命，可他身边并没有和共产党有关系的亲信，遂求助于二姐宋庆龄。

宋庆龄先生为维护“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和国民党右派斗争了近十年。在这期间，她和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有着较为密切的接触。当她听宋子文说：蒋介石希望派一名使者进入陕北苏区送信，直接和中共中央取得联系。她似乎未假思索地就笑着说：

“我看你的同学可担此任。”

“哪个同学？”

“董健吾牧师。”

董健吾接受了宋氏姐弟的委托，赴陕北苏区送信。为确保董健吾沿途的人身安全，行前，宋庆龄交董一张委任状，委董为“西北经济专员”，由财政部长孔祥熙签名委任，以保障旅途通行无阻。

1936年1月，董健吾告别上海乘车西去，十分顺利地到达西安。这时的西北高原恰到“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隆冬季节，一时难以雇到通往陕北苏区的车辆。他急中生智，打着宋子文和孔祥熙的旗号求见张学良将军，希望张能派专机送他去陕北苏区。

张学良将军和宋子文私交甚笃，且又为寻找共产党而着急。俗话说得好：“打狗看主人。”他当即约见了董健吾。当他看到由孔祥熙签名委董为“西北经济专员”的委任状，他完全心领神会董健吾陕北苏区之行的真实目的，遂派飞机送董到肤施（即延安），再由东北军派一骑兵连护送董过境，红军边防司令李景林在苏区边境接待他们。几经辗转跋涉，董健吾于2月27日安全到达瓦窑堡。

林伯渠、张云逸、袁国平等领导同志在瓦窑堡门口迎接董健吾。翌日，“董由林伯渠陪同将宋氏密信呈递博古，传递了南京政府要同中国共产党谈判的意向”。

此时，中央红军已渡河东征，中共中央主要负责同志毛泽东、张闻天、彭德怀等都在前线石楼。几经密电往返磋商，3月4日，毛泽东、张闻天、彭德怀集中各方意见，提出“与南京谈判之意见”，表示“愿与南京当局开始具体实施之谈判”。向南京方面提出五项条件：一、停止一切内战，全国武装不分红白，一致抗日；二、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三、容许全国主力红军迅速集中河北，首先抵御日寇迈进；四、释放政治犯，容许人民政治自由；五、内政与经济上实行初步与必要的改革。

与此同时，张闻天、毛泽东、彭德怀曾于3月2日致电博古，要他和董健吾等人一起来石楼，讨论和国民党的联络问题，但是董健吾想到自己离开上海已近两月，为不引起宋子文、孔祥熙等人的疑虑，希望快些回上海复命。3月4日，在电告上述五项条件的同时，同意董健吾不来石楼，先回上海。

3月5日，董健吾带着上述条件离开瓦窑堡回上海。

诚如刘家泉先生在其专著《宋庆龄传》一书中所评述的那样：“当时的几条渠道都对国共谈判做出了贡献，宋庆龄则帮助沟通了两党中枢间的直接联系，起到了别的渠道难以起到的作用。”

这是十分公平的论断。

今天，还应补充这样一句话：“而沟通国共两党中枢间直接联系的秘密使命，是宋庆龄先生委托董健吾牧师完成的。”换句话说：“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头功，董健吾牧师是有一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