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潘汉年在政治上飞速发展的时候，他个人的家庭生活却使他陷入了极大的痛苦中！

潘汉年的原配夫人许玉文。是在他18岁那年由母亲做主结婚的。潘汉年在“五四”风潮影响下步入文坛，而后又投笔从戎、弃文从政，成为中共在三十年代闻名上海的思想、文化战线上的组织者和领导人。他不仅有着远大的革命志向，有着超乎常人的组织能力，而且一直崇尚个性解放，并极富有叛逆的性格。他的理想的伴侣，绝不是许玉文这样封闭的农村妇女。因此，从他结婚伊始就埋下了悲剧种子。

许玉文也深知潘汉年不爱她。但她是在传统的东方道德中长大成人的，所谓“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从一而终”的封建观念是根深蒂固的。她作为一个女人如何获得情感的需要和解脱呢？唯有在冰冷的夫妻生活中向播汉年寻衅和宣泄。这样，就必然陷入了夫妻吵架的恶性循环。就在他们结婚不久，潘汉年把许玉文带到上海同居的时期，他们之间就吵得不可开交了。

播汉年是受“五四”风潮的影响，从封建家庭的束缚下杀入社会的。因此，他的思想和情感无不打上这一特定的时代的印证。他一方面有着向封建堡垒宣战的大无畏的勇气，另一方面又很难和传统的伦理道德一刀两断。反映在他和原配夫人许玉文身上，也必然是双重的性格：他一面不爱这位没有情感基础的妻子，另一面作为孝子又不敢悖逆母命，断然和妻子离婚。其精神痛苦是可想而知的随着他的学识的增长，地位的升迁，其精神越来越痛苦。

然而，潘汉年作为一个矢志向前走去的革命者，他虽然从形式上难以割舍由母亲包办的这桩婚事，但他的灵魂必然是本能地要飞离自己的躯壳，寻求一种精神上的满足。这就是时人―尤其是姚蓬子对潘汉年的私生活颇多微词的由来。

这时的潘汉年有没有婚外恋呢？至今尚未查到有关这方面的证据。但是，远在他初到上海谋生的时期，就有精神中的恋人了。又寸此，尹琪先生在其专著中做了如下记述：

这一年的初夏，潘汉年得到一个偶然的机会去了一趟北京。原因是他的一个表妹中学毕业了，要到北京去考学校。姑母不放心年轻的女孩单身远行，便写信让潘汉年送她去北京。潘汉年向中华书局临时请了半个月假，专程伴送表妹赴京。这是一件使潘汉年很高兴的事，也是他终生难忘的一件事。直到他晚年身处逆境时，还没有忘却他最早所经历的这一次初恋的浪漫故事。原来他同这位表妹自小就熟悉要好，可以说是青梅竹马，情投意合。虽然潘汉年遵母命结了婚，但在感情上一直恋着这位表妹。在潘汉年离开宜兴到上海来之后，他和这位表妹仍有不断的书信往来，互相倾述心情和情思……他把她送到北京后又在那里陪伴卷玩了一些日子，他们几乎是形影不离，卿卿我我，如痴如迷。但这只是他们追求的一种单纯的所谓精神恋爱，事实上都还受着家庭，礼教的管束，不过是一种明知不可为的暂时陶醉罢了。

这就是潘汉年的性格：一方面，他有着和敌人抗争到底的气魄和聪明；另一方面，他又没有和自己灵魂深处的传统道德决裂的勇气和决心。更为严重的是，他并没有在多年的革命生涯中磨掉性格中的软弱方面，由于潘汉年这种悲剧性格的发展，必然导致了他家庭悲剧的发生；加之时代悲剧的推衍，终于导致了潘汉年的政治悲剧。

潘汉年在这种双重性格的支配下生活着。他全身心地投入到党交给的工作中去，同时，他又借用小说的形式抒发自己悄感深处的痛苦。他在这一时期写过不少小说，但他自己很喜欢其中两个短篇：《离婚》和《求爱》。如果仔细分析一下这两部作品的内容以及小说主人公的情调，不难发现潘汉年的原配夫人许玉文和他小表妹的影子。难怪他当时的文友直言不讳地说：“光华书局出版了播汉年的一本小说集《离婚》，恐怕主要就是写他自己的事。”