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汉年和董慧见面不久，“延安中社部决定设立华南情报局，由潘汉年负责组建，并统一领导”。潘汉年遵命建立了精干的情报班子，并以此为核心，逐渐把情报工作的触角深入到香港各个阶层。这时，延安中社部又指示他“着手建立上海的情报工作据点，并逐渐拓展为一个敌后的情报网络，积极开展工作”。不久，他又收到了中央的密电通知：要他尽快地收集日蒋、日汪、蒋汪之间的新关系的情报，以便设法阻止蒋汪携手，宁渝合流的局面。潘汉年审时度势，几经和中共南方局联系，毅然决定北去上海，在重建庞大的上海一带的情报网系的同时，尽快完成党中央交给的这项带有战略全局意义的情报任务。

董慧与潘汉年同行，由香港道亨银行的职员变为上海道亨分行的职员，继续负责保管情报经费和传送沪港之间的情报信息。

潘汉年回到上海不足两个月的时间里，不仅系统地组建起情报工作的据点，配备了必要的情报干部班子，而且还分别打入了汪伪特工总部“七十六号”和日本的“岩井机关”，建立了可靠的内线，并取得了重要情报，完成了党中央交给的战略情报任务，堪称战绩辉煌！

但是，潘汉年在家庭生活中却是一位失败者。尤其是在这一段时间里，他个人的情感陷入了极大的痛苦中！

潘汉年的原配夫人是许玉文，是在潘18岁那年由母亲做主结婚的。

这不幸的婚姻整整持续了二十年。

就说是许玉文吧，她的情感痛苦也是令人同情的。潘汉年自上海沦陷撤往香港，许玉文在沪孤守已经近两年了。一个女人，独自生活在沦陷区长达六百余个日日夜夜，其精神所受到的折磨是难以想象的。而今，她终于盼来了远别的丈夫，希望能多给她一些爱的慰藉。潘汉年不可能满足她这不算高的情感要求，而且还必须全身心地投入到情报工作中去。所以，他们之间没有那种“新婚不如久别”的欢愉。相反，他们的相见又变成了更大的分裂的起点。结果，只要潘汉年回到这个家，许玉文就歇斯底里似地和他吵架，而他又不可能反唇相骂，唯有把这痛苦深埋在心底。

但是，这种忍耐是有限度的。潘汉年终于提出了和许玉文离婚的要求。这对许而言，无论如何是不能接受的。‘结果，他们的吵架又升级到了一个新的水平。真是无巧不成书，正当潘汉年默默地忍受许泼妇般的吵骂时，董慧给他送来了一份南下香港的密件，惊得董慧难以相信这是事实。

董慧出生香港著名的实业家的家中，自幼就习惯父唱母随的安逸的家庭生活。另外，她的家庭充溢着中华文化的传统，几千年形成的三从四德―乃至于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陋习，也必然对她的成长产生影响。因而当看见许玉文如此蛮横不讲理的大吵大闹，而潘汉年却听之任之，独自坐在一边生闷气，这实在令她惊诧不已！

董慧在香港，很自然地会接受西方文化的熏陶。后来，她投身革命，并在延安学习和生活了两年，那种同甘共苦、真诚相待的同志关系使她留恋；再者，潘汉年是她景仰的革命家和情报战线上的领导者，他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位文化素养很差的妻子呢？她难以理解1

潘汉年是一位自尊心很强的知识分子类型的职业革命家，他望着董慧那惊愕的表情，其尴尬情景是可想而知了！事后，他违愿同意许玉文随他南下香港，行前又把董慧约到一家犹太人开的咖啡馆见面。他交待完有关的工作安排以后，怀着依依惜别之情说道：

“安心工作，要忍受住寂寞，我会给你写信的，也会来上海看你和同志们的。”

潘汉年在这近二年的时间中，数次往返于港沪之间，领导敌占区的情报工作，的确创造了我党情报战史中的许多奇迹。例如：在德国进攻苏联的前夕，潘汉年曾通过香港的情报班子，以及在重庆的阎宝航同志相继获取了这一重要情报，并及时电告了苏共中央和斯大林，遗憾的是未引起苏方的警觉，致使苏联付出惨重的代价。也就是在这两年卓有成效的情报工作中，潘汉年和董慧的关系发生了质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