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慧只身留在上海，在其父任董事长的上海道亨银行分号中任职员。诚如刘人寿同志所回忆的那样：“董慧同志的工作机密性很强，允许接触的范围很小，不能过集体生活，每天生活在银行职员中。这种工作对刚从解放区过来的同志是很不习惯的。但在汉年同志的帮助下，她的工作能够适应，并做出了成绩。1940年至1943年，董慧同志负责管理经费收支。……她利用往来于港沪之间的可靠同事或其他社会关系，传送经内部包装或秘密写的材料《包括请示和指示文件）。所以从1939年至1941年，我们并没有专职脱产的港沪交通员，但从未发现差错。”

董慧除去作为共产党人所共有的属性外，她还具有一切逐渐成熟了的女性的要求，那就是需要异性的爱和爱异性。但是，她正因为首先具备的是共产党人的属性，所以她需要的异**和所爱的异性，必定是和她志同道合的革命者。然而，由于她的工作机密很强，允许接触的范围很小，不能过集体生活，每天生活在银行职员中。她所需要的异**和所爱的异性从根本上讲是不存在的。结果，她那种随着年龄增长的女性的属性理所当然地受到了遏制，她潜意识地要求另辟蹊径，以满足这受到遏制的女性所需。

而潘汉年是唯一满足她这种女性所需的最佳异性人选，而且是在不知不觉中他们逐渐走到一起的。

开始，董慧对潘汉年充满了仰慕之情。因为“潘汉年同志的革命经历，在对敌隐蔽斗争中，和同时代的革命者相比，他的使命更为艰险，斗争条件更为复杂。他的工作需要异常的智慧和毅力，而他完全具备了这些常人所不能达到的条件”成为一代情报战线上的领袖人物。这对任何一位情报战线上的女性而言，都有着特殊的吸引力。

不久，董慧知道了她所仰慕的情报工作的导师―潘汉年那不幸的个人婚姻。起初，是惊愕，不理解，继之是对所仰慕的人的不幸的同情，本能地希望自己能帮助所敬重的潘汉年解除一些精神深处的痛苦。由此开始，她由景仰之情突变成同情而又逐渐转化成医治或曰填补潘汉年精神深处的痛苦的那种说不清、道不白的感情。

对此，年长董慧十二岁的才子型的潘汉年是完全心领神会的。尤其当他在许玉文那儿得不到感情上的所需，他于下意识之中希望向董慧索取，因此，他在不多的几次返回上海指导情报工作期间，情不自禁地要求自己多看望董慧几次。再者，由于董慧的文化素质较高，家庭教育极严，从小形成的那种单纯、敦厚的名门闺秀的性格，恰恰又是潘汉年只有在理想境界中才能得到的。他受着这种理想情感的驱使，潜意识地强迫自己去追求董慧。

然而他们之间的特殊地位，尤其是潘汉年毕竟是有妻室之人，必然成为他们两个潜意识相互追求的人为障碍。也给他们这种潜意识的相互追求带来了意想不到的精神痛苦。另外，潘汉年不可能久留上海，还要把很大的精力放在香港，这就意味着他们又要较长时间的分离。这对“每天生活在银行职员中”的董慧而言是痛苦的；就说回到香港许玉文身边的潘汉年吧，感情的创伤也是常人所难以理解的。在这动乱而漫长的日子里，潘汉年的情感和个性，不可能把自己永远困在这名存实亡的婚姻中，另外，他的出身和教养，他的思想和性格以及他的年龄、地位、才华等等，都不可能使他甘愿做传统的殉道者，永远格守传统的清规戒律。怎么办？遂成了潘汉年和董慧于痛苦之中必须回答的课题！

俗话说得好：分离是感情推进的催化剂。潘汉年和董慧的每一次分离，都悄然地增加了他们相爱的浓度。自然，他们二人每一次长时间分离后的重逢，都神不知、鬼不觉地变成了打破这种尴尬局面的条件。就在这种数度分离和重逢之后，他们都自愿地接受了对方的感情。于是，“便出现了被传统道德所否定而又令人可以理解的‘婚外恋’了”。或者说是“建立了亲密的同志加恋人的关系”。

据说，潘、董二人这种“亲密的同志加恋人的关系”，确立于“皖南事变”的前夕，潘汉年由上海返回香港的再次分别的时候。

不久，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发生了，潘汉年基于革命家的义愤，协助廖承志等人向国内外揭露蒋介石所欠下的这笔笔血债。同时，他还利用自己建立起来的交通，把散失在各地的新四军干部安全转移到江北新四军军部。与此同时，“周恩来同志为了保护留在重庆的一批文化人不遭国民党迫害，已从几路撤退，有的已去延安，可以在香港、海外活动的尽量到香港、仰光”。而撤往香港、仰光的文化人的安置工作又落到了潘汉年的肩上。

是年年底，爆发了“太平洋战争”。日本侵略者以碎不及防的侵略手段，成功地奇袭珍珠港之后，旋即又迅速地占领了香港，并强行进驻了上海的美、法等租界区。潘汉年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战争态势，必须重新调整、部署第一线的情报系统，方能更有效地完成党中央交给的具有二战全面性质的战略情报。同时，上级还要求潘汉年，必须对滞留在香港的一批情报人员做出新的妥善安排，以保证他们的安全。他经过周密的思考，并商请中央有关部门的同意和批准，决定采用在古已有之的以夷制夷的策略―利用他打入日本“岩井机关”的特殊条件，完成了这一艰难的重任。

在这次撤退和转移过程中，董慧同志功不可没。香港沦陷了，她的父母和亲人全都沦为亡国奴，她无时无刻不在为他们担惊受怕。但是，她为营救情报战线上的战友，权且忘记自己的小家。她这位经费保管员不仅把情报经费用在了刀刃上，而且还用自己的积蓄，乃至于董家的私产，接济自香港撤到上海的战友和同志。那时，同志们是何等敬爱董慧这种大公无私的品质啊！

随着时间的推移，董慧的年龄越来越大了。她作为一位名门闺秀，无论是受到家风遗教，以及传统的伦理道德所界定的范畴的熏陶和约束，还是作为女性的追求和需要，她都会从这种“婚外恋”的满足中渐渐地醒悟，又很快变为一种不满足。再者，异性之爱具有很强的排他性，每当想到许玉文的存在，她就会由情感所追求的不满足，向着必须由她一人占有潘汉年的爱的方向转化。然而董慧又是一位理智型的女性，她清醒地知道，潘汉年的工作性质和自身的性格弱点，决定了他不能和许玉文一刀两断，遂成为她一人所拥有的合法丈夫；同时，她也因为爱得太深，不能自拔，更不能因此舍潘而去。结果，她就陷入了难以自拔的痛苦中！

对此，潘汉年是完全知情的。他也正因为完全知情，才感到自己对不起董慧，并由此而陷入了无法解脱的精神痛苦中。不久，他奉命自上海撤退。他应该带谁同行呢？带许玉文吧？结论是肯定的：不带；带董慧吗？名不正，言不顺。不用说他无法向知根知底的战友交待，就是董慧自己也不会和他同行的，尽管她打心里愿意和潘汉年比翼飞到解放区去。这就意味着他和心爱的董慧分别。但是，当他想到自己自上海撤退之后，许玉文的生活来源时，他又受着道德的驱使犯了难。最后，他竟然违拗心愿地求助干董慧：

“我走以后，许玉文她……一个人留在上海，经济没有来源，也没有人关照她，这对她而言……”

董慧随着潘汉年这语无伦次的话，她那双俊俏的大眼睛渐渐地溢满了滚动欲出的委屈的泪水。也就在这一瞬间，董慧完全理解了潘汉年的全部用心，因此，她又觉得潘汉年的情操是那样高尚，因为在古今中外的情场上，还未曾见到为了宽解自己的心，让自己心爱的人去关心早已不爱的妻子。还是在这一瞬间，她突然良心发现：为了爱一个人，为什么要恨一个无辜的受害者呢？她吸泣地说道：

“你放心地去吧，我会用自己的薪水接济她的生活。我也会尽自己的能力去关心她。”

“慧！……”

播汉年的心灵震颤了，他情不由己的伸出双手，紧紧拥抱着董慧那颤抖的身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